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推出条件哲学

　　陈建国（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今年是新中国建立七十五周年，也是我的学术专著《条件哲学与互补原理》出版十五周年。十五年来，我不断宣传条件哲学的基本观点，收获不少“粉丝”，甚至有人建议将条件哲学列入大学课程。那么，我为什么要推出“条件哲学”呢？

　　一 推出条件哲学的动因，首先跟我的个人经历有关。

　　在“大跃进”时代，我经历过不讲条件，只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反条件论”运动。作为地质系大学生，也曾抬着矿石送往农村小高炉。小高炉能炼出好钢吗？根本没条件呀！但心中的疑问只能忍着，这也是当时条件的限制。

　　中华传统文化对我的教育，是讲“条件决定论”：“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人生处处受条件限制，我们却以为“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要敢字当头，事在人为”。我感到：谁反对条件论，谁就容易主观、自以为是；不承认真理受条件限制，也是产生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根源。后来批判“凡是论”，人家不服！因为“皆准论”是“凡是论”的理论基础。但是要把这些想法变成理论，得到哲学界的认可，决非易事。——我知道，这也需要条件。

　　1963年大学毕业后，我在内蒙参加野外地质工作。在“文革”中的1972年，我带领普查组找到了翁旗小营子铅锌矿（大型）。这个条件就是因为我在“清理阶级队伍”当中挨了整，挂牌游街。1969年底昭乌达军分区军工宣队进驻我单位，为受害者平反、落实政策，恢复了我的普查组长职务。为表示诚意，队革委会完全支持我对于普查工作的部署。我要使用什么找矿手段就全力给予安排！当然，我自己前期所做地质工作基础比较扎实是内在条件。

　　1973年初，我调动工作到江西省地质局，后来搞宣传工作，担任局党委中心组理论辅导员，经过对十年文革与两年反文革历史的深入思考，我更下定决心要研究条件哲学。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但是创造条件本身也需要条件！直到1985年春，我才调到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从事专业理论研究。

　　二 长江流域防治水旱灾害的条件

　　1973年最初几个月，江西省地质局领导让我搞资料工作，就遇到一个重大的条件问题：

　　江西省水利规划设计院里的几位工程师，搞了一个将鄱阳湖水入江口封闭起来的计划：在那里建一个东西方向长长的大坝，闸门由江西根据自己的需要控制，多好哇！他们在梅岭开会讨论方案时，因为我管地质资料，有幸参加会议。

　　一看发下来的方案介绍，我就惊呆了。长江有几个通江大湖调节水量：江水太多时，流入湖里帮助储存；江水不足时，由湖水补充，这是长江平衡水量，减少水旱灾害的重要条件。鄱阳湖是通江第一大湖，你要跟长江搞“切割”，破坏江湖水互相调节的条件？这太可怕了！涉及整个流域，整体与局部的关系问题，他们难道不明白吗？

　　我想，要想说服有关领导放弃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只有从水文地质角度谈问题：湖口东边是石钟山，其得名是因为那里全是石灰岩、大理岩，处处是溶洞，江水拍打溶洞，发出钟鸣似的响声。大坝建立起来之后，在十几米高水位差形成的强大压力下，溶洞会加速发展，很容易连通。到时候湖水一涌而出，怎么办？西面的张家洲是三五十米厚的松散泥沙沉积物，没有任何固结，江湖水压力差大了，更容易产生管涌；一旦管涌连接起来，坝体西部也和东部一样开了口，湖水涌入江中。剩下中间长长的孤岛，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发言以后全场鸦雀无声。这个所谓“拦湖大坝”的计划，真的让我给彻底拦住了！

　　领导安排我搞宣传工作，是把我懂地质作为有利条件。我又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党史等知识，学习宣传业务。但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还是遇到了艰难的抉择：

　　上级要求我对全体职工宣讲杨荣国写的儒法斗争史。我按上级规定讲过以后，就觉得自己简直是在放毒！怎么办呢？紧接着，我就讲了几千字自己编写的“法家的欺骗性”，说明儒、法两家，不过是封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不同工具而已。这个讲座是在赣南九零九地质大队礼堂讲的，大队宣传科黄科长很为我担心，可是听讲的有好几千人，没有一个人打我的小报告！“四人帮”倒台以后，我们去九零九地质队调查，才发现有一位地质干部曾给党中央写信，要求给刘少奇同志平反。上级下文件给大队党委，要求把这个人按“现行反革命”处理。大队党委在翁盛林书记领导下，经集体讨论决定：不承认此信是此人所写，说是别人冒充的，保护这位地质干部过关。我在九零九地质大队讲法家的坏话，真是幸运哪！

　　我在省地质局搞宣传工作，好处是结合实际；缺点是事务性工作较多，不能集中精力研究重大理论问题。为了改善研究条件，我调动工作到了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三 正确认识相对论的哲学问题

　　我去省社会科学院，带过去的问题就是相对论的哲学问题。这是在学习哲学过程中遇到的。教科书上说：牛顿是机械唯物论的代表人物，他的哲学思想是形而上学。但是，牛顿在理论物理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无与伦比！这怎么说？牛顿在形而上学思想指引下，取得丰硕的物理成果？那为什么还要反对形而上学呢？

　　在与赣南师范学院原副院长、物理教授吕家鸿合作进行的研究中我们发现：

　　牛顿关于力的原始定义是：力是动量对于时间的改变量。用公式表示是

　　F = dp/dt = (d(mu))/dt⋯⋯①

　　而社会上流行的，特别是大中学校学生们学习的牛顿力学，其力的定义是被恩斯特•马赫先生篡改的，即力等于质量和加速度的乘积：

　　F=m•a=m du/dt⋯⋯②

　　将①式展开，就知道两个公式的本质差别：

　　(d(mu))/dt=dm/dt+du/dt

　　即是说：不承认在运动中质量会发生变化的是马赫，而不是牛顿！

　　由此可知：根本不存在爱因斯坦革命。从牛顿力学可直接推出狭义相对论。吕家鸿教授就这样做了。同一部力学，牛顿写上部，爱因斯坦写下部，由他们二人合作完成。所谓牛顿形而上学，是哲学工作者根本不懂牛顿力学，只根据马赫错误的科普宣传，就杜撰出来的。牛顿的辩证法思想，体现在他的物理理论当中。当然，马赫先生这样做似乎情有可原，因为当时中学生不懂微积分，不得不用代数式表示力；但他这样做就歪曲了牛顿力的原义。而社会上流传的关于相对论的科普宣传，更加错得离谱，全都是“戏说”。

　　错误的科普宣传，成为哲学与物理学之间相互沟通和理解的巨大障碍！为了打破障碍，实现哲学与物理学的正常沟通，我在1999年1月，出版了学术专著《时间-空间飞船：相对论的哲学问题》（地质出版社）

　　这部书的出版在哲学界毫无反响。尽管作者是社科系统的，书名也标明是讲哲学问题，但哲学界就是没反应；而它在物理学界的反应却十分强烈。

　　2003年在西安召开的“相对论与物理创新国际会议”，其副秘书长打电话叫我去西安开会。我说我没有申报论文，也不知道有这个会。对方说：要什么论文哪！您的这本书就足够了！在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突然叫我去参加国际会议，平生还是头一次！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我与俄罗斯物理学家苏霍鲁科夫相遇，得到他们（含他弟弟和两个儿子）出版的《没有悖论的现实物理世界》一书，也是意外之喜。

　　但是会议主持人杨新铁给我介绍的情况，却让我高兴不起来：对方来中国学术交流已经好几次了，效果都很不好！我问原因，他告诉我是语言障碍。我心里不免敲开了小鼓：这可是国际会议呀！

　　这部厚厚的俄语专著，我花了两年时间将其翻译成中文。书中讲的主要问题，是我们用光测量时都是用平面光来计算，但现实中哪有平面光啊？宇宙中所有的光，都是球面光！只不过球半径大小不同而已。所以，必须经过校正，公式才能使用。他们四位对各种情况进行校正，获得大量新的认识。这是纯物理学著作，不可能让省社会科学院资助出版。我就问杨新铁老师怎么办？

　　杨老师让我把译稿交给他，由他在国际互联网上传播。上网还不到五个月，苏霍鲁科夫先生在俄罗斯科学院的地位就彻底改变了：原来他们的书放在领导桌子上，领导连看也不看。现在多年没有通过的博士论文通过了。俄罗斯宇航局用他们的新公式计算航天器的轨道。2006年在圣-彼得堡将召开国际科学大会，领导要求他在大会上作专题报告。他想起了我，要我一定去参加会议。原来这一切，都是因为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人物理学家们：他们看到著作的中文译稿，对苏霍鲁科夫等大加称赞！消息传回俄罗斯，他的情况就根本改变了。我为中俄物理思想交流做了点贡献，心里也高兴。

　　四 赣南调查，让条件问题抓住了我的心

　　1985年我刚到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不久，院里由一位副院长带队，组织一批所长、副所长去赣南会昌县搞“智力扶贫”，也就是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调查和对策研究。调查组成员中只有我不是领导干部，因为会昌县有不少矿山企业，需要利用我懂地质这个条件。

　　调查组开会，由我做记录。最后的咨询报告，也由我根据领导意见来写。但这几个月调查工作及其后，长期压在我心头的最大问题是：赣南老区（特别是会昌县）人民勤劳勇敢，对革命贡献极大，解放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这么穷呢？那里发展经济的条件不好啊！交通不便，地处偏僻，投资者不愿投资，人才也留不住。所谓“马太效应”很严重：周围闽、粤、湘三省，就连北面的吉安地区，发展经济的条件都比赣南要好得多！

　　条件才起决定作用！但我们对此并不重视。当地有个小水电项目，上报地区有两个建设方案：一个是当地乡里报的，一个是县水电局报的。我审查以后发现：县水电局报的方案是错误的！对河水发电的要求脱离实际！而乡里上报的方案才是正确的，实事求是！我在考察报告中说：水电站一定要按乡里方案建设。事后我才知道：乡里的方案是省水文地质大队帮着做的。县水电局是专业单位，竟然不考虑当地水力发电的条件是否允许！

　　在学习决策科学过程中，我对《孙子兵法》产生浓厚兴趣，认为它是中国古代的辩证法和系统论。它所描述的，是战争胜利的条件群和具体条件，属双层递阶系统。我用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对于赣南会昌县调查的情况进行分析总结，写出专著《条件分析引论》，1990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向推出条件哲学更近了一步！

　　以赣南调查为基础，我又申报两次国家级研究课题。

　　一次是国家科委管的，由国外资金资助，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代管。我以“江西省的矿产资源开发对环境的影响与对策”为题，申报成功。在已有成果基础上，我又申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把同样的研究内容，由一个省换成全国，又获得成功。这两次国家级课题研究的实践，让我深深地懂得：小到一个地区，大到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条件是多么地重要！

　　《条件分析引论》一书，为条件哲学问世，提供了数学方法，即证明了只有验后概率，才是因果关系量化的依据。它标明了条件对于目标的相关度，凡是对目标的验后概率为1的条件，都是绝对性条件，对目标成败拥有否决权。没有否决权的条件，条件相关度小于1，叫可变性条件。相关度为零者叫无关条件，计算时应剔除。相关条件计算的目的，是解杂合方程，因为与目标相关的条件变化极其复杂：无法用同一种方程解决。即使同类变量，也构成为完全不同的方程。解杂合方程方法有两个要点：①用曲带代替曲线，可解一部分杂合方程；②承认所得到的解，是一个“可能性空间”，不是具体数值。

　　五 《条件哲学与互补原理》问世

　　解决数学手段问题，为推出条件哲学创造了有利条件。但还存在第二个障碍，就是传统的“哲学观”。传统哲学观有两种：其一，哲学是研究世界观的科学。但现在这已不是哲学的任务，自然世界观是现代宇宙学研究对象；社会世界观是“全球政治”研究对象。其二，哲学是对科学的总结和结晶。但这已经是“科学学”的任务，而不是哲学的任务。

　　条件哲学提出了全新的哲学观：哲学是研究信仰的科学，人类总共有四类信仰：伦理、科学、经验、宗教，所以哲学也应划为四类。条件哲学属于科学哲学，但并不拒绝研究其它信仰问题。信仰决定立场，所以哲学也是立场学。哲学是自立于科学之林的一棵参天大树，它和一切科学平等，属于抽象科学之一种。

　　突破这两大难题，使我对条件哲学问世充满信心。更深刻的改变是哲学基本问题。条件哲学认为：哲学基本问题，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问题。哲学派别就以此划分：把物质当共性，精神只是特殊物质的特殊产物，是唯物主义；把精神当共性，认为一切物质都是精神“外化”的结果，是唯心主义。传统说法，把认为物质与精神谁先出现，作为划分“唯物”与“唯心”的标准，已经完全不可行，因为地外文明和史前文明的发现，早就让它“说不清楚”了。

　　当我的《条件哲学与互补原理》书稿申报“江西社会科学研究文库”的时候，有个小插曲：科研处一位年轻人说：“陈老师，你这样是不是怀疑马克思主义呀？这可不行！”我就问他有什么真理是可以不讲条件的？他说：“水100度开难道不是真理吗？你能怀疑吗？”我说：“谢谢你又给我增加个例子！水在我们这儿100度开；到西藏高原，因为气压低，八十多度就开了。”他马上高兴地说：“陈老师，我支持你！”他的态度变化，让我的信心明显增强。

　　我将条件哲学与互补原理放在一起，是有原因的。所谓互补，就是相关条件双方，给对方提供的都是绝对性条件。例如买卖互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基本互补关系。工业与农业是互补的，经济与社会是互补的，领导与群众是互补的，所有互补关系都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命根子。一旦重大的互补关系遭到破坏，社会和谐稳定就必然被破坏。我希望党和政府能利用条件互补的观点和方法，来统筹处理现在的各种社会关系，防止它们的互补遭到破坏。

　　以上所有的研究活动，都得到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的大力支持，这是我取得科研成果的基本条件之一。

　　六 建议在决策中充分运用条件哲学

　　我党在历史上很重视决策之前的条件分析。例如，毛泽东同志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策略，就是根据分析中国和苏联革命之前的各项条件之不同而做出的决策。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讲到工农武装割据的五项条件，更是条件分析技术的运用典型。推出条件哲学，只是为使这种做法更理论化、精确化而已。

　　让条件哲学充分进入各级决策层，是作者的强烈愿望，更是推出这种哲学的直接目的。现在政权是掌握在中国共产党人手中，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为中国未来发展，做出了全面的战略部署。但是，对于发展目标的每个具体细节，都应该加强研究，调查了解与之相关的各项条件，为完善这些条件而努力。

　　条件决定一切。特别要注意：我们的观念必需跟随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如武松打虎是英雄，学习了生态理论就知道，今天谁再随便打死老虎就犯法了！因为条件变了。现在的世界格局和中国在地球上的地位，都跟从前有极大的差别。条件的变化是我们做出任何决策都必需关注的问题。条件哲学的研究，提供了这种关注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方法，甚至是精确计算的手段。

　　愿为党和国家的决策科学化而进一步努力！

　　联系电话：13177830392.信箱：chen19400916@126.com

　　

　　来源：《红军大学》20240729，第6版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