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走进特交科（1937.10——1949.6）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情况传进了监狱。陈瑞先和难友们，为了上前线抗击日本鬼子，向监狱当局提出要求。前后坚持了十七天绝食斗争，并没有效果。为了保护身体，留下革命本钱，监狱党组织下令停止绝食，恢复体力以利再战。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条件之一，就是国民党要释放政治犯，但落实下来却遇到种种困难。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与蒋介石直接联系释放政治犯，一直到1937年10月，国民党监狱当局才把陈瑞先他们这一批被关押的共产党人释放出来。

出狱以后，先到了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在那里，大家洗洗澡，理理发，再换了一套干净衣服，这才彼此看着都像个人样了。

黄岩同志先走，他跟着八路军办事人员去了西安，后转延安，比其他同志先到。他在这批难友中文化水平较高，又是监狱中党组织负责人，去延安向中央组织部门汇报情况。

陈瑞先紧跟着第二批同志出发，介绍到西安办事处，在西安休息了三天，又转沔阳办事处，这才转去延安党中央。

党中央组织部门领导同志，已经从黄岩的介绍中，知道了陈瑞先在监狱中与敌人斗争的全部经过。他们的共同认识是：陈瑞先同志在监狱中坚持对敌斗争，一切遵照党的指示办事，特别是对于党组织和红军的机密守口如瓶，丝毫不吐露。这一点尤其重要，说明他组织观念极强，遵守纪律，保持了共产党员本色。这样，中央组织部直接承认陈瑞先的党员身份，即党组织关系没有因坐牢而中断，开介绍信让他去中央党校学习。

当时中央党校党员划分为大队，陈瑞先这批党员是专门挑选出来的文盲和半文盲，即不认识多少字的党员同志。编号为十四大队，这决不是“识字大队”的谐音，而是正好编到了十四大队。听了中央组织部的介绍，陈瑞先就直接被中央党校任命为学员中的党小组长，负责学员的思想工作和组织生活，协助党校管理学员。

从1937年11月，到1939年3月。这短短一年另4个月的时间，他学完了小学的主要课程。除了写自己的名字，听教员讲课时他可以记笔记，不会写的字用同音字代替，或者画上只有自己才能看懂的符号。他还学会了四则运算，简单的财务账目再也难不倒他了。自己会打算盘，再也不用求人了。他想起自己小时候陪父亲做小生意的事情，心里竟有点想去做生意的冲动。

经过党校学习，他也渐渐懂得了“没有文化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道理，对于自己在领导岗位上不学习文化的过去，很是后悔。党校不仅是学习文化，教员和中央领导同志还经常来做时势政治报告，让陈瑞先了解抗日大势和国共两党关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总体形势等等。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给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党上了一课。国民党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也在慢慢转变。东北“九一八”以前是不抵抗，上海“一、二八事变”以后是“一面抵抗一面谈判”，1933年3月5日至5月25日的长城抗战，是国民党第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抗战。它的内政和对外政策常常自相矛盾。这是国民党的政治本质所决定的。共产党的政策也根据国民党方面的变化逐渐调整，由反蒋抗日变成逼蒋抗日，又变成国共合作抗日，形成抗日统一战线。这说明全国、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在不断变化，我们的思想和政策必须跟上变化的形势。

“七、七”事变以后，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对日态度强硬的谈话。著名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就是在这次谈话中说的。不可否认，蒋先生的庐山谈话，对于全国人民和国军将士的抗日热情，是一种促进，一种鼓舞。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这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陈瑞先通过学习，渐渐地理解了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要随时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改变自己的策略，认为这是做好革命工作的基本常识。

革命的延安，抗日的延安，中央急需干部。从中央党校出来没有多久，陈瑞先就被安排到党中央社会部担任总务科长。这是1939年4月，他对于采购之类的商务活动，虽然并不陌生，但这是要管好一大批中央领导干部的伙食，而伙食直接影响首长们的身体健康，此事非同小可。他首先想到要向别人学习经验。八一起义时候的贺龙警卫连连长黄霖同志，当时是整个延安党中央机关的总务处长，也可以说是自己的业务上司，正好向他请教了。

在科里同志们的帮助下，加上熟能生巧，充分调动采购人员和炊事员的积极性，部机关的伙食搞得不错，同志们对他这个总务科长还比较满意。

但是，他在南京监狱里艰苦斗争了5年多的身体，可实在吃不消了——他病了！

同志们请医生来看。这医生姓赵，叫赵云清，在长征中还是红小鬼。他给陈科长做了全面检查，结论是：身体太虚弱，营养不良，需要炖只鸡给陈科长补补身子。

一听说这事，陈瑞先急了。这可不行，坚决不行！目前延安的物资这么困难，伤员们还缺乏营养呢，我怎么能干这事！一边说不行，一边自己又昏迷过去了。开始急救。

科里的同志们商量：再征求他的意见也没有用。怎么办呢？

也不知道是谁，居然想起来给毛主席打报告。科里这些年轻人，瞒着所有的领导，写了一份给毛主席的报告。题目是“请您批准给陈科长一只鸡吃”。报告详细写了陈科长生病和医生诊断的情况。当时在延安，战士们很容易见到毛主席。所以没有多久，毛主席就接到了这份报告，亲自批示给总务科长陈瑞先一只鸡吃。这件事在自己整个革命历程中，也是绝无仅有。除了延安物资匮乏，生活艰苦，就是领袖对自己的关怀，让陈瑞先牢牢地记了一辈子！

加强营养以后，在同志们的帮助下，陈科长也开始注意休息，保重身体。在部领导直接关怀下，身体状况也确有好转。

1941年新年刚到，社会部领导就找陈瑞先谈话，调整他的工作，从当年1月起担任特别交通科科长。

党中央社会部是干什么的，当了近两年的总务科长，他基本上已经搞清楚了。

由于康生当过中央社会部部长，他在人们心目中是专门整人的大坏蛋；由于延安整风当中犯了左的错误，中央社会部在康生领导下，使一些无辜的好同志挨整了。今天，社会部在社会上的名声并不太好。但是如果全面考察一下中央社会部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人们的上述认识是片面的。这决不是说它没有犯过左的错误，而是说它对于革命和抗日战争所做出的贡献实在太大了！郝在今说：“就在各国各方的特务都臭不可闻的时候，中共的特务头子却有着良好的道德声誉。”（《中国秘密战》1页）郝先生所说的这个“特务头子”，就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延安党中央的社会部，实际上归周副主席领导。

一说“特务”，人们总往坏的方面想。抓特务的电影、电视剧看多了，人们就把特务跟日本鬼子或者国民党反动派联系起来，其实这个观念是错误的。特务，就是“有特别任务者”的简称，是中性词汇。特务坏不坏，就看你为谁干和怎么干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即使你是国民党特务，搞情报为抗日服务，那也应该是“好特务”！

其实在中国，最早使用特务这一名词的，恰恰是中国共产党方面，而不是国民党。

从1921年党成立以后，一直和反动军阀进行斗争。经过国共合作的顺利发展，到1927年“四、一二”政变，国民党的反共大屠杀；共产党被迫反击，发动八一南昌起义。在朱德上井冈的同时，起义军主力在广东失败了，周恩来辗转到了上海。在中央担任军事部长的周恩来，知道情报工作对于军事斗争的重要意义，11月，他亲自创立了情报保卫组织“中央特科”。1928年10月，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三人“中央特别委员会”，另外两人是总书记向忠发和实际负责人顾顺章，不过后来这两个人都背叛了革命。

特科组织逐渐扩大，形成四个科：总务科的重要任务是保卫党中央，还负责营救被捕同志。这和自己原先干的总务科完全是两码事。——陈瑞先这样想着。二科主要搞情报，三科是惩办叛徒的锄奸队，四科抓无线电工作，专门搞电台，破译敌电报。

当时还创造了内部和外部交通科。主要是建立秘密交通线，输送干部、物资和资金，通往各地的秘密交通线。这和自己要担当科长的特别交通科又是什么关系呢？陈瑞先想。

老同志告诉他：1928年春天，周恩来亲自主办学习班，培训特科人员。特科人员的三项任务是：“搞情报、惩处叛徒、执行其它特殊任务，例如为革命筹款。”一个不准是：“不准在党内互相侦察”。他把这些要求牢记在心里。尽管如此，我们共产党在用人方面还是出了大问题：

特科首任负责人顾顺章，1931年4月护送张国涛去鄂豫皖苏区，在武汉公开表演魔术导致自己暴露，24号被捕，当晚就叛变。

顾顺章这个人懂武术，好勇斗狠，当过苏联顾问的卫士、上海工人纠察队的大队长。他能够赤手空拳致敌死命，想不到一点骨气都没有！陈瑞先联想到自己也懂武术，只是身体不行了。身体虚弱，但革命意志决不能虚弱！他暗暗地下决心。

顾顺章一直负责特科工作，全家在中央“住机关”。顾顺章掌握中央多处机密地址，只要全部供出，共产党高层机关就会被一网打尽。但他想利用这个在国民党方面争前途，求功名，要求面见蒋介石，才能提供全部情报。而抓到顾顺章的武汉行营侦缉处急于向上报功，于是反映此事的秘密电报接连发到国民党南京中央党部特务机关负责人徐恩曾那儿。而就在敌方特务头子徐恩曾的身边，却潜伏着共产党的三个情报人员：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李克农在无线电管理局掌握总部，钱壮飞居然当了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顾顺章叛变的消息他最先知道，派出自己的女婿刘杞夫去报告李克农：结果，在敌人特务扑向中共中央机关时，所见全是空房。周恩来布置大家提前半步转移。真的很危险哪！在听说了这些战斗经过以后，陈瑞先渐渐地认识到“特务工作”在革命斗争中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周恩来此后彻底改组了特科，凡顾顺章熟悉者全部撤出。中央由陈云接手特科工作，后来潘汉年、康生都当过特科负责人。现在康生是社会部部长，陈瑞先已经与之熟悉了。

陈瑞先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周恩来自己就经历了特别的风险：1937年的4月25日，在延安和甘泉之间的大劳山，由延安乘车去西安的周恩来团队，遭遇了土匪李青武部的突然袭击。自己的副官、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陈友才，率领警卫战士下车还击。在保护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首长安全撤出的情况下，陈友才和几位战士光荣牺牲，还留下四名重伤员。这件事震动了整个延安，甚至整个中国。延安保卫工作最高负责人周兴，第一次受到极其严厉的批评！这事离现在也就两年多时间，自己听了都觉得心惊肉跳，情报保卫工作该有多重要啊！

与共产党的特科相对应，国民党方面也在1931年设立了“中华民族复兴社”，又叫“篮衣社”，中间也曾不断改组。

1938年4月，蒋介石将特务机关升格。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一处，扩大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朱家骅任局长，徐恩曾任副局长。属于中央党务系统。

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二处，就用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个名称，简称“军统”。“四大家族”成员之一的陈立夫兼任局长，戴笠为副局长。属于军队系统。

党务和军队两个系统，统一由蒋介石掌握，他嘱咐这两个系统的特务们说：“日本不过是疥癣之患，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所以，要时刻提防国民党特务对延安的破坏活动。

实际工作展开以后，陈瑞先对于自己这个科长是干什么的，也渐渐地比较明确了。领导在交待任务后，征求他的意见。他说：据我们侦察部门发现，一个小布店的店主是汉奸，他叫高有，是日本人给钱让他开的店。两个开照相馆的都是国民党特务，跟隐蔽在天主教堂里的军统特务联系。我们共产党，也得利用开商店的形式跟他们斗争。外地来的地下工作人员，头上戴的帽子是财主老爷、地方绅士；或者是国民党军官；甚至是敌伪政权中的下层服务人员。这些是为了掩护他们身份，是护身符。直接跟我们的领导人见面，他们的身份就暴露了，他们也就危险了。至少是不能回原潜伏地点，因为延安敌特比较多。所以我这个科长也得开个店，地下工作者来找延安总部汇报工作，可以通过商店秘密与领导同志见面。安全、保密都能做到。

部领导回答说：你跟我们想到一块儿了。原来的商店叫供销社，可能实际的商业任务比较重，部领导不方便利用这地方跟来延安的地下党同志见面。我们已经开了个照相馆了，西北旅社也是我们部里办的。这些还不够。你去街道上调查研究一下，看在哪里开店，开什么店合适？最好还另搞一个商店打掩护，也做点实际的小生意，方便延安人民的生活。

陈瑞先的想法跟领导一致，他很高兴，就带领科里的同志们上街考察去了。

最后决定在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开一个绸缎庄，兼营古玩字画。这样的商店经常没有人光顾也很正常，外地来人就是不买东西，进店欣赏展品也很自然。陈瑞先看看店里的摆设，物件的陈列，觉得自己刚从识字班出来，就装有学问，装洋气，禁不住暗暗觉得好笑。后来他跟周兴约定：店里的摆设有多种含义：1，是平安正常，一般同志可以自由进出；2，是平安但不正常，里面有重要活动，请无关同志回避。3，平安缺乏保障，附近有可疑人物活动。这后两种情况，都需要安保部门密切配合，帮助我们共同对付敌人。

部里给找来一个不满18岁的小伙子，来帮助陈科长。小伙子一进门，马上来一个立正，敬礼：“报告陈科长，八路军战士李文斌前来报到！”

“进了这个门，就不兴这一套了，懂吗？你必须叫我陈经理，可以叫老板，千万不能叫科长，不能称同志。小李子呀，时刻要记住：我们是特殊工作者，有特殊要求，时刻警惕自己有暴露身份的可能。要把这种可能降低到最低程度！”

“陈经理请放心，老板说的话徒弟记住了。”

他俩相视一笑。以后选人进店，都是事先在别处进行保密教育，而且规定：没有特殊的事，没有经过陈经理批准，谁也不准往党中央社会部跑。为了安全需要，这店的后面还开了一个秘密的后门，一条十分隐蔽的疏散路线，通往安全地带。

这就是一个表面看来和社会部领导很疏远，而实际上与首长们接触最密切的单位。

陈经理通过各种方式学习商业业务，装束打扮、言谈举止，都越来越像商店经理，像那么回事了。连社会部领导见了面，也是叫他陈经理，问他生意好做吗？他也像延安的一般商人一样，回答很是得体。

陈经理是1939年4月进入中央社会部的。但在当年2月18日，中央书记处才做出《关于成立社会部的决定》。这个社会部刚成立他就进来当科长，应该说算是部里的“老人”。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他那时已经34岁，比少数部领导年纪还大。

按中央书记处的决定，这个部负责领导全党各根据地和敌占区的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康生担任部长。机构十分精干，第一部管侦察，部长许建国。第二部管情报，部长潘汉年、孔原、曾希圣。

当时规定，社会部的任务是：“一、有系统地与汉奸敌探作斗争，防止他们混入党的内部，保证党的政治军事任务的执行和组织的巩固。二、有计划地派遣同志和同情分子，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可能打入敌人的内部，利用敌人中一切可能利用的人，从加强敌人内部的工作达到保卫自己。三、收集敌探汉奸奸细活动之具体材料和事实教育同志，提高同志的警惕性。四、管理机要部门的工作，保障保密工作的执行。五、经常选择和教育可以作此种工作之干部。”

对于这些规定，陈瑞先只能从精神上去理解：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朋友，打击一切必须打击的敌人。不过要小心谨慎地分清敌我，准确及时地收集情报。这个社会部的起名也很有意思：国民政府编制里面本来就有个社会部，我们共产党拿来用了，也好做掩护。即使如此，对外也不公开。

康生管理社会部一直管了八年。他出生在山东胶县一个大户人家，1924年进入上海大学。这是国共合办的大学，由邓中夏、瞿秋白等任教，培养不少共产党的干部。1925年康生在学校入党，参加过周恩来领导的上海三次武装起义，还当过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他原来的名字叫赵容。1932年陈云调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以后，就由赵容接管整个特科的工作。无论怎么算，康生都是“老资格”的特务。他用过的名字，还有张旺（可能是真名）、张裕先、张耘。除了他的“特务史”，陈瑞先还听说他特别有学问，左、右手都能写漂亮的多种汉字书法，连毛主席对此评价都不低。他到苏联去了很久，还在共产国际任职，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副团长。（团长王明）康生在系统内部有代号，叫“老板”，可见他的政治地位很高。自己能在这么有学问的人领导下工作，就更得抓紧时间学习了。

康生是在陈瑞先到达延安不久的1937年11月29日，从苏联坐军用飞机回延安的，同机的还有王明和从新疆上飞机的陈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涛，在延安的所有中共领导人，几乎全体出动，冒雪去机场迎接。陈瑞先在党校学习，不能前往，但学员们中间早就传开了。康生能和王明、陈云等比肩，担任社会部长自然不在话下。

王明他们回国以前，共产国际的实际领袖斯大林亲自接见了他们。那时国共两党对于苏联支持中国抗日都抱着很大的希望。国民党方面虽另有顾虑，但明面上也还说得过去。延安就有公开的苏军情报组，驻在中共中央和中社部的驻地枣园，有自己的专用电台。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络由毛泽东亲自掌握，他与斯大林的联络全部由苏军情报组电台负责收发，任弼时的秘书师哲，这时候成为毛泽东的俄文翻译。

康生有丰富的“特务”工作经验，他撰写的培训班教材，就讲他自己如何带机密文件过海关，如何通过国民党封锁线等等故事，很吸引年轻人。这为他在以后的整风运动中推行极左政策，带来很大的便利。因为人们根本不怀疑他。

关于副部长的情况，就有点复杂。孔原任副部长，不久即调南方工作，由一室主任潘汉年升任副部长。

潘汉年出生于江苏宜兴的书香门第，自己聪明好学，17岁就在报刊发表文章。19岁只身闯上海，在中华书局当校对员，1926年加入郭沫若、郁达夫所在的“创造社”，活跃于进步文坛，领导创建“左翼作家联盟”，人们戏称他“小开”，就是年龄不大就当了老板的意思。

和陈瑞先进入社会部同时，1939年4月，潘汉年就以眼睛有毛病，外出治疗的名义离开延安。行前康生布置他：“如果能在香港待住，应当留在当地搞情报。”10月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的时候，他还在敌后搞情报。潘汉年长期在敌我之间往来，在香港、上海、淮南秘密活动，跟日、伪、蒋三方面的情报机构斗智斗勇，获得许多重要的战略情报。对于革命事业和抗日战争做出极有价值的贡献。可是，仅仅因为手续方面的原因即受到怀疑，在建国后被错误地当作“内奸”关押。这是我国情报部门第一大冤案，一直到1982年才平反。关于潘汉年的争论非常大，有人说他一点不冤，有人怀疑他得罪了中共高层领导人等等。其实，搞“特务工作”本身就很复杂，只能从整体、从大局出发看问题，不可能揪住某个细节不放。如果只看细节，潘汉年被抓的时候是周恩来亲自签字批准的，如果潘是被冤枉的，周恩来难辞其咎，因为他一直在周领导下工作。这样看问题，周恩来也就被我们否定了。

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对于国军抗战也很有用。早在1938 年3 月16日—4月15日进行的台儿庄大血战中，国军伤亡人数虽然比日军伤亡数多，但战役整体上取得重大胜利。国军取胜的重要原因是准确的情报；而此情报的来源，就是共产党在日本的本间师团发展了一名翻译做内线，是该翻译提供的，他为中国的抗战做出了贡献。李宗仁先生事后对中共提供情报表示感谢，并发给奖金。

后来实际领导陈瑞先的，是另一位副部长李克农。李副部长比自己大六岁，又是安徽老乡，巢县人。1937年8月27日，李克农担任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这个办事处刚成立不久，租用了南开老师张伯苓在南京的公馆。陈瑞先记得：办事处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营救和自己一块儿被关押在南京监狱里的共产党“政治犯”们，他们都把李主任当自己的亲人，当作党中央的代表。听说这一次营救出来的“政治犯”有近千人。著名的陶铸同志，也是这次被救出来的。办事处委派这次出狱的陶铸、刘宁一、钱瑛、方毅，同李华等人去重建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自己也没有机会跟陶铸同志见上一面。

李克农是1941年3月上任的。9月份又成立中央情报部，康生兼任部长，李克农兼任副部长。李克农被称为“红色特工王”，在当时就对陈瑞先有很强吸引力。从各地来延安的地下工作者，更多的是安排跟李克农见面，除了安排工作、布置任务，还要从李部长身上学习干特工的过人本领。李部长对顾顺章叛变问题的处理，及时果断，让陈瑞先打心底里佩服。在延安的实际工作中，李部长也是处处显示出过人的智慧和胆略。听说保护美国记者斯诺的事情十分惊险，可惜他最终也没能弄清楚细节。

陈瑞先在这个科长岗位上工作有9年之久，中间经过领导更换、机构调整，他还曾经担任过特别会计科科长，那是管理和筹措地下党活动经费的科，后来还是回到了特别交通科。

1978年5月，中共中央下达文件为陈瑞先平反昭雪，后来在九江开平反大会。当时中央调查部通知九江市民政局送花圈的陈瑞先“生前友好”，就有部长罗青长、副部长王滔江、刘志汉，局长杜长天、王炎堂、盛冰滔、李慎远、周梅影等人。这些都是在延安中央社会部与陈瑞先共事的老同事、老领导。中央调查部的前身，就是延安的党中央社会部。

罗青长(1918年9月4日-2014年4月15日)，是四川苍溪人。1932年在家乡参加共青团，后来入红三十军。参加长征到陕北后，跟随胡德峰在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工作。1938年7月从中央党校毕业，进了中央社会部办的情报训练班。陈瑞先的这些好友，多半是情报训练班出来的，例如：第二期的班主任，是从西北局调来的陕北干部白栋材，后来在江西当省委书记。在陈的冤案发生以后，对陈的家属有所照顾，为陈的平反昭雪也出过力。罗青长兼任这一班的支部书记。李慎远、周梅影都是这一期的。1938年7月开学，10月毕业。李慎远和周梅影都到敌后执行重大任务去了。

罗青长的公开身份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的机要秘书，暗的是西安地下党情报系统的支部书记。罗的专业能力十分惊人，译电时可以不看本子直接翻译。他还是个活档案，中央前委转战陕北的时候，时任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的罗青长，可以随时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提供敌军调动情况，对国民党师以上军官了如指掌。 

第三期学员中，王炎堂与陈瑞先最熟。这期在年底举办，学员毕业时中社部成立。王炎堂原名叫黄金堂，年少志大，15岁入党，没带组织关系跑到延安，在陕北公学再次入党，上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学习，学习结束即进训练班。在训练班毕业以后，分在中央社会部秘书科工作。由于经手大量文件，逐渐成长为研究国民党特务系统的专家。也正是在“专家”的帮助下，陈瑞先才有可能立下大功，在1942年被评为部级甲等模范工作者。——这是陈瑞先档案上唯一保存下来的荣誉记录。

情报训练班的第六期学员中，杜长天跟陈瑞先熟悉，但二人的交往资料难以找寻。杜长天，1914年9月生，四川达川市堡子区新溪乡人。1933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独立营政治指导员。参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六路围攻和红四方面军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党校会计科长，中央社会部第2交通组组长、总务处长、第3室主任、干部处长。1944年被评为中央社会部特等模范工作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委情报部和联络部办公室主任，干部局副局长，天津市委调查部长，河北省委调查部长，河北师范学院革委会主任，河北省革委会政治部副主任，省委统战部长，保定地委书记，广东省委调查部长，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兼广东省委调查部长，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国家安全部顾问。

第八期训练班学员中有汪东兴。后来汪东兴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陈瑞先能平反昭雪，是汪副主席直接决定，用中央文件，不用中组部文件。陈是省管干部，不是中央管的干部，平反采用中央文件，十分罕见。主要原因，应该是陈瑞先在党中央社会部担任特别交通科科长，从抗日战争最困难的1941年，到全国解放的1949年，长达9年之久。这9年恰恰是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9年。

汪东兴是江西弋阳人，1916年1月出生，比陈瑞先年轻10岁多。1931年1月加入共青团，1932年6月入党时，还不到17岁。参加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部队，从战士逐步提升，任中央纵队干部团连指导员。参加数次反围剿斗争。长征中表现突出，受到周兴的重视。在延安担任和平医院的政委，自己主动要求搞保卫工作，谭政文就把他介绍到中央社会部的训练班学习。毕业后担任主管警卫工作的中社部二室主任，从此后专职负责保卫毛主席的工作。在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时候，汪东兴带领少量部队，随着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转战陕北，负责安全警卫和服务保障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生前好友名单上最后两位，李慎远实际上是李振远，和周梅影是一对夫妻。李振远1914年2月出生于山东省寿光县李家宋(现寿光市田柳镇李家宋)。1931年参加革命，193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组建东北安东抗日义勇军。1937年到延安后，先后任中央党校军事教员、自卫军大队长。1938年至全国解放前夕，先后在兰州、平津、东北、上海情报站任副站长、站长，创建了中共的东北情报组织。1949年9月起，先后在中央情报部、军委情报部、军委联络部任处长;1955年任云南省委调查部部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委候补委员;1958年5月任河北省委调查部第一副部长;1962年任中央调查部局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先后担任中央调查部留守组组长、"五•七"干校校长兼党委书记;1979年后，任中央调查部局长，部务会会议成员。1982年12月离休。2000年2月24日在北京病逝。

为加强兰州情报工作的力量，1938年12月上旬，组织上决定从抗日军政大学等单位抽调李振远、周梅影夫妇和丁丹，到兰州建立地下情报站，任命李振远为情报站长，主要任务是搜集中国国民党的政治、军事情报，包括马鸿逵、马步芳的马家军以及外国人在西北活动的情况。在延安枣园，潘汉年对李振远等做了具体安排，将联系用的密码交予周梅影。几天后，经八路军副总参谋长滕代远介绍，李振远等三人搭乘前往苏联养病的林彪的车队，离开延安，前往兰州。这次，李振远因为自己极高的警惕性，发现司机助手与敌方特务有联系，及时采取措施，粉碎了一场针对林彪夫妇的暗杀阴谋。

在兰州，李振远夫妇得到了“新疆王”盛世才将要投靠蒋介石的信息。周梅影又到新生活俱乐部，从各位军官夫人那里得到了证实，他们马上把情报传到延安。在兰州八个月的时间里，李振远和周梅影还取得不少情报，如第八战区团以上军官名册和驻防地点；马鸿逵的回部对抗日态度的变化；兰州各界人士对抗战和国共合作的态度；各界人士抗日救国运动的情况；兰州商贸界市场的变化和商贸界上层人物的情况；国民政府军统、中统在兰州的活动；英国来华经商的目的；盛世才在第八战区的兵力部署变化情况，等等。在重庆谈判的时候，李振远因为跟国民党某少将拉关系，发现了国民党特务要用“车祸”的方式杀害周恩来副主席的重大阴谋。他们夫妻俩化妆隐身，施巧计救了周恩来副主席，使敌人阴谋落空。如果将他们夫妇对革命的重大贡献，编拍成电视连续剧加以宣扬该多好啊！

跟陈瑞先熟悉的还有陈刚。在刚到延安时，组织上审查自己的政治历史，在监狱中的表现，最初是由一室主任罗青长审查，后来主要由三室主任陈刚审查。

在业务上与陈瑞先有联系的还有刘志汉。刘志汉，1914年5月生，云南易门人。1935年11月参加革命，1936年11月入党，同年被派去苏联学习军事通讯技术，1938年春回延安，任中央社会部电台台长、机要科科长、通讯联络科科长。1945年11月进军东北，任嫩江省委社会部副部长、黑龙江省公安处副处长、第四野战军司令部二局一室主任等职。1949年3月任中央情报部部长秘书、一室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军委情报部副局长、中央调查部局长、副部长，国务院副秘书长。是中共十二大代表，第三、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因病于2004年9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在这9年中，中共党内、国共关系和对日作战都发生了许多大事。这些事直接间接地都跟党中央社会部有关，也就和他这特别交通科有联系。这些大事处理得好，得益于整个延安的群策群力，各单位各部门配合得天衣无缝。更由于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民主决策。因为情报保卫部门的工作，完全地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中央在各地各部队成立军委分会或者军政委员会，缩小政委职权，实行集体领导。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说明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正式实行党的集体领导。

中共第一代集体领导为“五大书记”：毛泽东任中央调查研究局局长，周恩来任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主任，任弼时分工负责交通局，刘少奇任中央反内奸委员会主任，朱德任八路军保卫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对于情报保卫工作，已经不像苏联和国民党那样，由最高领袖个人专断，而是集体领导，分工负责。这种做法，能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还可以避免对于人和事的认识片面性，可以防止发生和及时纠正已经发生的冤假错案。毛泽东提出“大部不抓，一个不杀”方针，保证了即使被错抓错判的人，也有将来澄清是非的机会。

这是根据抗日战争中国内外关系、国内阶级关系错综复杂的事实，对于决策机制的调整。这种调整，适应了客观形势的需要，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39年1月，中共成立南方局，周恩来任书记，董必武任副书记兼统战部长，这是适应抗日形势的变化。

40年代初发生在延安的最重大案件，是“汉训班”案。1942年底该案告破，陕甘宁边区共抓获潜伏特务32名。主动交代者1人，侦察发现者20人，被捕后供出11人。有6个人借机逃跑后，却得不到军统的信任。其他26人中，有25人得到共产党方面的信任和利用，例如吴南山、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赵秀、张志刚等人，都被吸收为边保的外勤干部，继续保持与军统的联系，以便获取国民党方面的情报。

这事由来已久。国共正式实现合作以后，国共双方的地方政权和部队之间，经常会发生摩擦：1939年，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乘八路军反扫荡之机，偷袭八路军后方机关，在深县杀害八路军官兵400多人。以后，小的摩擦不断。直到1941年，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给新四军下狠手，使新四军损失惨重，叶挺、项英等领导人及七千余名官兵被俘，或被杀害。中共中央不得不重建新四军。面对这样的反共恶浪，共产党方面的回击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既要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又不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遭到破坏。在延安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是国共隐蔽战线斗争的精彩篇章。

在共产党掌握地方政权的各个县，公开而有礼貌地将国民党任命的县长们“护送出境”。包括国民党钉在陕甘宁边区的钉子，即肤施县县长在内，也被护送出境。此后又把前县长马豫章请回来当县长，1943年当上了延安市的副市长，1944年升为市长。马市长职务步步高升，原来因为马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

延安的敌我形势十分复杂。延安邮政局的局长就是中统特务。但邮局当中也有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的内部文件和特工文件常常落入延安边保的手中。所以国民党方面对此并不甘心。“汉训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国民党要把大批特务打入共产党内部去，在国共合作的前提下如何反共？对于国民党特务机关来说，这也是个难题。军统特训班1938年开学，公开称“特警班”，都以办班地方命名。有湖南醴陵、贵州黔阳、息烽、四川重庆、甘肃兰州、福建建瓯等等，先后毕业两万多人。有的去敌后做抗日谍报工作；有的去国统区当警察，在警察身份掩护下当好特务；有的留在军统内部；最危险的是派到共产党的根据地潜伏下来，这批人主要任务是反共。

共产党的叛徒张国涛，在重庆给戴笠提了个建议：共产党正在大力招收知识分子，国民党想打入，就从培训青年学生入手。于是，军统采纳张国涛的建议，重视吸收青年学生加入特训班。有些去过延安，甚至打入过共产党内部的军统特务们，就当老师，专门教授特务如何打进共产党内部的种种办法。但是效果并不理想。过去，军统西北区兰州班的学员，进入边区并不难，但是搞破坏活动就很困难。榆林站的学员打入延安即被捕，公开送回国统区，弄得军统头子很难堪。他不知道的是：打入兰州特训班的毛培春，是共产党的内线，国民党的学员们一有动作，消息早就传到延安边保部门了。军统上海行动组组长程慕颐，按戴笠的指示，在家乡温州办了个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训班。1939年9月迁往边区附近的汉中，代称“汉训班”。只有这个班培训出来的特务，才真正“打入”了陕甘宁边区。

军统为此作了针对性很强的部署。知道延安边保注重审查外来人员，招收学员就特别注意吸收陕甘宁边区当地的知识青年。“汉训班”招收平凉、榆林几个中学的学生，以进步青年的身份投考延安的学校，然后设法进入中共的各种组织。

吴南山是“汉训班”案第一主角。事前，他在庆阳县的樊家庙义务小学当校长，当地农会主席和保长都是共产党员，经常会找吴南山写些东西。他的思想就受到些红色的影响。教师工资停发，吴南山带头告状。国民党的庆阳县教育局局长，以此为借口，不给他分配工作。逼得吴南山自己找出路。他打算去重庆参加免费的战时干部培训班。按通知中约定，他来到汉中，被引进了兴隆寺，才知道自己去不了重庆。这里不是学校，是军统的特务培训班！他清楚地知道：既然来了，就不可能跑脱，只有接受所谓的培训。像这种“学员”，基本上是被骗来的，他们很难跟国民党一心。吴南山估计，像自己这种情况决不在少数。

“汉训班”的日程非常紧张，课程内容十分繁杂，纪律特别严格，要求“生进死出”。稍稍有些“违纪”，就会遭到教官的体罚，吴南山就挨过教官的耳光。与一般特务课程不同的是：“汉训班”特别注重讲解关于共产党的事情，说“中共是苏联的武装间谍团”，“有我无共，有共无我”，说“一个女人进了边区就成了大家的老婆。”吴南山听到这些污蔑性宣传，就暗地下了反叛的决心。但人在“汉训班”，还得装驯服。心里想：你骗我，我就先骗骗你！，他装得积极学习，很听话的样子。

班主任程益宣称：“我们是军统的死间特训班！”学员悄悄议论说，“军统与中共势不两立，军统人员被日寇抓去不一定死，但要被中共抓去就别想活命！”

由于他学习积极，教官不怀疑他，他就对班主任说：

“来这里学习，就是为了搞共党。现在要回去，还可以说是考学没考上就又回来了。如果回去太晚了，见到人家就不好说了。取得对方信任就不容易啊！”

班主任程益认为他说得有道理，就让吴南山提前毕业，回庆阳工作。学员走前都留下了“海底”—就是自己的姓名、化名、永久性住址、情报对象的化名等等，最后写下忠于国民党情报工作的誓言。这些东西要求学员自己背熟，而把原件留在“汉训班”。将来特务之间秘密联络，靠的就是“海底”。

吴南山按照军统的要求，到西安站接头建立通讯联系，到陇东的西峰镇找张明哲接头接受领导。他虽然暂时逃离虎口，不会引起军统怀疑，但是共产党方面能否相信自己呢？离开这么久了，不知去向，只有说实话才能让对方相信。问题是什么时候说，在什么情况下说？在他忐忑不安的时候，是庆阳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让他最后下定了决心。

庆阳国民党的县党部、县政府都被赶走了。共产党执政优先抓教育，让吴南山参加陇东中学的筹建，还兼任学生生活大队副大队长。共产党搞民主选举，吴南山的教师同事陆为公当选县长，吴南山成了县人民代表会的邀请代表。共产党对吴南山的高度信任，让他迫不及待地要“交代问题”。他先找陆为公说了，陆替他保密，只向地委书记马文瑞汇报。当晚，马文瑞、李甫山、陆为公三人找他集体谈话，吴南山将心里的话一古脑儿全盘托出。李甫山是分区保安科的科长，具体业务方面的事还得李科长跟他细谈。李科长给他交代如何继续与军统联络，不会引起军统怀疑的方法和要点。1941年春天，吴南山被提拔为县教育科的科长。这样，他向军统方面也好交代：我已经成功打入共党教育系统！

新来的保安处长赵苍璧，不相信吴南山。怎么试探呢？赵让人抄写一份情报交给吴南山，同时布置治安股长涂占奎在半路拦截为他送情报的交通张凌汉，结果侦察发现，吴南山只发了那一份情报，没有任何挟带。这证明他对于党的工作是忠诚的。这个张凌汉，伪装成布贩子，他根本不知道吴南山已经投共，还认为军统交通一切正常。

李甫山和赵苍璧给吴南山布置的任务可用三个字概括：一是“钓”，通过与西安的联系，引敌方特务上钩；二是“诱”，利用公开身份，让敌人投靠自己；三是“查”，利用在“汉训班”培训时的人物关系，发现军统特务。

吴南山照这三个字办事，效果不错。吴南山用化学密写向西安报信，说有情报需要汇报。军统派一个叫贺铸的跟他联系，贺以卖药为名与吴往来，还带来情报费用给吴。这军统的活动经费就补充了陇东的保安工作经费。吴南山所提供给国民党的情报中有真实的，但无关紧要；有虚构的，但十分逼真，让军统看不出破绽。这些都是县安保科侦察股股长郝苏事先做好的。从贺铸的行踪中，又发现合水县剧团团长刘志诚是特务。军统要在边区建立组织，派出汉中班学员高巍等三人来找吴南山。后来吴南山去专署办事，又迎面碰上汉训班同学郑崇义，此人化名孙明，在秘书科当文书。

程慕颐的特工，在1941年已经渗入到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等七大边区及江西、浙江根据地。特务组织扩编为18个特侦组。程慕颐决心做出成绩来报答戴笠对自己的重视。他派赵秀为延安总联络员，祁希贤、李昌盛、王继武分任三个小组的联络员。负责联络延安各机关单位的潜伏人员。这四个联络员都是教官，但他们以前也不知道“汉训班”有这么多人打入延安各机关。

1941年10月，边区政府在延安召开各县教育科长会议，在从延安返回庆阳的途中，吴南山碰到一个熟人，“汉训班”的同学祁三益。见到吴南山后，他只是反复催问什么时候搞到去延安的手续，说迟了会误事。陇东保安科将此情上报边区保安处。边保立即派出保卫部长布鲁赶往陇东，突击审讯祁三益。

祁三益交代了他所知道的程慕颐派出特务打入延安各机关的一部分计划。他是搞爆破的专家，叫他去延安联络赵秀等人，很可能就是在延安搞破坏！想到这一点，布鲁即刻与延安联系。周兴指派保卫部部长布鲁、副部长王凡和李启明等全力组织破案。他亲自到枣园向部领导汇报。

康生认为，这是个很重要的案子。国民党培训的特务，怎样为我们所用？值得探索、研究。国民党利用我们的叛徒很成功，任卓宜（叶青）第一次被捕表现很好，枪毙时没打死，逃出来又干革命。可是第二次被捕就叛变了，一直做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这点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启发。对于打入我部的内奸，中社部原来规定的政策是：执迷不悟者坚决镇压；动摇被骗者又打又拉，争取其回心向善；愿意为我服务者尽快秘密争取。此时，康生、李克农又下达新的指示。李提出三条策略：一是重证据不重口供，不要使用肉刑。避免冤枉好人和给自己带来麻烦。二是侦察审讯都要立足于思想教育，斗智攻心。三是侦察审讯相结合，内线、外线、反用相结合，不要只各管一段。

祁三益的坦白交代，成为破案的有利条件。布鲁亲自做祁三益的思想工作，反复交代政策。祁三益成天逛市场，迎面碰上“汉训班”的刘一青（刘志平）。刘又告诉祁三益，马呜（马汝英）、赵秉廉（赵汉民）等人，已经从抗大毕业，调到三八五旅工作。春节前祁三益又在某锅贴店发现了一个账房先生，是另一联络员杨超！两个联络员一会头，杨超手中的特务名单也就到了祁三益手里。包括打入行政学院的范金钟、陶启华，打入贸易局的杨志常，打入银行金库的刘嘉陵。

不久，另一联络员李春茂也露面了。李在抗大学习时，同班的就有“汉训班”的马鸣、张秉均、赵西湖、刘一平等人。他们这些人都知道，自己在“汉训班”是上当受骗了。李春茂等人也不敢向共产党投诚，李下决心再也不搞政治，只当医生。

祁三益和李春茂不断来往，又发现王星文在“鲁艺”美术系，张志刚在安塞兵工厂。为了收集证据，祁三益利用自己是延安组副组长的身份，向各潜伏特务索要文字报告。李春茂、刘一青各交两份，张志刚一份，杨超不写，似乎对祁三益有怀疑。“汉训班”的教官朱国才，途经延安时，给了杨超一份手令，转李春茂、祁三益传阅，都落入边保手中，成了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的罪证。

李春茂被叫到总政锄奸部，他老实交代自己是军统特务，没想到却受到优待，欧阳部长还请他到自己家中吃饭。领导将他安排在军委卫生部秘书室工作，配合破案。知道杨超思想反动，暂时不抓他。利用他发现别的特务。杨超十分狡猾，借口去西安请示工作，一去不回。

总联络员赵秀，也在共产党要争取的敌特之中。经过一番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赵也愿意为共产党工作。这样，除吴南山是自觉投诚之外，已经愿意为我所用的“汉训班”学员，有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赵秀等。但至此并不能说“汉训班”的军统特务已经“一网打尽”。李春茂碰到过一个姓胡的人，说是带了另外的小组潜伏下来了。这个小组连赵秀都不知道。

后来反复调查发现：这个姓胡的叫胡耀南，已经打入我军委二局，当了支部书记，就在安塞的无线电台。二局共潜伏三名特务。到1942年5月，知道除他们三个以外，还有王治和进入联防司令部；冯善述、朱浪舟在陕西省委；郭力群、李峰璧进入边保；石进中、宫兆丰在绥德专署；陈明在陇东专署；……。这样大规模、全面地、无孔不入地特务渗透，在中共党史上也是罕见的。5月份开始抓捕“汉训班”打入延安的特务，一直到年底结束。

从整个破案过程来说，看不到社会部特别交通科科长陈瑞先起了什么作用？可这也许正是需要保密的地方。例如，如何保证首长和投诚者谈话的安全和保密，如何协助边保工作人员掌控嫌疑人，等等。可以推论：他一定是在此过程中做出了杰出贡献，否则年终评比，党中央社会部有这么多人立奇功、大功，怎么也轮不到他被评上“部甲等模范工作者”！

这么大的案子不可能做到滴水不漏。有五个特务跑了。但这五个人也不可能知道其他人投诚共产党的实情。做好投诚过来的新同志的思想工作，也决非易事。在党内左的错误思潮泛滥时，延安边保部分领导和侦察员，也受到过错误对待，受冤枉和被打击，在这个时候大胆重用投诚过来的国民党特务，不怕犯错误受牵连吗？他们只有把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才有可能做出这样胆大非凡的决定！

陈瑞先知道了这些情况，他就想起在鄂豫皖苏区肃反的往事：国民党派两个人冒充“改组派”，到根据地策反许继慎，许继慎同志把他们交给保卫部门处理，结果自己反而受到怀疑，甚至因此被处死。他在特别交通科了解到的情况，有的甚至比这更为荒诞。怎么办？难道因为害怕这些就不革命了？该利用的人不利用，把朋友推给敌人是犯罪呀！想到这里，他对边保这些同志更加钦佩，努力工作，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

延安北门外文化沟有个青年食堂。1942年6月10日，这个在延安小有名气的饭馆全被包下了。由延安边保的布鲁、王凡和李启明。加上总政锄奸部的几位领导做东，宴请五个国民党军统特务，欢迎他们参加革命。第二天周兴还亲自接见这五个人。但这五个人，是不是个个都能革命到底，那也不一定。后来赵秀就找机会脱离革命，跑回西安。一心革命到底的就被国民党通缉：祁三益、李春茂就“享受”了这样的待遇。但是，第一位主动向共产党投诚的吴南山，却长期受军统信任，继续为共党获取情报和捕捉特务出力。直到建国后成为党的重要干部，年老时离休。

侦破这一案件的政治后果，却是极其复杂的。郝在今先生用“反特与运动同步”来表述就耐人寻味了。(《当代》2016年第5期37页)

1942年底，中共中央决定召开西北高干会议，毛泽东称之为“整风学习的考试”。西北局书记高岗在会上作报告，题目是《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由受害人做这个报告，指出当时陕北肃反是错误的，它给革命造成极大罪恶，要求恢复被冤枉同志的党藉，安抚受害者的家属。明明需要做的事就是反“左”，为什么后来的延安整风又犯了“左”的错误呢？

对于陈瑞先来说，这是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在陈的档案上，清清楚楚地记载着：他因为想要离开自己的情报保卫工作岗位，外出从事商业工作，而受到部领导的批评。像他在1942年被评为部甲等模范工作者一样，这是每份档案上都要写的事情。由于他这9年工作的极端特殊性，他产生离开保卫部门去经商“错误思想”的原因，也不便公开说明。

延安整风和破“汉训班”特务的案子，几乎同时开始。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整顿党的作风》，标志着延安整风的正式开始。当年春天，整风、审干、锄奸工作全面展开。2月17日，王实味在《谷雨》杂志发表《政治家、艺术家》一文。3月9日，丁玲在《解放日报》发表《三八节有感》一文。3月13日，王实味在《解放日报》发表《野百合花》一文。3月下旬，他又在中央研究院的壁报《矢与的》上连续发表文章。5月2日，毛泽东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23号做“结论”。5月27号，中央研究院开始清算王实味。6月19号，王实味就被定性为“托派分子”。

所谓“托派分子”，是比照苏联的“托落斯基反党集团”定名的。把作家王实味比成反对斯大林的托落斯基分子，这是明显地“文艺政治化”。一切文艺作品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这些都和延安整风形成的政治意识有内在联系。

根据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关尔佳、凌之浩向笔者说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是由朱德总司令讲的，后来由毛泽东同志作了修改，才形成了公开发表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由此可知事情相当复杂。关、凌是参加该座谈会的艺术家，所说应当属实。

延安整风是史无前例的。过去的宣传是：由于整风，统一了全党的思想，统一了行动，取得了抗日、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这种说法有问题吗？当然不全面。因为整风中左的做法伤害了大批干部，这个反面的东西没有谈到。但是，正面宣传的确有道理！决不可因为反左，就走到了否定延安整风的错误道路上去！我们要在这个前提下来讨论整风中存在的问题。可是，这样极其复杂辩证的道理，是那么容易理解的吗？不是啊！所以，陈瑞先和他的哪些出身贫苦农民的战友们，就困惑了。

整风有两大对象：有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人、即犯错误的人；特务和叛徒。解决思想问题靠教育，解决敌特潜入问题靠审干。康生得出的结论是“整风必然审干，审干必然锄奸”。康生经常将思想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王实味等人的定性，上升到政治错误，又变成“反革命”，就是康生大力推动的。康生根据“汉训班”案子的情况得出结论“外来知识分子至少有一半是国民党派来的！”辩证法真是无情：破获“汉训班”特务案的大好事，经过康生的头脑这么一思索、发挥，就成了大坏事！

1943年3月底的一个晚上，康生把周兴和师哲叫到自己居住的窑洞，拿出一个名单，在上面用铅笔勾画着，说这个是特务，那个是汉奸，或者是叛徒。要求边保把打“〇”的都抓起来，打“•”记号的送行政学院集训。同时，中社部和总政锄奸部也在抓人，这些人分别关押在束园、小砭沟、后沟。4月1日夜晚，延安城一夜秘密逮捕260多人，第二天继续抓。这一天延安城先下雨、下雹子，晚上又下雪。是不是连老天爷都觉得这太冤枉啊？

制造冤案中，康生无疑起了关键作用。这么大规模的逮捕，说明中央领导层也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4月9号和12号，任弼时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作报告。他说“国民党派来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进行特务活动的，绝大多数是被诱骗、威逼的单纯正直的青年。”中央决定“要给予这些青年一种有保障的出路。”是啊，人们熟悉的语言“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政策”，大概来源于此。由此可见，延安整风运动左得吓人，但实际指导思想是比过去有很大进步。陈瑞先回想鄂豫皖苏区的“肃反”，进行对比，觉得这次整风虽然来势很猛，党中央还是心里有底，相信会稳住阵脚。

延安审干期间，对于白区党的怀疑，对于外来知识分子的怀疑，已经到了极端的程度。延安各机关立即开始了坦白运动。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胡宗南奉命偷袭延安。敌情的严峻更使我们过分警惕内奸。7月11日，蒋介石、胡宗南复电朱德，说明没有进攻延安的意图。但是敌人会说真话吗？大敌压境，更怕内奸。康生说：“特务像蚂蚁，站着看不到，蹲下一看，满地都是！”7月15日，康生在中直机关千人干部大会上做长篇讲话，题目叫做《抢救失足者》。表面看跟任弼时书记的意思差不多；实际做起来，就完全变味儿了！召开“抢救大会”的结果，审干运动就变成了“抢救运动 ”。康生的口袋里装有450个特务名单。最后各单位比赛抓特务的结果，十几天就抓出1400多人！以往的规定是禁止肉刑的，但实际做起来就全然不管这些了。仅关中一地统计，就有压杠子、打耳光等24种肉刑。变相形式就更多。有人说延安整风是文革预演。单就逼供信的各种形式来说，也可以这样认为。

逼供的口供都是靠不住的，因此冤假错案必然应运而生。康生还发明了“分析特务”，经过一连串的逻辑推理，说你是特务你就是了。比如你表哥是国民党高官，你能到延安来吃苦干革命吗？你肯定是国民党派来的！走路像日本女人是特务，别人挨斗你脸色难看也是特务。康生的名言是：“我看你就像特务！”人数不多的中社部机关，也关了一二十人。8月中旬，中央发现运动过左，开始防止错杀好人。12月22日，中央决定运动转向甄别阶段。毛泽东亲自登台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向被整的干部道歉。毛承认错误，康生也不得不向大家做检讨。在中社部事先起草的讲话稿上，康生加上了自己的一段话。他说：“如此伟大的运动，触及和伤及少数人，有何稀奇？又有何可怪？有何不能理解？”康生在他的内心世界是不承认错误的。所以建国后历次左的运动都少不了他，直到文化大革命配合江青兴风作浪。

党中央社会部特别交通科的日常工作还是要做好。陈瑞先对自己的这位领导人有些看不懂了。他所敬重的李副部长，虽然在运动开始没有及时制止左的做法，但很快就清醒过来，为防止偏差主动向毛主席汇报，这才有了毛的亲自检讨。

抢救运动除了冤枉好人，对于革命事业带来的“直接损失”也很严重：派出在外面工作的卧底，也要抽调回来参加运动，那就全暴露了，以前工作白废！这是让陈瑞先最想不通的地方！当然，特殊需要会有特殊的掩饰手段，但时间损失无法弥补。很可能在你离开的这段时间，遗漏了国民党或者日本方面的重要情报！

我们会失误，敌人当然也会，而且会更多，就看你能不能及时抓住。延安特务很多，王实味被打成托派，国民党刊物刊登了他的文章，但他并不是特务。国民党为了陷害共产党，硬说王实味已经被处死，在西安还开了大规模的追悼会。毛泽东提出：让王实味出现。中外记者云集边区交际处，王实味现身说：“毛主席不让我死，让我工作。”“我在延安生活很好，不要上国民党的当！”这个新闻立刻传遍全中国。

为了了解真正的国民党特务，周兴特意请中央社会部的王炎堂到边保讲课，专门介绍国民党特务内情。陈瑞先陪同前往，收获不小。

1944年，延安审干转入以甄别为重点的阶段。人们逐渐认识到，审干运动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但是对这种错误的纠正，却是颇有点“艺术化”。人们对被关起来的人，称呼变了，不称犯人，而称是干部训练班的“学员”，门房不再上锁了，站岗卫兵撤到外头了。边区社会热点转移，边区召开劳模大会，文艺界掀起秧歌剧运动。

社会部由李克农来收拾康生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干部训练班的学员们都多才多艺，李请中央卫生处傅连璋带医疗卫生组；由机要科长刘志汉带通讯联络组；由中社部干部汪东兴当科长，来带领文艺组。刘志汉小组包括了军委二局的被审查干部，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以后，密码破译工作取得重大进展。汪东兴的这个组更是成绩斐然。他组织了“枣园文工团”和“边保秧歌队”。这两者都是由不久前还被关起来进行审查的干部组成的，换言之，由犯人、学员变成了“演员”、艺术家。他们演出的节目轰动延安，毛泽东叫他们到处演！

秧歌队的这些人，为解放日报一篇社论所触动，创作演出了反映冤枉好人的冤案戏“刘巧儿告状”，结果一炮走红，在延安新市场卖票公演。戏的女主角，由死都不承认自己是特务的郭苏平担当，男主角用的是真特务改好了的王星文。他们二位除了演技，更多的是真情实感。以后改编的“刘巧儿”很出名，改以争取婚姻自由为主题。

“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成为甄别干部时常常讲的一句话。怎样接受教训呢？这后一方面的工作就有些欠缺了。延安边保的看守所中，最先被放出来的是李锐。1944年6月初，李锐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大后方要派出一个中外记者团到延安访问。团员中有李锐的一个小学同学，他就抓住这个机会给中央写信，说自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做统战工作。主管统战的周恩来就下令边保放人。后来李锐成了毛主席的秘书。这样积极工作的同志还要怀疑吗？

1945年，延安在筹备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定于23日召开，代表资格审查刻不容缓，任弼时向毛泽东反映：各地距离很远，更换代表非常困难，怎么办？毛泽东果断决定：开会，全部代表出席，不再审查！这让不少挨整的干部参加了会议。例如，白栋材被人揭发为第三党，恰恰此时查清问题当选代表。很早就被关押的林里夫也当选代表。到4月被审查干部已经有2475人做了结论。会议正式代表544人，候补代表208人。

在大会上，毛泽东说到：审干中搞错了许多人，这很不好，使得有些同志心里难过，我们也难过。对搞错的同志，应该向他们赔不是。……所以关于特务，以前的估计是“瞎子摸鱼”，究竟有多少并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只是极少数。

郝在今先生认为，毛泽东过去说“特务之多，原不足怪”，现在说特务“只是极少数”，整体估计变化了。（《当代》2016.5，49页）

这大概是延安整风和文革的本质区别：延安整风是由毛主席亲自承认并认真纠正左的错误，所以有良好的效果。而对于文革，毛泽东自始至终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丝毫没有悔意。终结文革，是在毛泽东逝世以后，由别的中央领导人做到的。

此时，康生并没有跟随毛主席的基调转变看法。他极力为抢救运动辩护。七大召开时，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德国投降。后来美国向日本投原子弹，苏联对日宣战。眼看抗日战争最后阶段，前线需要大批干部，我们还在对干部进行审查，不让他们工作，毛泽东急了：让他们到前线去自己做结论吧。是共产党人一定留在党内，是国民党让他跑到哪儿去又怕什么呢？于是，各保安处得到的指示是：由干部自己甄别自己，向党负责，自己把问题讲清楚；组织上就相信他自己的交代，将来出了问题自己负责。这样的办法让99%的干部都解脱了，剩下几个就放在实际工作中考验吧！

这也确实有“一风吹”的问题：派往东北的干部，有两个人中途叛变逃跑，被抓回来枪毙了。也有个别真特务放跑了。事后历史发展证明，跟大局相比，这点失误真的不算什么。 

在以后进行的解放战争中，共产党的地下情报工作和对敌策反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说明康生直接领导下的中央社会部，已经克服了由康生所造成的“怀疑一切”和“扩大打击面”的错误。康生以后被调离中央社会部，由李克农任部长。

情报工作不仅需要千方百计知道敌人的计划和秘密，还要在需要的时候制造假情报，用于欺骗敌人。著名的“重庆谈判”，就显示出中共“以假乱真”的高明手段。

1945年日本快要投降的8月14日，重庆致电延安，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同时要求军统特务探明毛泽东的态度。蒋介石想的是：你不来，正好把破坏国共合作的帽子给你戴上；你要真来了，就给你共产党几个部长席位，让你交出军队。毛泽东电复蒋先生，说派出周恩来前去重庆，同时说自己目前不准备去重庆。军统特务们打探到的情报也是：毛泽东不可能去重庆。一把手不来，谈什么呀？蒋介石相信情报的准确性，丝毫不做谈判准备，还在8月23日再发第三次电报，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电台反复播报，各报纸纷纷转载。一时之间好像蒋介石多么希望和谈似的，而共产党竟然不通情理，不要和平。但在这几天时间里，共产党做好了谈判的充分准备，由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谈。由刘少奇代理毛的职务，中央增补陈云、彭真二位书记，派出刘伯承、林彪等强悍将领，去前方指挥可能发生的战斗。8月28日，毛、周、王三人在美国大使赫尔利、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部长张治中陪同下，乘飞机到达重庆。蒋介石对谈判缺乏准备，共产党却有完整的谈判方案。搞得国民党方面非常被动。双方讨价还价，你来我往的结果，还是有了一个双方接受的协议，即“双十协定”。10月10日国共协议达成，毛泽东飞回延安。三天后，蒋介石下达剿匪密令，对共产党军队大打出手。

重庆谈判的结果，争取了短暂的国内和平，使我们有时间把大批干部和部队开到东北去抢占东三省，为解放战争顺利发展打下基础。同时在全国人民面前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主动挑起内战的本质。使解放战争获得更多的道义支持。

刘少奇提出“向北推进，向南防御”战略方针，毛和周都表示同意。9月15日，刘少奇主持讨论成立东北局，东北局书记彭真和陈云飞往东北。侦察保卫干部由布鲁带队，陈瑞先所熟悉的白栋材、王卓超都上东北去了。为什么要向东北发展？因为那原是敌占区，抗战时国民党部队都躲在西南各地山沟里，现在要去抢占东北非常困难；依靠海上和空中运输去了东北，可是与东北老百姓离心离德：日本鬼子屠杀我们的时候你们干啥去了？共产党游击队一直在这儿抗日，和我们同甘共苦。苏联军队进军东北，顺利全歼日本关东军，主要因为共产党向苏军提供了关东军的详细情报。对于这些，东北老百姓心里清楚着呢！决不让你们杀害共产党！

在解放战争中，潜伏在国民党军内部的共产党员们，发挥了无法估量的巨大作用。

瓦解敌军是解放军的政策，毛泽东号召开展“高树勋运动”。高树勋是杨虎城将军旧部，长期受蒋军排挤，内战开始蒋介石要高树勋打先锋。高不肯替蒋介石卖命，刘伯承将军派王定南跟高联络，1945年10月30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率领一万多人在前线起义，给了国民党反动派沉重打击。

和高树勋的情况类似，有的起义硬是让国民党给逼的。驻定边的国军十一旅在1945年10月25日起义就是如此。十一旅内部情况复杂，敌我友混合在一起。国民党派军统特务策动兵变，想要消灭部队里的亲共分子。旅领导宣布起义，并于11月5日通电全国，反对国民党用特务手段消灭异己。很有意思的是：后来那个策动兵变的军统特务郝登阁，在当国民党县长的时候，自己也率领保安团起义了。当然，这些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巧妙工作的成果。

此后，华东战场1946年1月郝鹏举率领部队起义；

东北战场，1946年5月，国民党军潘朔端师在海城起义；

中原三十八军孔从洲起义；

西北的胡景铎骑兵六师在横山起义；

他们都是打“民主”旗号，不直接称共产党。这是为了团结尽可能多的人。

北平起义加入解放军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是中共地下党策反活动的最突出成果。傅作义原先也反动，但抗日战争对日本作战很坚决。为了争取傅的起义，中共地下党可是下了很深功夫。中共党员阎又文在傅部努力工作，言行谨慎，8年没有跟党组织联系，现在成为傅的秘书、新闻处长，少将军衔。他和另一地下党员杨子明，正焦急等待组织的召唤，因为斗争形势已到紧要关头。

8月，周兴、李启明就派王玉同志赴归绥(今呼和浩特)，去恢复党同阎又文同志的联系。王玉化妆成皮货商，以帮助国民党军官做生意的方式，接近阎又文。阎又文向组织上报告了傅作义部队的全部情况。以后，这一情报网由李克农和罗青长接管并亲自领导。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起义加入我军。这中间地下党组织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决非易事！傅的起义不仅是推动全国解放事业发展，更是保护了北京古城，功劳很大。

沈安娜对革命的贡献更是超乎想象。

1945年10月，潜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科的沈安娜，终于等来了上级领导吴克坚。由于原来跟自己联络的交通员被捕，自己和丈夫与组织的联系中断了三年多。她照常参加国民党中央的高级会议，丈夫华明之将情报密写密藏，随时准备交给组织。在重庆谈判时，吴克坚每天把情报交给周恩来，谈判做到心中有数。1946年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决定撕毁双十协定，全面开打内战。4月，国民党召开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部署进攻解放区。会后沈安娜即将记录抄报延安。共产党对国民党军的战略部署了如指掌，指挥战争得心应手，统帅部自然就“用兵真如神”。

潜伏在胡宗南身边任副官的地下党员熊向晖，1947年3月10日，随同胡宗南进驻洛川，在这个离延安最近的据点，胡宗南下达了三天后袭击延安的作战命令。熊向晖发现国民党通讯技术专家魏大铭，带领一个无线电测向小分队，任务是侦察测量共军指挥电台。这可是个极重要的情报，它关系党中央的生命。怎么将情报送出去呢？情急之下，他竟然利用胡宗南的通信渠道把情报安全送给党中央。于是，才有了用电台冒充中央所在地欺骗敌人的高招，才有了小说《保卫延安》所描写的一个接一个的大胜仗。

中共地下党员，直接担任一支部队军事首长，更是厉害。电视剧《敌营十八年》描写共产党员打入敌营的故事。真实情况是，廖运周将军是国军一位师长，他在前线率领全师起义的时候，跑掉一个团，只剩下师部和两个团的兵力。原因是那个团的团长对廖运周早有怀疑，提前脱逃了。在师的干部会上，廖运周曾经公开说：“你怀疑我没有用，老蒋对我很信任！”但百密一疏，还是让他跑了。共产党员打入国军，除了利用各种老关系，方法还有很多：一是花钱可以买官，二是招收一些可靠的人做自己心腹，三是打仗时，共军故意做戏，让廖运周师长赢。别人怀疑，也就在这些地方。但这么做仍然有效，因为国民党已经足够腐败。廖运周起义时已经有十八年党龄了。

西安事变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是杨虎城将军早就对中共有好感。杨将军出身贫苦，早就在自己的部队里收留大量共产党员做政治工作。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扣押张学良，逼迫杨虎城出国，分解了西北军。只余下一个三十八军。三十八军的工作应该怎么做？西北局请示中央，中央答复的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待机而作，反对急性和暴露。”最前面的十六个字，就是著名的“十六字方针”。中央甚至指示说,“在国民党强迫入党时，即加入之。”三十八军地下党员也就加入国民党，取得隐蔽的更好条件。三十八军几次想要起义，为顾全大局，共产党方面做出牺牲，不同意起义。一直到1946年5月15日，孔从洲率领三十八军五十五师在河南巩县起义。为了联络西北军杨虎城旧部，打出“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旗号，孔任军长。

12月24日，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毛泽东却预计三年就能取得解放战争胜利。靠的是什么？是民心，是气势，也是内线情报人员的作用。解放战争歼敌861万，其中21%是起义、投诚和接受改编，计320起，189万人。

电影《战上海》里面有“江东二刘”，那个小刘叫刘昌义，他的部队就是在上海起义编入我军的。共产党的政治攻势对他起作用，他主要是迫于解放军强大的压力。渡江作战时，上面下令敌江阴炮台向解放军开炮，炮台司令就是不开炮，说是距离太远，打不着。等解放军的帆船靠近了，炮响了，炮口是朝南向着国民党军打的。这是共产党员在司令部起着关键作用。空军的刘善本大校驾机起义，成为新中国航校教官。任国民党海军副司令的林遵将军起义，带过来半个舰队。这些起义多少都有地下党活动的踪迹，但主要跟起义者自己的觉悟和政治形势有关。

谈了这么多，什么意思？没有情报工作，革命能成功吗？战争能胜利吗？所以部领导批评陈瑞先，不让他离开中央社会部特别交通科科长的岗位。他在内心里严肃思考这些问题。说地下党员梁绍和的一个电报，能抵上几个师的部队，一点也不是夸张。情报搞错了，必然吃败仗，任谁当统帅也一样。长征时毛泽东第一次吃败仗就是因为错误的情报。

情报、保卫工作，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保密。首长的行动，情报人员的活动，各种复杂关系，都要相互保密。不该打听的不打听，不该告诉的不告诉。那怕是自己的亲人、上司、老朋友，不是你管的就不告诉你。这是纪律，是铁的誓言，陈瑞先牢记在心，毕生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