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狱火炼红心（1932.7——1937.10）

秦起周在被捕以后即改名陈瑞先。原来敌人听审时，因为安徽江苏的口音不同，叛徒指认时，听者错把“秦”字听成了“陈”字。秦起周即接受难友们的建议，改名为陈瑞先，这样敌人就更难查清楚自己在红军中的职务。

他们被关押在南京军人监狱，全称是《中央海陆空军人监狱》。这个监狱建在南京的江东门外三叉河，是1930年建，次年初开始启用。这个监狱坐北朝南，占地92亩，呈正方形，边长200多米。四周的围墙高度为6.7米，上面布满铁丝网，四角有岗楼，中央有瞭望楼监视整个监狱地区。四周围墙的外面，有一条又深又宽的水沟，全监狱重兵把守。他们被关押入监时，监狱才启用一年多。监狱分东、西、中、南4个大监。东监分天、地、人三监；西监分日、月、星三监；中监分智、仁、勇三监；南监分改、过、自、新四监。这十三个监筒各有十几至三十几间牢房，共计272间。全监狱共可关押1200余人。

监狱归国民政府军政部管辖，是当时国民党关押政治犯的最大集中营，人们称之为“天牢”。胡逸民、崔景新、王震南、李俊基曾先后任监狱长。

在这里长期囚禁过的共产党人有：陶铸、王凯、曹瑛、刘宁一、王鹤寿、刘顺元、惠浴宇、李丰平、喻屏、陈沂、陈坦、陈永清、陈农非、萧平、陈吁生、顾卓新、潘梓年、楼适夷、李乐光等。

这次与陈瑞先等一同被俘被关押在南京的43人，都关在南监，只是不在一个字号内。陈瑞先被关押在“改”字监。这43位难友中，先简单介绍一下与陈瑞先关系最密切的两位同志。

黄岩：曾任安徽省省长，原名黄家银，1912年8月16日出生，安徽省六安市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霍邱城区区委书记。1932年7月随红军坚守霍邱县城，城陷被捕，1937年获释。不久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次年回皖，历任中共安徽省工委委员兼中共霍邱县委书记、六安中心县委书记、舒无地委书记、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政委、皖东津浦路西各县抗敌联防委员会办事处主任、津浦路西参议会参议长、新四军二师第六旅政委、淮南区党委副书记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担任华中驻山东办事处政委、淮南工委书记、华中干部学校政委、中共华东局副秘书长、江淮区党委副书记。1949年后历任中共合肥市委书记、皖北区党委副书记、皖北军区副政委、皖北行署主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安徽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5年任安徽省省长。“文化大革命”后任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上世纪50年代审干时期， 黄岩同志为陈瑞先写的证明材料，引述如下：

黄岩的证明

江西省卫生厅总支委员会：

关于陈瑞先同志的历史问题介绍如下几点：

    一、陈所交代的历史材料，据我了解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他当时是赤卫队团副，在霍邱战役中手被打伤。

    二、陈被俘后押至南京直到判决后，都是和我在一块。在审讯中又多是集体讯问，陈无供出别人和叛变行为，陈当时工作能力虽差，但在与敌人斗争上，表现意志是坚决的。

    三、陈当时担任团副，当然是党员，如后来不承认陈是党员，也就不可能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按当时情况比较差的人是不能进党校的）至于那个审查的陈，和怎样做结论，我记不清楚了。

    出狱是无条件释放的。我是先去延安，当时即把狱中情况和一些人的表现都向中央组织部作了报告。陈是在我之后去延安的。

    四、陈判无期徒刑，并不是叛徒（叛徒是巩振吉）供出的，记不清了。但是有一点，因陈手部受伤，虽自己不承认，而敌人也会判断陈是红军，故而判无期徒刑。供参考。此致

敬礼！          黄岩（印）1956年11.24

黄岩同志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写材料属实。

    安徽省委办公厅干部处 1956.11.26

（抄注：以上材料正文为黄岩同志手写，原件存江西省九江市档案馆）

黄岩所说的“巩振吉”，即前述叛徒“龚正基”。叛徒名字有不同说法，是因为只记得声音，记不准文字。黄岩比陈瑞先年轻7岁，入党晚一年。

他们的另一位难友，叫李华封。李华封(1916—1985)，安徽霍邱众兴集人。1930 年2 月参加儿童团，后参加少共，先后到河湾乡、杜家圩子、窦家楼等地任少共支部书记。红军打胜仗以后，李华封参加了红二十五军，不久调县政治保卫局工作，由少共转为中共党员。红二十五军北上攻正阳关，解放霍邱县城。政治保卫局一部迁到城内办公，他任主审科员。当时红二十五军军部驻扎霍邱城内，军部下辖部队只有一个教导团。1932年7 月，国民党军徐庭瑶部进攻霍邱城，李华封参加了霍邱城保卫战。城陷，被捕，判刑10 年，关押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西安事变后，释放政治犯，李华封等出狱，返霍邱成立霍邱特支，吴皓任书记，李华封做组织工作。1938年5 月，中共霍邱县委成立，李华封任中心组支部书记，参加县委。次年7 月任霍邱县委书记。9 月，李华封调至淮南路西根据地工作。1940年初，李华封任新四军江北独立团党支部书记。次年5 月任皖东抗日根据地津浦路西滁县县委书记兼武装总队政委。1944年10 月任定(远)、滁(县)、嘉(山)县委书记兼路西独立团政委，至1945年5 月。在各地发展抗日武装，建立了定、凤、滁、嘉边缘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

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从事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先后担任多个县的县委书记。建国后任江西省浮梁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江西省人事厅厅长、广东省有色金属局局长、中南有色金属局副局长、中南钨矿局局长、江西省冶金厅厅长、党组书记，多年从事冶金战线的领导工作。1960年5 月至1967 年1 月，任南昌市委第二书记，并主持市委工作。文革期间受迫害。后恢复工作，1972年8月起，担任江西省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1974 年起，任政协江西省第四、五届委员会副主席、第五届委员会党组副书记。1956 年被选为中共八大候补代表。1964 年被选为中共江西省第六届委员会委员。1985 年5 月18 日，在铜鼓县考察工作时，因发生撞车事故受重伤，经多方抢救无效，于7 月18 日不幸逝世。李华封比陈瑞先小11岁，入党当然更晚些。

以上两位在建国以后，与陈瑞先来往密切，相互了解。其他难友，如原中共天津市监委书记凌霄；安徽省原徽州地区专员张涛等等，不再赘述。知道了这几位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监狱中关押的所谓政治犯，是怎样的坚持革命永不退色的红色战士。

但是，在那“史无前例”的时代，1968年初过春节的时候，陈瑞先的儿子曾经问过爸爸：“陶铸1966年8月担任中央领导，听说他也在南京坐过牢。您跟他认识吗？”

“我根本不认识陶铸。如果认识，还不得跟联系你黄岩叔叔一样，趁他还在广东的时候就跟他联系一下呀？”

儿子深信不疑，因为爸爸说的合乎逻辑。但他们谁也没有想到：1968年秋天，退休住在九江的陈瑞先，会被从南京来的“中央陶铸专案组”，以“陶铸一伙”的名义给抓捕起来，下了监狱，最后迫害致死！

造反派和所谓“中央专案组”是怎样认定陈瑞先是“陶铸一伙”的呢？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把陶铸同志的革命事迹说一说。

陶铸同志出生于湖南省祁阳县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庭，从青年时代起就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25年，他奔赴广州，投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1926年春入黄埔军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陶铸同志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9年至1933年，他先后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职，组织指挥了营救共产党人和红军指战员的厦门劫狱斗争，参与组建了闽南工农红军武装力量和闽东人民武装力量。1933年5月，陶铸同志在上海被捕。1933年10月，陶铸被国民党南京宪兵司令部军法处判处无期徒刑，监禁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他进监狱比陈瑞先晚了一年另3个月，他俩明显不是“一伙”。褚明伟的文章（文献⑥）说，监狱里所有的牢房几乎都被陶铸坐遍了，这是不可能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了便于掌控坐牢的政治犯，为“犯人”更换牢房的事时有发生，但决不可能让一个“犯人”在全监二百多间牢房里都坐一坐。如果陶铸真的到“改”字监与陈一同坐牢，他们当然会相识，但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但和陈瑞先一样，陶铸也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把释放政治犯作为实现国共合作条件之一，才被党中央营救出来的。

“七七事变”标志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陶铸同志出狱后，被派到湖北工作。他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李先念等同志一道在豫鄂边地区建立起各级民主政权和抗日根据地。1940年，陶铸同志为参加党的七大来到延安。在延安期间，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党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宣传部部长，参加了延安整风的有关工作和军队政治工作。1945年，他出席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抗日战争胜利后，陶铸同志奔赴东北，历任中共辽宁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辽西、辽吉、辽北省委书记等职。1948年8月，他出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随即参加了辽沈战役等解放东北全境的军事斗争。之后，随部队南下，参加平津战役。其间，作为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全权代表，参与了同傅作义将军的谈判，为和平解放北平做出贡献。三大战役胜利后，陶铸同志先后任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南下工作团副团长等职，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负责武汉三镇的接管工作，还曾赴长沙接收起义部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陶铸同志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中南军政（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南军区党委常委。1951年2月，担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随后，陶铸同志奉调广州，于1951年11月出任中共中央华南局第四书记。1953年5月，任华南局代理书记和广东省人民政府代理主席。1955年7月起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同年起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并曾经兼任广东省省长。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陶铸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1960年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后，陶铸同志把更多精力放到了领导中南五省区的工作上。60年代初，面对国民经济严重困难，陶铸同志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1962年，他和王任重同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分户管理、耕种统一、联产计酬、增产归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构想。在他支持下，广东一些地方较早地推行过农村生产责任制。他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并多次指出，我国知识分子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广大知识分子是革命的，不要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应该叫人民知识分子”。

1965年1月，在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陶铸同志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开始直接参加中央工作。1966年5月后，陶铸同志相继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并兼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等重要职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陶铸同志坚持原则，刚直不阿，尽全力协助周恩来同志支撑大局，努力保护老干部、党外人士和受害群众，勉力维持全国工农业生产的运转和交通运输的通畅。得到中央左派支持的“造反派”，硬将他和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正、副司令”刘少奇、邓小平连接起来，称陶铸同志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集会时高呼口号“打倒刘邓陶！”他为此受到严重打击迫害。1969年11月30日，陶铸同志在合肥含冤病逝，成为“文化大革命”中一大冤案。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为陶铸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致悼词，对陶铸同志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的平反比陈瑞先晚了半年多。从这一过程看，硬要把陈瑞先说成“陶铸一伙”，那也就只好认了。这是指他们两位在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性，而决没有小团体的丝毫意识在里面。除此之外，他俩都被国民党反动派判处无期徒刑，这也是他们的共性。

陶铸同志善于团结狱中难友，与敌人进行斗争。陶铸同志与南京军人监狱的大多数同志相比，应该算是“老党员”了，所以在监狱斗争中，充分发挥了领导和组织作用。首先是把难友组织起来，发动大家利用亲人探监和其它机会，购买和带进来各类书籍，供大家学习。为防止狱警搜查，少量革命书刊是夹在古文和小说里面带进来的。难友中能者为师，教大家认字，为革命学习文化。再就是鼓舞斗志，培养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说“在监狱里一样干革命！”不然的话，在恶劣的环境里，难友容易失去胜利信心。以后陶铸同志又领导大家清除混进来的内奸，纯洁了革命队伍，使监狱中的对敌斗争更有力量。

霍邱43位难友的狱中斗争，是由黄岩等同志组织和领导的，陈瑞先当然也是组织者之一。但他们的斗争形式和经验，无疑是受到了陶铸同志的影响。绝食，是大家常用的手段。比如狱中规定，不准购买和学习进步书刊，严格限制放风时间，陶铸同志分析：如果我们采取强硬手段，肯定会吃亏，也给了对方镇压你的理由。他们提出的要求是“改善伙食，多放风，允许多买书，多看书”。这是作为政治犯最起码的要求，合情合理。这样的斗争就会博得中间群众和社会的同情。反动派不杀他们，把他们关押起来，其目的很明显：想通过反动宣传教育，让其中多出些顾顺章式的叛徒，消灭共产党就更容易了。如果连如此合理而很低的要求监狱方都不答应，就根本无法达到在政治犯中培养叛徒的目的。

为什么把“改善伙食”作为绝食斗争的要求呢？这是因为监狱中“犯人”的伙食实在太差！人称“四子饭”：饭里经常有砂子、虫子、稗子、烂菜叶子，比猪食还差。这是明显的虐待，如果不反抗，自己身体被搞垮了，还显示自己的软弱。会让敌人以后更加凶狠地欺侮自己。绝食当然也会带来身体损失，但是显示的是一种不屈服的斗争精神。二者本质完全不同，所以陈瑞先和难友们都积极参加绝食斗争。

南监中党的组织，在黄岩等同志领导下，与陶铸他们密切配合，绝食到第三天，监狱方终于答应了难友们的要求。在组织上商量监狱斗争的重大事件时，陈瑞先发表完自己的意见以后，往往主动地为同志们瞭望放风：看有没有狱警或其他敌人过来，用暗号向组织示警。以后同样的斗争还进行过多次，所以陈瑞先原本强壮的身体，已经被拖垮了。先是得了严重的胃病，然后是慢慢发展起来的关节炎。当然，敌人的严刑拷打，刑讯逼供，更是身体受到摧残的主因。

当他们在监狱中经受苦难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们在1932年夏天被俘时，就已经知道日本军队占领东北，进犯华北，进攻上海等紧急情况。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政府还在极力反共，迫害政治犯。同时，监狱方面极力封锁外面的消息。监狱中党的组织，还是通过特殊渠道，让难友们了解外面的形势，以便能准确地应对。

1936年6月，阎宝航先生在北京成立了“东北抗日救亡总会”。他是张学良的朋友，和国民党高层都有良好关系。11月14日，他带领一批东北爱国人士谒见张学良，经过6小时的长谈，张学良表示不再打内战，主张联共抗日。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12月25日，在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主导下，蒋介石在全国抗日民众的压力下，在抗日形势日益严峻的事实面前，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提议，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难友们坐牢已经有4年多了。他们不知道的是，次年9月，阎宝航先生就在周恩来的帮助下成为了自己的同志。当然，由于工作关系，陈瑞先以后还是知道了一些阎宝航同志的惊人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