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铁血铸忠魂（1928——1932）

中国共产党从1927年在南昌发动“八一起义”开始，经过了22年的艰苦奋斗、浴血奋战，牺牲了无数革命先烈和无辜百姓，才夺取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国共两党两军的斗争，其残酷和激烈前所未有。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并没有忘记对于其“战绩”的宣扬。

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九日《中央日报》第二张第三版文章称：

“安徽省霍邱县城，此次被赤匪陷落，历时颇久。旋经第四师师长徐庭瑶派队攻克，并当场捕获红军赤卫团代理团长陈其周、城区主席蔡文宝、军区指挥部政治主任郑起帮及其他四十三名，随即解回师部，分别预讯一过，……嗣乃呈奉蒋委员长校准，于昨日上午七时，派遣本部副官处庶务科长剑韩霞，率带士兵一排，将该四十三名由霍邱一并押解来京，迳送军事委员会军法处，以凭究办云。”

此四十三名被俘人员之首“陈其周”，就是霍邱县农民自卫团副团长秦起周。当时，他是抱着“视死如归”的革命信念被押赴南京的。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以后会成为中共地下特工与中央社会部首长之间的联络官。他一个大字不识，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地主家长工，会成为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骨干。

秦起周老家在安徽省金寨县双河区桃岭乡秦家湾，家乡名称又叫百花乡瓦房村，大概是寄托着乡亲们的一种愿望：能盖得起瓦房就好了。他1905年7月14日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父亲秦明江，生于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九月，年轻时做过小买卖，跑过生意，这对起周有很大影响。秦明江娶妻蔡氏，生六子，起周为老三，但在叔伯兄弟中排行老六。这些弟兄没有一个读过书。

这是处于河南、安徽两省交界之处的低山丘陵地带的农村，历史上归河南省固始县管辖。其西南方向离湖北省很近。这就是日后著名的大别山革命根据地、鄂豫皖苏区。

上世纪初叶，这里的农民贫穷，缺少文化，但并不缺少见识。因为这里三省交界，南北通达，山不高而秀丽，水不深而清澈，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各地来往见多识广的商人，包括走街串巷的穷苦小贩，还有乞讨卖艺的、跑江湖的，也有传播知识的知识分子。他们把各种信息带给乡亲们，就像后来的报纸广播一样。

1919年发生在中国的“五四”运动，彻底搅动了中国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各阶层人士都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尽管对于运动的领导和性质一直存有争议，但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被誉为“南陈北李”之一的陈独秀先生是安徽怀宁（今安庆）人则无争议。各种思想的碰撞，深入到了固始县的广大农村。

当时贫苦农民所受的剥削，名目繁多，层出不穷。金寨淠、史河流域盛产铁砂，含铁量较高。明朝时，当地农民就有了一套木炭冶铁的技术，但作坊被地主兼工商业者垄断。淘铁砂的每个劳工淘砂收入之80%归雇主所有。雇农劳作净收入也是大约80%归地主。1930年乡村苏维埃政府进行过调查，占人口5%的地主占地78%；占人口10%的富农占地12%；占人口20%的中农，占地8%；占人口50%的贫农占地2%；雇农人口15%，无地。地主土地以押金形式租给农民耕种。除收租外，还有许多“小课”——佃户不管自己养什么种什么都要向地主交纳一部分，年节还要送节礼。为地主家做种种家务，则是无偿劳动，跟奴隶并无两样。还有高利贷剥削、政府的苛捐杂税、军阀的抓壮丁，加上军阀混战、土匪抢劫、兵荒马乱，实在是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的“打土豪分田地”政策，对于动员广大穷苦农民参加革命很有吸引力。父亲做生意走南闯北所听到的消息影响着孩子们的心。那么，秦起周究竟是怎么参加革命的呢？事情还得从他七岁的时候说起。

1912年的时候，家里虽然人多，但小孩也多，生活上入不敷出。父亲看起周身体强健，就要他去给东家放牛。他觉得自己已经七岁了，是个“大人”了，应该向哥哥学习，同时给弟弟们做个榜样，他就很高兴地去了。

一开始就跟小伙伴一起放牛，跟大人学喂牛，铡草拌料时当助手，认真学。跟老牛越来越亲密了，老牛肯跟自己走了，就把牛带出去，到山上吃草，喝泉水。慢慢地就可以自己放牛了。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带两条牛上山，鞋子破了多少他也记不得了。脚上的血泡，挑了又长，长了又挑，终于练出了铁脚板，爬山越岭，习惯了大别山区的山沟、山梁，周边各县、村镇的地理位置，就都记在脑子里。他根本没想到的是：这些东西以后当兵打仗还有大用处！

放牛娃的日子过了9年。他一个人，或者跟别人做伴，赶着牛上山下岗，路上也会碰到熟人打个招呼。听说的各种故事，就记在脑子里。比如有人告诉他：男子汉一定要身体强壮，有一把子力气，不然一个人在外面，遇到土匪、强盗怎么办？不说别的，把你的牛抢跑了，你怎么跟东家交待？他想到这个问题，就趁着牛吃草的时候，按自己的想法进行锻炼。久而久之，觉得身体是比过去好了，胳膊腿也有劲儿。但他有一次跟比自己大几岁的男孩子“比武”，结果还是输了。

大概十四、五岁的时候，他遇到一个身上有功夫的人。这男人看起来三十多岁，个子高高的，眼睛里放着光。他一见到起周就笑着说：“是你要练武啊，我来教你好吧？”

秦起周心底灵透，就毫不怀疑地跟着师傅学起来。第一次跟着师傅练，就觉得跟自己“瞎鼓捣”不一样，进气运气很有章法，腾挪进退都有规矩。学习了一会儿，师傅说累了吧，就下令休息。这时秦起周才想起来问人家是怎么知道自己的。

那人说，我教人练武也讲究缘分。听别人说你想学武，我在旁边观察了几次，觉得有缘就找你来了。起周也不再问什么，跟着认真学就是了。以后师傅走了，练武的功课他可一天也没有停过。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秦起周已经16岁了，开始在地主家做长工。

长工的活计可比放牛辛苦多了。但他不怕，一点一滴，一招一式跟老长工学。可是财主老爷心黑着呢！看他能干，就给他另加活。有时为了照顾生病的老长工，他做了。更多的时候他忍受不了，就故意拖，说是做不完。财主就克扣工钱，降低伙食标准，总之是想方设法压迫你，折腾你。秦明江夫妇关心孩子们的生活劳动状况，却也无能为力。这样的日子过了六七年，他都没有给爹娘诉过苦。因为他知道，地主老财多数心狠手辣，自己东家就是这样。当然，参加革命以后他才明白，财主家的子女也有背叛家庭，参加革命的；甚至有的有钱人自己就同情革命，但这毕竟是其中的极少数。

1927年8月1日，中共派周恩来、贺龙领导南昌起义。紧接着在武汉召开“八七会议”，把党中央动员全国受压迫群众，开展工农武装革命的意志和决心传向全国。这次会议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给大别山区的农民革命带来巨大推动作用。

这里的人民有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传统。在秦起周还不到十八岁的时候，就听说有个河南固始县人，名叫梅广恩，在麻埠以“打富济贫，保卫身家”为号召，联络贫苦百姓，组织“大刀会”，广收会员，发展到一千余人。他们向官商、地主抗捐、抗租。他们提出的口号“打倒军阀，改良政治，复我民权”，很讲策略，广收民心。所以拥护者越来越多，发展到近万人。这样一些传统的农民起义，在秦起周的心里，引起的是共鸣和佩服。

这些反抗斗争，引起了共产党人的关注，党组织随时注意斗争发展动向。1924年夏天，这支近万人的武装力量，先后攻克了六安县城和霍山县城，县知事们越城逃窜，大刀会果真没收了官府钱粮，用于救济百姓。（注：知事是民国初期对县一级最高行政官的称呼）

但是，这种自发的反抗斗争，毕竟没有远大的政治目标，终于被反动军阀武力镇压和分化瓦解了。经地主政权的软硬兼施，最终大刀会沦落成为统治阶级麻醉、压迫人民的工具。当地共产党领导人在惋惜之余，也深刻认识到自己抓农民运动晚了。如果大刀会由共产党员来操作、主持，结果肯定不是这个样子。

秦起周对共产党的了解，跟一位名叫卜绍棠的共产党员有关。名字是不是这三个字，反正档案是这样记载的。说可能不准确，是因为在1937年进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文化之前，秦起周一直不识字。例如，他的真名秦起周，而在档案上记载的却是秦启周。他自己也弄不清楚“起”和“启”到底那个对。

早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大别山就有党和团的基层组织在活动。1925年3月，以南溪小学校长詹谷堂为支部书记的笔架山农校支部成立。1926年秋，以李声武为支部书记的简家坳支部成立。1926年秋，中共商罗麻边区特别支部成立，肖大椿为书记。1927年，中共燕子河支部成立，书记刘仁辅。11月古碑冲支部成立，书记袁继安。党的组织成立以后，宣传革命，组织群众，反抗压迫，反抗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为穷苦人翻身求解放的政权。卜绍棠给他讲的这些道理入脑入心，给了秦起周极大的触动和教育：原来咱们穷苦人可以组织起来，跟地主老财作斗争，推翻他们的统治。秦起周开始考虑这一辈子该怎样干，才对得起父母，对得起祖宗。

秦起周23岁的时候，固始县由共产党所领导和发动的农民暴动已经风起云涌，此伏彼起，让反动派难以招架。

1928年2月14日，在斑竹园老鸹窝漆德琮家中，商城南部党的积极分子召开会议，进一步学习和深入讨论“八七会议”精神，决定在商南举行武装起义。此时，双河地区党的组织也在策划武装起义。3月份更成立了中共霍邱县委，由杨晴轩担任县委书记，李立三等多人担任委员，领导全县的革命斗争。固始、商城、麻城、罗田、霍邱，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的这几个县，到处布满干柴烈火，随时都会爆炸燃烧。

1928年的春天，在河南东南部、安徽西部、湖北东北部这一带大旱，商城、固始有一半以上农民家中无粮，但是捐税却丝毫不减。为了抗税抗捐，保证农民的基本口粮，党组织充分利用农民协会，把农民组织起来，与地主老财、反动军阀进行斗争，迫使他们对农民做出让步，取得初步胜利。这使得像秦起周这样的普通农民，对党组织充满信任，对于革命有了成功的信心。

党组织对于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一是号召党员捐款购买武器；从武汉购买的枪械弹药，放在棺材里面悄悄运回。二是让共产党员打入敌人民团武装内部，对敌人进行分化瓦解，即搞兵运工作；周维炯等人就把自己的武装力量编入民团内部，周还当上了民团教练，利用拜把子、交朋友等手段，争取民团团丁为农民革命服务。三是正确对待土匪，例如坚决不做大刀会的对立面，将其分化瓦解为土地革命的力量。这样，尽可能地扩大了农民革命力量。

1928年11月，秦起周在党组织的动员和感召下，参加了家乡的农民暴动。他们六兄弟同时参加革命，事后存活下来的只有他自己！这是他这个家庭为中国革命做出的最壮烈牺牲！无论过了多少年，他和他的后辈们都无限缅怀和崇敬，和他一道参加革命的弟兄们和农友们！

在农民暴动的队伍里3个多月以后，他参加了工农红军编制内的游击队。他所在的队伍，参加了由商罗麻特别区委领导的立夏节起义。

农民运动不断发展，借粮、均粮，抗捐抗租等“五抗”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豪绅地主和反动官吏，他们纷纷逃往县城向国民党政府告状，要求派兵镇压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商城县长李鹤鸣派县民团到县城和全县各地“清乡”，捕杀共产党员和农民协会骨干。1929年2月2日，中共豫南特委书记余锡珍被捕。接着大批干部被捕，到2月19日，仅关王庙、白沙河一带，就有80多名农民协会会员被捕，有徐义达等众多共产党员被杀害。敌人还强化保甲长制度，派流氓为坐探，紧盯革命者，使党组织和农民协会活动非常不便。

面对敌人的疯狂，共产党人决定用新的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来回答。3月13日，中共豫南特委和鄂东特委在光山县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立即举行起义。为了准备充分和便于指挥，将商南党组织委托给鄂东特委就近指挥。特委派干部来协助工作，并把商城南部、罗田北部和麻城东部划为特别区。4 月，选举成立特别区委，徐子清任书记，委员徐其虚、李悌云、肖方、周维炯，负责领导起义。李悌云负责商城县党的工作。5月2日在吴家店太平山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商南起义。

把起义时间选在立夏节，即阳历5月6日是有原因的：这时候地主老财和政府官员都要举行庆祝活动，吃喝玩乐，容易麻痹大意。果然，周维炯利用自己民团教练的身份，建议停止训练，打扫卫生，准备过节，队长欣然同意。党员和农民协会会员们用酒把队长和团丁们灌醉，顺利地缴了他们的枪。等时机成熟叫醒团丁们，加上周教练的宣传动员，结果丁家埠民团除个别人愿意回家外，都同意参加起义。与此同时，各个起义点的起义也都比较顺利。

秦起周参加这次起义，所在队伍性质属于红军的游击队。当时建立红32师，师长周维炯，副师长漆德玮，党代表徐某，该游击队并没有列入主力红军编制。但是正规军也好，游击队也罢，都没有正规的军衣、军衔、肩章、领章之类，穿的完全是老百姓的服装，就像以后的民兵一样。这是受当时经济条件等的限制。所以，是否属于主力红军主要是名义和统属关系，别的没有区别。

1929年3月，秦起周转到霍邱县农民自卫团当战士，10月即被提升为班长。1930年1月，由卜绍棠同志介绍，秦起周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没有预备期。因为起义军中收了这么多起义和投诚的民团团丁，他们虽然出身贫苦，毕竟不懂革命道理，这就需要老战士们带领和教育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秦起周班长就给他们做思想工作。毕竟都是受苦受难的穷弟兄，大家多交心，讲讲党领导革命的前途，增强了信心，队伍就好带了。秦起周这班长当得有模有样。所以不到半年，1930年3月就提升为排长，接着1930年6月担任连长、连指导员、营长，直到1932年1月担任副团长。秦起周没有经过营以下副职的锻炼。职务提升这么快，说明两个问题：一是红军战斗减员较多，新兵补充也多，干部供不应求；二是秦起周有较高的政治觉悟，成长较快。

红军编制几经变动：红32师、红31师、红33师等经过拆分又组合，形成了红1 军第3师，周维炯为师长，政委姜镜堂，副师长肖方。以后，秦起周就在周师长的领导下干革命。6月，在光山还成立了以甘元景为主席的鄂豫皖边特区工农民主政府。革命能这样顺利发展的原因是：从1930年5月起，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军阀大混战就开始了，在冀、鲁、豫三省爆发战争，鄂豫皖边区的敌人大多要去参战，抽不出更多的力量来对付红军。所以，边区革命形势非常有利，根据地的农民武装发展到3万多人。

但是，有利的条件下容易产生冒险主义。1930年6月11日，由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发动“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甚至具体提到红一军就要发展到3万人。要求“一支枪也要集中到红军中去”，地方武装全部编入主力红军。

这种对于革命过急过快的要求，带来的后果很严重。秦起周所带领的这个连，编制并不满员，枪支弹药缺乏，人们是用大刀、长矛跟敌人打仗，有的就用铁锹打击敌人。但是反动民团的武器也并不是特别好，因为民团被共产党利用的事情多了，国民党正规军对于民团也不放心，不愿意把好的武器交给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秦起周身上的武术发挥作用了。

在一次战斗中，秦起周采取贴身肉搏战术，一次连续击倒两个敌人。战士们顺势缴了他们的枪，用来武装自己。他发现，在现代战争中，中华传统武术还有用。他在闲下来的时间，除了教战士们刺杀投弹，也让他们练习中华武术中的近身格斗技术。

参加革命不到三年时间，要秦起周学习和理解的问题太多了。比如参加革命的同志，绝大多数是文盲，一字不识。而领导革命的周维炯、漆德玮等等，都很有学问。可是经他们传达下来的，更上一级领导的思想观念，却说知识分子干革命靠不住，他们天生具有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凡是口袋上挂钢笔的，参加革命就不能吸收做骨干。他怎么想也想不通这个问题：你们自己不都是文化人吗？你们自己是不是动摇了呢？当然，这样的问题他只能压在心里，决不敢提出来，因为那样就是对革命不忠。但这种思潮对自己的影响很深，自己当了干部也不敢学习文化，集合队伍点名也是全凭记忆——好在自己的记性还好。

毛泽东曾经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事实恐怕也是如此。当皖西红军向平汉路挺进，去执行立三路线的时候，就给了敌人向苏区进攻的有利之机。六安敌人纠集5千多人，向苏区大举进攻。留守红军仓促应战月余也未能击退敌人，牺牲惨重，许多红军及家属、基层干部被敌杀害。整个皖西根据地几乎全部丢失，只有很少部分更偏远的区域未被占领。

但是，敌人所到之处的疯狂、残暴，又给了秦起周另一种教育：无论如何，紧紧跟着共产党走才是正确的，人民生命财产才有保障。敌人所到之处，烧、杀、抢无恶不作。在县里设“清共委员会”，乡设“铲共团”、“清共队”。什么地方来了人都要报告，一旦发现谁通共，全家处死刑。实际上各局随意杀人，而且刑法极其残忍：砍头、腰斩、活人挖心。一批数百名未成年女孩子，被敌人用大车拉去卖给妓院做妓女。敌人的疯狂屠杀，并没有吓倒革命者，反而使他们越战越勇。燕子河村的妇女主任袁大桂，被敌人吊在屋梁上，剥光衣服，逼她交出共产党干部名单，直到被敌人用火锥捅死，她一个字也没说！金家寨的八大民团，抓了60多名党员干部和家属，严刑拷问多次，竟无一人屈服，全体英勇就义。这些事情在秦起周脑子里印象深刻，可说刻骨铭心。

一直到9月下旬，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12月中旬，红1军得知在金家寨发生的惨剧，决定打回来消灭敌人。13号包围金家寨，14号凌晨向敌人进攻，一个小时就将敌人全歼。到1931年1月，受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危害而失陷的鄂豫皖边区，根据地全部得以恢复，敌第一次“围剿”宣告失败。

党的组织又做了调整。成立了中共皖西分特临委，指导六安、霍山、英山、霍邱、寿县、合肥、舒城、桐城、潜山九县的工作。2月初，鄂豫皖临委又召开扩大会议，正式成立中共鄂豫皖特委，曾中生任书记兼军委主席，这才使边区党的工作和军事斗争走上稳定轨道。2、3月份多次歼灭来犯之敌，秦起周所在部队也打了不少胜仗，缴获敌人武器，用以武装自己。

鄂豫皖苏区刚刚恢复和发展，就迎来蒋介石对于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这次围剿从3月中旬开始，限令5月底完成任务。动用于追、堵、围的国民党方面部队总计12个师，13万余人。4月13日敌进占独山，14日占诸佛庵，15日进占麻埠，伺机进攻金家寨。但这次红军应对非常有力。经过充分准备，与敌周旋，4月25日红军集中力量猛攻独山，歼敌2千余人，缴枪2千余枝；诸佛庵之敌，竟因害怕被歼而逃窜。秦起周所率连队，在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表现突出，在服从命令、配合兄弟部队等方面无可挑剔。这使他进一步认识到，红军铁的纪律对于革命胜利的极端重要性。

这次战斗胜利以后，鄂豫皖特区加强了党组织建设和革命政权建设，各种群众团体和社会组织的建设方兴未艾，土地改革、经济发展、边界贸易、文化教育等在边区党和政府主持下，搞得井井有条。这使支持红军的革命群众，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但是，胜利容易使人忘乎所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取代李立三的王明（陈绍禹），又执行了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的路线。在1931年4月，派出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涛到金寨视察皖北工作。5月12日在光山县新集成立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同时成立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涛一个人担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独掌鄂豫皖党军大权。这时的边区红军叫红四军，军长邝继勋，政委曾中生。下辖三个师。秦起周所在的霍邱县农民自卫团亦编入军中。

张国涛无端指责苏区过去的工作，差不多全盘否定，竟然说“红军中没有真正的党”，“皖西北最严重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他认为当地党的组织严重不纯，各级组织都混入了坏人，土改走的是富农路线。对于这些指责，秦起周很想不通。所谓组织不纯，无非是有些出身成分较高的同志，可是他们确确实实为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甚至牺牲生命，难道也不值得信任吗？他所敬重的领导人，如徐向前、周维炯、曾中生、许继慎、郭述申等，曾多次提出不同意见，结果都被张国涛压制下去。张开除一些反对者的党籍，撤销反对者的职务，但红四军领导人并没有气馁，而是据理力争。张国涛也不得不同意红军向外发展，南下作战。 

红四军首先在8月2日攻打英山，缴获长枪3千多支，还有27挺机枪、15门迫击炮。后来半个多月时间，转战浠水、广济、罗田诸城，歼敌7个多团，缴获大量枪炮和其它军用物质，有黄金20多斤、白银1600斤，有力地改善了红军供给，还支援了中央红军。但张国涛却对此大为光火，下令红军撤回整顿。

正在这时候，蒋介石派出特务到苏区散布流言，挑拨离间，说许继慎、周维炯是要接受蒋介石改编的。政治保卫局在麻埠医院搞肃反，向张国涛报告说，破获反革命组织和AB团，其实毫无证据。他们却诬称许继慎、周维炯、姜镜堂、肖方、廖业琪等９人是“反革命军事委员会”。当时就命令中央分局常委陈昌浩任红四军政委，撤销曾中生的职务。在军中大搞肃反，秘密捕杀红军高中级干部二十余人。回来的一路上，又逮捕了周维炯、许继慎等数十名红军高级干部。

当时肃反对象主要是以下几类：一是从白军中反正过来的；二是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三是知识分子。说知识分子干革命靠不住，原来出自于像张国涛这样的中央领导之口。秦起周总算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但是，党中央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路线斗争呢？长工出身的红军基层干部秦起周，多少年以后，还是搞不明白。

陈昌浩主持日常工作以后，肃反的扩大化更为严重。认为麻埠的书记方英肃反不力。予以撤换，由王平章任书记。由于严刑逼供、辗转招供，仅在麻埠，红军被冤枉杀害的就在千人以上。主力师１２个团干部中，只剩下倪志亮、王树声二人，其他都被杀害。３０团班以上干部被残杀估计有５００多人。被杀者既无罪证也无口供。在苏区建设系列问题上，张国涛也推行左倾政策，把一些中农划成富农，扩大打击面，造成极坏影响。

秦起周世代贫农，自己出身长工，当然没有受到冲击。凡有人问他，要他揭发什么人，他一概回答“不知道”。但在他内心深处，不得不划上大大的问号：这样杀害红军干部不是比白军还厉害吗？也许自己不该问，执行纪律就是。可是这样下去，不是会敌人越来越多，自己人越来越少吗？革命还怎么能成功啊！

鄂豫皖苏区军民对张国涛极为不满，甚至喊出“打倒张国涛帝国主义”的口号。但是，正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开始了对苏区新的围剿。苏区老百姓的可敬可爱出人意料：大敌当前，人们还是踊跃参军，大力支前。据金家寨等6处统计，半个月有将近1500名青年参加红军。苏区农民提供军粮1300多担。五县边界地区划为五星县，还成立了县独立团，准备迎击来犯之敌。

1931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在麻埠成立，军长邝继勋，政委王平章。11月7日，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红25军、红4 军都归其管辖。11月10日，黄安战役毙、俘敌1万5千余人。1932年1月，发生了日军侵占上海的“1.28”事件，苏区军民反蒋抗日情绪更为高涨，红军大量歼敌，缴获武器，主力发展到近5万人，地方武装在20万人以上，拥有26个县级单位，苏区人口达350万，是为苏区的鼎盛时期。秦起周和他所在的霍邱县农民自卫团，参加了这些主要的战斗。他也为苏区百姓的宽容和识大体所感动，精心指挥，努力作战，所以他在1932年初被提升为副团长。

第三次反围剿宣告成功，苏区加强新一轮政权建设。正在苏区人民努力建设的时候，新的规模更大的军事政治危机已经悄悄来临。

1932年5月22日，蒋介石亲自担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司令部设武汉，调左、中、右三路大军，其中的中、右两路全力围剿鄂豫皖苏区。中路由蒋介石亲自兼任司令官。两路总兵力约30万人，外加4个航空队，整个苏区完全被包围。蒋所采取的策略是，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重新编制保甲制度，动员拥有地主武装的豪绅“回乡执政”。

苏区虽然有种种有利的反围剿条件，张国涛却弃之不用，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主张“准备夺取武汉，完成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认为过去是敌人包围我们，现在是我们冲出去包围敌人的时候了。 

秦起周作为霍邱县农民自卫团的副团长，对于张国涛的想法和做法心有不满，也和那些处在张国涛高压之下的多数干部一样，敢怒而不敢言。

张国涛的主观自负和一意孤行，给红军带来的危害极为严重。秦起周作为张国涛路线的受害者，在不久后发生的霍邱保卫战中，红军遭受的惨重损失和巨大失败，使他和红军绝大多数指战员，都更清楚地认识到张国涛路线祸害革命的本质。由于共产党和红军的严格组织纪律，苏区红军不可能一下子把自己的领导人张国涛抓起来，但对他的信任已经降低到了极点。这为在长征路上，红四方面军大部队，能够放弃南下，跟随朱总司令北上，坚持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打下了坚实的感情基础。最后让张国涛成为孤家寡人，不得不跟随部队住北走。

霍邱保卫战发生在1932年夏天。

霍邱位于淮河南岸，东、西、北三面环水，只有南边有陆路通往六安。这里易守难攻，是红25军的军部所在地。

红25军是在5月中旬拿下霍邱县城的。军长邝继勋，出生于贵州省一个穷苦农民家庭，十几岁就当上了川军，由于作战勇敢，很快上升为旅长。后来在大革命洪流中参加了共产党，跟贺龙一起率兵起义，开辟洪湖根据地。1931年11月，被党中央派往鄂豫皖根据地，担任红25军军长。他率领部队攻取霍邱的时候，城防司令孙庚三手下有三百多人，听说是在正阳关打了大胜仗的邝军长领着红军打过来了，吓得带部队逃之夭夭。5月14日傍晚，霍邱县农民自卫团先进城维持秩序；15日红军主力正式开进县城。

这次红军占领霍邱城，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红军进城以后，就打开地主的粮仓，开仓放粮；查封敌人资产，搜捕乡下逃来的地主。秦起周就知道有这么件事：小桥乡放牛娃鲁运生，在县城的琵琶圹突然遇到了长期欺压自己的东家管凤城。所谓“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他忘记了自己是红军战士，要遵守纪律，用刺刀一下就把姓管的给捅了。排长缴了他的枪，把他送到连部。他哭诉自己一家被管凤城迫害的苦难家史，战士们都跟着流泪，替他讲情。连长按军纪把他看押起来。邝继勋军长却命令马上放人，并立即提拔为排长。后来，这位鲁排长在7月份的一次战斗中，带兵杀了几十个白匪军后，倒在血泊中壮烈牺牲。

这天上午，邝军长在广场上召集农民讲话，叫他们带信回去，明天来这里放粮。农民们高兴得第二天来了上万人，广场上挤得水泄不通。有人以为，这样放粮要放到猴年去呀？可是广场上井然有序。红军的办法是：不称，不用斗，不用人管，农民排队，轮到谁自己用笆斗舀。结果人人都自觉地少舀一点，留下给别人。孤寡老人，军烈属有人帮助他们捎带。这种新景象让革命战士们深为感动：为这些百姓拼命，值啊！

这些事情在秦起周的脑海里翻腾，使他觉得：革命，可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情。要懂得人心，最要紧的是做好人的工作。

七月，红军进城已经两个月了。根据各方面传来的消息，邝继勋预感到有大仗要打。他命人在城墙四周构筑防御工事，城墙脚下挖掩体，城外派出流动哨兵。他改编了部队，精简年老体弱者。霍邱县农民自卫团，团长陈某生了重病，一时半会儿好不了。团政委刘月松外出开会未归队。邝军长随即下令，由副团长秦起周担任代理团长，指挥全团军事工作。王平章政委要求秦起周同时负责全团党的组织活动。

国民党军队采取的是全面包围战术。正面与红军作战的是国民党中央军徐庭瑶的第4师，全套德国装备，战斗力极强。不要以为这个徐庭瑶不是国民党的主将，其实他在国军中地位相当高，著名的战犯杜聿明，那时候还是他的手下。七月初敌人开始调动。徐庭瑶部已经从蚌埠向霍邱东、北两个方向进犯了。四十旅的宋士科部，逃跑了又打回来的城防司令孙庚三，十九旅的郑廷祯部都向霍邱进发。7月6日上午敌人包围县城之前，邝继勋送走最后一批撤退人员。下午一点敌人开始进攻。前面说的鲁运生同志，就是在死守胡家埠的时候，率领全排英勇杀敌壮烈牺牲的。

下午三点，敌人出动三架飞机沿城墙轰炸扫射，配合地面部队攻城。邝继勋派出三名红军骑兵冲出敌人包围，进山请示上级。这三名骑兵硬是躲过了敌人的枪林弹雨，突出重围。但是敌人攻城更加凶狠，从后方调来四门六零炮，一阵炮击，敌人就攻到城边。东门外我军因寡不敌众，被迫撤回城内。

七月九日，城外阵地全部失守。独立团指挥郑恒才，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仍然在城墙上坚持指挥。他领导灾民们到处收集砖石，堆在城墙垛口。把石灰装进麻袋里，准备用以迎击敌人，补充弹药之不足。红军战士们都明白：没有援兵，后面是湖水，前进冲不出敌人包围圈。大家忍受着伤痛，准备迎接最后的决战。

东门外的敌人后撤了。一个机炮连到了东关，用十几门六零炮向着城墙猛轰。城墙被炸了个洞，赤卫队员们用几床棉被湿水，顶在头上去堵城墙的洞。敌人在长官手枪威逼之下，架设长梯过河，向城里冲。红军用石块把梯子砸翻，敌人纷纷落水。敌人一齐大叫“红军没子弹了！”，在机枪掩护下又要过河爬城。这时，城上丢下一批手榴弹，爬城的敌人在爆炸声中纷纷倒下。

邝继勋正在城墙上指挥战斗，突然，一个从城外翻进来的敌兵，用手枪对着邝继勋的脊梁。邝继勋刚想要转身，那敌兵已被一赤卫队员拦腰抱住，双双摔下了城墙。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就这样坚守下去吗？不是没有人提出建议，郑恒才就向邝继勋提出，由他掩护，让邝继勋率领大部队从西门突围，从水路出走。

邝继勋却说：“不行哪！上级没有命令，我怎么好自己做主呢？”他大概在等待那突围出去的三名骑兵，看看有没有上级的命令。

“那你就眼看着全军覆没吗？”

邝军长没有做声。所以事后追究“死守霍邱”，造成红军重大伤亡事件的责任时，实际上人们莫衷一是，大家找不到共识。张国涛并没有直接的责任，资料显示，在接到邝继勋要坚守霍邱的电报时，他还痛斥邝继勋糊涂！秦起周记得，是特别皖北道区党委书记王秉璋（即王平章）同志，下令死守。这可能比较接近实际，因为红军听党指挥。

七月十三日黎明，红军伤员们倒在防空洞里，没有医生没有药，伤口在溃烂。但伤员个个咬紧牙关，不哭不喊，静静地等待最后时刻到来，自己要为革命事业殉身了。

敌人又开炮了。一片火光，满城烟雾，北城墙打开一丈多长的大口子，敌人的机枪连队冲进来了。红军再也没有能力抵抗，邝继勋抡起大刀与敌拼杀后负伤，被乱哄哄地赤卫队员、红军战士和灾民们用手抬走，从西门突围出去了。后来他到底去哪了，谁也说不清楚。

但是，一年以后他被张国涛杀害在四川通江县洪口场，这是事实。

1932年7月13日中午，一两千人站在霍邱街头，迎着白军的机枪扫射，没有喊叫，没有悲伤，只有仇恨的目光，盯着哪吐着火舌的机枪。这最后的场景，深深地刻印在秦起周的脑子里。他和许多红军干部一样，被老百姓紧紧地保护在角落里。

血战结束了。徐廷瑶部占领了霍邱。城里还有一千多名干部、战士和群众，统统被敌俘虏。敌人其实知道，这里绝大部分是普通百姓。但他们让关在牢里的人出来认，看看谁是红军和苏维埃政府成员。

这时，出现了一个年轻的叛徒，他叫龚正基（即龚正金），是县少先大队指挥部的秘书。在叛徒的指认下，最后从一千多人中挑选出四十三人，被敌人派兵押解到南京的中央监狱去了。叛徒可能不止一个，因为龚正基不认识的红军干部也被指认出来。

秦说自己是搞运输的老百姓，给红军送粮食的，反正大家都穿便衣。可是敌人发现自己手上有枪伤，也就把自己先抓起来再说。后来敌人不知通过什么途径，知道了自己是代理团长。被押送到南京司法机关的有48人。司法机关不收，说这些都是老百姓。又送到军法处，押了三个多月。大家不承认是红军，结果还是被判了徒刑。当时枪毙了三个人：一个是县总工会主席，一个是县军区司令部部长，这两个人是被姓蔡的苏维埃主席咬出来的，可是这个蔡某并没有好下场，当时也被枪毙了。加上前面说的两名叛徒，一共减少五人，这样就和档案上记载的，以及国民党报纸上登的四十三人对上了。

这四十三人中有秦起周（敌人误记为陈其舟）、李华封（保卫局审讯科科员）、吴皓（改名何绍堂 ）、汪洋、蔡文宝（城区主席）、郑起帮（军区政治部主任）、黄岩（区委书记）、郑恒才、凌霄、张涛、王才远等。

在霍邱保卫战之后，1933年颁布的《红军暂行法规》规定：“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这意味着同级军事首长、党政机关，都要最后服从政治委员一人。这种政委一长制，是从苏联学来的。（郝在今《中国秘密战》第90页）说明中共中央，在当时并没有从左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把党领导一切歪曲到了极致。

党内不讲民主，带来的后果很可怕。建国以后出现的诸多问题更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