‌铁誓无言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社会部特别交通科科长的一生

陈建国（江西社科院研究员）

序

电视连续剧《潜伏》播出，对我的心灵振动很大。军统天津站副站长余则成用的是假名字，这位英雄地下党员的真名叫梁绍和。他儿子梁云是我在八一保育院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也和我一样有三个名字。我想，凡是和“地下党员”这一特殊群体沾上边的，都会有此类极其复杂的情况。影视作品的艺术加工不言而喻，几个人物的故事拼凑在一起是常事。但真正令我吃惊的是：我老爸在剧中出现用的竟然是真实姓氏。我爸爸陈瑞先不姓陈，他在老家本姓秦，叫秦起周，是安徽省金寨县双河区秦家湾人。他就是剧中带“余则成”见“首长”的“秦科长”。编导用的是谐音，还是查了档案真知道我爸原姓秦呢？除了让我好奇，更让我心里不平衡。

原中共华东局组织部长吴允中叔叔在世时再三叮嘱我：小陈呀，你爸爸的事你可千万不能对外讲啊，说了一个字就要犯大错误！我对吴叔叔说，我也是共产党员，知道保密工作重要，请吴叔叔放心。现在可好，电视剧公开播了，作为秦科长的儿子，直系亲属，竟然什么也不知道，心里觉得憋屈难过。加之我是搞社科研究的，觉得事情都过了七八十年了，国共两党关系好转了，还有必要保密吗？

正在我心里憋屈的时候，老伴儿不知道从谁手上拿回来一本书：“你看看人家，都知道为父亲写一本传记留下来。你哪，不是能写吗？为什么不给老爸写本书尽尽孝呢？公家不出就自己印个百儿八十本，送送亲友也行。留下来就是个念想。”老伴儿一番话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我说了吴叔叔的嘱咐，她说与时俱进么，他那一套早过时了。胡连会表明新的国共合作已经开始，你怕什么？她说得不错。拿回家的那本书正是国民党一个人物的传记。

正在这时，我保育院的一位同学，也是红军后代，把他自己给他父亲写的书送给了我。我问他：这么丰富的资料你从哪里来的？他回答说，我爸文革时关牛棚写检查都是我替他写的，我什么资料不知道啊！另外一位同学告诉我：他爸爸在世时老喜欢讲过去斗争的历史，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我真羡慕他们呐！我爸在世时，关于他在延安中央社会部工作的事竟然一个字也不说！现在怎么办呢？老伴儿说查档案哪，你的好朋友刘平原不是档案局局长吗？

省档案局的同志对此十分支持，这让我有了点信心。我爸爸退休前是庐山疗养院总院院长，就先从省卫生志查起。省志上对此有所记载，以此为依据，动员了档案馆工作人员帮助查找，结果就找到了批准他退休时向省政府打的报告和调他组建江西省干部疗养院时的调令。因为这两件事跟省长邵式平有关，才得以保存。正式档案材料踪迹皆无。他是省管干部，按规定去世后档案要报省档案馆。我发愁了：难道在十年动乱中被毁了？正当我愁眉不展的时候，王延处长说话了：

“你爸爸是在九江退休的吧？”

“是啊！”

“文革挨整和平反都在九江，对吧？那你到九江找去。档案材料很可能在九江。”

于是我又在李国强（原省科技厅厅长）同志帮助下来到九江。由九江党史办柳秋荣主任大力协助，果然在九江市档案馆找到了父亲的正式档案。查阅档案让我明白了许多过去不明白的事情。父亲的一生让我深深地震撼了。我下决心要写好这本书，感到这决不是尽孝那么简单，而是包含着某种更为神圣的使命在内。在此期间，原省委组织部机关党委书记叶寿春阿姨，一直以各种方式鼓励我、支持我。

看完正式档案以后，出现一个问题：父亲参加革命、被俘、出狱、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文化都很清楚；1949年6月南下后的事情也清楚，唯独1941年1月至1949年6月，在延安党中央社会部担任特别交通科科长的事迹一笔带过。1942年他被评为部的甲等模范工作者，原因和事迹依然空空。可这九年是我党最为关键的九年，老爸工作岗位又如此重要，不了解怎么行呢？

我向党史研究人员打听，寻找出路。中央党史研究室一部的孙丽萍副主任，与中央组织部领导联系，汇报我的情况和要求。领导答复说，他儿子不知道他的工作情况就对了，这就是为党的事业做出牺牲。看着我疑难的表情，孙主任认为我们可以在不泄密的情况下写好你爸爸。通过别人的描述、公开发表的资料，从侧面反映你爸爸对党的高度忠诚，对后人进行党性教育。她帮助我找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游国立老师，他是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中共党史系教师，对于中共地下党的工作情况很有研究。游老师又介绍我认识与中央调查部领导人都很熟悉的郝在今同志。于是，郝在今的《中国秘密战》给了我很大帮助。根据档案和我自己的了解，在查阅报刊文章和其它文件的基础上，形成了这本书。

以上是为序。以下为叙述方便，改用第三人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