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延安到庐山（1949.6——1969.1）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次日，解放军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苏省江阴的长达五百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在地下党和起义部队协助下，4月23日晚间，解放军占领了南京城，宣告国民党统治的彻底崩溃。中共中央也由西柏坡迁至北平（即今日之北京）。正是解放大军的快速推进，造成了对“南下干部”的急切需求。在这种形势下，中央各部机关也掀起了报名参加南下大军的热潮，陈瑞先科长向组织提出了南下申请。他的意思是说，自己身体不好，经常生病，会影响特别交通科的日常工作。自己出身农民，对于农村比较熟悉，参加农村各项工作更为合适。在他申请南下期间，社会部为了照顾他的身体，还特准2个月假期让他好好休息（4-6月）。

5月22日，江西省会南昌解放，人民军队诞生的地方又重回共产党手中。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南推进。1949年6月，解放战争的形势大局已定，国民党军全线溃败。陈瑞先的申请也终于获得批准，他离开了自己坚守9年之久的“情报及保卫”部门，即中央社会部，从北平出发，跟随解放大军来到江西省会南昌。

在解放大军向前方推进的过程中，部队大批作战负伤人员没有专门机构管理，会产生许多问题：有少数伤兵说：“老子身上打个眼儿，就比毛主席小不点儿。”革命尚未成功，就开始居功自傲，欺压百姓。例如没有买票就要进戏院看戏之类的事情，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个别伤兵很不自觉，以为为革命负了伤就可以不遵守纪律，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事时有发生，损坏解放军形象，破坏军民关系。还有些伤兵确实有困难，需要医疗照顾。家属来访需要安顿等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加强伤兵管理，成立了“江西省荣军管理局”。这个局设在南昌，由程先馀任局长，陈瑞先任副局长，赖金池少将也曾担任过副局长。由这批“老红军”出面抓伤兵管理，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因为这些伤兵资格再老，也没法跟他们的老红军领导相比。这些老首长带头遵守纪律，做出榜样；再加严格管理，职位更低、年纪更轻的荣誉军人们，自然会拿他们作为学习榜样，纠正自己的错误行为。

由于战争形势发展很快，新解放地区需要派出干部下乡，为土地改革工作进行前期摸底。刚上任的副局长陈瑞先就被委派到高安县工作团任副团长，一直到1949年年底。工作团负责人是石少培，后来，石少培曾担任过江西省科委主任。高安县就在南昌市西南郊附近，是旧社会土匪出没之处，来不及撤退的国民党军残部和土匪形成一小股反共武装势力，下乡干部时刻准备投入战斗，所以大家都配备有枪支弹药等随身武器。工作过程中，一位警卫战士被敌打伤。上级考虑陈瑞先的安全，为他配备了一名专职警卫员——濮煌宝同志。以后，濮煌宝一直是陈瑞先的警卫员，并跟随调动工作。后来陈转为地方干部，取消固定的警卫员配置。濮煌宝同志提干，调到江西乐平维尼纶厂担任政治处主任。

在高安县工作时，陈瑞先又一次生病。在乡下调养过程中，得到本局出纳员朱云屏同志精心照料和关怀。朱云屏是湖南醴陵人，师范学校毕业，是从河南参军的一位烈属。他问了一下她丈夫牺牲的过程和家里的情况，内心充满同情。他想：一个公公侯定五，七十多岁，半身不遂，自己走路都困难，要拄拐杖，如何照顾得了孩子？一个儿子，丢在河南老家，还不足9岁，又如何去照顾老爷爷呢？她自己却毅然参加革命，南下江西，难道对于老人和孩子就没有牵挂吗？说老人有农会照顾，也许不会过多担心，但孩子总是自己的心头肉，能不思念吗？越想越急，越急越想。

由于朱云屏的细心照料，医生的准确诊治，陈瑞先的身体终于好转。这一切都没有逃过局长程先馀的眼睛，他认真地查看朱云屏的档案，与河南省荣军管理局联系，请对方帮助了解。河南方面掌握的情况表明：朱云屏的前夫侯志辉是八路军抗日县政府的敌工干部，在执行策反任务时壮烈牺牲。夫家是贫农成份，受人民政府优待。可谓历史清楚、情况简单。陈瑞先虽然有意于该出纳员，但因为身体原因不好主动开口。程局长先找老陈聊天：

“老陈，你都四五十岁的人了，依然单身。难道没有想过找一个伴儿吗？”

“不是不想。谁愿意单身一辈子呢？”

“那你看局出纳员小朱怎么样？她虽然死了丈夫，那是为抗日牺牲的，革命烈士。政治上可靠，工作认真负责，这你是知道的。”

“这又不是评先进，我那有哪么多的讲究！”

“那你是同意啦？我就做做她的工作。”

“程局长，你别急。我自然有我的难言之隐。这是跟组织汇报，我得说实话：我在敌人监狱里坐了5年零4个月牢，绝食饿饭，电刑、拷打，各种酷刑都受，身体整个垮了。如果娶了老婆，也就是有个名义，没有实际，这对女方极不公平。”程局长听到这里，愣住了，左思右想，竟不知道如何才好！

回到家里，心里闷闷不乐，早让心细的女人看出来了。

“老程你有心事啊？”未听到回答。

“还不就是工作上的事呗？找副局长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商量一下不就结了，何必愁眉不展呢？”

“还说呢，就是陈副局长的事难办！”说罢，还是一五一十地向夫人作了汇报。

夫人说，女人的事还得女人来管，你下个月听我的消息吧！

由于程夫人的努力，没过多久，陈、朱二人就把婚事给定下来了。

朱云屏是怎么想的呢？自己和孩子的命都是党给的，党的困难也就是自己的困难。老陈人不错，革命二十多年了，资格这么老，一点架子都没有。对自己的同志，不管是什么人都和气可亲。两人在一起图的是志同道合，互相信任，别的都不重要。不是还有个儿子吗？儿子的前途才是最要紧的。她想到这里，就把自己的心，自己心里的儿子都交给老陈了。

陈瑞先悄悄地下了决心：“云屏，你就放心吧，志辉的儿子就是我老陈的儿子，我决不会亏待他。咱们把他接来吧！”

那时江西、河南都归中南行政区管辖，中南区的行政中心在武汉。他们作了决定，办了简单而又热闹的婚礼。当然，这一切都是经过组织严格审查，由地方和军队双重领导的上级批准。程局长就开始运作：一定要把老陈的孩子弄到江西来！

河南省荥阳县这时还归开封地区管辖，而河南省荣军管理局设在漯河。这件事就必须经过省军区和省人民政府进行沟通。这些来往公文和电话就不用说了。1950年夏天，中南区的荣管局集中在汉口开会，会议前好些日子，河南省荣军管理局就派出两名解放军干部，到荥阳县二十里铺乡翟寨村寻找朱云屏的儿子。好在找人并不难，这是个平常满脸泥巴的顽皮孩子，祖孙俩相依为命。跟村干部说清楚原由，全村都很高兴，就怕爷爷会难舍难分。老人一听说妈妈来接孙子去享福，老人高兴得什么都忘了，只是嚷嚷要邻居四辈儿娘给孙子煮鸡蛋带上。解放军同志说，一路上有我们呢，到了漯河什么都有，孩子饿不着，您老就放心吧。老人这就放心了。心里想：孙子跟着自己过的这算什么日子呀！又摇头叹气走开了。大家都清楚：这一分别就再也见不着孙子了，可还是费尽心机地安慰老人。

孩子到达江西以后，朱云屏又给河南老家政府和亲戚来过几次信，了解公公的情况，感谢他们的关照。知道孙子和儿媳一切都好，老人终于含笑闭上了双眼。

这孩子在漯河玩了几天，还误把漯河当成洛阳，说洛阳也不算大城市么。解放军就告诉他：你马上就可以看见大城市了。他们到汉口开会，就把这孩子带到汉口，开了个把星期的会，孩子就在汉口玩了个把星期。汉口的大江大船把小孩迷住了，他天天跑江边看船，看那一波又一波的江浪冲击江堤。在此期间河南荣管局局长郑重其事地将孩子移交给了江西局。江西局的程局长，也就像接受战斗任务似的把孩子接过来抱在自己怀里。

会议结束，程局长亲自将孩子带至南昌，交到朱云屏手里。

江西省荣军管理局要在1950年10月迁往贵溪。陈瑞先两口子商量：先得给孩子改名，然后得想办法上正规学校。贵溪小县城里的学校怎么能跟省会南昌比呢？省里有个“八一保育院”，就在省政府对面，隔一条马路（民德路），专门接纳老红军干部子女，吃住都在保育院，就在很近的法院前小学念书，不用父母操心。那时军、地干部都实行供给制，一个孩子规定每月24元（当时面值为“万”）保育费，孩子给了保育院，费用就全额拨付给院方。于是两口子就向上级打报告。

孩子在老家叫侯显林，到了新家，肯定要跟养父姓，这是中国人祖传的规矩。朱云屏对此十分理解，没有问题。但她已经知道：丈夫在老家安徽姓秦，可不可以就借这个机会让孩子改姓秦呢？老陈摇了摇头：“不行！”

“为什么不行？”

这里的道理怎么让妻子明白呢？三言两语还真说不清楚。无奈之下，只好说：“我的档案上都是陈瑞先，怎么出了个儿子反而姓秦？以后孩子上学、参军都是麻烦事。”

妻子一想：对呀！那就让孩子姓陈吧。名字总得改一下吧，两人一商量，就叫建国吧，因为战争结束了，剩下的任务就是建设新中国，所以就叫建国好了！

报告交到省委方志纯书记手里，方老很痛快地亲自批了。于是，由濮煌宝同志用自行车驮着陈建国，把他送进了江西省八一保育院。方老是中央社会部的老领导，对陈瑞先的情况十分了解。所以朱云屏担心前夫所生的孩子保育院能不能收下，根本就不是问题。

荣军管理局到贵溪才一个多月，江西的土地改革就正式开始。陈瑞先夫妇被抽调参加江西省第四土改工作团，陈任副团长，朱为下村小组长。土改工作从1950年11月进行到1951年4月。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中共中央规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但是要保存富农经济、保护小土地出租者、保护民族工商业，有步骤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实际上是新民主主义政策。第四工作团忠实执行中央政策，农民得到实际好处，农业生产有很大起色。

土改结束以后，省里暂时没有分配陈瑞先夫妇新任务，就让他们在省直属机关招待所等待。在此期间，让陈瑞先担任招待所所长，朱云屏担任文化教员。陈还郑重其事地与原所长邱子林同志进行了交接。不过好在这时，想儿子了，就可以利用周末从保育院把建国接回来，一家三口团聚一下。这个所长从1951年4月干到了11月，他们就有了新的任务。

插图： 

前排左起：徐贵珍阿姨、妈妈朱云屏、爸爸陈瑞先、我（陈建国）、邱子林叔叔，后排中间是濮煌宝叔叔（陈瑞先原警卫员）旁边第四位是周脉栋科长。

原来邱子林同志卸任所长是有原因的：他要为筹建江西省干部疗养院去做准备工作。邱子林当时是知名人物——在部队干部战士和学生中间最喜欢翻阅的“小人书”，即连环图画中，就有一本《邱子林学文化》，他是书中主角。陈瑞先感到自己文化底子差，所以对邱子林特别佩服。那时邵式平省长正式下了调令，令陈瑞先、邱子林二人开始组建江西省干部疗养院。关于这一点，省卫生志上的记载与事实稍有出入：志载“1951年，省干部疗养院在庐山建立”，实际上是1951年11月在南昌县莲圹镇伍农岗建立。到1952年夏天，疗养院才组织休养员和医护人员上庐山避暑。天凉快了就又回到莲圹。从莲圹撤出，固定在庐山，那是以后的事情。有个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志愿军有一个高炮团，共三个营，一个营还留在朝鲜未回；一个营调到鞍山保卫鞍钢；一个营调南昌保卫洪都机械厂（当时称320厂），其军列卸车地点就是莲圹车站。当夜，下车部队寻找当地最高首长，就找到了陈瑞先政委（副政委主持全院工作）。

这时候陈建国刚在市立中学上初中一年级，回家一次就没有那么简单了。从市区到莲圹有13公里左右，郊区公共汽车并不常开，天一晚就没了。一个不到13岁的孩子从南昌老城出发，坐市内一段车，再走20多里路到疗养院，被站岗的解放军叔叔看到了，送回家里，着实把二老吓了一跳。因为那时的南莲公路上，除了铁路与公路交叉口上有个红灯作为警戒，其他地方再也没有一丝灯光。夜里公路上黑得对面不见人，胆小的人是真害怕。

伍农岗那个地方环境十分优雅：从公路向西上小岗坡是一大片树林，树高荫密坡缓，还有面积不小的空地可以盖房。往西北面几里路是一个大湖，叫澄碧湖，跟南昌出名的瑶湖、艾溪湖相比当然嫌小，但对于湖周边的三个单位来说，那可是周末游玩和盛夏消暑的好去处。干部疗养院在湖里有条木船，可供职工们假日划船游湖。到了夏日，荷花沿湖缘近岸处分布，绿叶红花交相辉映，煞是好看。农学院和农业科研所虽然是初创，人员少，气派不大，但秀气更具魅力。尤其是农学院的花圃，里面各色奇花争艳，摄人心魄。

为了解决文化生活问题。湖边三个单位联合办了个电影院，由干部疗养院负责请放映员和租片子。这个放映员就是徐志传。当时他是个小青年，对于电影放映工作热心负责，对于机器的保护维修，包括电影院的卫生清扫，以及新片宣传等等都是亲自动手。只有警卫战士们看他实在忙不过来时，才去帮帮他。这个徐志传后来跟着疗养院上了庐山，以后就成为庐山电影院的负责人。

跳舞是疗养员恢复健康，保证身心愉快的重要方法。疗养院经常在周末组织舞会，医护人员也借这个机会跟首长们亲近，了解他们的病情和其他情况，如对伙食的要求等等，以便改进工作。离省委省政府这么近，加上在疗养院休养的都是自己的老战友、老上司、老部下，在任的省委、政府、各厅局领导，都会利用周末到疗养院跳舞、打牌、看电影，或进行其他娱乐活动。于是，一到周末这里不仅比平时热闹很多，而且比市区任何地方都要热闹。

但是，从战争环境突然进入歌舞升平的和平环境，领导及其随员，往往也会放松对自己及部下的要求，难免生出事端。有个姓李的首长，来院疗养时带了个警卫员小聂。小伙子长得帅气，又整日无所事事，就经常带着首长的两个孩子出去玩。女孩是姐姐，叫李雪英，男孩是弟弟，叫李维克，两个孩子年龄加起来不超过14岁。有天，他们三个去农学院的花圃玩，李雪英那双眼睛对着一枝红花瞪得大大的，不肯走了。弟弟指给小聂叔叔看。这位小聂不知道怎么就鬼迷心窍，一伸手把花摘下来递给了李雪英。

很快就被管理花圃的工作人员发现了，他们在出门时被拦住，几个人上去先把小聂身后的驳克枪下了下来。

“你是那个单位的？”守门人问。

小聂脸红了，一下子红到耳朵根：“我、我”的说不出话来。

两个小孩儿还没有见过谁敢把他们聂叔叔的枪给下了。还是姐姐胆大，她替聂叔叔回答：“我们是疗养院的，我爸在疗养院休养。叔叔摘花是错误的，对不起。”

标准北方口音，不用说，她爸爸至少是南下干部，孩子说的一点错不了。

于是电话直接打给了陈瑞先政委，叫他亲自来领人。雪英他爸爸也知道了。这两位老红军来农科所花圃领小聂。看二位老领导的面子，当时的处罚是：写深刻检讨，保证永不再犯，同时罚款5000元（相当于伍角）。不要以为伍角钱不多，当时警卫员薪水很低，而物价也低：1角钱可以买5个鸡蛋。

陈瑞先担任江西省干部疗养院副政委，直到1955年8月；9月份开始任院长。政委由严慕苏同志担任，她是解放后江西省第一任交通厅厅长赖绍尧的妻子。干部疗养院固定在庐山，是坐落在庐山西谷区，陈瑞先一家住在河南路591号。这个地方后来成为庐山疗养院的二分院，专门接收肺科病人，在东谷区的总院和一分院则接收内科及其他病人。1958年，陈瑞先正式调任“江西省庐山疗养院总院院长”，管辖总院和两个分院。他是总院的首任院长。

在这9年中，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陈瑞先夫妇因为工作关系，不可能置身在政治旋涡之外。

“三反”、“五反”运动是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斗争的统称。在干部疗养院，有两位主治医生，一位是西医，姓唐；一位是军医，叫朱德良，跟后来的名人同名。唐医师在经济上有些行为不妥，比如派他出差购买药品、医疗器材，他竟然顺便给儿子买辆童车。按现在说，应该算挪用公款，当时的批判可不得了。但说归说，基本上没怎么处理他，该退的钱退了，作个检讨就可以了。陈瑞先对朱医师却一直很器重，因为他医术高明，服务态度好，照顾休养员细心周到。朱医师是国民党军医起义过来加入我军的，这一点更让陈瑞先钦佩和敬重。

1952年10月，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在此期间，副院长邱子林同志喜得贵子，就起名“邱三反”，以志纪念。后来改名“邱小三”，其实他是老大，一个弟弟叫建设，一个妹妹叫建娅。邱子林和徐贵珍同志的结合还是陈瑞先夫妇做的媒。

1952年5月25日，胡风的朋友舒芜在《长江日报》发表文章，以自我检讨的名义，揭发批判了胡风的所谓“反革命罪行”。从此拉开了一场由于文艺界内部不同意见的争论，而演变成新中国知识分子阵营内部政治大恶斗的序幕。1954年3月至7月，胡风写出“三十万言书”，为自己申辩，并对周杨、林默涵、何其芳等人继续提出批评。7月22日通过习仲勋同志交给了党中央。1955年1月20日中宣部向中央提出对胡风思想开展批判。在疗养院这样的单位，也要学习报刊上连篇累牍发表的文章，只有小学文化的陈瑞先固然不明就里，就是负责文化教育的朱云屏也是一头雾水。建国放学回来问妈妈：“你们天天晚上开会，开那么晚的会都干什么呀？”妈妈虽然是快四十岁的人了，仍然不知道“政治运动”的厉害，竟然对孩子说：“学习胡风呗。”

建国已经读到初中三年级了，反胡风运动在学校里虽然风波不小，但学生们并不知道实情。他回答妈妈说：“是呵，听说胡风是鲁迅的亲密战友。”

1954年，陈瑞先思念家乡的亲人们。反胡风运动还没有开始，他要回安徽老家看看。他不带任何随从，也不带老伴儿，只身前往安徽金寨老家。

那时的交通状况跟今天没法比。可是他除了从家里拿钱之外，没有通知任何人。他从九江过江，往北走，一路坐汽车。他艰难地，按照记忆分辨着家乡的一草一木和东南西北。走着，分辨着，到了一处地方，他看到的景况让他惊呆了：这是家乡的乡亲们自发建设的烈士公墓。这是下午，光线还好，他默默地读着烈士名单。有些字不认识，但一同别人比较，大致就搞清楚是谁了。呵，原来参加革命的六兄弟都有，自己的坟墓也在里面，家乡人是以为自己牺牲了。当然这里埋的没有尸体，用的办法是“招魂入墓”。我们说这是迷信，但乡亲们真的就信这个。他心里五味杂陈，想起了1932年的霍邱保卫战，想起周维炯和邝继勋师长，想起了无数牺牲的烈士，倒在血泊里的亲人。他想哭，看这里没有人，就呜呜地大哭起来。

哭声惊动了周围的老乡。他们走近来，看着他发呆。其中一个年轻人惊讶地喊叫起来：“这不是六佬吗？”六佬是安徽当地土话“六叔”的意思。他想起来了，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秦立斗。还有立科、立增等等，我们都是立字辈儿的。”

是呵，大家七嘴八舌地嚷嚷开了，不知道是谁说的：“六叔叔很好地活着回来了，这儿还立着他的坟呢！这多不好，咱们把它平了吧！”

陈瑞先笑了笑：“这坟留着有什么关系？这是乡亲们的心意，我领了。不要动它，保持原来的样子，我就当个活烈士好了。我不迷信。”自己宽解的是：这里埋葬的是秦起周，我现在叫陈瑞先，当然跟这里没有什么关系。

他问侄子们，跟自己同辈的还有谁？大家想了半天，起字辈的都牺牲了。男丁不在了，六叔叔，您还有一位堂嫂，病了在床上躺着呢。

在侄子们的带领下，他去看望了自己这位堂嫂。二人相见，都是有点模模糊糊的印象。说起以前的事，免不了伤感。秦立科说，在共产党领导下，我们穷人翻了身，现在日子比过去好过多了！陈瑞先说：我还得回江西工作，以后有机会再来！他跟乡亲们告别。

反右派运动在疗养院掀起的风波要大得多，但是全院并没有打多少右派，这该怎么讲呢？学习讨论，认真热烈。真正把某人打成右派，则少之又少。在庐山的时候，有位庄玉茹女士，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竟然上吊自杀，匆匆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医生、护士们成天跟病人打交道，做的是救死扶伤的事，怎么也不可能平静地对待活人上吊。这件事对领导和群众打击很大，起到了让大家小心谨慎，不要乱点火放炮的作用。所以，单位上没有了“勇敢份子”，要落实到人头，右派就难找了。

这种现象有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就对院领导的“政治立场”产生了怀疑。他在暗地里整了个“右派陈瑞先”的所谓“材料”。并悄悄地上报给了中共江西省委。省委领导转给了主管反右运动的方志纯同志。方书记在这份材料上明确批示：请认真查一下搞这份材料的人，看看他是不是别有用心？因为我很了解陈瑞先同志，他对于革命忠心耿耿。这份材料和批示按正常渠道是到了省卫生厅，后来也会回到庐山疗养院。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搞这份黑材料的人，事后没有受到任何批评和惩罚。甚至全院职工对此毫无知觉，她们还一直把该黑材料炮制者当成大好人。很明显，是陈瑞先所代表的领导班子有意压下这份材料和批示，作不了了之。

本来，陈瑞先的家属也同样不知其事。可是后来有个“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抄“黑材料”。他们拿到这份材料如获至宝，对陈瑞先的家属施加压力：“你看，陈瑞先不仅是叛徒，还是个漏网右派，省内最大的走资派方志纯，如此公开包庇他，问题还不严重吗？”这是后来才知道的事。

1958年调陈瑞先担任江西省庐山疗养院总院院长，有一个过程。

江西省庐山疗养院，原先是1953年由中央卫生部在庐山办的干部疗养院，直属卫生部领导，院长是蔡绍虞（省卫生志中写作“玉”），此人文革结束后当过九江市民政局局长。当时只设50个病床。1954年5月起委托省人民政府领导，省卫生厅管理事务，名义上仍归卫生部。1955年6月14日，省人委又决定委托庐山管理局领导，业务上归卫生厅。改名“庐山疗养院”，病床扩张到75张，张泰任院长。

这种管理体制的复杂更替，给疗养院的实际工作带来不少困难。例如，由于管理局可以领导疗养院，而管理局领导的想法是办好交际处，重点接待来山开会、度假的现职领导干部，和疗养院重点照顾病休人员的宗旨发生矛盾。这时的陈瑞先夫妇还在江西省干部疗养院工作，与庐山疗养院没有直接关系，只是听别人如何发牢骚而已。这种体制矛盾一直延续了很多年。

1958年，庐山疗养院正式更名为“江西省庐山疗养院”，陈瑞先任院长，苗盛田任总支书记。原来的省第一干部疗养院改为庐山疗养院一分院；省第二干部疗养院改成第二分院；原来卫生部管理的庐山疗养院称为总院，这样实际上总院由三个单位构成。总部设院长办公室、人事科、医防科、党总支办公室，属于省直管单位，与卫生部彻底脱钩。正副院长（陈瑞先、邱子林）主治医师以上医务干部及业务技术人员，均由省卫生厅配备。其余委托庐山管理局代管。老红军干部杜德金、舒文田都曾担任过分院的院长。后来，他们退休以后与陈瑞先在九江市住甘棠南路25号同一家小院。

总院对分院的管理很开放。比如对二分院，就是管人事、经费、床位数，其他不问，分院自己做主。医生、护士由总院分配，但分院在经济上独立。

几十年以后，当年的年轻护士们对陈院长的看法是：“相当随和，对下级，对同事很热情很亲近。”这种“和蔼可亲”的形象，一直留在人们的脑海中。据1957年从学校毕业分配到疗养院的文明光护士（81岁-2016年夏天）回忆，二分院当时的书记姓许，是老红军干部，从工人疗养院调来的。受陈院长影响，也变得非常随和，跟我们年轻人开玩笑。刚到庐山时我们年轻人爱玩，爱打球。疗养院女子篮球队在全山很有名，比赛经常得第一。打球回来，陈院长总是通知厨房，给熬制富有营养的汤喝，吃肉包子。为爱护护士的体力，病房里照顾病人的重活都让男同志干。后来我们女同志自己要求，才让我们干体力活。

插图：文明光阿姨

 

我们跟领导不分彼此，没有等级观念已经形成了习惯。调来的领导同志都渐渐适应了。有一个冷政委，他爱人姓麻。他们自我介绍完了，我就说：“好呀，冷得发麻。”冷政委也只是笑笑，说“小鬼，你真调皮！”

疗养院的主治医师，除了唐、朱二位，还有个李医师，叫李崇善，是个非常活跃的人物，文娱体育样样领先，特别喜欢拉京胡。偏偏朱德良会唱京戏，逢年过节是免不了的重点节目。记得有次唱“空城计”，朱德良在城楼上演诸葛亮，身边一个捧宝剑的童子，就是陈院长的宝贝儿子建国扮演的。

是的，文明光的回忆是宝贵的，也是不错的。但是，遇到原则问题，陈瑞先还是要坚持，决不松口。疗养院经常举办舞会，是从莲圹带来的传统。但二分院收治的是肺科病人，具有传染性。所以二分院的工作人员要跳舞，必须利用休息日，到总院和一分院去，不能在本院办舞会，谁有意见也不行。领导说，在二分院办舞会是不道德行为。这些女同志参加舞会，要从西谷到东谷，穿过牯岭街道，走相当远的路。

陈瑞先平时最关注的，就是医生、护士们的身体健康与否，工作能力有没有提高，有没有什么实际困难等等。还有个重点是伙房，知道为病人做饭菜相当不容易，有讲究。因为他自己有胃病，胃下垂很严重，经常发作。还有关节炎，其实庐山的天气很不适合他，但是为了工作只能坚持。避暑上庐山，顺便来看望自己的中央首长不少，过年特供也有好烟好酒，他都尽可能地作为礼物送给厨房的大师傅们。再就是身边的管理员和总务科干部，采购人员等，因为他们的认真工作，是炊事员发挥厨艺的先决条件。

他批评起人来也是很厉害的，不留情面。有次看到文明光白天打球，不休息，就很生气地说：“小文，你怎么还不去休息呀，自己的身体一定要保护好。晚上要值夜班，没有精神可不行啊！”他连护士的值班安排都一清二楚。

陈瑞先在庐山疗养院总院院长的位置上做到1962年，总共是5年时间。中间出去担任一段时间庐山管理局疗休管理处处长，不久即又回到疗养院。在这5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大事，事关全局。庐山也发生了几件大事，为世界所瞩目。

1958年大跃进的强风刮遍全国，庐山自然不例外。庐山管理局领导楼某与社队干部关系进一步密切，放卫星之类的报导时有耳闻。但是有一件事激发了一批老干部对管理局领导的不满情绪：他竟然把一把手枪赠送给了一个生产大队的书记，以表彰其对“大跃进”的贡献。社队干部受奖励，接受锦旗和奖状的有之，授予荣誉称号的有之，送武器给农村干部，真是闻所未闻！他们这一批老干部被激怒了，纷纷写信给中央有关单位，检举揭发这样的事情，但是毫无结果！

不知道是由谁串联，全山17个对庐山管理局领导有意见的老同志集中起来，一齐来找陈瑞先：“您老要是不出面，我们算是没办法了。庐山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陈瑞先仔细看了一下他们写的报告。“局长也是老红军，是1928年参加革命的，行政9级干部。从这些事实看，我们跟他是工作上的分歧。如果上级认为他错了，那也是工作方法上的错误。不是阶级敌人，不能上纲上线，这个原则一定要坚持。否则这个忙我不能帮。”

大家冷静地想了想：陈院长说的对，这的确只是工作方法问题，谁跟谁也不是阶级敌人，不是仇人。他们纷纷表示听陈院长的。

这样，他们通过集体讨论，定下报告基调，在秘书帮助下，修改好了给上级的报告。

这样的报告寄上去肯定是没用的，通过机要室也不行。陈瑞先就通过熟人直接把材料交给了毛主席的夫人江青。江青处理这个事也简单：直接批给华东局，因为这时江西已经不归中南局管，而归华东局管。由华东局派出调查组上庐山，对于问题进行调查。这个调查组的组长就是刘瑞森，后来是江西省委书记。庐山问题得到妥善处理，上面调马廷士同志接替原来的庐山领导人，担任庐山管理局书记、局长。文革期间江西造反派拥护刘瑞森作为三结合的革命领导干部，恐怕不会仅仅是巧合吧？

1958年，陈瑞先家里发生的大事，就是儿子陈建国上大学。陈建国在南昌五中读高中，就是原“江西省第一高中”。1958年全校有两名“勤工俭学积极分子”，建国即是其中之一。加上学习成绩好，决定他不参加高考，直接保送上大学。这样别人在埋头复习功课的时候，建国却在跑南昌市的公安局派出所及各单位人事科，对全班同学进行外调政审。对未满十八岁的共青团员来说，这也是很好的锻炼。几个月下来，高考结束了，同学们都在等待放榜。建国和家长都不着急，因为北京工学院（军校）的招生老师说了，让建国进军校化工系，学习制造炸药。放假了，孩子就回庐山和父母团聚。

可是这个录取通知书，左等右等，就是不来。全山的应届毕业生都拿到通知了，还是没有陈建国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八月下旬，录取通知书终于到了。建国拆开一看，当时傻那儿了——录取的是南京大学地质系。完全不合自己的志愿！毫无道理地断了孩子上军校的梦想，孩子想不通啊！

陈瑞先看了看儿子的录取通知书。“坐下。咱俩好好聊聊。”

爸爸说：“大跃进时期，国家建设急需矿产资源。金银铜铁煤和油，那样也不能少。为什么？为了打破封锁，我们要自力更生找出自己的资源。孩子，为了祖国建设，你就努力去学习地质找矿吧！”

“爸，我觉得委屈呀，这是为什么？军校一定是先录取了，然后把我清除出来。不然，录取通知书不会这么晚才到。”

“建国，不管你怎么想，第一，个人一定要服从组织。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讨价还价。第二，你千万不要有任何特殊化思想，要跟同学们打成一片。第三，你的一切要靠自己努力，不要依赖任何人。”

爸爸的意思很明确：千万不能为了这事去找“叔叔伯伯们”。

建国刚入团不久，虽然不是党员，也知道组织纪律性重要。他平静地听爸爸说。然后，带着有点奇怪和疑问的心情，乘船去了南京。

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召开，就是批判彭、黄、张、周的那次。河东路180号别墅，就是庐山旅游业引为骄傲的“美庐”。1959年6月30日下午，毛泽东及其随行人员乘轮船离开武汉，到达九江后，次日上庐山，上午10时许到达“美庐”。这是蒋介石曾经住过的地方，也是毛、蒋二人都愿意住下的唯一房子。从中央“下派”江西任副省长的汪东兴向毛泽东介绍说：“这间原来是蒋介石的起居室。”毛泽东神情盎然地说：“哦，久违了，蒋委员长，我来了！”

选择在庐山开中央全会，粗粗看来有以下理由：一是地理位置优越，临江近湖（鄱阳湖）夏季凉爽，权当避暑；风光秀丽，权当旅游。当时说的“开神仙会”，让首长们放松放松。二是交通方便。三是安保措施容易解决。一般说，山路稍稍封锁一下，闲杂人等概难入内。但游国立老师分析，有个庐山疗养院总院院长是“特别交通科科长”，是延安搞特工联络和情报工作的老人，是靠得住的自己人，至少是个原因，也可能是事先部署。“美庐”和中央领导居住的主要别墅，都在江西省庐山疗养院管辖范围之内。陶章珍、文明光等老护士回忆，庐山会议时中央领导都住在庐山疗养院的别墅群里面。她们腾出房子给首长住，自己搬到五一疗养院（解放军的疗养院）去住。大会医务服务人员，都由总院陈院长指派。总院礼堂给中央领导跳舞专用，舞伴也由总院挑选。游老师的分析有一定道理：陈瑞先1958年上任，1959年、1961年连续开两次庐山会议。1962年陈瑞先退休下山，中央就不再在庐山开中央全会——直到文革期间才出现例外，这很可能并不是巧合。

1962年夏天，陈瑞先带着家属又回安徽老家去了。这是因为在庐山会议期间，他和老首长们见了面，听说安徽采用责任田到户的办法，解决了农民的粮食困难。所以老朋友们都欢迎他回去看看。

这次走的路是坐船先到芜湖，安徽省委派一名干部到芜湖来接，在芜湖宾馆事先就打电话跟合肥方面联系好了。这样乘渡船过裕溪口，坐火车到合肥，方便快捷得多。

在合肥会见老朋友，特别是会见自己在南京监狱的难友黄岩省长，等程序走完，省委就派出一辆轿车，送陈瑞先一家去金寨老家。路过六安，跟当地领导见见面，稍事休息，就在当天赶到了金寨县。到双河老家，走亲串门子，活烈士过了8年又回来了，还带了一家子，这可就热闹开了。

这次回家，见证了社员生活改善的事实。在省委宾馆，早饭吃的是玉米糊、窝头。到了六安，地区宾馆，伙食有所改善。到了乡下，不得了，肉包子、油条、烧饼、豆浆应有尽有。肉类蛋类都吃得有点多了。社员们说，这都是家常饭，没有什么特殊。意思是说，不是你们来了才特意拿出来的。他们全家实地见证了责任田到户，给家乡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高高兴兴地回到庐山。

秋天，陈瑞先院长的胃病发作，可能是穿孔，就在庐山疗养院紧急抢救。在南京学习的陈建国，也被通知赶快回庐山探望父亲。他急忙赶上南京去九江的最快轮船，匆匆地上了庐山。

在病床前望着瘦瘦的父亲，他迷茫了。他看着父亲的眼神，似乎在痛苦中还有一丝微笑。他知道，父亲像对待他所从事的事业一样，对待自己的儿子：爱之深而无言。

他和妈妈对望着。他们害怕发生什么，心里都明白，谁都没有说出来。他心里想：一切都交给医生叔叔和护士阿姨了。他和妈妈又看看护理父亲的白大褂们。

真得好好感谢她们，竟然让陈瑞先再一次死里逃生。在医生们的建议下，陈瑞先向省政府打报告要求退休。邵式平省长很快批准了他的请求。于是，他们一家三口来到了长江边上有名的商业和文化名城九江。他们住在甘棠南路25号。

这是一个小四合院，住了三家退休老红军。巧的是：这三位都是安徽老乡：舒文田、杜德金和陈瑞先。

退休以后，陈瑞先才有时间和精力回忆以往。他断断续续跟孩子说到过去斗争的故事，但在延安党中央社会部的工作，一个字也没有透露。

以下叙述，恢复第一人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