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心史观的泛滥值得警惕

陈建国（江西社科院）

我曾在网上发布一付对子：“自古圣贤皆有错，至今科学不成熟”，长期没有任何反响。估计是太抽象，见者不好表态。科学相当幼稚，恐怕大家都有共同认识。现在需要重点聊一聊圣贤会犯错误的问题。

历史事实是，不犯错误者永远成不了圣贤。比如诸葛亮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连续三个故事，充分说明作为聪明中国人化身的诸葛亮先生，犯过严重错误：重用夸夸其谈，没有真才实学的马谡，这个错误还不严重吗？先主可是交代过的呀！我们决不能拿这个事当个例，这其实具有普遍性。例如，儒学的鼻祖长期被称为圣贤，但他们的错误十分严重：“不准造反！”就是“儒祸”。

那么我们要问：圣贤为什么会犯错误？他们不是当时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吗？

圣贤都很聪明，这没有例外，一个傻瓜决不会被尊称为“圣贤”。但是聪明人犯下错误就更可怕，难以纠正啊！因为在一般人心目中，聪明人总是对的。而事实上某人聪明不聪明，和是不是犯错误，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不能混为一谈。但是在许多人心目中，常常将此二者混为一谈。

如果人们总是抱着这样一种心态，用于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就必然会引起唯心史观的泛滥。

一， 什么是唯心史观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常说的“唯物史观”。与此相对立的就是唯心史观。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唯心史观认为：历史是少数英雄人物创造的，广大人民群众只是“群氓”。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因为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而这正是广大劳动人民努力奋斗的结果。科学家、发明家是劳动人民当中的杰出代表。

我们不否认英雄人物在推动历史进步中所起的特殊作用，但他们必须顺应历史潮流，才能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推动历史进步。而这个历史潮流是谁决定的呢？当然是广大劳动人民群众。顺民心者得天下，逆民心是失天下，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即客观规律。周能胜商，汉能胜秦，都是如此。中国共产党能战胜国民党，建立新中国，根本起作用的是民心向背。反对这种观点，与此唱反调的，就是历史唯心主义，即唯心史观。

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唯心史观，而且知道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是就一定能战胜并克服它呢？这可不一定！

我们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情歌颂他，赞扬他，包括电视、电影、小说、戏剧，用种种艺术形式赞颂领袖的英明伟大，都是人民发自内心的感情表达。但在理论研究的时候，在对历史严肃地进行总结的时候，就决不能认为“毛泽东同志从来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因为这种想法和说法，就是要推翻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决议，更是要把领袖树为“完人”、“永远正确的人”。这样做就违背了历史事实和实事求是原则，公开地与毛主席的教导唱反调！这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史观泛滥！决不是小事。

按道理讲，文学艺术作品也应该实事求是，即客观地反映领袖和英雄的另一面。但在唯心史观泛滥成灾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这样做可能引起不必要的争吵。所以，文艺作品不讲负面的东西，仅仅是目前的策略需要，不是“规矩”。我们随便翻阅一下手机上面传播的“微信”和视频，将毛主席说成是完人，没有任何缺点错误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这样久而久之，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就会不知道和不相信毛主席也犯过错误，会一步一步地步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

这是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巨大难题，它似乎让我们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二， 领袖犯错误的客观原因

解决上述难道，就要理性地分析：领袖为什么会犯错误？

认识这样一个问题，首先要从客观上进行分析，因为任何真诚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革命领袖，都不可能自己故意要犯错误：在当时当地的情况下，他都认为自己做的是对的！就像毛主席不可能接受对“文革”的负面评价一样。

从客观上分析，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廓，而又封建主义历史悠久的国度，要想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国外又无可借鉴的事情。而我们所犯的错误，又不能说和历史及外国毫无关系。

建国以后，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热情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是真情的流露，没有丝毫不妥的感觉。我自己当时虽然年幼，热情也很高，因为解放前后的对比太鲜明了！

但是把这一切都归之于毛主席个人的英明领导，则违背历史事实和唯物史观原则。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可是毛主席自己说的呀！毛主席坚决反对把一切功劳归于他个人！一些所谓的“毛派”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就不听毛主席的话呢？可见这些同志深中“唯心史观”之毒而不自觉。

我们喜欢说“大海航行靠舵手”。可是光有舵手，没有船长、轮机长、电工、机修工、如果是蒸汽轮船，还要锅炉工等等，轮船也是走不好的！当我们认真地把目光投向集体的时候，唯心史观就会很自然地离我们远去。

理论比热情更重要。我们的一些同志，恰恰是对理论缺乏热情，这样就会很不自觉地被唯心史观所俘虏。

毛主席犯错误为什么跟历史和现实有关？

第一，中国是在根本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情况下搞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谓“卡夫丁峽谷”，不是那么很容易就跳过去的。正如后来某中央领导所说，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你领导人如何“天才”、“伟大”，想不犯错误根本没有可能！如果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当你根本不知道真正的资本主义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你如何去“革命”？把贪污腐败官员当“走资派”来打，简直是在给他们涂脂抹粉，因为《共产党宣言》说过：“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哪些贪污犯不过是些社会蛀虫，那有资格称为“资产阶级”？

第二，当时中国的现实是在美、苏争霸的双重高压之下。正确的方针是利用它们的矛盾，隐蔽自己的锋芒，谋划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建设；而不是大声嚷嚷要反帝反修，力斗两霸，充当第三世界领头人。利用世界乒乓球冠军庄则栋访美，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打开中美相互交往的大门，这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是他自己改正了自己早期的错误。

第三，毛主席对前苏联的分析是错误的。

现在揭密资料表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和揭发是完全正确的、勇敢的行为。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之后清洗、迫害和杀害了苏联大量的革命同志，树立个人权威，独断专行，可以说犯下极大罪行。他甚至还迫害列宁夫人。他还在中国内战的关键时刻，伙同美国要求中国的国共两党“划江而治”，即企图分裂中国。斯大林1953年去世，1954年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苏联才派出专家来中国帮助我们搞建设。支援中国的156项重点工程，恰恰是赫鲁晓夫时代所做出的，跟斯大林没有任何关系。赫鲁晓夫是被勃列日涅夫排挤、打击而下台的。以后继承勃列日涅夫的戈尔巴乔夫之流强行解散苏联，成为历史的罪人。这些跟赫鲁晓夫没有任何关系，不知道毛主席为什么要把赫鲁晓夫说成是“修正主义分子”？我们连续发表“九评”，一个劲儿地批评人家，人家还不把专家撤走干什么呢？而且苏联专家撤走的时候，他们已经把中国的专家给教会了，走了也不会对中国的实际工作造成影响。

综上所述，客观事物的复杂性、综合性、相关性，是领袖犯错误的客观原因。

三，   领袖犯错误的主观原因

领袖犯错误有没有主观原因呢？当然有。

任何伟人都不是“全面伟大”，都有自己的薄弱环节。现代知识可分为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商十大门类。可能还不齐全，例如军事技能还没有包括进去。让任何人成为“十项全能之才”，都是不可能的。

领袖人才在某些方面一定特别出众，否则不会引起同志们的敬佩之情。例如毛主席在书法，诗词和历史知识方面都显得特别突出，军事指挥才能更是无与伦比。但是，有一利者必有一弊。由于自己过于强大，超凡脱俗，别人对自己就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要想发现你的错误，给你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让你及时改正错误，那就太难了！恐怕就是“花钱买批评”，也没人敢批评你！

既然有错误没人敢批评，这位同志想不犯错误也就太难了！

另一方面，毛主席对数学不感兴趣，外语基本不懂，也没有很好地出国考察过，这就难免会产生认识的片面性。

对于“大跃进”等左的经济态势，不能及时制止，能说不算错误吗？为什么非要争论哪些跃进口号到底是谁提出来的呢？全党全民全国都“热”过了头，还把支持农村工作部，反对跃进口号的中央老领导称为“老机、老右”、“小脚女人”，在这种高压态势下，那个干部敢不“左”？亩产万斤谁都知道根本不可能，竟然公开登在报纸上。这种“大吹牛”的气氛，不能及时制止，毛主席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当然有责任！有起码的数学知识和计算意识，就不会相信哪些跃进的谎话。说他有责任，还因为当时形成了一种“唯毛独尊”的特殊政治氛围：谁反对（？），甚至对毛主席的话提出一点儿不同意见，谁就是“现行反革命”！

对于没有经过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很难理解这一切。

四， 做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

知道了领袖人物犯错误的不同原因，我们就能心平气和地看待建国七十多年的历史，客观而准确地分析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这样就是回归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承认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给领袖人物一个实事求是的地位。这在本质上，就是要求做一个真诚地马克思主义者。

那么，古、今、中、外的圣贤，都是怎么形成的呢？

原来社会上的人群都是有着不同利益诉求的，我们习惯上将其称为阶级，或阶层。各阶级和阶层为了自身利益，都要推出属于自己的知识分子，或者其他领袖人物为自己说话，作为本阶级或阶层的“代言人”。渐渐地，他们就会形成不同层次的“领袖”。例如在旧中国，蒋介石就成为反动地主阶级和官僚资本家的“领袖”——在反动派看来，他就是“圣贤”。儒学的推广有利于封建皇帝的统治，所以被历代皇室加封，孔丘竟然成为“大成至圣先师”，“荣耀”到了极至！

但是，与统治者利益根本对立的劳动人民群众，就把反动派所确立的偶像，看成是吸血鬼，最可恨者。既然如此，劳动人民为了与反动派进行斗争的需要，也就注意地寻找和推选自己的领袖人物。这样，在我看来是圣贤者，在敌人看来就是魔鬼。

但是，社会上的人群，并不是非黒即白，还有许多处于中间状态，甚至变动状态的人。领袖为了领导人民取得斗争的胜利，不能不讲究策略，讲究争取和照顾大多数。在如此复杂多变的情况下，领袖要采取恰到好处的策略，实在是太不容易了。要想一点错误都不犯，是不可能的。作为革命群众，完全有必要理解和谅解领袖。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领袖在做出重大决策时，不得不考虑人民群众能够理解和接受的程度。这不是做群众的尾巴，而是对群众的尊重。但在更高更严格的层次上说，很可能他的决策“并不正确”。此时，我们必须遵守条件哲学的规律：行动在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根据不同条件，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会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