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燕山故事

平庄区有个平庄煤矿，平庄煤矿和平庄区是两回事。平庄矿务局行政级别很高，辖下最有名的是元宝山煤矿和西露天煤矿。我们大队部就在铁路边上，到平庄火车站要往北走近十里路；到西露天矿要往西走十多里路；到元宝山矿更远。

大队部占用了岭上山脚下的一片空地。紧贴在岭脚下，有几排干打垒的土房子，一排是行政办公地点，剩下几排是宿舍。我们所住的房子，决不比四清时在农村“根子”家里住得好。不过由于贴近煤矿，烧煤不缺，冬天小土炕一烧，还是挺暖和的。

我们的工作区域，主要是在内蒙和河北交界的原“热河省”地界。为什么叫热河？到了克勒沟才知道，那里有个地名叫“热水汤大营子”，是一大片温泉分布地。有不少热泉出露点水温超过100℃。当地人用不着烧火做饭，把米洗好了，放在锅里，在温泉里放些时候，饭就熟了。当地人不用烧开水，把温泉水舀进暖瓶里就行。

这里属于燕山地区，东西向构造带和偏东北西南方向的华夏系（李四光语）相重合的地区，温泉就是构造活动的标志，表明大断裂从这里通过。我们在野外填图找矿正干得起劲儿的时候，大队党委宣布本大队的四清工作就要开始了。

于是从地质部派下来的四清工作组组员，就来到野外跟我们“三同”来了。可是他们在部里坐机关时间长了，有的是地质院校老师，跟我们野外一线比，还是有差距。他们摊到那个地质小组跑路线，地质小组长还有点嫌麻烦，内心不欢迎，表面上还得按照大队党委的要求，“与四清工作组密切配合”。

我回大队以后没多久，就向分队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这是平生第一次，我是经过学习党章以后才写的。我现在是在第一分队，分队指导员、党支部书记是达斡尔族人孟玉祥同志。老孟是原来盟歌舞团的歌手，我们在野外经常能听到他的歌声，《赞歌》唱得相当好。但他也有“缺点”：嘴巴喜欢讲。他到过很多单位，跟很多领导熟，讲过很多真实的故事。

印象最深的就是大骗子陈康的故事。当然，这事别人也讲过，例如：二分队长韩兰玉、五分队长李保常，但都不如他讲得生动。陈康的故事实际上构成了内蒙第二区测队“四清”的主题。陈康是和老舍为之写过剧本《西望长安》里的大骗子李万铭齐名的全国三大骗子之一，被抓获以后，内蒙想审判他都不够资格，因为他诈骗的范围太宽，牵涉面太广，中央直接要过去了。他是在西南边境线上准备越境逃跑时被抓的。他还在国际上引起轰动，因为他整车皮地往朝鲜贩运辣椒，然后用外汇购买国内紧缺的高级烟酒和糖果、奶粉之类，用这些作为“见面礼”去拉拢、腐蚀各级干部，然后获取更大的好处。

1965年收队以后，大队四清工作正式开始。我因为参加过农村四清，加上政治可靠，就被工作队作为依靠对象，上了“职工委员会”委员名单，这相当于农村四清的“根子”。

科级干部王来顺，被揭发出在困难时期有贪污公家毛裤及其他四不清行为，工作组将其列为专案，由我和另两位同志负责。我通过讲政策、交心、证据攻心等手段，让他基本如实地交待了自己的问题。这让我学习了如何对犯错误者和罪犯进行思想斗争的策略和手段，对于以后自己处理此类问题有帮助。

当然，有些犯错误干部很顽固，他会采取各种手段跟专案组对抗。别的专案组开会，我只要有空，也会去旁听，学习人家的攻心战术。

有一个专案对象，名字忘记了，他就比王来顺滑头。当专案组长问他：

“在大连码头，你为什么把毛裤卖给他，而不卖给别人呢？你们俩什么关系？说！”跟着一片声喊“说，快说！”

他不慌不忙地说：“急什么？让我想想。……啊，想起来了，他跟我们家对门儿。”

“你是辽宁的，他是山东的，根本不在一个省，什么对门儿？还不老实交待！”

他眼珠子转了转说：“辽宁和山东不就是对门儿么！隔着渤海、黄海，靠的多近哪！”

犯这么大的错误，面临组织处理，他还敢胡搅蛮缠。说明真的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这卖毛裤的案情，跟王来顺有点牵连，所以我要去听。

困难时期，利用海船走私、盗窃非常多，因为海上交易不容易被查获。

陈康案还牵涉到有位干部，曾经想把妹妹许给陈康的事。这就涉及所谓“阶级立场”问题。但这么说其实太勉强：人家那时候都知道陈康是某国营公司大经理，谁知道他是大骗子呀？知道是骗子还把妹妹给他不是大傻瓜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什么事都要上升到阶级斗争高度来认识，他的问题也就自然成了阶级立场问题。

陈康案还见证一位立场坚定的好干部。当陈康发现自己有被抓的危险时准备逃跑，需要大量全国粮票。那里有？地质队有啊。地质队员来自全国各地，出差多，全国粮票一定多。他跟大兴安岭地质队（我们大队原来的名称）干部混得很熟，开口问大兴安岭地质队的副大队长韩荣要，韩荣说：“粮票是国家控制粮食的手段，发多少粮票是有定量的。你陈大经理不是有手段吗？你到粮食局特批些粮票好了，我们的粮票一斤也不给你！”

陈康不但到处诈骗，还犯了人命案。他发现便衣警察追踪他，就大摇大摆地进了沈阳某交际处。交际处就是当时的内部宾馆，进门要核对证件，门卫认识陈大经理，所以不看证件。但便衣要进去就非要看证件不可，这就会暴露自己的行踪，所以俩便衣就在门口等。没想到陈康进去以后，竟然行凶杀害了我军一位军官，穿上军官衣服，化妆从后门逃跑了。陈康的故事编成电视剧一定很精彩，困难时期一些干部经不起金钱美女的诱惑，干违法犯罪勾当的丑态也就暴露无遗。

按四清工作要求，运动要促进生产的发展，所以运动并没有耽误我们春天出野外。

我们第一分队工作区，在河北省围场县。于是我看到了一段天然的长城，这使我怀疑：古人修建长城是不是受到它的启发呢？有《天然长城》诗云： 

河北围场县，有个龙头山，盛产水晶矿，更有一奇观：弯曲一红墙，婉延入云端，宽约三四丈，高度翻几番，天生是长城，就缺垛与楼，两壁陡直立，猿猴也难攀。此城何人筑，原来是老天：一亿多年前，地壳被裂断，岩浆沿缝入，凝成花岗岩。两侧地层软，长期遭剥盘，风吹雨打去，突兀现此崖。

其它的工作似乎印象不深了。比如让我带一名工人，组成重砂小组，沿着河沟淘洗重砂。因为人手不够，从红花沟金矿要来了几名淘砂工。但我发现他们淘砂淘得太狠了，就是用力过猛，把很多有判断价值的重砂矿物都淘洗掉了。我让他们把一些只比长石、石英略重，比磁铁矿等矿物要轻的矿物留下来，他们想不通。他们说：“为什么？我们在金矿淘洗重砂的时候，凡是比黄金轻的东西都淘掉了，一点也不留。”我告诉他们，我们淘洗重砂目的跟金矿不一样：我们通过重砂矿物的分析，可以知道这个点是岩体的什么部位？有没有被后期岩脉穿插进来？这个后期岩脉是什么性质的？是辉长岩还是闪长岩？这对于研究岩体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有时候通过重砂分析，可能找到超基性岩，甚至是铬铁矿的线索，因为重矿物离开原产岩石的距离比较近。经过我耐心解释，他们淘洗重砂时终于“手下留情”了。但我却没有因此就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矿藏。

大队四清结束以后，在1966年的3月底，分队党支部开会通过了我的入党志愿书，并按时将结果上报了大队党委。根据文化大革命揭露出来的材料，大队党委也正式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后来发生文化大革命的话，我也就和张忠等人一样，会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了。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大队党委委员、政治处主任王树芳同志提出一个问题：“陈建国的生父侯志辉在牺牲以前，到底入没入党，这个问题一定得搞清楚。不然这历史不能算清楚。但这个问题我们大队无权，必须报请盟党委政治部派人外调，才能搞清楚。”结果，队党委同意他的意见，把材料报到盟委去了。这样，我在文革之前就不可能入党了。

按理说，我的生父已经确认是为抗日牺牲的烈士，是不是党员有那么重要吗？所以文革中造反派也把此事作为“走资派王树芳打击迫害四清积极分子陈建国”的有力证据，对他提出批判。但是回过头冷静地想一想，王树芳提出这个问题原则上有错吗？把工作做细一点不好吗？他也没有公开反对陈建国入党啊！所以这“迫害”的帽子也根本戴不上！

后来，根据张治平叔叔的介绍，我的生父侯志辉在嵩山根据地是提出了入党要求，但当时党组织就劝他：“你的身份是国军军官，现在是国共合作，你不入党更方便为党工作。”所以就没有吸收他做共产党员。

1966年的春天，是个极不平凡的春天，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就要来临。春夏之交，我们在野外看到一队一队的“红卫兵”，胸前戴着毛主席像章，胳膊上戴着说明是什么红卫兵的红袖标。他们都是往北京去的，去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这种长途行军，对学生们是个锻炼。我问他们：你们一路上吃住怎么解决。他们告诉我：一路上都有红卫兵接待站，吃和住不是问题，人民公社会管。我又问他们，主席接见完了还走吗？他们说：走！一定要上井冈山，开始新的长征！

中学生过完了，渐渐就有大学生从路上过。他们跟中学生不同的是：开始向路人发传单，宣传自己的观点。打倒谁、炮轰谁、油炸谁，一些说法好像比以后的恐怖分子还要恐怖。但是我们并没有恐惧感，因为这只是红卫兵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不是真的要武斗。

可是我想错了，有不少地方还真发生了武斗。例如武汉“七二零”、江西抚州……悲剧是怎样造成的？当后人在追究这一切的时候，往往会把它归到某一个人、一批人头上。实际上这是长期形成的政治气氛使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么！武斗到底是谁的责任？谁开第一枪？追问这些其实没有必要。中央文件还专门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结果在其后武斗并没有停止，以致发展到整个社会需要军管。

我出差呼市，路过北京时，看到了红卫兵组织“人大三红”贴的大字块儿，是攻击朱老总的，实在受不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吗？这样党和军队会毁灭的！后来看到传单上，说周恩来总理批评哪些攻击朱德的群众组织：“你们贴的标语怎么跟当年白狗子贴的一模一样？”真解气！

但是，当运动矛头直指所谓“彭罗陆杨”，直指其“后台”刘少奇时，我们傻眼了，因为我们对这些不了解啊！传单上言之凿凿，真是那样吗？“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的口号喊多了，我们自己也就迷瞪了。

不管这些，收队以前还是要做好地质工作，我们的政治热情都用在了对待当地群众上了。于是就发生了下面《半车鸡蛋》的故事：

燕山北麓一小村，山高坡陡水井深，河沟远在十里外，放牧种地都艰辛。村里驻上地质队，七个小伙七省人，爬山过岭不知累，采样测图特认真。村长心揣一句话，不知该问不该问：早出晚归汗如雨，你们哪来浑身劲？小张听罢微微笑，找出矿来为人民。俺村缺水怎么办，能不能给看分明？水鬼①小刘搭上话，地下本来水就少，水井再深也没用；河沟虽在十里外，修条水渠可引来。村长听罢心欢喜，赶快召开队委会，连夜进行总动员，男女老少齐上阵！地质组长吃一惊，赶忙找来测量工，地测工作停下来，先给老乡测水渠，精密水准严要求，水渠坡降要均匀。工农携手奇迹现，十里水渠半月成。

小村一住两月余，工农情谊海样深，体贴照顾难尽述，牵肠挂肚胜亲人。地质队伍要转移，小村男女难舍离：围定汽车不让走，话语喁咽泪如雨。地质队员泪洗面，心里滚热鼻头酸。千言万语终须别，汽车缓缓上公路，远村人影仍不散，车上诸君拭泪眼。

车轮欢歌近县城，小刘突然惊叫声：哪来这么多鸡蛋！众人这才仔细看，水桶脸盆木箱里，白花花的都装满！车子停在城门口，众人全都发了愁：半车鸡蛋不能留。如果退回村里去，老乡感情难承受，思来想去无良策。组长突然问得绝：这里有无解放军，如有问题好解决。众人闻言心已明，都说组长好见解。

车子停在工业站，未曾卸车先拾蛋，七人七只桶或盆，端好鸡蛋排成串，唱着歌儿齐步走，鸡蛋送到军医院。祝愿亲人早康复，增强营养身体健。录音采访问得细，电台记者真积极！忙前跑后抓新闻，当晚全县播消息。说到这里算一段，今生今世永纪念。

① 水鬼是当地群众对水文地质人员的昵称。

这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发生的真实故事，你能因此就说“文化大革命好吗”？如果这样，你把中央关于彻底否定文革的文件置于何地？

8.文革来了

收队以后，我们大队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

首先是成立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有些群众组织的名称太古怪，例如，有一个叫“商量商量战斗队”，一点战斗精神也没有，引得中层当权派都觉得好笑。首先成立的是内蒙第二区测大队“无产阶级造反总部”，主要是由大队机修厂的工人构成，野外分队的工人只有部分人参加，很多人不想参加。他们大概以为自己是工人，所以是天生的无产阶级，打起了这个旗号。当野外分队的同志还在观望的时候，大队机关的政治处干部也组织了自己的群众组织，好像叫什么“毛泽东主义战斗队”，他们很快加入了“总部”。住在大队机关的科室干部，远远没有野外分队的同志“消息灵通”。野外分队的同志出外机会多，探亲路过北京，跟老同学、同乡经常联系。知道北京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分成以北京地院红卫兵为核心的“地派”和以北航红卫兵为核心的“天派”，知道红卫兵五大领袖的姓名、故事和风格，传单和小报成堆地收集起来。刘玉刚、史济传、李少东和梅竞冬等人，策划成立了“红色造反公社”。我的同学高燮亮，是内蒙地质局的造反派头头，他们成立的组织叫“地质东方红”；而另一同学顾国寅是我们大队的，他在呼和浩特与高有过联系，两人一直密切沟通，所以李少东等人也把老顾吸收进来当了常委。张永荣、程文志则和我一样，属于造反派一般成员。后来，“公社”明确地加入到全自治区“地质东方红”，成为其在平庄的分支组织。

在群众越来越多地批评王树芳，并拿我的入党问题作为其“迫害”技术干部的例证时，我的思想也就渐渐地融入了造反派。坦白说，我对于“二王”（党委书记王光荣、政治处主任王树芳）往往自以为“代表党的领导”，而对广大知识分子不尊重很是反感；但要提高到“打倒王家王朝”的程度，当时还没有认识到。就是说，在内心深处，对彻底否定大队党委，自己还不认可。我对大队党委的态度，借用审查干部时常说的一句话叫：“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这代表我和相当大一部分造反派群众的真实思想。

但是“总部”的观点确实偏于“保守”。他们认为保护队党委就是保护党中央，就是保护毛主席革命路线。他们对于运动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很不理解，不得力。而对于参加“公社”的一些人，也有不适当的看法，认为有些人借运动攻击领导，泄私愤。他们把斗争矛头指向队内出身不好的技术领导，大力批判所谓“反动技术权威”。由于谭立夫“出身论”的影响，“公社”方面竟然也不敢就此问题对“总部”进行反驳。大队总工程师潘清霏、技术负责人李雄武，都是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在这次运动中，我队绝大多数出身不好的人都行事低调，造反或保守都不积极，只有极少数人例外。

这两派群众组织，只是用大字报互相批评，双方在队内始终没有发生过武斗。单单就这一点说，内蒙区测二队堪称模范。（真正的武斗发生在队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在所谓“专案”工作中，暴露了个别人的残暴本性）

值得留意的是造反派头头刘玉刚。他是一名中专生，瘦小的个子，其貌不扬。他跟我在一个分队呆过，工作表现并不突出，谁也不会想到他会成为平庄地区最有权威的造反派头子。他要给女朋友写信，不知道怎么写，就来“请教”我。其实我在谈恋爱方面十分外行，一点经验也没有。但是看到小刘竟然用香烟盒内层纸翻过来写信，我还是吃了一惊：怎么这么不讲究？我诚恳地批评了他：“你对女朋友缺乏最起码的尊重。你至少要用我们大队的专用信纸信封给她写信吧？”他表示接受我的批评，找好点的纸认真写。我说这就对了嘛。

论学历，他比不了其他人；论资历就更浅，但是他成了红色造反公社的负责人。分析起来，他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胆子大，脑子里基本上没有框框，想到了就敢做；第二，有主见，别人的意见，他要分析以后才决定取舍；第三，他攻击起别人来，可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上纲上线，无所不用其极。例如，他敢说别人“是一堆臭肉”，极尽诬蔑之能事。特别是最后一条，是当时造反派头头的共同特征。当时的气氛就是这样：如果你攻击起对手来，用词还是挺“温良恭俭让”的，别人认为你造反精神不强，造反派群众不会选择你当他们的头头。

在两派斗争中，我也扮演着一定的角色。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两年以后，“总部”的同志们还记得这事儿，他们给自己的写作班子起名“核爆炸战斗组”，专门写文章批判“红色造反公社”。“公社”的写作班子取名叫“小米加步枪战斗组”，显然与之针锋相对。我是这个战斗组写大字报稿子的主力之一，写好由别人去抄去贴。

记得有一张大字报是希望“总部”的同志，注意斗争大方向，矛头不要指向一般群众，要把矛头对准当权派。核爆炸战斗组就反驳，说你们休想“借刀杀人”！刘玉刚布置任务，说一定要有力反击。我就写了一篇稿子，题目叫“谁要你这把破刀！”说你这把刀“铁锈三寸厚，缺口七八处，砍豆腐都砍不平！”回头想想，我这用词造句也太“损”了点，对方一定气得够呛。

由这一个回会，可以看出文革中很多大字报就是“比耍嘴皮子的功夫谁更进一步”。

但内蒙的文革灾难由来已久，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以后的第5天，中央华北局就在前门饭店召开工作会议，内蒙古党委常委以及自治区各有关部门、部分盟市旗县和“四清”工作团的负责人共计146人参加。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准备，从6月7日开始到7月20日，用了整整43天时间，专门揭发批判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内蒙古自治区党政最高领导人乌兰夫同志，给他罗列了五大罪状。其中最狠毒，最不讲道理的是说他企图把内蒙从中国分裂出去。除了他以外，一大批内蒙自治区党政干部，都遭到诬陷打击。他们是：内蒙古党委副书记奎璧、自治区副主席吉雅泰以及孔飞、毕力格巴图尔等一批蒙古族老干部。这次会议的结论是“乌兰夫的错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破坏祖国统一，搞独立王国的民族分裂主义、修正主义错误，实质是内蒙古党组织中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8月初，改组了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公开点名批判市委第一书记李贵。随即成立内蒙古党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四清”领导小组和生产领导小组，全面取代内蒙古党委和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从学校到机关、人民团体，煽起文化大革命狂潮，在呼市接连召开数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破“四旧”，斗“黑帮”，“横扫牛鬼蛇神”，形成一片混乱局面，这种混乱迅速扩展到整个自治区。

1967年1月上海的所谓“一月风暴”，掀起了全国性的由造反派向原党委、行政机关“夺权”的狂潮，内蒙古也卷入了这场“夺权”恶浪之中。在夺权之前，对立的群众组织双方，一定要争清楚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因为规定只有造反派才能够在上级批准的情况下夺权。为了用事实证明自己是“造反派”，各群众组织只有拼命用各种方式，甚至极左行为，来表明自己是左派，所以他们的行为会越来越左。在这种人人争当造反派的情况下，社会上的各类群众组织，真有些让人眼花辽乱，真假难辨。我们这里离辽宁较近。辽宁三大派是“辽联”、“辽革站”和辽大“八三一”，它们究竟谁是造反派，以后很多年都说不清楚。

所以，各群众组织之间都在扩充势力，拆散对立面，纵横捭阖，拉拢利用，学会了阴谋家的本事。一个基层组织，站队很重要。你站错了队，在基层再造反，上面定了你上级组织是“保守派”，那你也就没戏了。反过来也一样，你站队正确，上级定了造反派组织，你在本单位再保守，那怕你死保本单位领导干部，那你也是“响当当的造反派”。

1967年年初，内蒙地质局区测二队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是“二一九大捷”。1967年2月19号，红色造反公社出动突击队伍，搜查大队政治处，查获一批会议记录，从中发现一些大队“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迫害诬陷革命造反派群众的“黑材料”。那些材料我没有看到，但是在批斗“二王”时，确实有人引用过材料中的记录和数据。材料可能由造反派内部的党员掌握。

二是“三一六事件”。3月16日，从呼和浩特来了三个人：杨珍本、兰振东和张本，杨是内蒙自治区地质局副局长，兰是中层干部，张则是局群众组织“地质东方红”的骨干。他们来的目的，就是跟红色造反公社联络，扩大队伍，加强联系，统一行动，好在地质局系统统一夺权。他们公开跟“公社”领导层会面商谈。“总部”的侦探得到可靠情报，立即向平庄派出所报告，说来了三个形迹可疑的人，其中有一个是副局级当权派，他们进行反革命串联活动。可是就是这一行为，把他们自己坐实在“利用旧公检法势力，打击迫害革命造反组织”的罪名上，再也不用跟“公社”争抢造反派的桂冠了。派出所出动了几名便衣，可是他们看到“公社”声势浩大的群众队伍，也不敢有任何动作。

商谈结束以后，“公社”派出大量社员，护送杨、兰、张三人离开。“总部”一些工人好奇，竟然也跟着去。“公社”社员就邀请他们坐在自己自行车后座上一同前往。我当时也去送行，见到此情此景，不免心生感慨：我们地质队伍，本来内部团结得好好的，为什么非要分成两派呢？双方群众之间私人关系还是比较好的么。

4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把群众组织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把王铎、王逸伦等内蒙古党委和军区的一批领导人说成是保守派的黑后台，乌兰夫的代理人，联系批判中央的“二月逆流”，批判内蒙的“二月逆流”，批判乌兰夫。

6月18日成立了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内蒙古革命委员会在11月1日成立，1968年2月13日成立中共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到7月1日内蒙古7盟2市94个旗县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实现内蒙山河一片红。

在这个过程中，内蒙区测二队毫无悬念的是由“公社”派出领导成员，参加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但是在由那位领导干部出任革委会主任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分歧。

原大队领导班子由书记王光荣、大队长孙崇武、副大队长韩荣、李翔及政治处主任王树芳等五人组成。“二王”是要打倒的干部，至少目前的检查还没通过。韩荣年纪大，要退休。在剩下的两位中挑选，竟然发生重大分歧。刘玉刚为代表的主流派，主张由原副大队长李翔出任大队革委会主任。我和史济传、李少东、梅竞冬等人，主张由原大队长孙崇武出任。

李翔出身地主家庭，更主要的是平时工作不积极，也不跟着分队出野外，我们不知道刘玉刚看中他那一点？可能是李对造反派特别支持，经常讲造反派的好话。孙队长工作积极，尊重知识分子。自己不懂业务，虚心向大队技术负责人和各分队技术人员学习。他对技术人员的谦恭，到了受人垢病的地步：为了让技术负责人专心工作，在野外工作中，他竟然亲自替技术负责人背水壶，拿饭盒。他的出身好，是部队转业干部。这一点得到原总部成员的积极肯定，选老孙有利于将来两派的大团结。

以后很长时间我们也不知道刘玉刚为什么看重李翔。但由他操作的关于组建大队革委会的报告，就这样报上去了。批下来的结果是：主任李翔，副主任刘玉刚，还有谁我不记得了，但领导班子里没有孙崇武。在造反派内部，就这样埋下了分歧的种子。

革委会成立以后，“挖肃运动”就开始了。所谓“挖肃”是“挖乌哈黑线，肃乌哈流毒”的简称。乌哈，指的是乌兰夫和哈丰阿两个人名。哈丰阿是自治区副主席兼教育厅长、科委主任，原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部秘书长。口号的这种提法，就是要把原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打成反革命组织，好罗织罪名，打击一大批领导干部。这条乌哈黑线，还包括自治区书记、副主席王再天、副主席朋斯克、高级法院院长特木尔巴根等。“挖肃运动”相当于全国其它地方的“清理阶级队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条左的路线大显神通，发挥到极致的结果。也正是通过这种极端的结果，才使人们认识到左的路线的巨大危害。

通过这场运动，全内蒙有34.6万名干部、群众遭诬陷、迫害，有16 222人被迫害致死，有12万多人被迫害致残。单单是昭乌达盟，因挖“内人党”一事即死亡千余人。摆出这些事实来，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发生在内蒙区测二队的问题并不是最严重的。与全区运动情况进行比较，才能说明我们队受害较轻。

史济传、李少东在运动中跟我接触比较多，在背地里难免对刘玉刚如此重视李翔表示不满。那个利用在造反派中的地位，保护一批老干部的江西彭堂华，说他自己是造反派中的另类；我看史济传、李少东这样的，也可以算是另类。

先要说一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高锦明。高历任中共东北军工委组织部长、八路军一二九师团政委、呼伦贝尔盟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的组织部长、统战部长、包头市委第一书记等要职。在“挖肃运动”中，最初他也很积极。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他觉得问题严重了：我们的党和政府里哪有这么多坏人？如果真有，我们党和社会早该乱了，早垮了。毛主席说过，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呵！他是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1968年的9月25日，他在自治区的群众大会上大胆地发表了上述观点。总的意思，就是挖肃运动要稳妥一点，对人的认识要客观一点，不要随便上纲上线。别人说他要让运动“刹车”。

高锦明的讲话，通过红卫兵小报的形式传达下来以后，我和史济传、李少东等人在一起，暗暗叫好，认为我们大队的清理阶级队伍已经搞得过分了。几百号人的小单位，有了十几个“牛鬼蛇神”。除了“二王”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没有解放以外，还有李荫厚，仅仅因为出身不好，可能说了不满意革委会的话，并没有什么“现实活动”，也成了“专政对象”。再有一个所谓“漏网右派”，是个女的，她爸爸被打成右派以后，她说她爸爸太幼稚，这就算是“为右派翻案”，对她展开批判。四清中的重点对象，没有新的问题，也被列入“专政对象”行列。两位“反动学术权威”，自然难逃被重点批判的厄运。

可是另一方面，李、刘在用人方面却丝毫不讲究阶级出身，在挖肃办主任程国权的主张下，把敢不敢造反作为用人的唯一标准。于是地主家庭出身的王某，成了孟玉祥专案组负责人。孟玉祥是怎样成为“专政对象”的呢？详情我们不得而知，我和史济传是孟的“老部下”，在孟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我们跟他在野外发生过争论，就是工作中的观点不同，没有任何政治问题。我们根本想不到，他会成为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后来想：是不是因为他是少数民族，想从他身上打开挖“内人党”的缺口？

李翔自己出身不好，为什么这么狠狠地整哪些出身不好的人呢？难道没有一点“物伤其类”的感觉吗？对于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才渐渐地有所醒悟：出身不好的人最害怕别人说他阶级立场没有转变，所以容易用“过左”的行为，来洗清自己阶级立场不正确的嫌疑。

我们的立场观点是瞒不住的，所以原来“总部”的一些工人同志，就愿意跟我们交谈。刘玉刚等人看在眼里，很可能认为我们跟造反派不一心了，双方隔阂越来越深。

积累的矛盾终于爆发了。队医钱大夫冒着被批斗的危险，悄悄地告诉我们令人震惊的消息：家庭出身地主的王某人，在秘密地用酷刑折磨孟玉祥同志，所用手段残酷到令人发指。他们用大头针扎进老孟的指甲缝里，然后用手往里轻轻地拍打，让他痛苦的呻吟。他们折磨他的目的，是要让他供出我们队上谁是内人党。还用烧红的火钳头灼烧老孟的腹部，孟玉祥痛得昏死过去几次，又抢救过来，就是钱大夫去治疗的。王某人公然对孟玉祥说：“你说我是阶级报复，我就是阶级报复，看你能怎么样！？”气焰嚣张到如此地步！太出乎意外了！我们都为这种法西斯行为感到愤慨。不知道是谁喊出来了：把这些事写成材料，到昭乌达盟革委会去告他们去！

于是我的心血来潮，决定了我的下一步。大家讨论的意见，就由我记录，执笔写好、改定、封装；然后就委托可靠之人，把材料交了上去。我们虽然没有落自己的名字，李、刘一想就知道是谁，而且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材料送走后的第二天早上，内蒙区测二队的大喇叭就高声喊起来了：

“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正当全区清理阶级队伍和我们大队的挖肃工作顺利进行，取得丰硕成果的时候，阴谋家、野心家陈建国，居然纠集了一帮人向盟革委会告黑状。他们极尽造谣诽谤、恶毒攻击之能事，矛头直指新生的红色政权。他们为挖肃对象喊冤叫屈，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黑五类分子鸣锣开道。他们要复辟旧世界，以实现自己的野心。我们革命造反派决不答应！把阴谋家、野心家陈建国揪出来示众！”

当我被两个东方红战士从办公室里揪出来的时候，大喇叭同时播放内蒙自治区革委会关于全面、深入批判高锦明的“九月暗流”的宣传稿件，把高锦明同志的正确主张，说成是右倾翻案风，是“九月暗流”。内蒙军区司令员、革委会主任滕海清，在安徽老家被当成英雄，而在内蒙，都知道他是反击高锦明的九月讲话，让“挖肃运动”造成的错误进一步扩大化、严重化的罪魁祸首。因为他是一把手，在内蒙说了就算。文革期间形成的“一把手说了算”的封建意识，是对建国初期党内民主的极大倒退。

当我被人押着关进牛棚里的时候，我和李荫厚有一段对话。

我说：“我昨天还是默默无闻的小卒，今天上午就成名成家了。成了阴谋家、野心家。”

李说：“你成家有什么了不起。我还成了神呢，牛鬼蛇神！”

以后就是拉出去批斗，然后关进小屋写检查，吃饭有人帮助买、送，连碗都不用洗。

检查怎么写？不写又不行，过不了关。我就写些日常琐事，只要是真的就行。说那天跟谁去西露天买东西了，等等。详细而准确，对方从中抓不住任何与运动有关的内容。

我面对隔离审查，没有任何恐惧。这决不是说我很“英雄”，而是我知道在革委会内部有我的老同学顾国寅，还有造反派内部的同学张永荣、程文志，他们决不会像王某对待孟玉祥那样对我下黑手。我相信我们同学感情是真的，足以压倒派性邪风。正如后来事实所证明的：他们对我喊打喊杀，喊得很凶，实际上却没有碰我一指头。我所失去的就是最宝贵的东西：自由。行动受限制，我的脑子却利用这段时间想了很多：我们党，我们国家怎么会这样？

中央文革的文件说，禁止挂牌游街。他们想得很绝：让我们批斗对象站在汽车上，面朝外，在车的护拦前面竖起一块牌子来，上面写着“阴谋家、野心家陈建国”。他们说：我没把牌子挂你脖子上，就不算挂牌。后来，当他们失败以后，我们说他们对孟玉祥动刑，搞逼供信。他们居然辩解说：“我们逼了，他也供了，可是我们没信哪。所以这不叫逼供信！”前后对照，异曲同工啊！

但是尤其让我心中念念不忘的是：有很多事，我是当着史济传、李少东的面讲的，而且我跟老史还讲了很多心里话、悄悄话，但是专案组始终不知道。说明他们为我严格保守秘密。可以说，除了公开写的信和大字报以外，专案组什么材料也没有得到。既然如此，我就用不着考虑如何“坦白交待”，每天跟他们胡扯就行了。时间长了，他们对我有些厌烦了，待答不理的。我内心的压力几乎为零。

清理阶级队伍发展到后来，一些“积极分子”就想着要“捞党票”：革委会副主任刘玉刚带头，和几个跟史、李、梅观点对立的造反派骨干一起，填表上报，准备发展入党。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他们想起来要开会批判我，把全队职工都召集起来，开了个有相当规模的批判会:

“陈建国，你这个阴谋家，对刘少奇的黑修养学的很深透。你要求入党，就是想当官，实际上就是刘少奇‘入党做官论’那一套。你老老实实交待，你是怎么实践刘少奇‘入党做官论’那一套的！”

“我不是入党做官论，我讲究的是‘做官入党论’。”

“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回答显然让他们感到兴趣。

“哪好，你们听着，现在刘玉刚等人，都在革委会里当了官，于是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忙着要入党。这不是做官入党论又是什么呢？”

我以为我的回答会让他们暴跳如雷。这是直接攻击他们的，他们不可能听不出来。可是他们紧忙下结论说：“陈建国创造性地发展了刘少奇理论。你比刘少奇还刘少奇！”

于是这场声势浩大的批判会，竟然不了了之。

运动中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我已经记不清了。内蒙挖“内人党”的运动从7月份开始，我们队上直到高锦明受到批判之后，还没有挖出一名“内人党”成员。从这一点看，我们虽然对刘玉刚重用程国权等人很是气愤；又不得不说，他在对待挖“内人党”问题上，还比较慎重。

1968年的年终，队上对于清理阶级队伍已经有些日久而疲了。

由于北京军区接到内蒙古军区干部战士大量反映挖“内人党”暴行的申诉信和求救信，12月北京军区由副政委张南生率工作组到内蒙古军区调查情况。根据调查得到的情况，党的“九大”召开以后，党中央才正式确认：滕海清主持内蒙工作期间犯了错误。中央开始纠正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发生的错误，革委会主任滕海清、副主任吴涛分别做了检讨。

1969年的一年，大队革委会的工作其实相当尴尬：要在自己领导下，纠正自己的错误，实际没有可能。有的只是一个“拖”字。所以，我们这些受害者，除了孟玉祥还在医疗救治之中，就陆续地自己去或写信向盟革委会、盟军分区反映情况，说明内蒙区测二队迟迟不给受害人落实政策的问题。终于盟革委和军分区派出“工军宣队”，来到我们大队落实政策，进驻这种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记得领队的是军分区杨科长。

杨科长令人记忆犹新的话是，在群众大会上大声宣布：“现在全国开始的上山下乡运动，与你们地质队无关，你们每年跑野外就是上山下乡，……”这让地质队的职工和家属吃了一颗定心丸。

在上级监督下，大队革委会的头头们，挨着个儿给受害人赔礼道歉，送还“黑材料”。记得李翔拿着一堆废纸到我家去，弯腰鞠恭到了90︒，场面实在令人恶心。

我在1968年结婚以后，爱人就回河南老家去了。1969年初冬，我爱人来队上与我团聚，我的苦难日子已经过去，没敢让她知道。11月20号，女儿在平庄医院出生，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我们在窑洞里过了一个冬天，小屋子烧得暖暖的，连准备好的鸡蛋都放坏了。

1969年出野外，我开始担任普查大组长，史济传担任分队技术负责。这实际上是落实政策的一部分。1969年12月19日，中央对内蒙实行军管，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代替了滕海清对内蒙的全面领导。行政区域调整隶属关系，昭乌达盟划归辽宁省领导。辽宁省就派一位叫王清福的地方企业干部，接替李翔任革委会主任。郑维山并没有干多久，他的职务到1971年初就被尤太忠取代了。但这事已经与我们无关，因为我们已经划归辽宁管辖。到1979年以后，昭乌达盟才从辽宁省分出来，回归内蒙古自治区。

群众对内蒙人事变动，用一套顺口溜：“滕老左，高老右，来个郑维山，又是五一六”，普遍表达不满。这里面“高老右”的说法很不确切：有左倾思潮的人，容易把正常思维看成右。郑维山的垮台很神秘，始终不知道他犯的是什么罪。

这几年的野外工作，我积累了不少经验，大队还招进来不少新毕业大学生。但是不客气地说，这些年轻同志业务能力普遍不强，好像只有少数例外。为保护隐私，不说这个人的名字吧，拿起罗盘，竟然不会量地形坡度，真让我匪夷所思。我问他：

“大学五年，你们都干什么了？”

“干什么？刚开始大串联，后来当红卫兵，分派，搞武斗，总共没有念多少书。”

想想也就理解。我不再苛求他们，把自己当成带实习队伍的老师，慢慢地教他们，如何做好地质测量所需要的各项工作。

但是，由于这些人经历特殊，思维也就特殊。他们的想法，有时就会与众不同。有个长春地质学院毕业的女生，还干了这么一档子事。我给它起名字叫《驯驴记》：

有个姑娘叫左英，去年长地毕业生，实习期间搞物探，赶着驴车送电线。毛驴虽好脾气犟，向左向右分不清，快慢停走难操作，姑娘累得汗直淋。牲口本有幺喝语，左英嫌它太难记。行动要搞军事化，姑娘决心驯毛驴。立正稍息跑步走，左转右转听仔细，把驴当作小兄弟，铡草喂料还演习。大哥大姐别不信，小驴真的会行军，姑娘更胜孙武子，敢教毛驴过兵操。

这位李左英姑娘，个子小小的，却能干成这件奇事。她男人姓余，个子高高的，也在我们地质队工作。这样的地质夫妻并不太多，走到哪里都让人羡慕。

1971年出野外，我们到了内蒙最北端的中蒙边界地区。由于工军宣队的干预，王树芳同志早就“解放”了，他担任我所在分队的指导员，党支部书记。这年9月13号早上，我刚刚起床洗漱完毕，走到屋外呼吸新鲜空气，就看到两位军队干部匆忙地向我们走来：

“同志，你们是地质队的吗？”

我说：“是呵，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吗？”

“我们首长想跟你们地质队的同志座谈一下，不知道方便不方便？”

我说：“那我去问一下分队领导，请你们在这儿等一下。”说完我就进去找王树芳去了。

王树芳一听这个事，高兴地吩咐：“全体集合，在小礼堂里坐好，等着开会！”于是大家匆匆忙忙地洗漱完毕，在小礼堂找板凳坐下，我和王树芳在外面迎接客人。

一辆小汽车和一辆面包车相随来到，从小汽车里走出一位首长，后面跟着两位军官，健步走向王树芳。王树芳迎上前去热情地与他握手。大概老王跟部队领导接触惯了，也没有想想对方是谁，就大大咧咧地高声说：

“我叫王树芳，是这个分队的指导员！”

我知道部队保密工作的重要，可是遇到老王这种情况，不回答显得很不礼貌，所以对方也清清楚楚地说:

“我叫李伯秋，沈阳军区政委。”

这下老王愣在那儿了。亏他反应快，马上把大家召集起来。座谈会开得很成功，首长对于地质找矿工作很了解，知道有些矿产预测是“大概其”的道理。严肃、热情而又满怀关切地向地质队伍提出希望。参加座谈会的这些人回答、应对得都很得体。首长满意，参谋们作了必要记录。可是正在座谈会就要结束的关键时刻，从礼堂外面跑进来一位军官，附在李政委耳朵边上悄悄地说了几句话。李政委说：“今天的座谈会开得很好，我也收获不小。谢谢同志们！家里有事，我们这就回去了。”

解放军同志早饭后就回沈阳去了。我没有放过这件事，根据会议记录，写了一篇报道寄给地质部。地质部对此事也很重视，不仅公开报道，还发动全国各地的地质单位学习、讨论。

但是这件事情在当地驻军里面产生的误会太大了。不断地有武装部和驻军领导，到地质队住地来向我们“检讨”：“地质队的同志跑野外很辛苦，我们对此漠不关心。李政委还特意驱车数百公里，从沈阳专程到野外看望你们。而我们近在身边，却对同志们不闻不问，实在太不应该了！”这那是哪呀？各部门有各部门的工作，怎么能这样说呢？可是我和王树芳一样，想到的话说不出来，只得好像受宠若惊的样子。

后来在前线由驻军领导给我们传达文件才知道：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副统帅林彪跑了，他和他老婆、儿子那伙人乘坐的“三叉戟”飞机，摔落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中央准备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形势变化，所以要陈锡联打电话给李伯秋，叫他赶快回去。

于是，我这个民兵排长也就要时刻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破坏。

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居然叛国外逃。这让大多数群众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用挑选接班人的办法来“反修防修”，实在是荒诞不经。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自然受到质疑。究竟靠什么办法才能让党和国家政权不改变颜色呢？靠搞运动不断地整人行吗？完全不行！“九一三”事件对我最大的教育，就是认识到“文革”错了！

1972年，我率领普查组，在翁牛特旗小营子找到一个大型铅锌矿床。

我参加工作9年来，接触过许多找矿线索，但只能把它记录在案，不可能沿着一个线索追踪到底。

但是这一次，队革委会把小组找矿工作的全部指挥权交给了我。这也是我在过去工作中发现的找矿有利地带。我根据地质情况分析，这是一条大规模的北西西方向延伸的矿化带。按李四光的说法，叫“河西系”。我在1971年就说好了，要给我一个物探小组。队革委会领导说：“行！但这只是一些中专学生，刚刚会操作仪器，不会解释异常。恐怕连异常图也作不出来。”我说不要紧，有仪器有操作员就行。

张永荣作为革委会委员，来我普查组参加劳动，是普查组副组长，我的助手。但他对工作安排不加干涉，一切由我自己做主。我自己操作测量仪器，张永荣扛标杆，给我当助手。我们俩给物探布置测线，我自己决定点距、线距，物探方法也是我决定：以电测深为主。

我们搞矿区地质工作，让物探小组去搞电法测量。然后把每个点的数据交给我，由我自己做电法异常分布图和异常等值线图。我当时根据计算结果，在地面上布置了十三个浅井。按规定，凡挖深在25米以下，就不能挖浅井，必须打钻。我根据物探结果计算出来的浮土深度在19至21米，在北方黄土地带，打这么深的浅井能保证安全。我们选择在冷天打井，方便空气上下对流。

我做矿区地质工作的同时，不断去查看浅井工程进展。果然，在预见的20米左右深度，都见到了褐铁矿化比较深的石英脉及破碎带，宽度达到2米以上。让工人控制住整个石英脉，横着取化学分析样品，同时附上光谱样品。

把野外工作做完了，我就把工作交待给张永荣，自己准备调动工作回江西。因为我不得不调回去。真正知道自己抓住了一个大型铅锌矿，那是后来的事。当化验结果出来以后，勘探队奉命对小营子矿区投入勘探，用钻孔证明了矿体的规模和品质。相关证明是以后由内蒙第二区测队寄给我的。

9.湓浦风浪

我在内蒙挨整的时候，父母在江西受到了极为严酷的摧残和打击。

1962年爸爸生病以后，就向省政府打报告请求退休。他本来要求去金寨老家，但邵式平省长考虑，去外省后原单位不方便照顾他；既然庐山又高又潮湿，爸爸有关节炎，考虑这两点，就要求他退休后去九江。这样，我们家和另外两位老红军退休干部集中住在九江市甘棠南路25号。

参加工作以后，我每次放假都回九江的家。本来面对长江和鄱阳湖，在周喻点将台和李逵闹江州之处，白居易、苏东坡等写诗的地方，是会有些诗情画意。可是四年以后，文革开始，九江渐渐地成了派性斗争的焦点，我家的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

1967年“一月风暴”对九江影响也不小。由码头工人组成的“铁骨头”组织，和由学生组成的红卫兵组织，经常发生冲突。但妈妈说，两派都为了证明自己是“革命组织”，争先恐后地维护社会治安，狠抓流氓小偷，这段时间九江的社会治安反而好起来。然而各单位内部的派性斗争日益尖锐，妈妈也要接受本单位职工的批判，理由是她出身于地主家庭且有复杂的海外社会关系。爸爸这把红色保护伞保护不了自己的爱人。妈妈在商业部门工作。我把自己要求入党遇到的问题跟妈妈说了，妈妈就给我一份生父侯志辉战友的名单，叫我路过北京、河南的机会去找他们，请求他们为侯志辉作证。

1967年春天回家，我随身带着《地质东方红》的袖标和《红色造反公社》的介绍信，因为早就听说，正式单位介绍信不管用，人们只承认革命群众组织的介绍信，连住旅馆都是这样。

到了老家，找到柳套，他说他完全可以为我的生父作证。他又介绍我去开封找专员公署办公室主任李发运。开封造反派毫无阻拦地让我见到了李发运。李叔叔谈完以后，感慨地说：“我可以给你爸爸作证，谁又能为我作证呢？地下党都是单线联系呀！”

到郑州找张治平、郭颖生也很顺利。郑州《二七公社》对《地质东方红》挺信任的。这样，我就基本上弄清楚了生父参加八路军和最后牺牲的情况。

到了北京，找到二机部，要找他们的政治部主任冯国彦，真没想到也会这么顺利。本来以为对于当权派，造反组织看得很紧。可是他们竟让我们俩单独谈，随便谈。

1968年秋天，妈妈给我写信，说爸爸被从南京来的“中央陶铸专案组”揪斗，说他是“陶铸一伙”，是“大叛徒”。说专案组要求我写信揭发问题。对于批斗对象，文革中通信已经失去自由。我在队上的情况也不妙，既怕队上检查，又怕九江检查，为了不增加麻烦，就草草地写了几句，如：“揪出大叛徒陈瑞先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等等。

1969年春节之前，接到妈妈来信，说父亲已经在九江传染病院离开了人世。我已经麻木了，竟然不知道是什么感情。说我不爱自己的父亲吧，那是骗人的，连我自己都不信。说他真是叛徒吧，我实在难以置信。可是，这是中央专案组啊，我难道应该怀疑党中央吗？我的心情实在太复杂了。带着疑问我回到了九江市八角石妈妈的居所，这是爸爸妈妈被造反派“扫地出门”以后，临时租住的民房。见到妈妈以后，妈妈只说你那封信写得好，造反派来索要，看了以后气得要命，以为能抓住什么有用的线索，结果什么有用的东西也没有。我不好跟妈妈说明，我自己的“隔离审查”才刚刚结束。

回家不久，中央专案组就派人把我叫去，跟我谈话。一位军官模样的干部对我说：

“小陈，你不要怕，更不要有对立情绪。对于像你这样‘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中央是有政策的。我们还是要团结你，教育你，让你跟你的叛徒父亲划清界线，走革命道路。”

我目无表情地看着他。我的“老练”让他感到疑惑。他想了想说：“你不要不相信专案组。陶铸是大叛徒，出卖革命利益，向国民党特务机关提供情报，罪大恶极。你爸爸跟陶铸是一伙的。你爸爸亲手写的自首书，向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当了无耻叛徒。自首书上有他的亲笔签名。专案组是不会冤枉他的。你老老实实接受现实，改造思想吧。”

他说到“亲笔签名”，我恍然大悟：爸爸肯定是被冤枉的！因为他在1938年出狱后，进入中央党校识字班学习文化，才会写自己的名字。此前一直是文盲，一个字也不认识，他怎么会写自首书呢？

于是就开始了我的上访之路。1969年返回野外队时路过北京，我找到中央接待站反映爸爸被冤枉害死的情况。他因为坐国民党的牢五年半，身体受到很大摧残。在延安社会部叫他当总务科长就是照顾他的身体。后来担任庐山疗养院总院院长，也是边工作边休养。1962年退休是因为胃病发作。所谓“陶铸专案组”揪斗他以后，在九江市召开万人大会对他进行批斗，多方折磨他。在自己人的监狱里，他被人从后面猛踹一脚，扑倒在地，口吐鲜血，送医院抢救，即失去生命。这样对待一个为共产党做情报联络官9年之久的老红军团长，是极大的犯罪呀！我强烈要求给我父亲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当时我还不敢提严惩凶手，因为他在1968年坐的是共产党的牢啊！

接待站的同志跟我讲：“因为你爸爸是老红军，我们还记一下，给领导看看。一般人还不一定记录。”

“那我爸爸的问题什么时候解决？”

“不可能这么快。广西造反派抢军用列车，还没有解决呢，中央有多少急事呀！”

以后1970年、1971年和1972年，只要路过北京，我就去上访。我自己不敢去找爸爸的老战友，怕给他们添不必要的麻烦，也不是那么好找。

妈妈在单位上所受的批判基本上告一段落。因为妈妈提供的证明人把生父的历史已经说清楚了。在本单位工作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根据“刘少奇是叛徒，王光美是特务”，胡说“陈瑞先是叛徒，朱云屏就是特务”。这种理由站不住脚。他们的外调人员，到上海找到了刘昌义将军。刘将军清楚地记得“侯志辉是军部上尉参谋，后来投八路去了。”

妈妈在九江恢复了自由，就启程到赤峰平庄辽宁省第二区测队来看我。当时气候不适，感冒了。我上街为母亲买白糖，凭票供应。我对商店售货员说，我是集体户口，不发糖票，妈妈从南方来看我，生病了，能不能照顾一下？售货员看了我一下说：“啊，是你呀！你要多少？”我说“有一斤就够了。”他认真地给我称了糖递给我。我刚离开就听排在我后面的人跟他讲：“我也没有糖票，你也卖点糖给我呗”。售货员回答“那不行，你得拿糖票来。”

“刚才那个人，他为什么可以不要糖票？”

“你跟他比呀？他是谁你知道啵？挂过牌子游过街，大会批斗，你怎么跟他比？”

这我才知道是因为我挨过整，售货员才照顾我。那时的风气就这样：调动干部要看是不是挨过整，挨过整的干部好调动。整人的干部谁也不要。民心是什么？难道还不清楚吗？

1972年夏天，我请假来江西联系调动工作，那是在普查组打浅井工程还没有做完，矿区地质工作尚不能进行的情况下，领导同意我回来的。

我到了省革命委员会政治部，要找主任吴允中同志。只知道他是爸爸的老战友，却不知道吴叔叔长什么样。俗话说“无巧不成书”，正在我不知该怎么办的时候，路经革委会“办事组”门口，碰到吕良伯伯，他是我保育院的朋友吕桦、吕宏两兄弟的父亲。伯伯先叫我：

“建国，你来一定有什么事吧？”

我说：“吕伯伯，请您告诉我吴允中叔叔在哪里。我找他想调动工作，从赤峰调回来。”吕伯伯负责的办事组，相当于以前的“省政府办公厅”。他清楚地告诉我怎样找吴叔叔。

很快见到了吴叔叔。他个子不高，身体有点发福。我说明了我是陈瑞先的儿子，想调回江西。他马上指定一个干部带我去组织组，找到高维新组长。来人跟高组长一说，高维新同志立刻让人给我登记，我说明了自己的基本情况和要求，说明赤峰现在归辽宁省管辖。他说，没问题，我们清楚。登记完了以后，他对我说：“你现在回去。国庆节以前，肯定给你发调令。现在江西省地质局很缺人，欢迎你回来！”

我带着他对我的承诺，高高兴兴地回去。跟妈妈说明了情况，回去继续出野外。

可是等到国庆节后好几天，调动工作的事还没有消息。我有点着急了，很快给江西省革委会组织组去了一封信，说明夏天他们答应我国庆节前会发调令，怎么过了好些天还没有消息？想不到我马上就收到回信。回信说：“请你拿着这封信直接到沈阳去办手续，不要理睬你们大队。”意思是找辽宁省地质局就可以了。

我当时想，真这么弄就跟队上彻底闹翻了。值得吗？后果会如何？我不敢想。我拿着这封信去找革委会主任王清福去了。当着人事干部的面，我对他说：“王主任，我还需要到沈阳去一趟吗？”

他当时脸色就变了，急匆匆地对我说：

“你千万不要去沈阳。明天，明天一定给你办好手续，你放心！”

我收回信件，回到宿舍去。果然，第二天他们就把手续办好了，只是没有交给我。大队为此重新组织人给我写人事鉴定，说了一大箩好话。这是后来别人告诉我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吹捧”我。一封信就把王清福吓成这样？我调回江西以后，在省地质局机关工作，辽宁省地质局第二区域地质测量大队技术员李守魁来见我，他去江西省水文地质大队收集资料。完成任务以后路过南昌，他给我讲了下面的故事：

地质部下文件，为解决地质队员的后顾之忧，要招收一批地质队职工子女来队工作。王清福利用这个方便，居然招收自己原来工作过的化工厂职工子弟来队当工人。许多非地质职工子女来到地质队，而有实际招工困难的地质人员家属，却得不到照顾。这件事引起群众的愤怒，他们就聚在一起商量怎么办？不知道是谁，提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冒充陈建国，到沈阳去找陈建国在八一保育院的老同学毛远新，向毛远新副主任反映这个问题。尽管他们冒充我的名义，毛远新同志工作很忙，并没有同他们见面。但毛远新的秘书出面接见了他们，收下材料，然后叫他们回去。

不到一个月时间，省里就派军宣队下来了。撤了王清福的职，不符合招工条件的人都退了回去，问题比较彻底地解决了。他们都传说：冒充陈建国还真有用。

李守魁说，有人问过王清福，说你这么扣押陈建国的调令，不怕他以后知道了控告你呀?王清福大大咧咧地笑着回答：“知道了有什么关系？我不让他走，是因为喜欢他呗，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听了李守魁讲的故事，我才明白王清福是怕我去找毛远新。这可能是省革委会组织组回信的口气太大造成的。

我调江西以后，工作安排又出现困难。省革委组织组跟我商量：

“我们跟省地质局联系过了。九江的两个地质队都是勘探队，不是区调队，跟你专业不对口。江西的地质调查队在安福枫田，乡下的山沟里。你去了你妈妈不会去，没办法照顾妈妈。你先在招待所住一段时间，我们帮你想想办法。”

我知道吴允中叔叔亲自过问此事，所以并不着急。

过了一段时间，组织组通知我：“你的问题解决了。江西要成立地质科研所，计划建在南昌郊区向塘。把你安排在地科所，专业对口，你妈妈也好过来。”我感谢组织照顾，拿着介绍信去省地质局报到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