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7-29 08:21点击:191
我为什么要推出条件哲学
陈建国(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今年是新中国建立七十五周年,也是我的学术专著《条件哲学与互补原理》出版十五周年。十五年来,我不断宣传条件哲学的基本观点,收获不少“粉丝”,甚至有人建议将条件哲学列入大学课程。那么,我为什么要推出“条件哲学”呢?
一 推出条件哲学的动因,首先跟我的个人经历有关。
在“大跃进”时代,我经历过不讲条件,只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反条件论”运动。作为地质系大学生,也曾抬着矿石送往农村小高炉。小高炉能炼出好钢吗?根本没条件呀!但心中的疑问只能忍着,这也是当时条件的限制。
中华传统文化对我的教育,是讲“条件决定论”:“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人生处处受条件限制,我们却以为“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要敢字当头,事在人为”。我感到:谁反对条件论,谁就容易主观、自以为是;不承认真理受条件限制,也是产生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根源。后来批判“凡是论”,人家不服!因为“皆准论”是“凡是论”的理论基础。但是要把这些想法变成理论,得到哲学界的认可,决非易事。——我知道,这也需要条件。
1963年大学毕业后,我在内蒙参加野外地质工作。在“文革”中的1972年,我带领普查组找到了翁旗小营子铅锌矿(大型)。这个条件就是因为我在“清理阶级队伍”当中挨了整,挂牌游街。1969年底昭乌达军分区军工宣队进驻我单位,为受害者平反、落实政策,恢复了我的普查组长职务。为表示诚意,队革委会完全支持我对于普查工作的部署。我要使用什么找矿手段就全力给予安排!当然,我自己前期所做地质工作基础比较扎实是内在条件。
1973年初,我调动工作到江西省地质局,后来搞宣传工作,担任局党委中心组理论辅导员,经过对十年文革与两年反文革历史的深入思考,我更下定决心要研究条件哲学。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但是创造条件本身也需要条件!直到1985年春,我才调到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从事专业理论研究。
二 长江流域防治水旱灾害的条件
1973年最初几个月,江西省地质局领导让我搞资料工作,就遇到一个重大的条件问题:
江西省水利规划设计院里的几位工程师,搞了一个将鄱阳湖水入江口封闭起来的计划:在那里建一个东西方向长长的大坝,闸门由江西根据自己的需要控制,多好哇!他们在梅岭开会讨论方案时,因为我管地质资料,有幸参加会议。
一看发下来的方案介绍,我就惊呆了。长江有几个通江大湖调节水量:江水太多时,流入湖里帮助储存;江水不足时,由湖水补充,这是长江平衡水量,减少水旱灾害的重要条件。鄱阳湖是通江第一大湖,你要跟长江搞“切割”,破坏江湖水互相调节的条件?这太可怕了!涉及整个流域,整体与局部的关系问题,他们难道不明白吗?
我想,要想说服有关领导放弃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只有从水文地质角度谈问题:湖口东边是石钟山,其得名是因为那里全是石灰岩、大理岩,处处是溶洞,江水拍打溶洞,发出钟鸣似的响声。大坝建立起来之后,在十几米高水位差形成的强大压力下,溶洞会加速发展,很容易连通。到时候湖水一涌而出,怎么办?西面的张家洲是三五十米厚的松散泥沙沉积物,没有任何固结,江湖水压力差大了,更容易产生管涌;一旦管涌连接起来,坝体西部也和东部一样开了口,湖水涌入江中。剩下中间长长的孤岛,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发言以后全场鸦雀无声。这个所谓“拦湖大坝”的计划,真的让我给彻底拦住了!
领导安排我搞宣传工作,是把我懂地质作为有利条件。我又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党史等知识,学习宣传业务。但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还是遇到了艰难的抉择:
上级要求我对全体职工宣讲杨荣国写的儒法斗争史。我按上级规定讲过以后,就觉得自己简直是在放毒!怎么办呢?紧接着,我就讲了几千字自己编写的“法家的欺骗性”,说明儒、法两家,不过是封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不同工具而已。这个讲座是在赣南九零九地质大队礼堂讲的,大队宣传科黄科长很为我担心,可是听讲的有好几千人,没有一个人打我的小报告!“四人帮”倒台以后,我们去九零九地质队调查,才发现有一位地质干部曾给党中央写信,要求给刘少奇同志平反。上级下文件给大队党委,要求把这个人按“现行反革命”处理。大队党委在翁盛林书记领导下,经集体讨论决定:不承认此信是此人所写,说是别人冒充的,保护这位地质干部过关。我在九零九地质大队讲法家的坏话,真是幸运哪!
我在省地质局搞宣传工作,好处是结合实际;缺点是事务性工作较多,不能集中精力研究重大理论问题。为了改善研究条件,我调动工作到了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三 正确认识相对论的哲学问题
我去省社会科学院,带过去的问题就是相对论的哲学问题。这是在学习哲学过程中遇到的。教科书上说:牛顿是机械唯物论的代表人物,他的哲学思想是形而上学。但是,牛顿在理论物理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无与伦比!这怎么说?牛顿在形而上学思想指引下,取得丰硕的物理成果?那为什么还要反对形而上学呢?
在与赣南师范学院原副院长、物理教授吕家鸿合作进行的研究中我们发现:
牛顿关于力的原始定义是:力是动量对于时间的改变量。用公式表示是
F = dp/dt = (d(mu))/dt⋯⋯①
而社会上流行的,特别是大中学校学生们学习的牛顿力学,其力的定义是被恩斯特•马赫先生篡改的,即力等于质量和加速度的乘积:
F=m•a=m du/dt⋯⋯②
将①式展开,就知道两个公式的本质差别:
(d(mu))/dt=dm/dt+du/dt
即是说:不承认在运动中质量会发生变化的是马赫,而不是牛顿!
由此可知:根本不存在爱因斯坦革命。从牛顿力学可直接推出狭义相对论。吕家鸿教授就这样做了。同一部力学,牛顿写上部,爱因斯坦写下部,由他们二人合作完成。所谓牛顿形而上学,是哲学工作者根本不懂牛顿力学,只根据马赫错误的科普宣传,就杜撰出来的。牛顿的辩证法思想,体现在他的物理理论当中。当然,马赫先生这样做似乎情有可原,因为当时中学生不懂微积分,不得不用代数式表示力;但他这样做就歪曲了牛顿力的原义。而社会上流传的关于相对论的科普宣传,更加错得离谱,全都是“戏说”。
错误的科普宣传,成为哲学与物理学之间相互沟通和理解的巨大障碍!为了打破障碍,实现哲学与物理学的正常沟通,我在1999年1月,出版了学术专著《时间-空间飞船:相对论的哲学问题》(地质出版社)
这部书的出版在哲学界毫无反响。尽管作者是社科系统的,书名也标明是讲哲学问题,但哲学界就是没反应;而它在物理学界的反应却十分强烈。
2003年在西安召开的“相对论与物理创新国际会议”,其副秘书长打电话叫我去西安开会。我说我没有申报论文,也不知道有这个会。对方说:要什么论文哪!您的这本书就足够了!在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突然叫我去参加国际会议,平生还是头一次!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我与俄罗斯物理学家苏霍鲁科夫相遇,得到他们(含他弟弟和两个儿子)出版的《没有悖论的现实物理世界》一书,也是意外之喜。
但是会议主持人杨新铁给我介绍的情况,却让我高兴不起来:对方来中国学术交流已经好几次了,效果都很不好!我问原因,他告诉我是语言障碍。我心里不免敲开了小鼓:这可是国际会议呀!
这部厚厚的俄语专著,我花了两年时间将其翻译成中文。书中讲的主要问题,是我们用光测量时都是用平面光来计算,但现实中哪有平面光啊?宇宙中所有的光,都是球面光!只不过球半径大小不同而已。所以,必须经过校正,公式才能使用。他们四位对各种情况进行校正,获得大量新的认识。这是纯物理学著作,不可能让省社会科学院资助出版。我就问杨新铁老师怎么办?
杨老师让我把译稿交给他,由他在国际互联网上传播。上网还不到五个月,苏霍鲁科夫先生在俄罗斯科学院的地位就彻底改变了:原来他们的书放在领导桌子上,领导连看也不看。现在多年没有通过的博士论文通过了。俄罗斯宇航局用他们的新公式计算航天器的轨道。2006年在圣-彼得堡将召开国际科学大会,领导要求他在大会上作专题报告。他想起了我,要我一定去参加会议。原来这一切,都是因为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人物理学家们:他们看到著作的中文译稿,对苏霍鲁科夫等大加称赞!消息传回俄罗斯,他的情况就根本改变了。我为中俄物理思想交流做了点贡献,心里也高兴。
四 赣南调查,让条件问题抓住了我的心
1985年我刚到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不久,院里由一位副院长带队,组织一批所长、副所长去赣南会昌县搞“智力扶贫”,也就是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调查和对策研究。调查组成员中只有我不是领导干部,因为会昌县有不少矿山企业,需要利用我懂地质这个条件。
调查组开会,由我做记录。最后的咨询报告,也由我根据领导意见来写。但这几个月调查工作及其后,长期压在我心头的最大问题是:赣南老区(特别是会昌县)人民勤劳勇敢,对革命贡献极大,解放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这么穷呢?那里发展经济的条件不好啊!交通不便,地处偏僻,投资者不愿投资,人才也留不住。所谓“马太效应”很严重:周围闽、粤、湘三省,就连北面的吉安地区,发展经济的条件都比赣南要好得多!
条件才起决定作用!但我们对此并不重视。当地有个小水电项目,上报地区有两个建设方案:一个是当地乡里报的,一个是县水电局报的。我审查以后发现:县水电局报的方案是错误的!对河水发电的要求脱离实际!而乡里上报的方案才是正确的,实事求是!我在考察报告中说:水电站一定要按乡里方案建设。事后我才知道:乡里的方案是省水文地质大队帮着做的。县水电局是专业单位,竟然不考虑当地水力发电的条件是否允许!
在学习决策科学过程中,我对《孙子兵法》产生浓厚兴趣,认为它是中国古代的辩证法和系统论。它所描述的,是战争胜利的条件群和具体条件,属双层递阶系统。我用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对于赣南会昌县调查的情况进行分析总结,写出专著《条件分析引论》,1990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向推出条件哲学更近了一步!
以赣南调查为基础,我又申报两次国家级研究课题。
一次是国家科委管的,由国外资金资助,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代管。我以“江西省的矿产资源开发对环境的影响与对策”为题,申报成功。在已有成果基础上,我又申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把同样的研究内容,由一个省换成全国,又获得成功。这两次国家级课题研究的实践,让我深深地懂得:小到一个地区,大到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条件是多么地重要!
《条件分析引论》一书,为条件哲学问世,提供了数学方法,即证明了只有验后概率,才是因果关系量化的依据。它标明了条件对于目标的相关度,凡是对目标的验后概率为1的条件,都是绝对性条件,对目标成败拥有否决权。没有否决权的条件,条件相关度小于1,叫可变性条件。相关度为零者叫无关条件,计算时应剔除。相关条件计算的目的,是解杂合方程,因为与目标相关的条件变化极其复杂:无法用同一种方程解决。即使同类变量,也构成为完全不同的方程。解杂合方程方法有两个要点:①用曲带代替曲线,可解一部分杂合方程;②承认所得到的解,是一个“可能性空间”,不是具体数值。
五 《条件哲学与互补原理》问世
解决数学手段问题,为推出条件哲学创造了有利条件。但还存在第二个障碍,就是传统的“哲学观”。传统哲学观有两种:其一,哲学是研究世界观的科学。但现在这已不是哲学的任务,自然世界观是现代宇宙学研究对象;社会世界观是“全球政治”研究对象。其二,哲学是对科学的总结和结晶。但这已经是“科学学”的任务,而不是哲学的任务。
条件哲学提出了全新的哲学观:哲学是研究信仰的科学,人类总共有四类信仰:伦理、科学、经验、宗教,所以哲学也应划为四类。条件哲学属于科学哲学,但并不拒绝研究其它信仰问题。信仰决定立场,所以哲学也是立场学。哲学是自立于科学之林的一棵参天大树,它和一切科学平等,属于抽象科学之一种。
突破这两大难题,使我对条件哲学问世充满信心。更深刻的改变是哲学基本问题。条件哲学认为:哲学基本问题,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问题。哲学派别就以此划分:把物质当共性,精神只是特殊物质的特殊产物,是唯物主义;把精神当共性,认为一切物质都是精神“外化”的结果,是唯心主义。传统说法,把认为物质与精神谁先出现,作为划分“唯物”与“唯心”的标准,已经完全不可行,因为地外文明和史前文明的发现,早就让它“说不清楚”了。
当我的《条件哲学与互补原理》书稿申报“江西社会科学研究文库”的时候,有个小插曲:科研处一位年轻人说:“陈老师,你这样是不是怀疑马克思主义呀?这可不行!”我就问他有什么真理是可以不讲条件的?他说:“水100度开难道不是真理吗?你能怀疑吗?”我说:“谢谢你又给我增加个例子!水在我们这儿100度开;到西藏高原,因为气压低,八十多度就开了。”他马上高兴地说:“陈老师,我支持你!”他的态度变化,让我的信心明显增强。
我将条件哲学与互补原理放在一起,是有原因的。所谓互补,就是相关条件双方,给对方提供的都是绝对性条件。例如买卖互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基本互补关系。工业与农业是互补的,经济与社会是互补的,领导与群众是互补的,所有互补关系都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命根子。一旦重大的互补关系遭到破坏,社会和谐稳定就必然被破坏。我希望党和政府能利用条件互补的观点和方法,来统筹处理现在的各种社会关系,防止它们的互补遭到破坏。
以上所有的研究活动,都得到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的大力支持,这是我取得科研成果的基本条件之一。
六 建议在决策中充分运用条件哲学
我党在历史上很重视决策之前的条件分析。例如,毛泽东同志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策略,就是根据分析中国和苏联革命之前的各项条件之不同而做出的决策。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讲到工农武装割据的五项条件,更是条件分析技术的运用典型。推出条件哲学,只是为使这种做法更理论化、精确化而已。
让条件哲学充分进入各级决策层,是作者的强烈愿望,更是推出这种哲学的直接目的。现在政权是掌握在中国共产党人手中,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为中国未来发展,做出了全面的战略部署。但是,对于发展目标的每个具体细节,都应该加强研究,调查了解与之相关的各项条件,为完善这些条件而努力。
条件决定一切。特别要注意:我们的观念必需跟随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如武松打虎是英雄,学习了生态理论就知道,今天谁再随便打死老虎就犯法了!因为条件变了。现在的世界格局和中国在地球上的地位,都跟从前有极大的差别。条件的变化是我们做出任何决策都必需关注的问题。条件哲学的研究,提供了这种关注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方法,甚至是精确计算的手段。
愿为党和国家的决策科学化而进一步努力!
联系电话:13177830392.信箱:chen19400916@126.com
来源:《红军大学》20240729,第6版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