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八年求真路，妻儿为党情

我的父亲母亲

1968年深秋，从我父亲作为“陶铸一伙”被揪斗开始，我的政治命运就跌到了谷底。但这件事我所在的内蒙区测二队革委会并不知道，只是妈妈在给我的信中作了说明。

我深深地热爱和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一个26岁的革命青年，曾在内蒙参加过两期农村“四清运动”，对于城乡“阶级斗争”的严重性深表认同，对大队党组织和行政领导妨碍地质工作的一些做法不满，借这个机会就爆发了。文革初期，我也是“造反派”。虽然对“二月逆流”和“一月风暴”有些抵触，但基本上还是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知道了父亲被揪斗的情况，我深深地陷入矛盾和痛苦之中：难道老爸真的有问题？如果他真跟陶铸一样是叛徒，怎么可能会在中央社会部工作？（我知道社会部的工作性质）如果老爸没有问题那文化大革命怎么会搞到他头上？

与爸爸被揪斗同时，妈妈也开始被工作单位批斗。妈妈朱云屏，湖南醴陵人，1917年出生，是家中五兄妹的老三。文革当时有个奇怪的逻辑：丈夫是叛徒，妻子一定是特务。因为刘少奇是叛徒，王光美就当特务处理，形成套路。妈妈是一般干部，不当官照样整你，惨不忍睹。不过白天批斗，晚上还可以回家。跟儿子在一起过年，算是造反派的恩典。我问妈妈挨打的情况，妈妈说那是免不了，不过还好，出手不重，看守我的人，平时跟我不错，造反派头子来了做做样子，没有打伤。问到案情的事，她说了自己的情况，让我去找那些人，他们知道并可以证明自己的革命经历。除了说她是特务，没有任何根据。再就是说她也是叛徒，不然她的前夫侯志辉牺牲了，自己怎么还活着？可见侯志辉是她出卖的！可是造反派又不承认我生父侯志辉是革命烈士。这岂不前后矛盾？咄咄怪事！什么叫文革？文革就是不讲理，造反了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父母的两件事有关联，但需分别处理。我在河南老家，找到了生父侯志辉参加八路，成为烈士的证明人。当时我并不知道妈妈还有那么密切的“海外关系”——她亲弟弟、亲妹妹都在台湾。如果知道这些，那我很可能会胆怯。真的很难想象，如果我知道这些，自己会是什么表现。我是家里唯一行动自由的人，妈妈只能靠我为自己证清白，为父亲申冤。所以，这一切她不能不瞒着我。

1950年，我的养父陈瑞先与妈妈结婚，当时是党组织介绍的。陈瑞先作为老红军干部，找对象对政治上的要求非常严格。他们的组合能够得到党组织批准，而且由省委书记方志纯同志亲自批，可见妈妈在政治上是可靠的。然而以后的事情总是令人心痛：因为海外关系，妈妈没有入党，更不能提干。一直到本世纪初离开人世，她是享受离休干部待遇的非党、非领导干部。这在我国的干部队伍中极为少见。

我的外公朱沃，是明朝皇家后裔，一介文人，反清复明团体《南社》的诗人。早年参加黄兴的华兴社，致力国民革命。辛亥革命时期他任蔡锷秘书；反袁护国时期任湖南总司令程潜的秘书；孙中山成立广州政府时，任征东司令许崇智的秘书。他还当过崇安县知事，即一县之长。我的外婆陈海云，是反清志士陈家洛的后人，他们育有5位子女。

留在大陆上的大舅舅朱钧，是老大。舅妈刘慈祝出身护士，他们二老对我特别好。我在南昌五中念书时，父母在庐山。除了八一保育院一些老朋友家之外，舅舅家也经常去。巧的是，爸爸陈瑞先和舅舅朱钧同时担任省政协委员，他们在南昌开会时还常见面。

舅舅朱钧应该是最值得外公外婆骄傲的后代。他对党和国家也无比忠诚。他早年学地质，上世纪50年代初任中南地质局（在汉口）有色组主任工程师。当时国家缺铜，他和同事们研究古代文献，发现一句古诗“一封奏罢邓公场”，估计与铜矿有关。因为古代把矿山称为“场”，而向皇帝上奏折就可以让矿山停产的，一定是“军工”矿山——铜。他们根据史料分析：这古代矿场应该在江西东北部，具体位置很难说。于是就由中南局派出两个年轻地质人员领队的普查组前往寻找。经过他们艰苦努力，找到一处“铁帽”——可当时年轻人不懂，以为是铁矿，储量又小，也就一万吨左右，搞搞普查就准备“撤”。朱钧说别急，我去看看再说，你们别撤，继续在周围寻找古代开矿遗迹。他这一看不要紧，这那是铁呀，多大规模的铜矿呵！铁帽就是铜矿的找矿标志。可是取样化验结果并不理想，矿石含铜量偏低，有的勉强够品位。苏联专家来检查工作，就跟我舅舅吵起来了。

“老朱，你别搞了，这是个大呆矿，费力不讨好！你简直是犯罪！要在苏联就可以把你抓起来！”

“什么大呆矿！这是最有前途最宝贵的细脉浸染型特大矿山！”

我舅舅不懂俄语。负责这场吵架翻译工作的，就是留苏的地质专家朱训同志。他后来成了国家地质矿产部部长，曾任全国政协秘书长，创建全国地学哲学委员会。

舅舅敢跟苏联专家吵架，不害怕“反苏”罪名，也跟原来中南局领导的支持有关。苏联专家用手抓着田林局长的衣领，掐着脖子大声吼叫：“你还是共产党员吗？你这样放纵老朱胡闹，就该开除你的党籍！”在苏联专家高压下，局领导却仍然不改初衷。

舅舅就此事写成文字材料，把情况报告到当时的冶金部老总哪里，同时也上报地质部。冶金部就将地质部的军：你们上不上？你们不上我们冶金部上了，你可别跟我们抢功劳！事情闹得不可开交，就惊动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同志。李富春面子够大，请动了苏联专家组的组长，从北京下到江西检查工作，面见争论双方。组长对我舅舅说：“你谈的情况如果属实，我会支持你。先到野外看看再说。”

从野外一回来，专家组长的火就不打一处来，对着江西的小专家狠狠地说了一通。他怎么训斥小专家的，朱训同志也不好意思翻译，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挨了训的小专家不记仇，临回苏联之前，送别宴会上还专门给我舅舅敬酒，说从舅舅哪里学到不少东西。以上这些情况，除了舅舅自己说，主要就是陕西地质局干训班赵俊德主任告诉我的，他是当年中南局的人事干部。

随着江西地质局的建立，舅舅从中南局来江西主持铜矿地质大队的技术工作，在赣东北德兴，主持勘探了亚洲最大的斑岩型（即细脉浸染型）铜矿。50年代中期就取得了800万吨铜金属储量。尽管验收勘探报告时，那些反对者极尽挑剔之能事，特大型仍然不可否认。更为可喜的是：矿石富含金银等多种有益元素，仅靠富含的黄金就可以支付勘探、开采、冶炼的全部费用！这就是后来贵溪冶炼厂的老根儿。

邵式平省长英明，立刻看到了朱钧所面临的巨大政治风险。他给舅舅安了个省政协委员的名头，希望可以保护朱钧不受侵犯。出人意料的是：社教和文革中朱钧都是被攻击对象。因为社教在先，舅舅被“处理”，下放回了湖南老家。这却使他们家因祸得福——当地公社和大队党支部对舅舅一家保护得非常好，对于从南昌来的造反派如何批判“反动权威”、“地主阶级孝子贤孙”之类，根本不予理睬。甚至党支部开会，还意外地请他参加旁听或帮忙念文件。这让他们轻松地躲过了文革风暴，以后落实政策还理所当然地又回到江西，恢复地质技术领导工作。二老得以平安而归，连我这做外甥的都不得不感激湖南的父老乡亲。可以设想：如果他们俩在江西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那么等待他们的一定是“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沉重打击，能不能保住老命还难说呢！

那么我和妈妈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对共产党忠心耿耿，无怨无悔吗？

当时我的工作单位在赤峰平庄，回家（九江）探亲，来回路过北京就一个任务：为父亲陈瑞先申冤。我们的这种做法，不仅仅是出于对亲人的爱，更是对党的忠诚——纠正党在文革中所犯严重错误，是爱护党的具体表现。如果不是相信党，相信党中央，我们还不断上访干什么？我们理直气壮地认为：为共产党“特别交通科”科长争取平反昭雪，就是爱护党、信任党的具体表现！

父亲从被害到平反经过了九年多的时间。八年抗战，小日本都让我们赶跑了，档案、人证都在那儿，给老爸平反为什么这么难？为什么我到中央接待站上访那么多次竟然没有结果呢？每次接待员都认真记录。完了我问他什么时候解决？他坦白地告诉我：因为你爸是老红军，我们才记一下，一般情况也不用记。问他为什么，他说：广西造反派抢夺军火列车都解决不了，中央还有时间管你爸爸的事？

这次为父亲写传记，查阅档案，我才明白：远不是那么回事。确如人们所说：上面有上面的难处。我1969、1970、1971年连续三年向中央反映情况，档案表明：到1971年底，爸爸的问题就完全搞清楚了，材料都是讲他在监狱中对敌斗争如何表现坚决的。不能及时平反跟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陶铸的冤案还没有处理，作为他的“同伙”——尽管爸爸再三强调他根本不认识陶铸，该怎么处理好呢？

中共中央组织部干审局，在一九七九年九月十日，给中共九江市委组织部，发出（79）干审字931号信函，现抄录如下：

中共九江市委组织部：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一日来函收悉。现将《关于为所谓陶铸同志等在敌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写“呈文”问题的平反通知》，寄给你们一份。请参照此通知给陈瑞先同志作出结论。

中共中央组织部干审局（公章）一九七九年九月十日

以下是所附中共中央组织部（79）组通字41号文件

关于为所谓陶铸同志等在敌南京

中央军人监狱写“呈文”问题的平反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办、直属局）党委、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总政治部：

陶铸同志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到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残酷迫害，被诬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历史上有叛变自首问题。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姚文元发表的《评陶铸的两本书》，更公开诬蔑陶铸同志是“修正主义者”、“反革命两面派”等。

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于一九七七年前作出结论，拟定陶铸同志为“叛徒”， 中央未予批准。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再次做出结论，说陶铸同志在敌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组织人写过“呈文”、“宣言”、“呼吁信”，“犯有政治上动摇的错误”，中央仍未审批。

遵照中央批示，我部对陶铸同志一九三三年被捕问题进行了复查，于一九七九年八月六日写出了《关于陶铸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并经中央批准。复查结果表明：陶铸同志一九三三年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后，没有暴露上海和福建党组织的任何秘密，政治上没有问题，对敌斗争坚决，在被监禁的四年期间，是狱中进行斗争的积极的领导人之一。一九三七年九月经我党驻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交涉出狱。所谓陶铸等五人，在狱中起草一个要求释放政治犯出狱参加抗战的呈文、经全监政治犯签名、已呈递上去的情况，是根本不存在的。关于一九三七年七月我党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以“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全体在监人”名义，写给全国父老同胞的一封呼吁信（也有人称为“宣言”），从已查信稿行迹看，并非陶铸同志所写，也没有事实证明是陶铸同志组织人写的。“呼吁信”是要求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国难，内容没有错误。复查报告指出，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给陶铸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彻底推倒。为陶铸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于一九七七年、一九七八年曾分别向有关单位发出通知，说陶铸同志“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坐牢期间，为乞求释放，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初，策划政治犯集体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写了一个‘呈文’。对在‘呈文’上签名的人，按政治错误结论。”上述通知是错误的，应予撤销。按原中专一办通知给有关同志作了结论的，应予改正。至于有人在狱中自行写“呈文”，如其内容在原则上符合我党一九三七年二月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文有关精神的，也不是政治错误。对因审查所谓“呈文”、“呼吁信”问题受到株连的同志，均应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中共中央组织部

一九七九年九月五日

注：请将此通知转发有关单位并给因“呈文”问题被审查和受株连的同志一阅

这样看来，硬要把我爸爸陈瑞先跟陶铸同志捆绑在一起，也有造反派的歪理：说陶铸一伙，不是还有五个人么？找不到就把在南京坐过牢的往里凑。

内蒙也是文革重灾区。我自己也成为批判斗争对象，关小黑屋有好几个月。我只能记住爸爸给我说的话：个人服从组织，作必要的申诉，硬挺过来了。

1972年底，我调动工作到南昌，几经辗转，被分配到地质局机关政治部搞宣传。看档案后我才明白：组织上其实已经清楚地知道我爸爸是受冤枉的，这是在暗中照顾我。在这段时间内，只要有机会去北京，我就继续向中央反映养父陈瑞先的冤情。

大概是1975年，我在北京通县学习哲学，就利用机会找到刘立清妈妈。刘妈妈是薛礼平夫人，他们夫妇都是陈瑞先在延安的老同事。刘立清带着我到了罗青长同志家里，我向罗叔叔详细地说明了爸爸含冤而逝的情况。

罗青长同志当时以总参二部部长的身份，写了三份同样的公函，分别寄给了江西省革委会组织组、九江地区革委会和省委书记白栋材本人，明确要求给我爸爸陈瑞先平反昭雪。但这三封信如石沉大海，父亲的平反仍然遥遥无期。

难熬的日子总得过，那么困难的日子都过来了。我在地质局工作很顺利，并没有人以你爸爸是叛徒，妈妈是特务之类莫须有的罪名来打击我。因为大家心里明白：小陈的父母文革中挨整肯定是冤枉的，只是等待时机平反而已。

全国人民无比哀痛的1976年，党的“延安三杰”周、朱、毛先后离世。大哀之后大喜，粉碎“四人帮”，人民迎来“第二次解放”。现在有些年轻人理解不了我们的心情，文革当中犯下不可宽恕罪过的戚本禹等人，又利用各种机会为文革翻案。就像台湾培养“天然独”一样，有些人利用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在培养“天然左”。左派不承认党和领袖会犯错误，是继承了唯心主义“天才论”和形而上学的“绝对化”思潮。任何政党和领袖都不可能不犯错误，因为历史和社会太复杂，稍不留神就会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导致政策失误。我和妈妈为爸爸平反艰苦奔波，其实就是帮助党纠正错误，唤回民心。这是爱党的具体表现。

1978年春天，机会终于来了：爸爸的老战友、北京亚非学生疗养院的赵云清院长到庐山来找我爸爸。听说我们家搬到九江，就又下山到九江民政局打听，好不容易才在八角石的旧民居（我们家被“扫地出门”以后的居住地）中找到我妈妈。他让妈妈写一个详细的申诉材料。妈妈写好以后交给赵叔叔，由他带到北京，趁着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接见自己的机会，一声不吭，悄悄地把信件塞进汪东兴同志的衣袋里。

5月，省委组织部专门派两位处长到省地质局机关找我，跟我商量回九江为父亲开平反大会的事情。我当时去组织部见了叶阿姨，专门打听了：“是中组部文件还是中央文件？”叶阿姨兴奋地告诉我：“什么中组部文件！是中央文件啊，汪东兴副主席亲自批的。”我当时想着老爸是省管干部，不是中央管的干部，这有点不合规定，到底是怎么回事？

平反和追悼大会在九江召开。汪东兴、罗青长等中央首长，和原社会部（那时改成了“中央调查部”）一批领导同志送了花圈，发来唁电。参加会的有各单位代表、地方党组织和革委会领导、我们家属和亲友、他的生前友好、部下；安徽老家来的亲人，我的堂兄秦立科、立干、立斗、立增等。加上关心此事的九江群众，说是万人大会一点不假。会议由市民政局局长蔡绍虞主持。以后就是迁坟上山。还有就是慰问我们家属，看有什么要求？什么要求？我和妈妈遭受这么多的苦难，什么要求都没有提！连追查是什么人在背后猛击我爸爸，导致他旧病复发，早早离开人世的要求也没有提！平反了就一切都好了。爸爸挨整，我们被扫地出门，连回原来居住的小院里的要求也没有提。因为在我们心里，那是给老红军干部的特殊优待。老红军不在了，我们很自然就没有份儿。当时，我们的头脑多简单啊！

大会开过以后，没有想到登报又遇到困难。他们说你爸爸都死了九年了，现在登报，没有这个先例呀！我说，什么先例？我爸是老红军，挨整挨打，坐自己人的监狱被整死，有先例吗？我近于愤怒了。我说你请示组织部吧！他不得不打电话给组织部。结果一直到7月份才登报。

我仔细想过了：妈妈是爱党的，我也是爱党的。妈妈是烈属，以烈属身份参加革命，可是居然因为海外关系，弄得不能入党，不能提干。坦白说，我曾经埋怨过妈妈：她的“组织问题”解决了，我的“组织问题”就好办了，决不会一拖就是18年！人生有几个18年呐！

能怪内蒙第二区测队的王主任吗？当然不能。他也是坚持原则，可是让我整整失去18年的政治生命。我第二次入党是在1983年年底，那时民政部已经有个精神：为抗日战争牺牲的，不管是共军还是国军，都算烈士。这样，我入党的政治障碍才被扫除。

这个党是无比伟大的，同时也是极其复杂的，因为她是复杂历史的产物。我的一生，生父和养父、妈妈的一生，之所以如此错综复杂，主要是历史和环境造成的。

我觉得自己的一生，是爱党的、为党的事业奋斗的一生。我没有给生父、养父和妈妈丢脸。在找矿方面，内蒙乌丹小营子发现大型铅锌矿，主要是我的功劳。在宣传方面，地矿部“三光荣”教育教材，三个人分写四章，我一个人写了两章。在学术方面，我从1990年出版《条件分析引论》开始，经过20年努力，终于创建了条件哲学，于2009年出版《条件哲学与互补原理》一书。现在，条件哲学的应用已经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养父秦起周内心坚持的铁的誓言，正在变成现实。 

鸣 谢

江西省九江市党史档案局，提供陈瑞先人事档案

安徽省霍邱县党史档案局，提供霍邱保卫战档案资料

安徽省金寨县党史档案局，赠送相关资料。

参考文献

①郝在今：《中国秘密战》，金城出版社，2014年，北京。

②郝在今：《延安秘密战》，《当代》2016，5，5至95页。

③《金寨县革命史》，编委会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

④《红二十五军：从金寨到陕北》涂治炎主编，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

⑤《红军源》，江焕启主编，时代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安徽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

⑥《党史天地》2000年第5期，伟人风采栏目：“陶铸在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作者褚明伟。

⑦《民国春秋》1999第6期，尹亚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军人监狱”。

⑧《宜宾学院学报》2012年9月，史成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