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为祖国做贡献

陈建国（江西社科院）

　　我今年已经84岁了。回望过去，真是百感交集，一言难尽！但是，不管是处于逆境还是顺境，我始终坚持自己的人生信条：为祖国努力做贡献！

　　2017年11月，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出版《看中国人才强国》第二辑，书中第146、147页刊有王珍的署名文章，标题是“记条件哲学的创立者陈建国”。但我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想着要搞哲学的。

　　一、 我是红色特工后代

　　我原名侯显林，1940年9月出生，河南省荥阳市翟寨村人。生父侯志辉是八路军嵩山军区敌工干事，1945年春天在执行策反任务时壮烈牺牲，为抗日烈士。养父陈瑞先原名秦启周，系红军干部（副团长）。1940年1月至1949年6月，在延安党中央社会部当了9年多特别交通科科长，负责安排地下党员们，赴延安与党中央社会部领导之间的联络工作。他是电视剧《潜伏》中“秦科长”的原型，所以说，我是一个典型的“红色特工后代”。

　　我对党和国家的感情是从小建立的。1945年春，与我生父侯志辉被害同时，我和妈妈也被关押在敌伪监狱中。后来是地下党党员柳套、李发运等同志，在敌工科长张治平叔叔统一指挥下，用巧妙计策将我们母子二人救出。他们是在执行八路军县政府冯国彦县长的命令。我妈妈改嫁给老红军干部陈瑞先，也是党组织的安排。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我和妈妈早就没命了！所以，我立志为祖国做贡献最初就是出于报恩思想。

　　妈妈出监狱后赴中原大学学习，然后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初，她在江西南昌与养父陈瑞先结婚后，他们就委托解放军干部将我从河南接来，送到江西南昌，进了江西省八一保育院，成为毛远新等众多“红色后代”的同学。

　　二、 地质工作者的“野心”

　　1958年“大跃进”，是存在不少脱离实际的问题。但对铁矿资源的需求，确实推动了祖国地质事业的发展，我就是在大跃进的锣鼓声中进入南京大学学习地质学的。学习五年，我心里想的就是怎样为祖国找到大矿？这成了我的“野心”，也就是地质工作者的野外之心。

　　找到大矿的愿望很好，落实起来非常困难。因为这是一个集体事业，我所做的，往往只是填图、采样、化验等具体工作。真要找到矿，技术负责人的指导思想符合实际，才是关键。我1963年毕业，在内蒙参加野外工作。直到1972年，才领着一个连自己总共11个人的普查组，在内蒙古翁牛特旗小营子，找到一处大型铅锌矿。这是根据我们的普查报告，由勘探队在1973年钻探证实并确定的。

　　我的普查组长职务，在文革当中因挨整而被撤销。1969年底，昭乌达盟军工宣队进驻我所在的地质队“落实政策”，给我平反以后恢复组长职务。上级认定：革委会领导犯了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我在野外工作提出的要求“有求必应”，普查组由我统一指挥，上什么物探、化探、槽探手段都是我说了算。图件和文字报告由我一个人做，所以说认定我是这个大矿的主要发现人，完全符合实际。

　　三、宣传工作的难与不难

　　在史无前例的时代，我的父母都挨整了。父亲退休后住在九江，被“中央专案组”说成是“陶铸一伙”，于1968年10月抓进监狱，至1969年1月19日即受迫害致死。母亲在工作单位被当作特务对待，也受尽迫害。经过我反复上诉，到中央接待站反映情况，到爸爸的老领导、老战友家反映情况，估计中央是知道他们被冤枉了。经组织批准，1973年春我调动工作到了江西省地质局以后，根据局党组安排，让我改行从事理论宣传工作。认为由业务内行搞宣传，效果更好。

　　系统学习政治、哲学、历史等，我从地质技术人员变成宣传干部。经过12年的理论宣传和学习，我感到传统哲学对于条件问题虽然很重视，却没有列入“哲学基本概念”，这造成很多认识误区。其中最大的错误是认为：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

　　如果从1973年春算起，到1985年春我调到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专业从事宣传工作达12年之久，比野外地质工作时间还要长两年！

　　说宣传工作不难，是因为每次下达任务，上级都有明确指示和要求。我按要求办，只要口齿清楚，说话有吸引力就行了。反正我在大学时负责过系文工团，也当过班长，4年时间能说会道也算是练出来了。

　　但是，1974年初，在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让我宣讲杨荣国的儒法斗争历史观点，这就真把我给难住了：不讲吧，这是上级要求；讲吧，就是放毒！如果我们党和国家，真按杨荣国说的办，这个党和国家就彻底完了！这样的宣传工作还真难做！经过激烈思想斗争，我想着为了党和国家的未来，豁出去了！我就在原有材料讲完以后，特意加上几千字“法家的欺骗性”，把所谓法家，是如何欺骗劳动人民，帮助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道理讲清楚。我这种批判法家的讲法，是在九零九地质大队讲的，让大队宣传科黄科长为我担心了好些时间！文革结束以后，我随着省地质局领导去该大队搞调查，发现大队有个技术员在“文革”中直接写信给党中央，要求给刘少奇同志平反！上面下文追查这种“现行反革命行为”。队党委在翁盛林书记主持下，经慎重讨论决定：不承认这个材料是他写的，说有人冒充他，因为地质技术人员的名字附近社员都知道，就这样硬挺过去。我在九零九队讲法家的坏话，真是幸运哪！

　　四、条件问题为什么引起我高度重视

　　宣传工作多是照本宣科，很难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我要求调到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就是为了改善我的研究条件，好深入研究重大问题，为祖国做贡献。

　　1985年春，我刚到院里就奉命跟一位副院长和几位所长到赣南搞所谓“智力扶贫”，就是为当地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搞咨询。赣南地区矿产资源丰富，因为我懂地质，领导们就把我这唯一的基层研究人员带上了。

　　这次调研，把条件问题的重要性突出地摆在了我的面前：赣南地区是革命老区，人民勤劳勇敢，地下资源丰富，为什么还会这么穷呢？我了解到的情况是：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外来投资者不愿投资，人才也难留下，用《条件哲学》专业术语讲，就是条件组合不利！所谓“马太效应”又加剧这一趋势：南部的广东，东部的福建，北部的吉安，甚至西部的湖南都比赣南条件好得多！任何投资者都要讲究效益，人才向最能发挥自己作用的地方流动，这是很客观的呀！调查组成员都是领导，矿区问题专业性强，所以只有让我这个非领导执笔写调研报告了。

　　在这个调查材料的基础上，我写出一本专著《条件分析引论》，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另一方面是物理学：牛顿力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完全一致，为什么人们非要把它们对立起来，并且杜撰出所谓的“爱因斯坦革命”呢？我和吕家鸿教授研究的结果是：错误的科普宣传，造成所谓“牛爱对立”的荒唐结果。最根本的一点是：牛顿力的定义不是F = ma；而是F = dmv/dt。中学教科书中说，力是质量和加速度的乘积，完全错误！牛顿的本意是：力是动量对时间的改变量。同时我也意识到：狭义相对论对哲学的启示就是：“观测条件决定观测结果”。

　　当然，马赫先生修改牛顿力的定义，是因为中学生不懂微积分，似乎情有可原。但是乔治•伽莫夫对于相对论所做的科普宣传，完全是胡说八道，问题严重！科普的错误造成物理学甚至哲学的失误，哲学书上对牛顿“形而上学”的批评毫无道理，因为作者根本不懂牛顿力学！牛顿辩证法体现在他的力学理论的方方面面。请设想一下：如果牛顿真的是满脑子形而上学，他怎么可能在力学方面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呢？

　　哲学要正确，以正确的数理化知识为基础，这是前提条件！我的《时间-空间飞船：相对论的哲学问题》在上世纪末出版（地质出版社），为条件哲学问世打下了另一方面的基础。这部书在哲学界毫无反应在我的意料之中，而物理学界对其重视程度令我吃惊：2003年在西安召开的国际物理学创新会议，在我不知道消息的情况下，突然打电话叫我去西安开会。我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机缘巧合，结识了俄罗斯物理学家苏霍鲁科夫，得到他的一部专著《没有悖论的现实物理世界》。经两年翻译以后，在国际互联网上传播，引起世界轰动。书中说，用光进行测量都是用平面光。可是世界上那有平面光啊？有的全是球面光，一切用光测量的公式都必须经过校正以后才能使用。由此推导出一系列结论。他在物理学界的地位因为世界华人物理学家的广泛推荐，而“一步登天”。他出于对我的感激，邀请我参加2006年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国际科学大会，因为会议主席要求他在大会上作报告。这应该是我对中俄科学交流所做出的贡献。

　　五、矿山环境问题调查

　　赣南考察还遇到了另一项条件问题：矿山开采为什么对环境造成破坏？怎样才能处理好矿山环境问题？对此，我先后两次申报国家级研究课题。第一次是使用国外（加拿大）资金资助，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牵头主持。我以江西全省矿业为考察对象。在此成果基础上，我又申报一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对全国矿山环境问题进行考察。报告提出关停破坏环境的小煤窑，以及将有条件的矿山办成工、农、建材、制造业等综合性企业等建议，得到相关部门大力支持。此项任务完成较为圆满，我懂地质是个重要条件。但是，决不能只从矿山地质一个角度思考问题，必须从大区域经济和社会全局发展考虑，只有这样才能历史地、全面地分析和处理问题。

　　由于党中央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矿业环境调查同时也促进了我对其它环境问题的思考。例如，我利用地质知识，坚决阻止了有人打算在湖口筑坝，把整个鄱阳湖封闭起来的错误计划的实施。

　　六、条件哲学问世

　　经过多方面长期准备，我终于在2009年出版了专著《条件哲学与互补原理》。（江西人民出版社）这本专著的基本观点是：一切真理的成立都是有条件的，一些高度抽象的道理，可能不讲条件，但抽象本身就是它们成立的条件。一旦具体化，它就可能不是真理了。所以，真理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比如说，武松打虎是英雄，今天谁再随便打死老虎就犯法了！由此推论：对于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都要了解它们之所以成立的条件是什么？不要当作教条看待。还要学会如何分清楚基本原理和策略思想，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所以说，条件哲学是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

　　在申报课题的时候，我和科研处某同志的讨论很有意思：

　　“陈老师，你这样讲是不是怀疑马克思主义呀？可不要犯错误哟！”

　　“怎么会呢？我也是共产党员哪！”

　　“水一百度开，难道不是真理吗？你能怀疑吗？”

　　“谢谢你了，你又给我增加一个例子。水在我们这儿一百度开。到了西藏高员，空气稀薄的地方，八十多度就开了！条件变了规律就变了嘛！”

　　他高兴地说：“我支持你申报！”

　　能推出这样一个课题，也要先解决两个条件问题：一是提出正确的哲学观，二是求解杂合方程的数学手段。

　　过去的哲学观有两种，一是总结论——哲学是对科学的总结和结晶。现在这是“科学学”这个学科在做的事情。说哲学观点的来源是科学，还是可以的，但这不能作为哲学观。二是世界观论——哲学是研究世界观的科学。这也不对，自然世界观属于宇宙学，而社会世界观是全球政治要研究的事。条件哲学的哲学观是：哲学是研究信仰的科学。不经过实证你就相信，这是为什么？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个性与共性的关系问题。这是一切哲学派别产生分歧的焦点。

　　如果承认宇宙在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都是无限的，物质和精神谁先谁后，还真就说不清楚了。所以，不能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定义为哲学基本问题。哲学和逻辑学一样，是抽象科学之一种。

　　为此，还必须引入求解杂合方程的数学手段：过去的方程是单一的，代数方程就用代数方法解题，微分方程就用微积分运算解方程。而现实变量变化情况极其复杂多样，所以叫杂合方程。当我确认只有“验后概率”才是计算条件相关度的数学依据，明确计算结果是一个可能性范围，不是确定性结果时，这个问题基本上算是解决了。

　　这是哲学领域的颠覆性创新：真理永远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条件决定规律，条件不断变化，规律就随之变化；真理既然反映规律，就必须也随之变化。这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基础。

　　哲学从此再也离不开数学了：没有数学支撑就计算不了“可能性真理”的可能性大小，对于指导决策就失去意义。

　　哲学是研究信仰的科学，它只是抽象科学之一种，非实证性是它的特点。对于实证科学的指导作用，和数学、逻辑学一样。所以哲学不是科学之王，也不是科学的奴仆，它和其它科学完全处于平等地位。一切科学都建立在实证和信仰的双重基础之上。

　　辩证法的核心是互补。整体论和互补论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国才是辩证法的故乡。将黑格尔辩证法的所谓“三大规律”，从外文翻译过来以后，已经在哲学界造成了相当大的误解。

　　直线型因果观不成立。任何结果都是由条件组合决定的。绝对性（必要）条件对于结果拥有否决权，但它还不能最终决定结果必然出现。

　　以上这些对于条件哲学理念的最基本认识，无论是在对待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或者是在认识自然科学问题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七、下一步我还想干什么？

　　我的人生信条是：只要不停止呼吸，就不要停止思考。对于理论工作者，这是理所当然的要求。因为祖国需要我，这个世界需要我。

　　我觉得，政治不科学，甚至反科学，是人类社会灾难的总根源。这个问题很需要我们来研究和说明。根据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我觉得传统的政治观，即把夺取政权和掌握政权就叫做“政治正确”，是最低层次的政治观，严格说就是错误的！台湾老百姓认为：候选人中谁政治挂帅就坚决不选谁！这和我们曾经要求的“政治挂帅”形成鲜明对比。

　　迄今为止，政治一词的最科学定义，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也就是把社会管理当政治。与此不符的，或者达不到这个层次的，都是错误的政治观念！现正进行着的国际战争，是争夺政权的斗争，也是错误政治必然导致的恶果。

　　我们中国经过了“文革”教训，知道了执政党仅仅掌握政权还不够，还必须看你执行什么样的发展观，才说明你是否政治正确。中国共产党执行科学发展观，所以政治正确。

　　怎样说明你的发展观是科学的呢？今日之发展是为了将来更好的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生态环境，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中之重，这样的发展观才是科学的。这样，我们的“发展观政治”又上升到了“生态政治”层级：生态问题就是今天的政治问题！政治是统帅，是灵魂，仍然如此！

　　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把社会管理看成政治。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一致！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上层建筑当中最重要的内容，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山先生与马克思主义高度一致，而仅仅把阶级斗争当作政治，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以上两个方面的结合，就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而又紧迫的问题：我们在社会管理方面，怎样才能生态化？实行“以民为本”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全国范围的社会生活方面实现生态化，根除官僚化，就能解决今天“贪污腐败十分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的下一步，就想研究与“生态政治”相关联的所有问题，在系统理论指导下，用历史事实和逻辑推理相结合，来推导出关于“生态政治”，本质上就是“系统政治”的理论和对实际问题的分析认识。

　　中国文史出版社2024年4月出版的《智慧中国与时代人物》一书，第210页至213页，刊登我的长文“系统论是唯物辩证法的高级形态”，就是为此目的而打出的“开场锣鼓”。文章说明系统论的根在中华传统文化。最后提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连理论工作者都不敢争鸣，那这个社会的“民主”也就彻底完蛋了。为了祖国的未来，打消一切顾虑，把最后的研究成果都贡献出来！这就是我一直在努力的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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