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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学生活纪实
1952年,教育部决定春季班和秋季班合并,取消春季班。六上年级的学生面临两种选择:要么留下来,再学一年功课,跟五年级同学一块儿毕业;要么就直接去报考初中。我们有四个人报考,幸运的只有我一个人以刚刚及格的分数被录取了。我们毕竟比别的孩子少读半年书!
俗话说:有一利者必有一弊。我因为少读半年书,在初中时功课跟不上,觉得很紧张。自己渐渐就有了破罐子破摔的想法,调皮、懒惰,喜欢用纸折弹弓子儿打人背。好玩,但不伤人。上课思想不集中,会听见隔壁剧团排练唱戏和锣鼓声。我所读的是南昌市立中学,后来改名南昌三中。南面紧挨着江西省总工会,我有时候不喜欢学校伙食,就去省总工会食堂吃饭。很可能吧,我在班主任眼睛里就成了问题学生。不然,我妈妈也不会知道这些事,特意调动工作到省直第二招待所,让我从学校搬回家住,从住校生变成走读生。
第二招待所在东湖边上,离南昌二中很近。刘赤生比我晚一年上中学,就是在南昌二中。这下好了,朱阿姨在招待所工作,他就可以住在招待所里,去二中上课,多方便哪!于是我就和刘赤生在招待所住同一间房,他上学可比我近多了。
班主任周纪林老师,对付我还真有一套。她知道我喜欢写作,就找我参加《青年先锋社》的工作。这是学校的黑板报,有六块黑板,每周出两期,都要写满。周老师知道我写字不行,改文章还可以,就让我当校黑板报编辑。我们在楼梯下的一间小屋里办公,一共三位编辑,另两位是高中生,就我一个初中生。最紧张的一次,我们三个人一天要处理三百多份稿件。那篇文章能登,那篇稿子要打掉,全由我们三个说了算。就是老师写的,不行就是不行,不讲情面。最花时间的是对选中的稿子进行修改,错别字、用词不当都要改正好。这样我的业余时间全被占了,想调皮捣蛋也没有时间。再说校报编辑是很有面子的工作,学校重视你,你就不应该给学校丢脸是不是?我的思想渐渐变了,行为自然有所收敛。态度好了以后,学习成绩也就慢慢好起来。除了体育,因为年龄小,个子矮,往往没有好成绩。但也不完全如此,比如单杠、双杠,垫上运动,还可以弄个4分什么的,跳绳至少能及格。短跑、跳高是我的灾星,没法及格。但音乐、美术有进步。这样我的总平均成绩在全班已经是中上水平。
光编辑别人的稿子,自己就有点儿手痒。有次打扫卫生,班长嘴里有痰,就吐在大家刚刚刷洗得干干净净的痰盂里。几个同学上去抓住他,把头往下按,生气地说:把痰吸出来!这当然是气话,但对其他同学就有了影响。有人说,学校检查组马上来检查了,你这么弄,我们的卫生红旗就跑了。我目睹全过程,灵机一动,就写了一篇文章“痰盂是干什么用的?”说明打扫卫生不是为了应付评比检查,有痰吐在痰盂里是正确行为!我不是拍班长马屁,而是讲清楚一个道理:要放弃虚荣心。
初中生已经开始有懵懵懂懂的感情生活。周老师为了治理调皮捣蛋的男孩子,让男女生分开按高矮个儿排队,然后一名男生配一名女生,非要让男女生同坐一桌。这样,小孩子讲男女界限,就调皮不起来了。至少同桌的两位要老实点儿。一开始,我也觉得跟女同学讲话有点别扭。时间长了,两个同桌不讲话成什么样子!革命后代还能这么封建吗?我看她上课,有时候两只手还在轻轻地晃动着,下课时就问她:
“上课时你怎么不专心听讲?两只手在下面动什么?”
她说:“啊,对不起,影响你听课了。五一节要演出,我这手总不听指挥。”
她叫何凤曦,比我大一点,是班上的文艺骨干。从此以后,她就主动跟我说话了。课堂里的事,《青年先锋社》的事,我们都愿意交谈。
我才十四岁,《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岳飞传》全读过了。所谓好读书不求甚解,说的就是我了。脑子里乱糟糟的,理不出个头绪。但是,女性占全人口的一半,这个我知道。不了解女性,就是不了解社会。我是真心实意地想交个异性朋友。所以我对她说:“我想叫你姐姐,可以吗?”她痛快地回答:“当然可以。”这样我们就又近乎了许多。
别的同学怎么看我们,我们就管不了了。长大以后,她嫁给了一位姓傅的先生,我祝福他们幸福。其实初中毕业以后我们就很少再见面了。
初中还有个同学叫李光裕。他也爱看小说,对古典文学感兴趣。这样,我们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有次在万寿宫的旧书摊上,我买到一本发黄的旧书《孙子兵法》,我们轮流看,还发生了争论。争的什么事,我现在忘记了,好像是孙武和孙膑到底什么关系吧,最后两个人都没有搞清楚。
更多的合作是在演出的舞台上,我们俩爱说相声。坦白说,全班就我跟何姐姐,还有李光裕的普通话好些,所以只能跟他搭伙说相声。我们崇拜侯宝林,但他老人家不知道。我和李光裕在三中舞台上,模仿侯宝林,说得全场哈哈大笑,我们俩只管表演,不为所动。
初中毕业时,学校放假复习功课,准备迎接升高中的考试。这时很不巧,我生病了。整个人昏昏沉沉地,说不出有多难受。妈妈工作的招待所有位会计阿姨,叫周定淑,她哥哥叫周定扬,是有名中医。说叫周叔叔看看吧,周定扬就推荐了一位老中医给妈妈,说老红军及家属看病不收费,还有付不起费用的穷人也不收费。妈妈感到新奇,就把我带去看病。
这位老中医叫徐少庭,看样子有五十多岁。别人都在排队,他对病友们说:“这位学生要考高中,复习功课时间很紧张。请大家让他先看吧!”这么一说,排队的大人都主动地给我让开地方,让我到前面先看病。他摸摸我的脉,叫我张嘴看看舌苔,然后开了付中药,跟妈妈交代如何熬药,如何服用,我们就回家去了。按徐大夫嘱咐,我以后每天去一次,三天后再决定要不要继续看。我的身体渐渐就好了。复习功课的这段时间,就是我看病休养身体的时间,所以基本上没有复习功课,就去迎接考试。
妈妈看我这个样子,就对我说:“这次考高中,你不要有压力。能考上就上,考不上就明年再考。反正你生病了,没有时间复习功课。”妈妈给我吃了宽心丸,我也就心情轻松地参加考试。我被录取在江西省第一高中。第一高中是全省唯一只有高中部,没有初中部的学校。省一高后来改名为南昌五中。南昌五中因为“文革”期间出了个“一小撮”造反派组织而闻名全国。
至于当时的考试成绩,三年以后我才知道:总平均80.2分,全班第二名。我们上课时学习苏联,采用5分制;但会考还是采用百分制,各学科满分都是100分,录取依据平均成绩。
我感谢妈妈给我精神上“松绑”,更感谢老中医徐少庭。他有个儿子叫徐大成,继承父亲事业,也成了名中医。他姐姐的医术同样得到父亲的真传。当时,徐大成和我一起玩康乐球,很有趣。我跟徐家熟悉了,就经常去那儿。有次看见徐老中医从一位病人耳边拔出针来,突然对着病人的耳朵大声说:“你好了没有?”
那位病人似乎很吃惊,感到太突然,迟疑片刻才回答说:“好了,好了,我听见了。谢谢医生,谢谢医生!”原来这是一位耳聋病人,好多年听不见声音,让徐少庭连续二十多天针灸给治好了。神奇的是:徐老早不问他,晚不问他,偏偏这个时候问他,就是精准地知道这时他一定会好!
为了纪念这件事,我的小脑袋瓜里诗虫作怪,弄了几句:
《赞徐少庭》
一针去百病,万民仰首敬,
有此真仙在,不慕扁鹊名。
我想,一名初中学生,发自内心,徐老中医应该笑了。
妈妈喜欢跟人讲徐少庭的故事,她亲见徐少庭为穷人看病不收钱,为老红军及家属看病不收钱的事。的确如此,给我看病不收钱不说,到了吃饭时间还请我在他家吃饭。一开始我不自觉,还真的吃过几次。后来就注意这事儿,去玩耍或者看病都不要离开太晚。
这事儿传到了副省长邓洪哪儿,邓洪决心让徐少庭给自己看看病。结果徐少庭医术十分高明,给邓洪看病效果极好!邓老觉得这么大的事,他不收费怎么好呢?思来想去,想出来个高招:给徐少庭送块匾!于是他请人精心制作了一块赞扬徐少庭的金色匾额,挂在徐少庭诊所的门头上。这一个动作不得了,副省长送匾颂扬老中医,这位中医一下子名气大得惊人了。市政府为他专门盖了一个新的诊所,人大代表等荣誉头衔接踵而至,这以后我们见面反而少了。
后来听说了徐大成的故事:文革期间,他家也要被抄家。徐大成急坏了,就跑到井冈山去找程世清和韩先楚。门岗不让上山,说你谁呀?牛逼哄哄的?大成说,我是徐大成啊!你赶快打电话给山上,我找程司令员有急事!门卫半信半疑地给山上打了电话,没想到程世清说:你叫徐先生在山下等着,我马上派车去接他!门卫这下傻了,对徐先生毕恭毕敬。
知道徐先生被抄家的事,程世清马上打电话给南昌市革委会负责人,把这姓于的好好地撸了一顿。要他马上退还抄家物品,向徐先生家人赔礼道歉。为什么是这样?原来徐大成是专门为省革委领导和福州大军区首长看病的,这些领导都跟他熟悉,就这于德馨好像眼瞎。
这事属于道听途说,供参考吧。
回头还是说我在南昌五中的事。五中首任校长赵恩民,副校长单发喜,后来接替赵。这两位校领导在全校师生员工中的威望极高,我们很愿意听他们做报告。
五中没有初中的小朋友,面对的都是大孩子,他们开始思考人生和未来,开始关心国家大事和国际形势,这对于教学又有了新的要求。
五中是全省唯一进行军训的学校,教官由一名上尉和一名中尉担任,对我们学生像对待入伍新兵一样,严肃认真,一丝不苟。除了投弹、刺杀,利用地形地物,还讲国防知识的理论课。这激起了我对军事的兴趣和想报考军事院校的决心。坦白说,我对军训课非常用心。可惜我的眼睛不争气,近视越来越严重。军训课要考试,成绩和体育一样影响升学。多亏高中有军训,我在参加工作以后担任民兵排长才一点不觉得为难。民兵射击训练,我高度近视,三枪打了二十五环。
学校有次请了一位老红军给我们讲红军故事,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他详细地讲解了长征期间,朱德同志如何跟随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南下,路上一边走着,一边一个连长一个排长地进行说服动员。劝他们北上抗日,放弃南下路线。他硬是这样领导着一批执行中央路线的干部,从基层干部和战士们的思想工作做起,把四方面军的绝大多数同志都说服了。以致最后,连张国焘自己也不得不跟随部队北上,再次长征,加入红军北上抗日,建设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的行列。总司令这种耐心细致不辞辛苦,为着抗日大计,团结每位红军的精神;和在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八百壮士继续革命,最后上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是同样重要的贡献。甚至是消除了国共合作抗日的障碍:试想,如果红四方面军在大西南打游击,国民政府能不能从南京撤到重庆都成了问题!如果撤到重庆,一部分红军在后面捅国民党中央的屁股,还怎么可能有国共合作?
他的报告,让我充分认识到朱德同志的伟大和谦逊,敬意油然而生。
南昌五中最为轰轰烈烈的事,要算是勤工俭学。在老红军战斗精神鼓舞下,我们参加了一系列的社会劳动。
到火车站卸砖。按每块5斤计算,一次挑14块砖,也有70斤,可是同学们挑起来就快跑。连把砖装框的、码砖堆的,都累得浑身是汗!这可能是付费的,车站给了学校多少钱,我们不知道。更多的劳动是义务的。比如在学校里挖了个“跃进圹”,是为了迎接大跃进,自己养鱼养鸭,增加副食供应。实际效果如何,天知道。
印象最深刻的,是到朝阳洲修堤。那是冬天,刺骨的寒风,夹着雪籽儿打在胸口上,我们排着队顶风走在江堤上,没有一个学生叫苦叫累。外衣上面有了些薄冰,记得女同学虞斐斐开玩笑地说:“我们这下披上盔甲了!”晚上到了宿营地,生产队给我们准备了干稻草,睡的还挺舒服。衣服上的冰片自动地都掉了,所以也不用烘烤。最来劲儿的是吃的,太晚了,来不及做饭了,一个人发给一个大白萝卜,洗干净了,辣辣的,甜甜的,还真好吃。
第二天分配任务的时候,出状况了:我们班分配的堤坝长度,整整比别的班长了六米!怎么办?班长邓裕发征求班委们的意见,大家说,多六米就多六米吧,咬咬牙,硬挺过去也许能完成任务!班委会没有向同学传达这件事,大家一如既往,埋头苦干。
一周劳动下来,任务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班还有三米多堤坝任务没有完成。这是怎么回事?分管勤工俭学劳动的老师着急了,来找邓班长。老师说发动其他班同学帮忙,最多一下午就完成了。邓裕发坚决不同意,说自己的任务一定自己完成。跟同学们一商量,大家说我们加把油,一定能完成任务;你们留下时间去检查堤坝的质量,该补课的补补课吧!
老师觉得有道理,想到最后要各班评比,还得看质量和堤坝长度。于是领着技术人员去检查堤坝长度和质量,这才发现给我们班多派了六米的任务;老师也就知道所谓邓裕发班没有按时完成任务是怎么回事了!
借着勤工俭学的名义,我还到学校厨房去帮厨,学会了包包子,洗菜、切菜等,炒菜不允许我们动手。更多的是收菜盆、饭钵子,统一清洗消毒,擦桌子,拖地等。我们六个同学干了五天,才知道就是生米煮成熟饭也不容易啊!经过劳动以后,我们对食堂卫生特别重视。炎炎盛夏居然找不到几只苍蝇,同学们也很少因饮食不洁而生病的。
因为参加劳动,我的力气也大了不少。有次校医来给我们检查身体,给我一只握力计。我拿过来一看,弹簧已经生锈了,就对校医说:“握坏了要不要赔呀?”他看着我说:“你就用最大力气握吧,检查身体那有要赔的道理!”他话刚说完,不知道我怎么一用力,那只握力计,真的让我给握坏了:弹簧压缩在一起再也起不来了。校医看看我,满脑子疑惑,不怎么情愿地给我换了一个新握力计。测试结果:左手握力60公斤,右手握力62公斤。
高中时期,其实我们特别关心政治。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是伴随我们升高中而发生的。当时我的想法是:不管什么人,你反对共产党就是不对!别的不用说了。可是,他们真的反党吗?听说胡风是鲁迅的亲密战友,而鲁迅在我们心目中地位很高,这就有点儿无法接受了。听说胡风集团牵连了很多人,这又有点想不通:坏人不是只有极少数吗?想想可以,说出来一定要慎重,因为自己是红色后代,不能在政治上犯错误。
有位地理老师,讲到广东省的时候说,有人提出来要把海南岛单独划一个省,这个意见其实很对。因为广东省任务太重,根本顾不上海南。海南还要管南海各个岛屿,管一大片海,不单独建省,根本完不成任务。记得在讨论时我还发了言。我说:“要建省,最好把雷州半岛划给海南省管,这样统一琼州海峡两岸的管理,给海南一个登陆的桥头堡。”我的发言得到老师的赞许。可是没有想到,首先提出海南建省的冯白驹同志成了“地方主义”。1957年,在广东开展的反右派和反地方主义斗争中,冯白驹受到错误的批判,被撤销省委书记处书记和副省长职务。现在我们才知道,首先提出开发建设海南岛的,其实是朱总司令。
1957年的反右斗争对于我们高中生有很大影响。虽然学校没有直接把谁划成右派,但是我们积极对右派言论进行批判,已经接受了左倾思潮。我自己的思想当时比较左,认为右派对党和政府进行恶毒攻击太没有良心。用当时的话说,这叫做经过了战斗洗礼。我正在积极申请入团,心里想着接受组织考验,很自然地冲上批判右派言论的最前线。我所抨击的不是全国知名的大右派,而是一个名叫金平的小右派。正因为这样,才使人觉得我反右斗争很积极。但仔细回想,在整个运动中,我没有“揭发”任何人,只对公开发表的言论进行批评。一个中学生,不可能掌握别人深藏着的“有份量”的右派言论,所以也揭发不了什么。
在高中毕业的1958年,我入团了,同时成为全校只有两名的“勤工俭学积极分子”之一。在大礼堂主席台上,有人给我戴上大红花。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接受这样的荣誉,有点不知所措。我根本想不到会是自己,因为像我一样投入艰苦劳动的学生太多,就在我们班上,我以为我的劳动表现也许刚够中上水平。事后分析,可能有两点原因:其一,我外号“小胖子”,劳动中出汗特别多,我也就顾不得擦汗,拼命干活,这样就显得特别积极;其二,我是干部子弟,没有骄娇二气,跟同学们一块儿干活,那怕表现得都差不多,大家也会首先想到我。我这个“积极分子”是怎么报上去、怎么批准,我一概不知道。让这个秘密保持下去才更有味道。
毕业时间到了。学校决定:我们班有三个人保送:团支部书记罗来保和我,还有另一个同学。我们仨不参加复习功课。高考复习期间,我跟着罗来保同学跑出去搞外调。除了我们自己以外,全班每个同学的家庭情况都要进行了解。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社会关系复杂的同学,联系他们平时的在学校的表现,使我“真正”懂得了“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的道理。平时开会不发言的同学,往往因为家庭背景复杂,怕在政治运动中挨整,所以谨小慎微。我以为自己这才掌握了阶级分析的方法。
属于军事学院的北京工学院,来南昌招生。一看档案和毕业成绩就选中了我。这位来招生的部队干部对我说:“你出身革命干部家庭,刚刚入团,又是勤工俭学积极分子。我们决定录取你了。北京比南昌凉多了,你去北京要带好衣服,别冻着了。我代表学校欢迎你,8月底北京见!”
我兴奋得不得了。心想,参军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开始我想学物理,制造坦克;他说国家对炸药要求更迫切,希望我学习化工。我说,没问题,服从分配。他跟我郑重地握手。
5.投身地质工作
1958年的夏天,是大跃进的夏天,也是令人焦躁不安的夏天。中学终于毕业了,我上庐山回到家里。爸爸是庐山疗养院总院院长,妈妈在庐山小学教书。我们开始住在河南路591号;后来迁到庐山疗养院总院,在著名的美庐南面不远处。
在庐山过的暑假很舒坦,再也没有暑假作业,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我和石蔚苍跑到石门涧的沟豁下面去了。我们倒着往下走,背朝前面,眼睛看着陡崖,四肢依附在崖壁上的突起或者凹陷之处,慢慢地向下移动。耳听着瀑布的轰鸣,我们失去了恐惧感,小心地走好每一步,只觉得很好玩。等我们到了沟底,清澈的水池里还有小鱼在游。在清泉水里洗手,喝水。用手抓鱼,根本抓不着。沟底下玩了一会儿,我们就又像壁虎爬墙似的往上爬,返回路上便轻松多了,没有多久就回到峭壁顶上。我们真真切切地体验了一把“上山容易下山难”。
别的同学的录取通知书早就到了,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还没有到。我和妈妈都有些着急了,到处打听,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妈妈实际比我还着急,可她却安慰我说:“你不是保送吗?录取通知书早晚会来的。”
眼看快到8月下旬了,收发室黄叔叔给我送录取通知书来了。我从黄叔叔手里接过来打开一看,整个人傻在哪儿了。
原来不是北京工学院,而是一份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录取通知书!
我的志愿里没有这个学校哇!更不要说学地质了。招生的解放军军官说得好好的,怎么一下就变了?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凭什么不让我上军事学院?早知如此,我就不接受保送,直接参加高考,一定会去自己理想的大学。想不通啊!情绪十分低落。
这个时候,妈妈感到很为难:保送上大学,多好的事!结果怎么会这样?爸爸问我:“你的升学志愿书里有没有写上:服从组织分配?”
我说:“写了,这是招生的人让我写的,说不写不行。”
“那你想过没有:为什么要服从组织分配?”不等我回答,爸爸就说了:
“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比如我们的党和军队,能打败日本鬼子,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就是靠组织起来,靠铁的纪律。所以,个人要绝对服从组织,组织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如果大家都强调自己的愿望,不服从组织安排,这个党,这个国家就会一盘散沙,没有力量。”
这个道理我懂,可心里总觉得别扭、窝囊。为什么偏偏是我“事与愿违”?听了爸爸的话,我暂时平静下来,乘船去了南京。而在学校里进行“专业思想教育课”,像我这样几乎是被强行安排学习地质专业的学生,自然成了重点。这是1958年,是大炼钢铁的火红年代,对矿石的急需,造成了地质找矿专业扩大招生的动机。大跃进确实有很多问题,但也真的促进了中国地质事业大发展。在野外实习过程中,我渐渐理解了老爸说的话真有道理。我们地质队的工作就是这样:没有纪律就没有生命。个人如果不服从组织,不遵守纪律,在深山喂狼都有可能!大到一个国家更是如此。
但是,认识提升有个过程。在“专业思想教育课”进行中,就发展成为“组织生活会”,就是全班同学开大会批判我的“专业思想不巩固”。我们这个班只有三十几个人,但批判的火力相当猛,上纲上线上得很高。我想,后来的批判会,也许就是这样演变而成。
有人说:“陈建国想当军官想疯了。当了军官有名有利,这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
又有人说:“不愿意搞地质,就是怕苦怕累。干部子弟养尊处优惯了。”还有一些更难听的话,不必一一列举了。我始终不做声,任凭他们去说。但心里的愤怒、不服,已经实在有些按捺不住,就像一团火在胸中燃烧。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有位叫谢品璋的同学,带点儿愤怒地发言了:
“你们胡说什么呀!他的生父是被敌人杀害的,他参军想为他爸爸报仇,有什么不对!”
我再也忍不住了,“哇”地一声哭出声来,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般滚落地下。这场“批判会”再也开不下去了。老师同学都散了,谢品璋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轻声地说:“不要哭了。”我忍了一下。同学们走后,我又独自哭了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
谁他妈的怕苦怕累?高中我还是勤工俭学积极分子呢!是好是坏咱们野外实习见!我想起爸爸说的,个人一定要服从组织的道理,不跟他们争。在劳动和学习中见真章!
在大炼钢铁运动中,抬矿石支援公社小高炉,我不落后。当时对小高炉遍地开花的错误做法,我们还没有想到要反对,没有想到这是浪费资源、能源和劳动力,只是注意分辨红石头和铁矿石,不让非矿石混进小高炉里。记得我有一首散文诗是那时候写的:
《人生似火》:烈焰冲天,烟飞尽,钢水滚滚,造就大同世界;须努力,流尽汗和血,人生似火,岂惜光和热。
在学校农场劳动中我也很积极。丝毫没有受到对我“开批判会”的影响。我已经走出阴影,和全班同学一样学习和劳动。
我一生中经过无数坎坷,特别是在“文革”中的种种逆境,都能够冷静处理,正确对待,能健康地活到今天,我想,牢牢记住老爸说的这句话,是十分有益的。当然,从总结经验、提高认识的角度看,所谓“组织决定”也有可能错误。但凡是只涉及个人,无关大局的,可以先服从后找机会申诉。只有事关大局,不得不及时表明态度时,才有必要让组织原则服从政治原则。把我从已经录取的北京工学院抠出来,不让我读军校另有原因,后面再说。
我在南京认真地接受红色传统教育。我想到爸爸在南京坐牢5年半,而我将在这里读书5年。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呀!有诗为证:
《“四二”去雨花台》: 陵台满鲜花,艳阳近清明,共首浴血史,穆哀至尊诚,思念江山易,真理愈分明,怯儒千古恨,烈士万代荣。
一年一度正规的野外实习开始了,我被分配在安徽队。我以后差不多每年都在安徽队,只是实习活动有时会到江苏省、浙江省的邻县。主要的几个县是:和县、含山、青阳、繁昌、南陵、泾县等。皖南事变发生地在我们的测区,心里怀着深深的敬意,并没有刻意追求革命传统教育的意思。除安徽队外,学校野外实习还有湖南队、浙江队、江西队,甚至还有云南队,但都没有我的份。
带队的夏邦栋老师(构造)、胡受奚老师(矿床)在我们同学心目中简直就是神。他们要我们看的地质现象,一定是最重要的,我们会仔细去看。他们说的地质考察中的注意事项,我们都牢牢地记在心里。学习地质,就是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进行;你的学习成绩好不好,关键要看你的野外工作能力。
头一年出野外,我就出了状况:弄丢了几十斤粮票和十几块钱,给小队和学校带来不小的麻烦。起因是这样的:出野外由我担任小队的团小组长、生活副小队长,所以小队十几号人的生活由我管理,负责跟公社、大队联系吃饭睡觉这些事。那时粮食定量供应,没有粮票就买不到米,吃不成饭。我的粮票和十几元现金装在上衣口袋里,挑着担子走山路。这担子里装的全是小队生活必需品,油瓶、火柴、盐…等等。说东西不多吧,也还有点儿份量。走着走着,就出了一身大汗。我停下来,收拾一下,把上衣脱了,就搭在扁担头上,两只袖子交叉系一下,继续前行。
我的肩膀有点吃不消,就换了一下肩。我太大意了,心想上衣是绑在扁担头上的,不会有问题。就是前面走来与我擦肩而过的人,我最多也只是打个招呼,说声“您好!”就过去了,根本没有回头看。这样过去了四五个人以后,我又该换肩了。等我把担子换过肩来以后,突然发现我的上衣不见了!我往回找了一阵没找到,肯定是被人拿走了。又急着赶往目的地,怕影响全局。
打电话告诉大队以后,是大队专门派人来解决的。现金是我自己赔偿,没有问题。粮票是从兄弟队调节,还是学校专门补助,我不得而知。我心里十分懊恼:组织上信任你,给你这么个任务,你居然捅这么大个漏子!在大队总结时,老师和同学们就这件事狠狠地批评了我。我诚恳地接受批评,说明以后要提高警惕,防范盗窃,也要防备自己犯错误。
第一年实习收队以后,我们升二年级。此时重新分班,学大地构造专业的划分为两个班。我在二班,让我感到意外的是:竟让我当班长,主持班委会工作。我才在野外犯错误不久啊,这是怎么回事?我来不及想了,只有服从组织安排,认真做好工作。这班长一干就是四年,直到大学毕业。
学校给我安排的另一项职务是系文工团负责人之一,另一位是比我高一届的竺国强同学。我们文工团内作曲人是穆道成同学,古生物班的。他作的曲子《美丽的一天》,我至今还会演奏。我喜欢弹钢琴,除了受高中同学顾国平的影响,就是穆道成同学的促进。他作曲要定调子,离不开钢琴。除了我们,还有一号男歌手周铭魁,是一班的,跟我玩得来。主要演员多是高年级同学,比我们年纪大,但很听我们指挥。地质系除了在校运会拿冠军,文艺会演也名列前茅。这改变了某些人对于地质工作者“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错误印象。
1959年国庆节,庆祝建国十周年,学校举行盛大活动,有首《国庆之夜》这样写道:
夜深人不静,月明灯更红,红旗迎风展,绿荫传笑声,足蹈随曲意,棋胜狂忘情,垂钩钓纸鱼,抛圈套彩红,凝神观歌舞,聚思猜谜语,一呼惊好险,煞球乒乓声,相乐若大醉,陶然共忘机,当此国庆夜,狂欢都不归。
二年级以后,野外实习更加专业化。配合1比20万比例尺地质填图,我做过各种野外工作。1960年,我被分配到花岗岩专业队,著名教授郭令智是我们的指导教师,他给我出了一个题目:“你能不能用伽码测量的办法帮助鉴定地层?”我接受这个任务以后,在跑地质路线时就特别小心,自己背上苏联制造的伽码仪,将地质情况的记录和放射性强度记录结合和对应起来。结果这个规律还真让我找到了。我兴奋得不得了!纯净的石灰岩,是12伽码;花岗岩,32伽码;石灰岩不干净了,放射性强度会升到14甚至16伽码;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区别岩石是比较干净的石炭纪船山灰岩、黄龙灰岩,还是脏兮兮的二叠纪栖霞灰岩。中性的闪长岩,放射强度比花岗岩略低些。当然不能完全迷信这些,但总算是给了岩石野外鉴定一个有效的辅助手段。
我还在实验室里工作半年。除了碾磨矿物样品,参加岩石薄片切制和学习岩石薄片鉴定,还特别做了水化学分析,做完全过程。对比色法、滴定法等都有一定经验,样品称重,药剂配制都很认真。我们在实验室工作,是为着了解岩石、矿物分析、鉴定的全过程和基本要求。这样我们在野外取样就有了针对性,知道什么样品是应该取和必须做的,什么问题是靠实验室分析解决不了的。采样做到有的放矢,对化验分析提出的要求合情合理,能够用最小的工作量,获取最大的地质勘察效果。
野外生活的乐趣,不从事此项工作的同志根本体会不到。记得有次在浙皖交界处的天目山大花岗岩体内部,在峡谷中,我们发现了一处“天然浴池”。在炎炎盛夏,这确实是个洗天体浴的好去处。有《野浴》诗一首这样描述:
翠绿天目山,云深不知处,天生一浴池,长可三丈余,顶成穹窿盖,底铺细砂砾;水深正及胸,清澈可见底,进水窗口瀑,出流石板溪:左侧斜坡平,正好晾裤衣;右长参天树,替我避行迹。我辈贪此浴,迟迟不肯离。
野外地质工作对我的社会活动能力也是很好的锻炼,后期我担任地质小组长,与地方联系工作是经常性作业。
我对哲学的爱好,是让南京大学的两位哲学老师给调动起来的。两位老师令我震惊的是:哲学教师就是跟别的老师不一样!
那是困难时期。朱耀鑫(已故)老师给我们讲哲学课,一开口就说:“同学们呐,你们不要说唯心主义不好,唯心主义还万岁哪。如果没有唯心主义,那里来的唯物主义?它们俩是一对矛盾,谁也离不开谁。没有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也就失去用武之地,根本没有必要存在。”这话让我的脑子顿时翻腾起来:真敢讲,可也真有道理呀!
林德宏老师上课,讲宇宙是无限的,发展和运动也是无限的。可是讲相对论,他又说光速是一切物质运动速度的极限,任何运动都不能超过光速。这就让我有些纳闷了:既然发展是无限的,为什么光速会是运动速度的极限呢?这个不合理呀!逻辑不通。在写作业的时候,我就把自己的想法一五一十地写上了。当作业本交上去以后,我又有点后悔:向老师提反对意见,后果会怎样?肯定得挨批。我反正在初中时就是调皮鬼,想归想,硬着头皮过。可是作业本发下来以后让我大吃一惊:林老师在本子上用红笔批的是:好!好极了!非常好!连续三个惊叹号。然后详细说明当物质运动速度超过光速时会发生什么情况,什么质量是负值,能量是负值,如此等等,一大堆,反正我不懂。他以为我知道,给我讲得很细。可在当时怎么也想不到,我在上世纪末会出版研究相对论的专著,后来会参加有关相对论的国际学术会议;以致后来还成了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的副会长。
这就是两位哲学教师在我心中种下的种子。
在南京大学学习时,适逢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苏美关系高度紧张。这时郭影秋校长给我们全校同学作政治时势报告。讲得我们大家心中明亮,不再对国际形势感到困惑。
大学五年,特别是每年的野外实习,对我的教育实在太大了。那种作为地质尖兵的骄傲,作为地下情况侦察兵的荣誉感,是发自内心的。我在日记里写道:
榔头,石头,亲爱的朋友;高山大河,舒适的炕头。群星快活地眨眼,明月幽默地微笑。大地有多少秘密哟,野夜多么迷人!
去吧,红色的尖兵!暴风雨为你歌唱,雷鸣是迎接你的热烈地掌声。
去吧,红色的尖兵!六亿人民期待着你的眼睛,只要它一笑,发现宝藏呵,消息会像风一样,传遍工厂农村,无数双眼睛将传递喜悦的感情。
去吧,红色的尖兵!光荣的使命,美丽的前程,阔天为幔帐,大地做眠床,与风雨交朋友,要山河献宝藏,大自然如此宠爱,我们还不快奔向那劳动的战场!
穆道成同学写的《美丽的一天》歌词,与此诗的意境完全吻合。“三月的鲜花开满了山岭,…林中的黄莺把我们唤醒,…我们走遍崇山峻岭,幸福就在我们脚下诞生…我们为了祖国辛勤劳动,永远奔向幸福的前程”。反映的正是我们地质队员的心声。
在这五年当中,我的家庭所在地庐山也发生了很多事情。
1959年,妈妈写信给我,让我暑假按时回家上山。可是我正在野外实习,放假时候天气已经凉了。看报纸我才知道,暑期中央在庐山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接着开八届八中全会,彭德怀同志挨整,捎带着还整了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就发生在我们家门口。妈妈的意思是让我借此机会认识到庐山来开会的中央首长,还有爸爸的老战友。
1961年庐山会议时,我的野外实习时间与暑假错开了,让我有机会在会议期间上了庐山。我的八一保育院的小伙伴们都在庐山。
庐山有个人工湖,是建设庐山水电站庐林大坝时形成的。省公安厅的叔叔告诉我们,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会在人工湖游泳,让我的小伙伴们抓住机会去看领袖们。
我们在湖边玩耍,等待着领袖们。周恩来总理先来到湖边,他脱衣下水后,我们一下围了上去。邓妈妈坐在岸边一把椅子上,看着总理。我们大概有七八个人吧,不记得是谁,相当调皮,他竟然对总理说:
“总理啊,您跟主席观点不一致啊!”
我们大家都看着总理,他确实有些紧张地问:“我怎么跟主席不一致了?”
“主席说在大江大河里游泳好,而您偏偏说在海边游泳好,这不是不一致了吗?”
总理这才放松下来,不经意地一笑。总理胳膊受过伤,根本不会游泳,在水里扑腾,洗澡而已。而主席是游泳高手,当然愿意在流水中搏击。所以二人才会有此“分歧”。记得有位记者要给总理照相,总理却说:“照相干什么?浪费胶卷!”
刘少奇同志在湖边站立着,眼睛望着远方,不知道思考什么。我们也不愿意去打扰他。过了一会儿,毛主席终于来了。
毛主席真是高手,在水里就跟闹着玩似的,一会儿蛙泳,一会儿仰泳,变换姿势,潇洒自如。我不大会游泳,不敢下深水,但保育院其他同学都是个中高手,所以在水里跟毛主席聊天。毛主席问:“你们都是江西的?”
大家答:“是!”
“都会游泳吗?”我还没来得及摇头,刘东林就说:“会是会,可是我喝了好多水哟。”
主席说:“学游泳不能怕喝水,喝一千口水,我保证你学会游泳!”
大家这下笑了,气氛轻松了许多。毛主席又下水了,游了一会儿,他在水中还要抽烟,仰面朝天,点着的熊猫牌香烟向上冒着烟;他双手打水,缓缓前游。我们看呆了,还没看清怎么回事,毛主席突然在水里打了一个转身,转过360度以后,脸部朝上,那支烟照样着着,没有熄灭。这真让我惊叹不已。后来烟蒂还是丢了,有位同学奋力游过去,想抓来当纪念品,结果没有掌握好,一下子抓得稀碎。
上岸后,我们去房间里换衣服,出来后四处张望,还不满足。后来我才明白:没有看到敬爱的朱老总!
假期快要结束时,我正在爸爸书桌前看书,突然电话铃响了。爸爸拿起电话听筒,于是我听见以下清楚的对话:
“你是谁呀?”
“陈经理,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小李子呀!”
“那个小李子?”
“我们在延安开了个商店打掩护,接待来延安汇报请示工作的地下党同志,您是商店经理,我是您的小伙计李文斌哪!”
“啊,知道了。小李子,你上庐山来吧!我跟接待处打个招呼。”对方是在九江打的电话。会议期间来人上山,都要报告并获得批准。
这无意中听到的对话,让我大吃一惊:原来爸爸在延安是从事秘密工作的联络官!他在家里可一个字都没说。估计妈妈也不知道,因为妈妈知道了肯定会告诉我。什么叫严守纪律?爸爸值得我终生学习!
这位李文斌叔叔,时任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局长。他下山就把我带到上海他的家里,我是从上海回南京的。
在庐山,我和小伙伴们还见到了来山休养的志愿军空军战斗英雄张积慧叔叔。他跟我们讲了他在朝鲜战争期间,如何打掉美国著名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故事。根据我记得的情况,当时的公开报导完全真实:狡猾的美国飞行员,利用云层掩护企图偷袭自己。张积慧发现了敌人的阴谋,就将计就计,利用特技飞行手段让戴维斯扑了个空。随即,自己的飞机跟在敌机后面,在尚没有恢复正常飞行的情况下,咬住敌机突然开火将戴维斯击落。张叔叔告诉我后面的情况是:敌人的僚机也很凶,开火把自己击落了,而自己的僚机紧跟着也把敌人的僚机击落了。所以这场战斗的结果是二比一。张叔叔跳伞落在北朝鲜自己人的地盘上。后面的情况,媒体没有公开报导过。机组总的战斗纪录是1比8,他们共击落击伤敌机8架,自己损失的飞机就是这一架。我们问张叔叔:为什么有这样高超的飞行技术?他对我们说:“志愿军空军刚刚组建的时候,朱总司令就来看我们了。他要求我们提高飞行技术,勉励我们说:‘勇敢加技术,一定能战胜美帝国主义!’所以我们就苦练飞行技术。”因为攻击戴维斯的飞行动作技术难度极高,美国方面竟然不承认戴维斯是被志愿军飞行员打掉的,硬说是苏联飞行员干的。我们就把张积慧叔叔的事迹公开出去了,让全世界都知道。
汪东兴叔叔当时“下放”到江西当副省长。他是爸爸在延安时的老领导,所以爸爸就带着我和妈妈去看望他。记得临走时,汪叔叔给了我一只西瓜,让我抱回家,重量是26斤。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文革中爸爸含冤去世以后,平反昭雪还得依靠汪叔叔!
过了多少年以后,对于在庐山上发生的事,妈妈念念不忘的却是:“这么多中央领导人来看望你爸爸,唯一肯在咱们家里吃了我做的饭的,还就是习仲勋同志,再没有别人。”她的意思很明确:习仲勋秘书长为人非常随和,丝毫没有首长架子。
1962年暑假,我按时回家了。爸爸妈妈带着我到安徽老家去了。
我跟着老革命的爸爸回了趟老家,见到了从未见过面的堂兄弟们。这趟旅行让我有些特殊化的感觉:安徽省长黄岩同志派人到芜湖接我们全家;到了合肥,住省委宾馆,晚上请黄梅戏明星王少舫、严凤英给我们演出,礼堂里是坐满了人,但安排我们在最前面中间位置上坐着。爸爸对待这种特殊招待是否心安,我不得而知。节目演出完毕,让爸爸领着我们全家上台接见演员。爸爸好歹算是首长,妈妈跟着上台有点道理。我一个学生上台跟王少舫、严凤英这种演艺界名人握手算什么呢?我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儿啦?可我不上台不行,爸妈前面领着,后面工作人员催促着,我没得选择。
吃的和住的还比较平常。宾馆伙食以粗粮为主,主食玉米面窝窝头。是真正农民家里吃的粗粮主食。因为我们是省长请来的客人,早餐优待我们一盘白面小馒头。
第二天黄省长派小车送我们一家去金寨,路过六安吃中饭。与省委宾馆相比,伙食档次提高不少,有大米白面,菜的水平也有明显提高,有鱼有肉。和客人们聊天,知道这并不特殊,而是住宿客人都如此。
晚上到金寨老家,堂兄弟们争着要招待我们。这是私宴,又是几十年难得回来,这宴请规格之高,令我瞠目结舌,简直说不出话来。虽然如此,我还觉得这很自然。可第二天早上去了集市,我彻底傻了:集市上的东西之丰富多彩,让我眼花辽乱。豆浆、油条、花卷、混吞、水饺、肉包、火腿、香肠、……反正比南京城里的东西丰富多了。
这种城乡生活水平的颠倒,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好奇心驱使我向哥哥们提问。
秦立科哥哥告诉我,他们农村实行了一种叫“责任田到户”的管理制度。土地公有制度不变,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不变,但是根据每个家庭劳动力的具体情况,经过自报公议,确定每位劳动力承包的土地数、作物产量要求等指标。年终结算,超过者奖励;没有完成任务者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处罚,或调整承包指标。这些都落实到具体地块儿和劳动力个人,如不发生疾病等特殊情况,只要努力,一般都会超过承包指标,只是超过多少的问题。这样一搞,社员劳动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所以安徽农村真的是富裕起来了。
我问他们,是谁给你们想的办法。他们说,是我们自己商量的办法。原来的办法是:集体排队出工,劳动评工分,很难公平合理。偷懒磨洋工的社员照样拿工分,社员怕得罪人,不敢互相揭发,光靠干部监督根本不行。我们提出承包的新办法,怕上面不批,我们会犯错误。没想到一报上去,省委书记李葆华同志坚决支持,说这个办法好!我们胆子就大了,全面推广了。
我说,李书记虽然是李大钊的儿子,中央不支持他也不敢吧?
“中央朱德同志支持,坚决支持!”啊,我心里敲开了小鼓:听说刘少奇支持包产到户,原来实情如此!但我还是问了一下:“那刘少奇呢?”
“最困难时期,少奇同志派部队在公路上拦汽车,凡是从安徽运粮食出省的汽车一律退回安徽本地。说安徽灾情这么严重还上交什么粮食呀!”
“那个不顾实际情况外调粮食争面子的是曾希圣吧?”
“是的,李书记就是接替他的。”我明白了,安徽人感激少奇同志是因为这件事。
回到南京以后,我在学校里免不了要讲安徽责任田到户的好处。我以为这是亲身经历,实际情况,总应该让大家知道吧?可是我想错了:有时候说真话还真的就会犯错误!
我又挨批了。不过这次跟入学时的专业思想教育不同,没有什么声势,系领导个别批评批评我就算了。为什么要把朱德的事说成刘少奇的?这对我永远是个谜。
我在大学五年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书。我觉得自己不断犯错误,离党的要求很远。但是有件事对我刺激太大,使我对入党一事高度迷茫。我们一个团支部,一共17名团员,支部书记要入党,我作为班长,是团支委,系党总支就让我主持团支部会议,在团支书不在场情况下,讨论他的入党问题。
系党总支派出党员干部,在支部会上说明了情况,就把主持会议的事交给我了。他退出会议,上面再也不管了。
会议发言还真的挺热烈。我们16个人,除了我自己,个个慷慨激昂,出乎意外的是:15名团员都反对支部书记入党。有人甚至提出应该撤消他的支部书记职务,给他处分!团支书在团支部里边为什么这么不得人心呢?组织委员是他老乡,也对他这么大意见。我仔细听了大家发言,才觉得我在班长岗位上对他是过分迁就了。因为都是班级骨干,怕影响工作,该“斗争”的地方,考虑他是支书,我忍了。总的一句话:这个人很自私。在困难时期,困难补助、学杂费减免,这样一些问题上很计较,占小便宜,失去了共青团员应有的品质。但他决没有什么能上纲上线的“政治问题”。
我不过是如实地把会议记录交上去,甚至没有提出自己的看法。但两个月后,这位团支书正式被批准入党了。而支部会上群众对他的批评,竟然变成我跟他有矛盾,要开会整他;他的入党证明我整他是失败了,我们俩的关系也彻底闹僵了。这让我干脆放弃入党愿望,在大学一直没有写入党申请书。
五年以后大学毕业,我高高兴兴地站出来让祖国挑选。我写了一份请愿书: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就是我的志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是对我的锻炼!我是班长,我带头要求去内蒙工作,结果一同去了10位同学。
6.从大兴安岭到赤峰
1963年夏天,我从九江到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参加工作。这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远离父母,奔向边疆。通知书给的时间很宽,但爸妈要我到北京多玩两天,因为爸爸的老战友赵云清叔叔在北京,我就早早地出发了。
这年夏天,华北大水之后,新修的铁路路基不稳,列车开行缓慢。我们有时会下车来跟随列车步行,走了一段路,累了就又上车坐着。到北京短短一段路,列车运行三十多个小时。好不容易到了北京,首都的一切都让我感到新鲜。出了北京站,顺长安街往西步行,很快就到了公安部门口。
公安部的吴英浩、石美华夫妇跟爸爸很熟:石美华原是庐山疗养院护士,吴英浩到庐山执行任务时与她相识,爸妈就介绍他俩恋爱成功!石阿姨调动工作到了北京。叫阿姨是出于她是爸妈的同事,其实她年纪与我相仿。
吴英浩同志叫我在北京多玩几天,给了我一张北京地图,又借给我一辆公安部内部自行车。这是因为我说,我想出去住,因为每次进公安部大门都很麻烦,要登记,还要打电话找他。他说,有了这辆自行车,你就可以自由出入了。到门口下车,慢慢推着走就行。我看了看后面的车牌,心里明白了。
玩了几个地方,我还是惦记着爸爸交待的要找赵叔叔,于是辞别了吴英浩夫妇。我乘公交车到了城西的亚非学生疗养院。赵叔叔在这里当院长,他接到门卫电话就跑出来接我了。
赵叔叔跟爸爸在延安就熟悉,他们交情很深。他对我非常亲切,把上级发给他的人民大会堂观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票送给我,让我去看演出。但他从来不跟我讲他和爸爸在延安时的对敌斗争故事。这在那大兴“革命传统教育”的时期,真的很不好理解。其实,这些事爸爸从来也不跟我讲,一个字也不透漏,这就难怪赵叔叔了。
北京到呼和浩特很方便。到了呼和,那又是一番景象。来不及欣赏那大街上行走的骆驼和感受凉爽的北风,就又上火车经过北京赶往内蒙东部的乌兰浩特去了。我的工作单位,地质部内蒙古自治区地质局第二区域地质测量大队,大队部就在乌兰浩特。
报到时人事科长就说我,这么好的机会还不在北京多玩两天,反正九月十五号以前报到就开全月工资。我听了以后觉得有点奇怪:工作单位和学校教育真就不一样,难道工作积极有错吗?我被分配在二分队,二分队管理员李长贵同志过几天会回大队拉粮食,人事科长让我到时候跟李长贵上野外。
二分队在德伯斯,这是大兴安岭深处,九月下旬,天气已经相当寒冷。我见到分队技术负责人徐天赐、指导员韩兰玉、分队长庞喜贵和地质测量大组长史济传。将来要跟这些同志共事,我希望早日了解他们,也希望他们认识自己,帮助自己早日熟悉工作。按地质部的规定,大学毕业生参加工作头一年属于实习,在实习期间的工作在老同志指导下进行,不负技术责任,一年以后转正才成为技术员。分配给我的任务就是跟随工人张福林同志挖探槽。
探槽就是在地面上挖2米宽的沟,深度、长度则根据地质工作需要来确定。我看了一下分配给我的任务,马上就知道这是为了寻找侵入岩和沉积岩的接触关系。于是,除了保证槽的宽度和两壁平直,我在两种岩石接触处特别加深,并把它们的侵入关系显示得清清楚楚。我挥动锹镐,干得浑身是劲,这么冷的天,还出了许多汗。大组长史济传带技术员来编录的时候非常满意,技术员甚至感慨地说:每个槽探工都懂地质就好了。事后开座谈会时,我就向分队建议:反正我们要对群众进行地质科普宣传,要发动群众报矿,还不如就拿我们队上的工人练兵,讲讲试试,看他们能不能听懂。全队工人都有了地质常识,我们的找矿工作会有重大进步!领导采纳了这个意见,地质队的工人们成为地质科普和发动群众报矿的另一支突击力量。
9月底,德伯斯迎来一场大雪。1963年国庆节假期,我们是在冰雪中度过的,有《兴安飞雪》一首为证:
兴安飞雪迎国庆,铺天漫地滚似棉,银山巍峨舞蛟龙,白原静谧没墙垣,足踏碎玉声悦耳,鸟飞撞树冰击脸,狂客狂欢因狂喜,早知雪源盖草原。
这首诗中我最得意的两句是“足踏碎玉声悦耳,鸟飞撞树冰击脸”。德伯斯初雪时,林中的鸟儿缺乏精神准备,它们飞起来会撞到细细的松针上,而此时的松针已经粘上了一层薄薄冰雪,很像一把透明梳子。经鸟儿一撞,碎落的冰雪正好掉在观看它们的地质队员脸上。我们在初雪形成的冰层上走动,那碎冰的声音很清脆,真好听!这是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的图像。
尽管下雪,我们还得在野外工作,因为这里的热天短,冷天长。如果怕冷不出野外,我们就没有办法工作。大约要到11月中旬,大地冻结实了,实在没法干了,我们才收队。
回到乌兰浩特以后,经过内业整理,画图,写报告,政治学习,就该准备放探亲假了。在这个大队,我们南大这年来的同学一共有四位。新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头一年没有探亲假,所以就在大队部过年。
大队领导怕我们想家,在生活各方面对我们照顾得很周到。1964年的新年,我们四个同学在乌兰浩特玩得挺开心。这里有个成吉思汗庙,我和程文志前去拜访,在庙门前冻后开化的泥土里,我们用棍子去挑,挑出来几只箭头;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捡出来一看,结果让我解开了《三国演义》故事里的一个谜:赵子龙用箭射断了东吴船只上面的帆索,那船帆就掉落下来,再也扯不上去了。而刘备的船只却扯满风帆,飞一般离去,让东吴周瑜想杀害自己的阴谋不能得逞。如果这只箭的箭头,前部是像锥子一样,它就应该钉在桅杆之上,不可能把绳索射断呀?现在我看到真的箭头(簇),像银杏叶子一样,前部是扇形刀刃,后部才像锥子头,很方便插进箭杆头部。这扇形刀刃只要呈水平状态砍向垂直向下的绳索,绳索自然会断。而且这种扇形刀刃,在战斗中极易致人死命。心里受到启发,就弄了一段文字,说说这成吉斯汗庙:
兴安东南科尔沁,元祖初尊形胜地,墙外犹余奔马声,殿内似传灭金计,庙前遗存亿锋镝,草原深埋万蹄迹,势吞欧亚无遗憾,一代天骄造化奇。
1964年出野外,我的任务还是挖探槽。
这是在两条平行山脊上布置的探槽。工人回广发跟我遥遥相望,初夏的阳光照耀着大地,觉得很热。干了两个多小时以后,浑身大汗淋淋,我就把上衣脱了,光着膀子挥动着锹镐。
这样工作不到十分钟,我就远远地看见,回广发师傅也把上衣脱了,光膀子干活,好像要跟我比赛一样。这下我着急了,停下手中工具,面朝他大声喊叫:“不能脱衣服呀!阳光太强了!”无奈距离太远,他根本听不见。打手势也没有用。我只好继续挖我的探槽,注意规格和符合地质目的。
晚上回到分队,吃饭的时候,我听到回师傅在那里跟张福林嘀咕,说你给我看看,背上晒破皮了没有,怎么这么疼?张福林是分队兼职卫生员,不知道给他想了什么办法,好像不大解决问题。他走到我身边,说南大的这小子,你怎么就没事儿?我心想自己是个老工人了,难道还不如你知识分子扛晒?我说:“回师傅,我们俩距离太远了,我喊什么你也听不见。真没办法!你没看到吗?我工作地点头上有棵大树,太阳晒不着哇!你那里头上没有树阴,直接晒太阳,当然受不了啊!”“啊!”他这时似乎明白了。
但这件事对我启发很大:一切要看条件呀,条件根本不一样,采取同样办法能不出事吗?
劳动实习尚未结束,大队领导打电话通知分队,要我赶快回大队部,说有新任务。我就乘车急忙赶回乌兰浩特。原来是“四清运动”在全盟展开,大队党委派我为第一批队员,另外还有三人参加,他们都是老同志,只有我还在实习期内。
科尔沁右翼前旗党委召开大会,布置“四清”工作。这时,我们和开展“四清”运动的公社干部、大队干部一道学习中央文件。什么前十条、后十条、23条先后都学了。我已经知道:保定地委开始搞的“四清”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今天来看,这是经济管理问题,的确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我被派驻的乌兰哈达公社有个合特大队,合特第六生产队那年杀了5头牛,账上一共记了50斤肉。我就问六队的会计:“这是袖珍牛吗?”会计跟我说实话:“大队书记的姐姐,来割牛肉,谁还记账?连约都不约!其他大小队干部,顺手割点肉的有好些个,多少都会弄点。只有老实社员才称重记账,而且稍稍跟干部有点关系,就会故意多约少记。”想方设法占公家便宜,是基层管理中最常见的现象。
但是中央文件提出的问题,把“四清”改成了“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阶级”。我们一边学习,一边感到迷惑不解:思想怎么清得了呢?他想什么你知道吗?组织、阶级可以查档案,政治又如何清呢?有疑问不能提出来,必须坚决执行上级指示。
第一期四清,工作组成员中大学生不多,我被留在公社工作团当秘书,没有下派到生产队。我的任务是做会议记录,写申报材料、总结、专题报告等。我当秘书,常常要请示领导,催下面报材料等。但是,公社、大队的干部和工作组长等,年纪比我大,资格比我老得多,都对我毕恭毕敬,开口闭口,都是陈秘书如何地叫着。这使我实在受不了,却又不敢稍微有所表露。因为我考虑自己是实习生,还没有转正,不能不小心谨慎,生怕出什么纰漏。
四清使我认识到:当时人民公社的管理水平实在太低,因管理不善而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有一本工分账,让我哭笑不得,居然记了有2月30号和31号的工分。我把记工员找来问他怎么回事?他自己看了也傻在哪儿了。想了一下,他才告诉我实话:他们很久都没有记过工分账了,听说四清工作队要查账,临时赶着造假账,结果就造漏馅了,真对不起!好像造假账看不出来就正确了,就没有什么对不起了!这反映了公社基层干部的心态。
四清运动还真的发现了好干部,大公无私到令人感动:一位名叫图舍特的蒙族出纳员,大字不识一个,居然从来没有错过账。我问他有什么窍门?他说他让老婆给缝制了几个不同颜色的布口袋,不同颜色的布袋装不同用途的钱,决不能混淆。自己的钱和公家的钱更是分得清清楚楚。
这说明什么呢?几十年以后回忆这些事,我想说的是:干部本身可能不是贪污腐败的根源,而制度不科学造成贪腐容易,反贪难,很可能是腐败的催化剂。可惜四清没有“清制度”之说。因为一说制度不好,有人就说你要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要上纲上线斗争你。
蒙古族干部都会说东北口音的汉话。但刚开始时,他们不了解我的为人,发言全用蒙古语,我一句也听不懂,只知道最后一句“巴里结”,是“说完了”的意思。宣传中央文件,结合实际,又经过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看到我诚心为他们办事,个个都放弃了蒙古语,改用标准的东北话跟我谈问题。
我就住在一名“根子”家里,与主人两口子住“对面炕”。
四清工作队员下乡,要讲究与社员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住,就一定要住在阶级出身好、立场坚定的四清积极分子家里。工作队要依靠的社员,叫“根子”,是通过“扎根串连”选定的。如果有很特殊的情况:工作队员需要住在这小村里,而小村里没有贫下中牧,蒙古语叫“亚都玛拉沁、亚都力克玛拉沁”,就只好住在出身不太好的社员家里。当时摘帽地富都叫“农业劳动者”,如果那个“农业劳动者”家里住了工作队员,那他家里会感到无上荣光,会向自己的亲友们炫耀。像远近知名的大地主王色楞,是我们的斗争对象,当然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去他家里住的,连吃饭喝水都不允许,否则就是犯阶级立场错误。
所谓对面炕,是在同一间屋里南、北两铺炕,中间是通道。实际两铺炕上无论干什么互相都无法回避。这是为了取暖的需要,就是做饭的那点火烧炕,已经够暖和了。这既是“根子”对我的信任,也是当时牧民住房困难的实际情况。
落实中央文件也必须从牧民实际出发。我认真学习文件,但对待四清中遇到的具体事,我会考虑实际上应该怎么做,才能对社员有好处,决不会死搬硬套。这使我赢得了绝大多数社员的信任,他们对我的信任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于是,发生了下面的事情:
乌兰姑娘才十八,美丽大方一朵花,放马种地称好手,能歌善舞人人夸,爹在民兵当营长,妇联主任是她妈,运动积极肯发言,工作队员住她家,欢天喜地无忧虑,活泼好动闹喳喳。近日情绪有变化,耷拉脑袋少说话。就在一日晚饭后,村西河边烬彩霞,姑娘约我此处见,说与我听悄悄话。乌兰未到我先到,满心疑惑心乱跳,不说队员有纪律,自己心中也没底,出现万一怎么办?心急脸上不能急。正在七上八下时,姑娘来得也及时,开口一句定心丸:找你因为我信你,此事谁也不能讲,朋友爹娘都回避。我与合特小伙好,两心相印两年许,突然爹妈要我嫁,嫁给之人我不识,心中斗争很激烈,不知我该咋处理。我说你想怎么办?她说不嫁不识人!父母要逼唯一死,这条大河深丈余,没辄我就跳下去!生命对人太宝贵,姑娘千万想仔细,婚姻自由由法定,谁都不能犯法律。父母本是好干部,应该通情并达理,你的想法讲清楚,他们不会为难你。她说你是不知道,爹娘脾气犟得奇,万一他们不同意,丢人现眼闹对立,不想二老太生气,所以单独来找你。劝你先找县妇联,美容主任会帮你;我再同你爹妈谈,双管齐下没问题。听罢劝说心欢喜,为我唱歌表谢意,莺鸣鹂啭传好音,夜来笑声伴梦语。
这事儿还真的就是这么解决的。除了我跟她爹妈做工作,就是请县妇联主任美容出面。她也是四清工作队员,我向她介绍了乌兰的情况。她耐心地跟她爸妈谈了几次,使二老认识到婚姻自主的意义。这是妇联正常工作,而且她跟她妈有上下级关系。美容主任高高的个子,脸型有点胖,但办事认真,有效率,至今我印象深刻。乌兰姑娘找我的时候,急切而神秘,使我心里敲开了小鼓:早就听说蒙族姑娘热情奔放,万一要是……,那我就违反纪律了。这种事说不清楚,而且越说会越黑。可是不管怎么样,我认定了:社员的利益始终要放在首位,所以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应跟她谈。事情原来如此!这多好啊!
第一期四清结束,我紧接着就干第二期。
因为我是有经验的“老”队员了,这次就把我派到生产队去了,成了驻点工作队员。
工作相当顺利,但工作之外的烦恼却增加不少。我不再像当公社工作团秘书时那样“受人尊重”了,一会儿工作队的领导叫“小陈儿,去供销社给我买包烟。”一会儿是大队书记跟我说“小陈儿,你帮我把这通知送到第五生产队去。”我居然成了大队干部和工作组领导的通信员、勤务兵。但我默默地承受这一切,在内心真的把自己当成是为首长跑腿的小兵。我认为,这也是对我的考验和锻炼,对今后工作一定有好处。
我们这个生产队的工作小组长,由在1938年就是八路军骑兵排长的傅胜同志担任。他已经40多岁的人了,在本单位肯定职务不高。因为负责公社四清的工作团长也不过是旗公安局长,属副县级干部;而负责本大队的工作组长是内蒙一个学校的副校长。这两层“领导”的资历都比傅胜同志的资历浅,傅胜还要在他们领导之下。为什么职务上不去?我跟他接触多了,慢慢地就了解了:这人脾气太直率,说话不转弯,可能得罪了某些领导吧?我是这么猜的,不好意思问他。
工作之余,傅胜也给我讲一些战斗故事。当他知道我生父是烈士、养父是红军以后,我们就更亲近了。他说人民,人民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没有人民,特别是没有农民,我们算个屁!早就挂了(死了的意思)。他说话粗鲁,常带脏字儿。他是老党员,1937年入党。说起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山东老乡家里养伤,房东大娘对他的好,“简直比对亲儿子都好!”“哎!”说起现在的“四不清干部”,他就来气了:“全部撤职,换一批人,上来没多久,就又变了。”“权力、好处就是勾魂的东西,不是为这些,干部也不会腐败吧?”“能不能让干部全变成尽义务的?不拿好处?”说完他又摇摇头,表示行不通。
他和社员干活、聊天成天在一起,谁家的大事小情他都关心。我记得他为小伙子介绍过对象,两个人到四清结束还没结婚,但是两人谈上了。他还为老年社员买过胃药。他做了许多小事情,别人看着不起眼的事情。这样的共产党员,心紧贴着群众,他职务不高,但我服。他让我重新考虑自己的入党问题。
我和傅胜成了知心朋友,想不通的问题就问他:“我在前期工作组只是个秘书,实习生还没转正,可是各级干部对我恭敬得很;到了后期,我转正了,是国家干部,老队员,他们反而不把我当干部看,拿我当勤务兵使唤,这是为什么呢?我想不通!”
听我说完,他忍不住哈哈大笑了:
“亏你还是大学生,这点道理都不懂。还想不通呢,这太正常不过了!你想想,当秘书你是接近有生杀大权的人哪!你跟工作团长说一句,那个大队工作没做好,那还了得!他们巴结你是想让你在领导面前多说好话,不说他们的问题。”
啊,原来如此!是我在狐假虎威呀。我佩服地点点头,他接着说:
“你当了驻队工作队员,生产队里可能把你当回事,大队和公社干部、工作组领导那能把你当回事呢?你管不着他们了!”
是啊,利益决定态度。这太现实了!可这就是现实。你不服不行,还得学会对付它、利用它。人哪,越来越不真诚了!我看看傅胜,傅胜同志还是那样真诚地对我。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高大起来。
这两期四清,我跟社员相处得很好。因为工作忙,我没有时间上乌兰浩特市去,社员们进城买东西,就非给我捎点好吃的。我要给粮票给钱,他就说我看不起他。我说这是纪律!他说什么叫纪律?你情我愿,有好东西咱俩一块儿吃,不分家,有什么问题?小事我就不计较了,原则问题必须是非分明。
我们在四清工作过程中听到消息:
我们大队马上迁往赤峰市平庄区,那里比乌市离家近了好多,我们关里的同志都很高兴,辽宁、吉林的同志也同样愿意去赤峰,离首都北京也近了。这次大队部迁移,据说和燕山地区金矿大会战有关。国家在外贸方面遇到不少困难,急需黄金,那地区原来有个红花沟金矿,是二零三地质队在搞。二零五地质队在黄岗山搞铁矿。就缺少区域地质测量工作,不利于扩大找矿效果。再者,在矿产密集地区优先布置地质测量,也是地质部的既定方针。
四清一结束,我们马上打好背包,乘火车去新大队部。
赤峰市是昭乌达盟地区级政府所在地,相当于内地的专员公署所在城市。别看现在的平庄区建设得很不错,但当时新队部所在的平庄区岭上,就是地地道道的乡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