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应该后悔的是什么？

　　陈建国（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写下文章标题，我就觉得有点怪怪的：后悔，还值得写吗？反复思考觉得非写不可：真正能让我们后悔的，就应是历史教训。聪明人会吃一堑长一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越是感到后悔的事，就越要深入研究，认真对待。如果对后悔的事，不想也罢，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

　　一、“双首长制度”在建国后就结束了，不再实行，应当是我党和我国人民最应该后悔的事。但是，我们大家都不在中央领导层，后悔也没用。

　　一般认为：领导班子总得有个人拍板定案，最后说了算，才能对重大事件尽快做出决策。所以，世界各国都实行单一首长制。英国女王就是名誉上的元首，实权在首相手上；日本天皇也一样。资本主义各国虽有选举制度，但行政时仍然是总统个人说了算，与资本利益发生重大冲突时，政府才会受到国会或议会的牵制。但在战争年代的中国革命军队，包括中国工农红军,以后的八路军、新四军，及中国人民解放军，都实行政委和司令员双首长制。二者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双首长平等决策，使得“尊重对方意见”成为首长思维的一种习惯，这就成了扫除封建社会“天无二日，国无二君”独裁意识的最有力思想武器。蒋介石主导的国民党统治，就是封建独裁统治，所以被人称为“蒋家王朝”，叫“中华民国”根本名不副实。（详见《领导科学》2010•11月上，第15、16页）

　　后来的人们，光记得朱、毛两位曾经吵过架；没有注意到：在双首长意见分歧的时候，恰恰是各“常委”能够积极发挥作用的时候：他们根据自己的认识，或者支持其中之一，或者对某方之错误进行批评帮助，或者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经过充分协商、讨论，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统一。红军就是这样，充分依靠领导层内部的民主，在危难中走出来，不怕牺牲，团结一致，所向无敌。

　　建国以后，国内没有强大而公开的敌人。我们就放弃了双首长制，渐渐走上个人有最终决定权的“单一首长制”。也有一种说法，说此事始于延安时期。但全国解放以后，全党全国“只有一个领袖”则是不争的事实。按当时的政治气氛，谁要是被称为“另一位领袖”，谁就是分裂党，分裂国家，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反革命！必须全党全国共讨之！结果就是：党内高层民主荡然无存！其后果，在“十年文化大革命”及其后个别时候，充分显现出来！“圣旨即真理”，“官本位”等封建主义色彩浓厚而日益强烈！党内，特别是中央高层，民主难觅踪影；老人干政却常有耳闻。

　　反对并废除“双首长制”，是对中国式民主的大倒退。没有了民主，还谈什么“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应该后悔的事情，却不见手机微信里或者各个平台对此有所讨论。

　　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在人们所称的“胡温十年”，还可以见到两位领导互相尊重、协商处理问题的情景，特别是抗洪、抗地震时两位争上前线，令人感动。

　　二、我们这么大个党和国家，没有充分重视朱总司令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伟大作用。朱德同志在建国后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我们的一些同志，在很多地方是不听朱德委员长的话才犯了错误，可就是不知道后悔。

　　我们的党和人民群众，对于朱德委员长的正确意见麻木到了什么程度，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可说明：

　　1959年2月，朱德同志对农村大办公共食堂问题提出意见。《朱德选集》371页至375页记载就有7次，他实际上在各种不同场合提了十多次。多是给基层干部、媒体人和省、地领导提的；一直到1961年5月9日，他直接给毛泽东同志写信，此后，还是借毛主席之手，他的正确意见才得以被党中央接受，历时两年多啊！农村吃大锅饭浪费粮食，是造成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设想：如果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这个问题，还不是“传达最高指示不过夜”，一下子就解决问题了吗？

　　在更为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我党和人民群众不尊重朱总司令的意见，所带来的后果实际上非常严重。这里只重点讲几件事情。

　　朱德主张沿海进行国民经济建设

　　中苏关系变坏以后，毛主席主张大搞所谓“三线建设”，在西北、华北，靠近边界地区，修防御工事，建设兵工厂和搞其它工业项目。如果是为了改善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条件，这当然是对的！但他是以预防第三次世界大战，防止苏联进攻中国的名义，要求这样做。当时的说法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备战摆在首位。那些地方多是不毛之地，交通运输、后勤供应、商品供销都有巨大困难。很多三线厂子后来被迫回迁内地。由此造成的浪费、损失和违背经济规律的问题实在太多，一言难尽啊！

　　朱德同志反对这种做法。他说“世界大战几十年内打不起来！”毛主席就直接批评朱德说：“你是总司令还这么右倾！”但是老朱不为所动，就是反对把工厂建设在荒无人烟的山沟沟里！朱德委员长的想法就是要沿海岸线搞建设，在原来经济基础比较好的地方搞建设，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可想而知，朱德的反对意见没用，三线建设问题只能悄悄地收场。

　　在台湾国民党反动派叫嚷“反攻大陆”的关键时刻，1957年朱德视察海南岛时提出建议，要求海南发展水路交通，建设商港、军港，跟欧美日做生意。要求中央各部委支援海南建设。立足点也是认为国民党根本不可能反攻大陆。他的想法，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了。

　　海南的负责人冯白驹同志当时就提出海南建省，当然受到了朱总司令的鼓舞，结果冯白驹被说成是闹独立性，并被打成右派，撤消党内外职务。如果我们在1957年实行海南建省，发展至今，台湾和南海形势会怎样，真的很难想象了。

　　朱德主张“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首先要搞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团结。”（《朱德年谱》265页）这比一般地讲讲“阶级合作”更进了一步。

　　朱德这个话是在1965年12月讲的，离开“史无前例”不足半年时间，是不是他有感而发？尚不得而知。我党如果听了朱德的话，“以阶级斗争为纲”早早收起；也就不会出那么多的冤假错案，干部们也不会无端地受那么多迫害了。

　　是技术挂帅还是政治挂帅？

　　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政治挂帅的口号喊得震天响。所谓“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实际上就只有一句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别的都不重要。但是，熟读毛主席语录就能打胜仗吗？

　　朱德的主张与此截然不同。在庐山，战斗英雄张积慧同志告诉我：在志愿军空军成立时，朱总司令到现场鼓励他们“勇敢加技术，战胜美国空军”。《朱德选集》275页有一段话：“空军能不能建设好，掌握技术是个关键。在一定的意义上，技术决定一切。”同书第308页文章标题：“技术在装甲兵建设中的决定作用”。然而，技术挂帅的观点在当时受到严厉地批判。总参谋长罗瑞卿同志，在全军开展大比武，实际上是在执行朱总司令的指示，可是却被说成是：犯了用技术挂帅冲击政治挂帅的错误，当时可没少挨批判哪。如果我们早点听朱老总的话，中国的军事技术或许早就超过美国了！

　　没有很好听朱德的话，应该是我们最后悔的事！

　　明明是反对朱德，却把斗争矛头指向执行朱总指示的那个人。谁听朱老总的话谁就倒楣，朱德还能有什么“崇高威望”？谁的策略厉害，权谋无敌，谁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因不懂权谋被打败者就是党内“走资派”。文革结束以后，对刘少奇、彭德怀等同志的平反昭雪，说明这一逻辑多么地荒谬！

　　功劳巨大的领导人，人们怀念他，纪念他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硬要把某人美化成神，说他一点错误也没有，这就是在推销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