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水利工程师居然不懂地质

1973年春天，在南昌西郊的梅岭，召开讨论鄱阳湖治理问题的学术会议。我刚刚从内蒙调到江西省地质局地质科研所。但这个所还没有成立，一无所长，二无工人，就只有我自己，所以就在局地矿处办公室摆了一张桌子，让我暂时管管局里的科技文献和情报。

分管科技情报，自然就有了参加重大学术会议的理由。作为鄱阳湖治理工程三大总工之一的省地质局水文地质老总陆中光，就把我带上了梅岭。

拿到会议材料，我脑子里就拧成了一个疙瘩：省水利规划设计院的老总们，简直太不可思议：怎么会想到在鄱阳湖入长江的口子处筑一个拦湖大坝，让江西省能自由地控制湖水位：不要水时就放出去，需要水时就存储下来。这样巨大的控湖工程，当然需要花费一笔不小的开支。江西省穷，省里没钱就向中央要。中央在文革期间也不富裕。所以就一直拖，没有结果。如果中央有钱，实施了胡某的大坝方案，那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啊！

方案自私的动机不言而喻。长江水量调节，所依靠的就是通江大湖：江水不足由湖水补充；江水过剩，由通江湖泊暂时保存：唯有江湖连通不受阻碍，才能保证长江泄洪通畅，枯水期得沿途各湖补水。鄱阳湖是全国第一大淡水湖，你跟长江分隔开了，长江受到的打击就太大了！这就像一个社会，大家都为国尽力分忧，国家才能稳定兴旺。我想了想：讲政治道理没用，鄱阳湖要自我保护你不同意，好像你不是江西人似的！方案的问题就在地质上！静思片刻，我查看一下地质资料，然后站起来在大会上发言。一开口是带点东北口音的普通话：

“湖口这地方不错，入江水流宽度一千三百多米，是斜着从西南向东北出江的，造成下冲上淤的后果。这个出江口的西边，长江南岸是泥沙岸。这泥沙有多深，大家知道，说三四十米恐怕是至少如此。这些都是古代沉积下来的松散泥沙，没有任何固结。当大坝蓄满水后，十米高的水头，对下面的压力有多大？你们算过没有？整整十个大气压。这时候的管涌会大量产生，不断发展！这是口子的西边。

这出江口的东边情况也不容乐观。东岸是著名的石钟山，它是怎么形成的？因为哪里全是石灰岩，很容易溶解，形成空洞，江水打击空洞时形成敲钟一样的响声，所以叫石钟山。在十个大气压的高压下，石灰岩的溶解速度会大大加快！这样的石灰岩空洞联结起来，在高压水力作用下一冲就垮。

想象一下吧：我们的大坝筑起来并没有多久，东西两边都被冲垮了，大坝成了立在江湖中间的条形孤岛，我不知道它还有什么意义！”

我发言完了，会议暂时沉寂。利用这个空隙，我悄悄地问了一下旁边一位与会者：“我所说的是地质常识，胡工怎么会一点也不考虑呢？”对方的回答才真的让我大吃一惊！

“他根本不懂地质！”

设计大坝的水利工程师不懂地质？这简直太不可思议！搞水利工作，懂地质是基础条件。你对水库地区的岩石性质、地质构造不了解，如何去设计坝体工程？遇到可溶性地质体怎么办？遇到漏水的断裂带怎么办？不但要懂地质，特别地还要懂水文地质！想到这里，我不由自主地看了看陆中光。

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我。他那神秘莫测的笑容，实际上是对我的支持。再想下去，我又迷糊了：既然你什么都清楚，你为什么不说呢？这些话让我说，让我这愣头青往前冲？这件事我始终搞不明白。我只能怪自己太喜欢出头，有点儿沉不住气。可是我不会接受这个“教训”，我心里不允许自己遇事先考虑退路。这是我性格的弱点，但我终生不悔。

当然，这件事的后果“很严重”，以致江西师范大学地理系的朱宏富教授，在很多年以后还对我说：“你得罪了省水利规划设计院，他们不会跟你合作的。”我自己却觉得莫明其妙：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争论太正常不过了，怎么会得罪人呢？听说以后“大坝”的位置几次南移，总找不到合适地点，鄱阳湖拦湖大坝一事，事实上让我给彻底搅黄了。

搞水利不懂地质，这让我心里无法接受的事实，以后竟然还多次遇到过类似情况！

11.专业地质人员投身宣传工作

开完会回到局里，我又要返身再去梅岭。这件事是这样的：

中共江西省委下达指示：省直各机关派出四名干部到党校学习哲学，学习马列。这是1973年春天，党中央在抓学习，说明意识到在文革中理论出了问题，希望全党回到真正马列主义的轨道上来。

省委指示军令如山，没有例外。可是地质局是文革初被“砸烂”了以后，刚刚从下属单位抽人组建起来的单位，各方面人手都很紧张。这也是我能够留在局里，不去野外队的重要原因。局机关抽不出人来怎么办？局政治部的办法是：把我算上。算是地矿处派出的——我在管科技情报，这也说得过去。另外再抽出两个人。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把省探矿机械厂的政治处主任高德同志给派上了。——这也合理，因为该厂驻地在南昌，他又是管政工干部的科级领导。我们四个人就这样上了梅岭。

省委党校教员，讲课的水平应该算是可以吧？可是他们讲课用的是南昌方言。高德同志根本听不懂，每次听课回来都要问我：“小陈，这杜林是怎么说的呀？”“费尔巴哈怎么算是唯物主义呀？”……他的问题实在多，我就不得不认真看书，仔细听讲，晚上用东北话给高主任再讲一遍。这就逼得我不得不认真对待这次理论学习。光当翻译也不是个事儿，而且有个别地方教员的讲法确实值得商榷。这就逼得我自己学习原著，然后认真地讲给高主任听。这几乎成了习惯，我自己也就不由自主地深入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中去。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完全是因为高德和党校教员之间的语言障碍。江西省委党校教员讲课不用普通话，用南昌话讲课很“过劲”（南昌话，很不错的意思）。我听起来毫不费力，高德主任听起来就像听天书了！

高德是从高炮地勤部队转业的干部。我在教员和高主任之间充当翻译，把教员的南昌话翻译成东北话。因为刚刚从东北回来，我的东北话也贼拉的好。说起这个语言习惯，我想起一个笑话：南方人问东北人：“长春有百货大楼吗?”东北人回答：“有哇，贼多！”南方人吓得不敢去长春逛百货大楼了，因为怕被偷。东北人说“贼”，就是“很”的意思。跟我一块学习几个月，高主任也多少懂得一点南昌土话了。对方言的理解，得益于我在初中时就喜欢跟李光裕在一块儿说相声。

学习结束以后，回到局里没多久，我正在整理地质科技情报的时候，有人通知我说：“政治部主任张铁（即张殿生）找你有急事，你快去吧!”我跟地矿处值班同志打个招呼就到张铁同志办公室去了。

张主任面容端庄，看起来四五十岁的样子，很随和，他叫我坐下，不要拘束。我心想：我见过世面，没什么。但我不动声色，坐在他旁边。

“听说你这次在梅岭学习马列，学习哲学，学得很不错么！”

受领导夸奖，我一般都是表情谨慎，不怎么做声，“谢谢！我还差得远。”

“局里想调整一下你的工作，让你到政治部来搞宣传，你看怎么样？”

我以为让我去学习，就是局里抽不出人来，不得已凑个数。根本没想到要改行，要搞宣传。我说：“我是学地质的，好像上头有精神说专业技术人员不能改行啊！”

“这个你放心，我们会掌握政策。关键看你自己的意见。而且宣传工作急需内行来做。我们的宣传干部不懂地质，下到野外分队去，跟技术人员对话都困难！”他举了些例子，说的完全是实际情况。“你再管管局里的小报，别让小报净说外行话，出洋相，让野外队的工程师、技术员看我们的笑话！” 我忽然对张铁主任心生敬意：我们地质部门能有多少这样尊重业务，尊重科学的行政和政治领导呢？

我开始动摇了。一开始学习地质，我也并不很自愿，是因为服从组织分配。现在搞地质搞出点名堂来了，真有些舍不得。可是我也有自己难言的苦衷：最初十年的地质工作全是在内蒙做的，对于江西地质情况一概不了解，虽然说有外地经验可供借鉴，本地地层构造岩浆岩都不熟悉，怎么去搞科研呀？上手要花大量时间去熟悉基础资料，适应江西的工作方法。做好这一切，并不比转换新工作容易。

“我当然服从组织分配。可我还不是党员呢！搞政治工作不是党员可不好办。”

“现在不是党员，以后可以争取入党。家庭问题早晚会解决，你放心。只要自己努力，靠近党组织，党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您要这么说，那我愿意。不过宣传工作怎么做，我要重新学习。”

“好，你这个态度好，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

这事谈完了，我的工作变了。他很高兴，心里好像憋着个笑话，不说出来难受似的。

“探矿厂那个高德，可真有点儿意思。从梅岭一回来，就跑到局里来问我要人，就是要你小陈。我就说了，小陈学地质的，又不是学机械的，不是学探矿的，要到你们厂子里干什么？他说哎呀老张啊，你不知道哇，小陈讲马列，讲哲学讲得好哇。在梅岭学习，党校教员讲的我根本听不懂，可小陈一讲我就明白了。把他调我们厂子里搞宣传，多好啊！我就说，谢谢了！谢谢老高你推荐个人材。这个小陈呀，你们别要了，我们局政治部要了，来局里搞宣传。请你们发扬风格，支援一下吧！啊，我讲错了，人现在是在局里。”

说到这里他忍不住又笑了。不知道他为什么对我在政治上有信心，不过多年以后查看父亲的档案，才知道我从1969年开始，多次去北京上访还是有用的。安徽省长黄岩同志证明我父亲历史清白，在监狱中对敌斗争坚决的材料此前已经到达了省卫生厅党组。省地质局肯定也会知道此情况。

搞宣传难不难，那要看你怎么看。给我定的职务是“党委中心组理论辅导员”，尽管我还不是党员。第一次中心组开会学习，给领导同志讲《反杜林论》，我作了充分准备，领导同志们多数还做了笔记。可是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我上任以来就做了这一次理论辅导，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

我改行搞宣传还不到一年，1974年初，就在全国范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九一三事件”，是发生在1971年，为什么当时不搞“批林运动”呢？我当时的想法是：林彪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为打倒大批老干部，特别是军队干部，他下了很大力气。现在“叛逃”了，怎么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交代？毛主席英明伟大、洞察秋毫，怎么让林彪钻了空子？头上戴顶“忠奸不辨，贤愚不分”的帽子是轻的。跟很多人一样，我也是在“九一三”以后，才开始认识到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内心想想可以，决不敢公开说。

事过两年多以后，再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也有道理：经过有关材料在全国传达，人们思想上已经有了准备，知道“林彪坏，两面派，叛国投敌，摔死活该”。实际上还有不能说的“道理”：周恩来在违心地跟着毛主席讲文化大革命好的同时，又根据实际情况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人们简称“纠左”。这种做法使得1972、1973两年，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但在毛泽东同志看来，这实际上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这可怎么得了！于是在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同志，和江青一伙的极左路线发生冲突的时候，毛主席错误地站到了江青他们一边。1973年7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这是做舆论准备。8月份召开党的十大。大批江青骨干分子进入中央领导岗位，大量批判“孔老二”的文章连篇累牍地发表，造舆论的权力掌握在姚文元一伙人手里。从1974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开始，批林批孔运动全面展开。

近来微信中流传关于林彪之死是被人谋害之说，还有周恩来为林彪之死痛哭等等说法，我想不应该作为定论。因为有许多情节并没有搞清楚，还无法准确地下结论。例如，林彪死党李伟信等三人，乘直升机携带大量文件往北方飞，驾驶员在知道他们往蒙古飞去时，即拒绝飞行，在北京北面原地打转。结果一名驾驶员被他们打死，另一驾驶员在飞机落地后也被打死。除李伟信外，周宇驰、余新野各有一条人命，所以他们开枪自杀。而李伟信没有杀人，不致判死罪，所以他保留性命，向搜索部队投降，交代问题。而两名拒绝北飞的驾驶员也因此被评为烈士。潘景寅被认为是好人，与此有关。知道林彪摔死后，毛泽东有句话：“我还等着他与苏联人发表联合声明呢！”这些资料要全盘否定，总得有充足证据吧？

我是省地质局宣传干部，宣讲儒法斗争，是日常工作，这怎么办？马列不学了，学杨荣国的鬼东西，心里不舒服，工作还得干。在张铁带领下，这一段时间应付得有模有样，讲故事照样讲，不影响地质勘探，不影响野外工作就行。

一开始局里成立了个“批林办”，由政治部牵头，工会、团委参加，弄了个办公室。可是在前些年地质局被撤消时，在下派领导干部的同时，也下派了一些造反派成员。这次恢复地质局，“老帅就位、小兵回营”，他们造反派不答应了，心里不平衡，就组织了个“上访团”，到局里来捣乱。局机关有个蒋一鸣，作为内应，和社会上的造反派头目相勾结，打算破坏地质局对于全省地质工作的领导和部署。要搞他们的“革命斗争”，首先就要夺取对于批林批孔运动的领导权。于是他们发布所谓“公告”，派人把省局“批林办”给砸烂了。把我们这些人赶走，门窗封死。为避免发生武斗，我们这些人都回原单位上班，谁也不理睬他们。但是忍让换不来尊重与和平，老领导并没有组织我们回击，我们自发地在思考对策，同时坚持地质局的日常工作。

怎么反击他们？根据我在内蒙的经验，这种事不要跟别人商量，每个人自己想对策就是。“批林办”被砸的第二天，我就在局里贴了一张大字报，用我的真名实姓，写了一篇“悼词”，讲“批林办”被他们破坏的事实，说明他们既破坏革命，又破坏生产。“悼词”原文已经记不得了，但文风幽默风趣，当时对“上访团”打击很大。局机关很多同志也通过这张大字报认识了“小陈”，我所获得的是友谊和鼓励。当然也招致造反派的仇视。直到1976年春天，局机关造反派里面有个女的，不知受谁指使，跑到机关党委控告我，说我传播“总理遗言”。当机关党委办事人员问她：“你说小陈传播‘总理遗言’，他传的是什么内容，总该说说吧？”结果她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机关党委的陈鸿杰同志严肃地批评她，“不能为了派性就造谣啊！”此事反映了造反派对我的仇恨。

说到对造反派的看法，我心里有一个基本估计：绝大多数是好的。“上访团”不得人心，1974年批林批孔那会儿，政治部张铁和齐化东两位主任，领导我们搞运动，陈鸿杰、陈正海、郭洪现和我是主要骨干。王春龙同志也跟我们密切合作。听说陈正海是造反派成员，可是他跟我们团结合作得很好，根本不理蒋一鸣和“上访团”那一套。网上看到北京地院东方红总头子王大宾，在文革中照顾彭德怀元帅的事，很令人感动。我自己一开始也是造反派，到最后也没有加入任何保守派组织。所以在运动中要具体人、具体事进行分析，看人切忌“一概而论”。陈正海和他儿子陈少涛都酷爱绘画艺术，后来出版有个人专辑。

我们当时的想法是：文革破“四旧”，把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都给弄没了，借这个机会给大家讲讲历史故事，普及点历史知识也是好事。上面的观点对不对，群众都会自己独立思考，讲解人员不用多说。本着这种精神，张主任从九一六地质队请来一位讲故事的高手，他叫马长信，是地质干部，河南人，口才真的很不错。我们在全省各野外队宣讲，没有遇到什么障碍。俗话说言多有失，老马有次讲诸葛亮时，嘴吧打滑，出来一句：“诸葛亮在马谡失街亭之后，认为自己用人不当，造成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向刘备打报告，自贬三级，……”我在旁边坐着主持会议，听到这里马上插嘴：“老马呀，这时候刘备早死了，是阿斗掌权。”马长信一下子愣在哪儿了。我说：“请老马继续讲。”

事后观察，这并没有影响老马的情绪。他照样努力讲好每一堂课。我虽然还不是党员，但代表局政治部主持会议。如果明显的失误都不纠正，我还算是局里的干部吗？但这件事对我以后在局干部培训班讲课，敲了警钟。我每次备课都很认真。

光让老马讲故事也不行。上面发下来的宣讲材料，你把它搁置起来不宣讲行吗？我的主要工作是讲课，不讲是躲不过去的。全局在瑞金沙洲坝九零九地质大队讲儒法斗争试点，我按照上面的规定讲完以后，就觉得自己仿佛在放毒，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对不上号。怎么办？我就临时加了一段有几千字的话：“法家的欺骗性”，讲人剃掉头发还会再长，打烂龙袍再穿新的，法家无非是骗骗老百姓而已的道理。讲完以后，九零九队的宣传科长对我说：陈老师，你真大胆哪，怎么敢这样讲？我说怕什么？法家是地主阶级理论家，他能比资产阶级更高明更公正吗？资产阶级理论家都有很大的欺骗性，更何况法家？其实我这话跟他说说可以，跟“四人帮”讲就讲不通，非把我抓起来不可！“四人帮”倒台以后，我随着局政治部领导下野外队了解情况，发现九零九队党委为了保护一位技术干部，居然冒了极大风险：这位干部写信给党中央，要求给刘少奇同志平反。上面来文追查其“现行反革命罪行”。九零九队党委经集体讨论，慎重决定：不承认队上有这个人，说是别人冒充的。这么大的案件也就不了了之。在九零九队讲法家的“坏话”，我真是幸运哪！

九零九队是全国地质系统标兵，当时的口号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地质学九零九。”

12.两上井冈山

我在地质局时，先后两次上井冈山。

第一次上井冈山，是跟地质局团委组织的青年学习红色革命历史相配合，我代表局政治部宣传处参加。按照一般程序参观红色景点，听讲解人员讲解以后，我们几个主要负责人，去会见了当时健在的井冈山暴动大队大队长邹文楷。他老人家名气可大了，当时说正规红军与农民地方武装相结合，农民地方武装说的就是他呀！他是井冈山当地农民起义的领导人。

老人家精神健硕，让我们几个进屋坐下，胡绍明同志说明来意，老人家就开口畅谈起来：

“井冈山根据地刚刚建立那会儿，人不满千，毛主席带来的安源矿工和浏阳农民，没有打仗经验，军事素质很低。不少人不会放枪，用的是大刀、长矛。手榴弹很可能不拉弦就扔出去了。后来多亏了朱德同志，带上山的部队近万哪，还多是正规军，有八一起义的，有起义湘军，总之军事素质很高，大家跟正规军学习军事技术，我们井冈山才能打败敌人哪！这么说，是朱德上井冈，救了红军，救了井冈山才对呀!”（当然，人多了粮食才会成为问题，才有了“朱德的扁担”，红军挑粮上井冈的故事。）

我们都惊呆那儿了。因为当时讲的是毛主席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依我看，邹老要这样讲，也是有感而发，有很强的针对性。我想起文革初期在全国掀起的反朱恶浪，以人大“三红”为代表，把朱德同志说成大军阀、大恶霸，弄得周恩来批评哪些反朱红卫兵说：“你们贴的那些大标语、口号，怎么跟三十年代白狗子贴的一模一样?”

问题还是摆在心里。党史、军史怎么写，我们管不了。但是需要破除对领袖的迷信，这种想法渐渐地产生了。反对神化领袖，应该是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因为中国有几千年“君权神绶”迷信思想的统治。

第二次上井冈山，是在打垮“四人帮”以后平反冤假错案。

这次是地质局副局长杨麟同志带队，有我，还有更年轻同志参加。我们是“省委信访工作组”，因此井冈山上各机关单位无不密切配合，有求必应。小小井冈山总共没有多少工作人员，运动中制造出来的冤假错案竟有三四十个之多，真的是匪夷所思。

杨局长是副局级领导，工作组组长，不可能事事都由他具体记录和操作，所以这具体事就交给我来办。为了名正言顺，他事先没有跟我打招呼，就在会议上宣布我是“科长”，说你们具体事跟陈科长多聊聊。哎呀，这井冈山管理局好歹也是地区级单位，我一个非党员，宣传干事，参加他们的党委会，还说是什么“科长”？我心里有想法可不敢说呀。入党是迟早的事，当科长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反正是领导工作需要，不是我自己要如此。

这几十件冤假错案中，有几个典型的我还记得。井冈山电站有个技术员，叫彭燮理，说人家隐瞒重大政治历史问题混入革命干部队伍。我把他的档案找出来，在党委会上，当着党委全体成员念起来。所有说他隐瞒的事情，在档案里都写得清清楚楚，没有任何遗漏。我说。这可是人事档案，不是我造出来的。你们看看他隐瞒了什么？所谓重大政治历史问题，不是彭燮理同志的直系亲属，只是旁系。人家参军时交代了，转业、提干时交代了，四清运动中又交代了，反复交代四次。造反派，或者办案者就是根据档案才知道他有这些事儿的，偏偏用“隐瞒”二字来给他定罪！何其荒唐！看井冈山党委怎么表态吧！

还好，书记梁建国同志带头发言：“这有什么好讨论的？平反，坚决平反！”

坚决平反成了党委会的集体意志！

还有一个溥化安同志，他对大跃进、反右倾都有看法，说过些在当时看是偏激，在今天看是正确的言论。这个人大大咧咧，心里有什么就讲什么，是个因言获罪的典型。也平反了。

更为奇特的案子，是个美术工人。他在井冈山登山公路顶端的迎面位置上，画了一座山峰，峰顶上站立一只老虎。画的老虎跟活的一样，很有气魄。可他一不小心，在老虎前面的位置上端洒了一点红漆。这怎么办？白墙体上画红容易，要让红墙变白就难了。他当时想，把红点子扩大，变成太阳，日出配合老虎登山，是多么好的创意啊！于是他就这样改画了，自己还有点得意。

文革中，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带着部队上山了。大家看迎面这幅画，画得还真不错，不知道是谁“看出问题来了”，说是太阳离老虎嘴巴太近了，老虎一张嘴就把太阳吃了。老虎是谁？美国纸老虎。太阳指谁？伟大领袖毛主席呀！不得了，这画太反动，美国要吃毛主席！把这画画的抓起来，现行反革命！这位工人还真的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抓起来判了三个月！

种种荒诞不经的案件，竟能让人笑掉大牙，气得吐血。讨论的时候，大家提供的案例更不可思议。说是有位农村老大爷，出于对伟大领袖的敬仰和热爱，上街“请”了一尊毛主席的瓷质半身像。那时买毛主席像不能叫买，必须叫请，表示尊重。瓷像比真人小，可也有那么大重量。老者怕拿不好掉地上打碎了，左思右想，总算想到了办法：用绳子把主席像捆好，捆结实了用扁担扛在肩上带回家去。这一路走着，有不少人看见了，竟然有人跑去民兵连部报告，说某某人把伟大领袖毛主席五花大绑，其用心何其毒也！

这位老人也就遭到造反派的批斗。

经过平反冤假错案，我们和井冈山的干部们结下深厚友谊。他们如有人来南昌，还是会向杨局长问好的。

13.真地震与假地震之被戳穿

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死亡24万多人，受伤16万4千多人。经济损失极其巨大。作为地质工作者，我们时刻关注地震预报问题，怎么会感到是那样地无奈呢？

就在这一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7月8号朱德逝世，9月9日毛泽东逝世。所谓延安三杰同一年离世，不免让我感到悲哀和震惊。

然而就在这年8月，我奉命到九江沙河九一六地质大队出差。事情办完了，第二天就准备回南昌的那天晚上，大队总工程师包家宝同志在职工大会上讲：

“同志们，九江地区革委会来了通知，发布地震消息。说是九江这一带最近要地震了。我在这儿工作这么多年，也感觉不到要地震的意思。不过咱们下级服从上级，地区革委会说要地震了总有它的道理。咱们还是按通知精神做好准备。”

包家宝是大队老总，地质专家。他感觉不到，实际上就是没有地震的信息。地质队是坐落在地方的单位，他们不好跟地革委顶撞。可是令我感到震惊的是：地革委为什么不征求一下包家宝同志的意见呢？当时还没有设立地震局，地质队的总工程师，相当于专业地震工程师啊！革委会领导怎么一点也不尊重科技人员啊！

第二天乘火车回南昌，车站上人山人海，都是要去南昌躲避地震的九江市民。火车车厢里挤得满满的，车厢外头也有少数几个人“挂靠”在车上。这是极危险的事情，在列车员和车站工作人员做工作，耐心劝阻之后，列车勉强开动。列车到达南昌南站，我飞跑到局里（二者相距较近）。急忙找局地矿处的总工程师汇报。我问杨总：“九江市发布地震消息，全市人心惶惶。很多人往南昌跑，车站上人非常拥挤。发布地震的事您知道吗？”

“不知道哇！还有这么回事？”

“我刚刚从九江来，地区革委会发布地震，有没有经过省里？”

“没有哇!”老总不知道。我让他赶快报告张局长。张浩局长亲自打电话给省革委会汇报情况。最后的结果是：省革委会主任吴官正同志严肃地批评了九江地革委，要求及时更正错误信息。此事在《刘俊秀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5月出版）第378页有如下记载：“8月；盛传江西九江一带要发生地震，为了辟谣从庐山下山亲自去瑞昌看望棉农，鼓励他们发展棉花生产。”但是，刘伯伯不知道的是：这个造谣者就是九江地区革委会！

打垮“四人帮”以后不久，新成立的省地震局郑栋同志，给我讲了1975年海城地震的故事：

1975年海城地震，是迄今为止，我国乃至世界上唯一有准确预报，并成功降低灾害损失的强烈地震。网上至今保留的信息是：1975年2月4日19点36分，辽宁省海城、营口县一带发生了里氏7.3级强烈地震，震源深度为16－21公里。中国科学家对该次地震进行了准确预测并及时发布了短临预报，及时组织撤离民众，明显降低了伤亡损失。地震中1328人罹难，16980人受伤。

    那么仅隔一年多的1976年唐山地震是什么情况呢？我们也从网上看一下资料：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9分56秒，震级7.8，死亡24.24万人，重伤16万人，轻伤36万人，倒房屋530万间，经济损失100亿元。两相对照，差距巨大，地震预报与否根本不一样啊！

郑栋同志说：海城地震预报毛远新功德无量啊！辽宁省委和省革委召开领导班子会议讨论，要不要发布地震消息？谁都不敢表态。只有毛远新果断要求马上发布地震消息。中央粉碎“四人帮”没有多久，毛远新还被当作江青同伙接受审判呢，郑栋同志完全没有必要在我面前为毛远新“评功摆好”，所以我坚信事件的真实性。

现在社会风气好转，网上能看到说明毛远新“海城避震，功德无量”的一些具体情况。1975年2月4日凌晨，李伯秋和毛远新在听取辽宁省省委办公厅主任尹灿贞的情况汇报后，毛远新果断做出决定：“由辽宁人民广播电台直接播出地震预报。”辽宁省委做出指示：“从当天晚上起，辽南地区海城、营口两县，所有人员都不要住在室内，生产队的大牲口、农业机械都要拉到室外。各级干部、党员、民兵全部下去，挨家挨户动员老百姓。在生产队和城镇的居民区，用大喇叭广播动员群众。”网上说预报及时挽救了10多万人的生命。这只能是估计。

毛远新是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伯秋是沈阳军区政委，除他们二人之外，在沈阳的高级干部还多，陈锡联还是政治局委员呢！当时地震预测专业机构观测到了“大地震即将发生”的一些征兆，谁有绝对把握说马上一定会发生地震呢？观测给出的只是可能性，并不是必然性。如果预报错误，造成的损失也相当严重。所以领导们接到报告以后一直犹豫不决。毛远新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挺身而出，大胆拍板：赶快发布地震消息，出了问题我负责！正是这样一种敢于担当的精神，才让海城老百姓说毛远新功德无量。不然的话，这份功德应是省委领导集体的，或者是其他领导人的。

毛远新虽然不是学地震的，但他是哈尔滨军工毕业的，对于物理学有较深了解。地震机理和物理相通，甚至地震预报还离不开物理学的帮助。只有懂专业的人才能听得懂专业人员向省委报告的是怎么一回事。对于报告的可信程度有自己准确的判断。而外行人只能“看热闹”，看不出“门道”来，所以会左右为难，不敢下决心。当然，看任何事都不能绝对化。后来（1976年8月）九江发生的地区革委会不经省革委同意，擅自发出虚假地震预报一事，说明也存在“无知人胆大”的特例。也就是说，外行感到为难其实完全正常。

自然会有人反驳说：他是毛主席的侄儿，后台硬，即使拍板错了也不要紧。可是问题还有另一面：正因为如此，他的一举一动更有可能给主席这个大家庭带来荣誉或是耻辱，难道不应该更慎重吗？可见这个观察点不成立。

高级别的地震不可能没有前兆。唐山地震前有地光出现，生物异常就更突出，如蜻蜓如蝗虫般飞来，飞行队伍宽100多米、自东向西飞，持续约15分钟之久。海里的鱼更是反应异常，成堆的直立起来。这些突然情况是一定会有人反映的。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地震预报需要多学科共同努力，才能产生实际效果。首先是地质学与地震学，不懂地质去搞地震预报是片面的；地球物理学与地震预报关系最直接；还有实验物理学界，观测仪器的灵敏度和精度如何提高，需要他们的帮助；生物物理学家，也是必需加入的队伍，如何分辨动物行为异常是什么原因造成，需要他们努力研究。天体物理学、天文学也有必要介入，因为天体异动是引发地震的外因。社会学、心理学和组织管理学，在解除人们对于地震的误解和恐慌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任何单一学科出发做出决策，失误概率都可能很高。更重要的是在地震预报发布与否的行政管理方面。观测站领导和地震学家自己无权直接发布地震预报。躲避地震首先是社会行为，不是个人行为。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灾害临时预警发布的法律文件，事到临头，各级领导都不知所措，在等待和讨论中错失良机。毛远新大胆而自觉的决策，除了高度的责任感，更和他的专业素养有关。    

14.我为什么要去省社会科学院

搞宣传，就是上面怎么说，你解释清楚什么意思就行了，是不允许“临场发挥”的。这怎么办？这和我学习得到的，“遇事要多问几个为什么”的基本信念背道而驰!我就觉得很难受，很别扭。于是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和局工会合作，搞文艺节目评审；与局团委合作，搞青年教育，推动局业余文学创作。从1973年到1976年，正是广大人民群众和“四人帮”曲折斗争的时期，宣传工作更难做。   

1978年，经过不懈努力，我和妈妈反复上访，终于迎来了党中央下达文件，给父亲陈瑞先平反昭雪。这让我在地质局的工作更加放心大胆。父亲比陶铸平反早了一年，也可以说对陶铸平反起了促进作用。

1979年党中央做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性转变之后，理论宣传工作逐渐进入“放下思想包袱，深入开展讨论”的黄金时期。群众中有些话，在过去讲出来一定会打成反革命，但这时候可以讲了。讲出来是对党的帮助和提醒。赣西北地质大队的宣传干部李光卓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讲得人胆战心惊，还怎么上山找矿啊？仔细想想，我什么坏事也没干，问心无愧，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呵，党的指导思想是最严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指导思想不对头，什么样的怪事都会跑出来！

    所以，我所学习到的哲学，时时刻刻都跟政治联系在一起。那么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又是什么呢？这是我在工作之余常常思考的问题。总觉得教科书上的哲学观都有问题：不是停留在古代，就是对领袖的话断章取义，没有真正抓住哲学的本质。我这样想当然不错，但是在一个管业务的局里搞宣传，必须服从上级指示和根据业务工作需要，不可能放开手脚来研究这些要害问题。

    这样到了80年代。1983年，省里“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开年会，要求各自然科学学会指派代表参加。省地质学会就让我代表地质学会参加，理由很简单：我们地质学会里头，就你学了哲学。我就写了一篇自然辩证法方面的文章，交了上去。我以后成了江西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会员，后来还当上了天文地学专业委员会主任。

    1983 年年底，我终于入了党。局里成立干训班，我常常去讲课。讲的内容包括：中国近代史、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还有岩石矿物鉴定、地层、构造、岩浆岩，钻探物探槽井探。政治业务都要讲。

    这样到了1984年，我头脑中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相对论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能行吗？既然一切以条件、时间和地点为转移，真理还怎么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你要承认“皆准论”，“两个凡是”自然就是正确的；不解决“皆准”问题，批判了“两个凡是”，会有更多凡是！斗争性是绝对的，绝对的不就是不讲条件吗？能这样一直斗争下去吗？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对抗和斗争有什么区别？找不到它们的区别呀！这样一些要命的问题，理论能够切合实际的根本问题，都跟与事物相关的条件有关。看来干什么事不讲条件不行，我必须改善我的研究条件。

    恰恰在这个时候，省里打算成立社会科学院，筹备的总负责人是李克同志。李教授原是省委党校的哲学教研室主任。他倒是东北人，可是1973年我们在梅岭学习时他还没有“解放”，当时就看到他在党校小卖部卖冰棍，算是“劳动改造”。出于对文革挨整者的信任，我就去找他。还没说上三句话，他就说：“我对你很了解，你到我们院里来吧。负责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归属哲学所。”

    我很吃惊：“李教授，我们好像没有打过交道，您怎么知道我的？”

    “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开年会，所有专业学会报上来的论文，都是讲本专业的事情，跟哲学毫不相干。比如铁道学会讲铁道，医学学会讲医学，地质学会是唯一讲哲学的，就是你写的那篇。你来吧，我跟人事处谢晓蔚交待一下，你去找她。”李克是江西省自然辩证研究会会长，审查论文是他的工作。

    我调社科院还是费了点劲，可能是地质局领导有点“舍不得”吧。我说，为了我好就让我走吧！我处理不好机关里的复杂人事关系，单纯搞学术研究对我会好得多。这样局里才放行。于是我的人生实现第二次转折：由机关宣传部门调入纯学术研究机构。第一次转折则是由野外地质队调到地质局机关，那是1973年。

1985年3月，我调到了江西省社会科学院，被安排在哲学所。所说的研究室，因为人数太少，并没有成立。所长是廖士祥（已故），副所长是余品华。在调来以前，省地质局就批准了我是“副科级”，又是全所除两位所长以外为数极少的中共正式党员。正副所长分别有一批追随者，双方闹到很僵的地步，人事关系比较难处。这样，在我看来是纯学术单位的社会科学院，也就不那么纯了。我作为双方都要争取的对象，外出学习、参加学术活动和发表论文，反倒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但我想要争取实现的“纯学术气氛”，始终只是充饥画饼、空中楼阁。

1985年，我去广西南宁参加了科学史学习班，由中国社科院的老师来讲课，与全国各地来的学员讨论科学哲学问题，既认识了朋友，学习了知识，又讨论了不少学术问题。

后来又去上海参加全国性哲学学习班，与当时哲学界名流交换看法，切磋学术问题。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

我是带着林德宏老师给我留下的问题进入省社科院的。在院里发表的首篇文章就是讲相对论时空观。相对论很难懂，李克同志为了支持我，把论文送给省内研究相对论的专家、省教育学院院长娄甫仁教授审查。娄教授经过认真审查以后，告诉院刊编辑部说支持文章发表。

我对相对论的执着，还跟赣南师范学院副院长、物理教授吕家鸿有关。吕先生在北京进修期间，在1984年第一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由牛顿力学原则直接导出相对论全部结论的文章。这篇文章雄辩地说明：牛顿力学可以“直通”相对论，根本不存在什么“爱因斯坦革命”。这篇文章的发表相当不容易，经过了当时中国物理学界“大佬”们的认真推敲。文章在哲学上的意义就是：牛顿力学决不是形而上学的自然科学基础。所谓牛顿的“机械唯物论”，是既不懂牛顿力学，更不懂相对论的冒牌“哲学家”自己杜撰出来的。我学习牛顿力学之后，深深为他将绝对时空和相对时空明确区分开来，又紧密地联系起来的辩证思想所感动。牛顿辩证法深藏在他的力学理论当中，不懂他的力学就无法发掘牛顿的辩证法思想。我当时想：辩证法思想不是科学进步的推动力吗？如果牛顿真的满脑子形而上学，他怎么可能成为经典力学的奠基人呢？他怎么可能把他以前那么多物理学家的研究成果融会贯通，加工改造，成为大一统的物理理论呢？

学习吕先生的论文，使我认识到：牛顿关于力的原始定义，即“力是动量对于时间的改变量”是坚决不能更改的。恩斯特•马赫先生，将牛顿关于力的定义改成了“力等于质量和加速度的乘积”，完全违背了牛顿的原意。由此产生了“牛顿认为质量是不变的”，等等对于牛顿先生的不实评论。经过最简单的微分运算就知道：这两个定义完全不能等价，几乎是天差地别！幸运的是：在常规速度下，两个定义计算结果相差不大。马赫定义得以“蒙混过关”。但是，我们还不能因此就指责马赫先生：当时的中学生不懂微积分，力的定义不改成代数式，在中学就无法推广牛顿力学。也就是说：马赫的错误虽然很严重，但情有可原。

狭义相对论是以物理形式表达的哲学原则：测量坐标系决定测量结果，这不过是条件决定规律的特殊形式！所谓“尺缩钟慢”，都是测量效应，不是真实的物理存在。爱因斯坦先生早就把这个问题说得清清楚楚，而那些搞科普的乔治•伽莫夫等人，却把这种效应说成是真实的物理存在，违背爱因斯坦的本意，设想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例如孪生兄弟变父子等等。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实验观测中发现的“钟慢现象”，实际上是引力作用的结果，是场具有不同密度、不同运动形式、不同结构的证明；是广义相对论效应，而不是狭义相对论效应。因为爱因斯坦自己规定：狭义相对论只在没有任何物质的“绝对空间”有效。很多年以后，科普的科学性问题，成了我写作论文的重要内容。

我跟吕先生合作，还在上海，在江西多次讨论科学的时空观问题。为了推介吕先生，我为江西省科协写过一篇介绍吕家鸿的稿子。内刊编辑跟我说：

“介绍吕家鸿的这篇文章，是讲相对论问题。你能不能找省内研究相对论的专家给看一下？”

我一听就有点急了：“在省内，我就是研究相对论的专家！你还要找什么专家？”

想不到我这么一说，他还真的就接受了：“那好吧，我们登！”

1999年，我的研究专著《时间-空间飞船：相对论的哲学问题》出版。专著出版之前，经过了四个出版社，它们都不敢出。在课题进行中，上海华东师大的三位物理教师，竟有三种不同意见。南昌两大高校讲相对论的老师们都对书稿提出反对意见。中国环境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吴再思同志，却非常坚决地支持我，在本出版社无法出版，他就帮助我把书稿转给中国地质出版社。地质出版社的王文孝老先生，是专业物理编辑，他读完全部书稿以后，对社领导说：“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是让老陈给说服了！”

于是，与其它学术专著不同的是，我的著作有三位责任编辑：王文孝、白铁、江天骥，后两位是室主任和社长，以示重视和支持。

很遗憾，同时也可想而知，我的专著出版在哲学界没有得到任何反响。真正认识它的是物理学界。

2003年，我在南昌突然接到从西安打来的长途电话：

“你是江西社科院的陈建国吗？”

“是啊。你有什么事？”

“我是西安即将召开的‘相对论与物理学创新国际学术会议’副秘书长，给你打电话是希望你能到西安来参加这次物理学的国际会议。”

“我不知道这次会议召开，也没有申报论文，怎么能去西安开会呢？”

“陈老师，你出版的那本书就够了，不需要另外报什么论文了。给你们领导说一下，一定来啊！”

这次大会在西安的西北工业大学召开。会议结束以后，主办方宴请外方学者，可能来的外宾不多，就让我这从外省来的也参加了。在宴会进行中，有位大学生拿出来北京果脯，送给一位俄罗斯学者吃。这位外宾拿着果脯左看右看，不敢吃。我在一旁看得有点着急，一不小心就冒出来一句俄语单词：“伏库司内依！”（意即“好吃的！”，因为我不知道“果脯”一词如何翻译成俄语）

这位外宾放下手中食品，弯下腰，拉开提包拉练，从里面掏出一本书来，恭恭敬敬地上前来递给我。我让他的举动惊呆了，立即伸双手接过来，并真诚地说“斯巴谢巴，巴里邵依斯巴谢巴！”（俄语：非常感谢！）

我看了书的封面，知道了他的名字。我的俄语水平限于书面，口语相当困难，所以并没有跟他多交谈。这位俄罗斯学者叫苏霍鲁科夫，他兄弟二人加上两个儿子研究现代物理学近四十年之久。这本专著是他们四位的劳动结晶，书名叫《没有悖论的现实物理世界》。

我心中有不解之谜：这位俄罗斯学者为什么对我如此恭敬？问了一下西北工业大学杨新铁教授，才知道事情原来有曲折：中国人现在跟俄罗斯很友好，但真正懂俄语的人很少。苏霍鲁科夫先生自己不懂英语，也听不懂中国话，到中国交流几次，只能让中国学生在会上念念他的文章的英文译稿。所以效果很差。今天好不容易碰到你讲俄语，他当然非常开心。他希望你能够通过阅读全书，全面准确地了解他们的思想。

我这才恍然大悟，感到手上这本俄语物理专著的份量不轻。回到南昌以后，我开始翻译。读完德国学者给这本书写的序言，我心里有点疑惑：对这本书评价如此之高，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外国人很会吹牛，我有体会。可是读完正文第一章以后，我彻底傻了：为作者与众不同的思维切入点和哲学理念所深深地震撼了。书中认为，现代物理学用于计算的光波都是平面波，而现实世界没有平面波，只有球面波，只不过球半径大小不同而已。因此，所有相关公式都应该经过校正以后才能使用。他推导出校正公式，然后逐一用于分析物理问题，得到许多令人惊叹的结论，甚至预告了新的化学元素。其实，这是一个由于对物理定理成立的条件研究不够精确而产生的物理学问题。我埋头翻译，一丝不苟。2005年，我将这厚厚地物理学专著翻译完了。我写信给杨新铁教授，希望他帮助我在中国出版这本译著。

杨教授说，会议经费早就用完了，译著没办法资助出版。这样吧，你把译稿发给我，我在互联网上帮助你传播一下。无奈之下，只得如此。因为这是纯物理书籍，我也没有理由请求省社科院资助出版。当初，我对互联网的威力不了解，只将“上网”一事，通过电子邮件，告诉了苏霍鲁科夫先生。

译稿上网数月之后，我收到了苏霍鲁科夫先生的来信。他非常兴奋地告诉我：他在俄罗斯学术界的地位彻底改变了，原因是他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中国学者的欣赏和支持。多年通不过的博士论文，很容易地通过了。全世界华人物理学者，都对他表示赞赏，接受他的基本观点。早先，他们的专著放在俄罗斯科学院院长的桌子上，院长连看也不看。现在，俄罗斯宇航局改用他提出的公式计算航天器的飞行轨道。2006年，当这位俄罗斯学者被要求在圣-彼得堡国际科学大会上作报告时，他想起了我，强烈要求我参加会议。我就告诉他：我院领导不懂俄语，要发会议邀请，必须是英文本。结果，会议主席斯维尔德罗夫，完全按他的要求给我发出会议邀请。看来，“远来和尚会念经”，不仅在中国如此，外国也一样。

苏霍鲁科夫先生在大会上讲了我和他的故事，结果我收到了会议主席、副主席和其他学者的一大堆书。我回国以后只能尽量地做些翻译。坦白地说：我以后翻译的几件东西，在物理专业水平上根本无法跟苏霍鲁科夫相比。通过这件事，我也认识了互联网的威力。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全力支持我到圣彼得堡参加国际科学大会，报销全部差旅费用。

回国以后，在吴水清会长主持下的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邀请我加入他们的组织。后来，联谊会将我所翻译的这几个材料都用“快报”的形式发布出去了。再后，我成了联谊会的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