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中学生活纪实

1952年，教育部决定春季班和秋季班合并，取消春季班。六上年级的学生面临两种选择：要么留下来，再学一年功课，跟五年级同学一块儿毕业；要么就直接去报考初中。我们有四个人报考，幸运的只有我一个人以刚刚及格的分数被录取了。我们毕竟比别的孩子少读半年书！

俗话说：有一利者必有一弊。我因为少读半年书，在初中时功课跟不上，觉得很紧张。自己渐渐就有了破罐子破摔的想法，调皮、懒惰，喜欢用纸折弹弓子儿打人背。好玩，但不伤人。上课思想不集中，会听见隔壁剧团排练唱戏和锣鼓声。我所读的是南昌市立中学，后来改名南昌三中。南面紧挨着江西省总工会，我有时候不喜欢学校伙食，就去省总工会食堂吃饭。很可能吧，我在班主任眼睛里就成了问题学生。不然，我妈妈也不会知道这些事，特意调动工作到省直第二招待所，让我从学校搬回家住，从住校生变成走读生。

第二招待所在东湖边上，离南昌二中很近。刘赤生比我晚一年上中学，就是在南昌二中。这下好了，朱阿姨在招待所工作，他就可以住在招待所里，去二中上课，多方便哪!于是我就和刘赤生在招待所住同一间房，他上学可比我近多了。

班主任周纪林老师，对付我还真有一套。她知道我喜欢写作，就找我参加《青年先锋社》的工作。这是学校的黑板报，有六块黑板，每周出两期，都要写满。周老师知道我写字不行，改文章还可以，就让我当校黑板报编辑。我们在楼梯下的一间小屋里办公，一共三位编辑，另两位是高中生，就我一个初中生。最紧张的一次，我们三个人一天要处理三百多份稿件。那篇文章能登，那篇稿子要打掉，全由我们三个说了算。就是老师写的，不行就是不行，不讲情面。最花时间的是对选中的稿子进行修改，错别字、用词不当都要改正好。这样我的业余时间全被占了，想调皮捣蛋也没有时间。再说校报编辑是很有面子的工作，学校重视你，你就不应该给学校丢脸是不是？我的思想渐渐变了，行为自然有所收敛。态度好了以后，学习成绩也就慢慢好起来。除了体育，因为年龄小，个子矮，往往没有好成绩。但也不完全如此，比如单杠、双杠，垫上运动，还可以弄个4分什么的，跳绳至少能及格。短跑、跳高是我的灾星，没法及格。但音乐、美术有进步。这样我的总平均成绩在全班已经是中上水平。

光编辑别人的稿子，自己就有点儿手痒。有次打扫卫生，班长嘴里有痰，就吐在大家刚刚刷洗得干干净净的痰盂里。几个同学上去抓住他，把头往下按，生气地说：把痰吸出来！这当然是气话，但对其他同学就有了影响。有人说，学校检查组马上来检查了，你这么弄，我们的卫生红旗就跑了。我目睹全过程，灵机一动，就写了一篇文章“痰盂是干什么用的？”说明打扫卫生不是为了应付评比检查，有痰吐在痰盂里是正确行为！我不是拍班长马屁，而是讲清楚一个道理：要放弃虚荣心。

初中生已经开始有懵懵懂懂的感情生活。周老师为了治理调皮捣蛋的男孩子，让男女生分开按高矮个儿排队，然后一名男生配一名女生，非要让男女生同坐一桌。这样，小孩子讲男女界限，就调皮不起来了。至少同桌的两位要老实点儿。一开始，我也觉得跟女同学讲话有点别扭。时间长了，两个同桌不讲话成什么样子！革命后代还能这么封建吗？我看她上课，有时候两只手还在轻轻地晃动着，下课时就问她：

“上课时你怎么不专心听讲？两只手在下面动什么？”

她说：“啊，对不起，影响你听课了。五一节要演出，我这手总不听指挥。”

她叫何凤曦，比我大一点，是班上的文艺骨干。从此以后，她就主动跟我说话了。课堂里的事，《青年先锋社》的事，我们都愿意交谈。

我才十四岁，《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岳飞传》全读过了。所谓好读书不求甚解，说的就是我了。脑子里乱糟糟的，理不出个头绪。但是，女性占全人口的一半，这个我知道。不了解女性，就是不了解社会。我是真心实意地想交个异性朋友。所以我对她说：“我想叫你姐姐，可以吗？”她痛快地回答：“当然可以。”这样我们就又近乎了许多。

别的同学怎么看我们，我们就管不了了。长大以后，她嫁给了一位姓傅的先生，我祝福他们幸福。其实初中毕业以后我们就很少再见面了。

初中还有个同学叫李光裕。他也爱看小说，对古典文学感兴趣。这样，我们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有次在万寿宫的旧书摊上，我买到一本发黄的旧书《孙子兵法》，我们轮流看，还发生了争论。争的什么事，我现在忘记了，好像是孙武和孙膑到底什么关系吧，最后两个人都没有搞清楚。

更多的合作是在演出的舞台上，我们俩爱说相声。坦白说，全班就我跟何姐姐，还有李光裕的普通话好些，所以只能跟他搭伙说相声。我们崇拜侯宝林，但他老人家不知道。我和李光裕在三中舞台上，模仿侯宝林，说得全场哈哈大笑，我们俩只管表演，不为所动。

初中毕业时，学校放假复习功课，准备迎接升高中的考试。这时很不巧，我生病了。整个人昏昏沉沉地，说不出有多难受。妈妈工作的招待所有位会计阿姨，叫周定淑，她哥哥叫周定扬，是有名中医。说叫周叔叔看看吧，周定扬就推荐了一位老中医给妈妈，说老红军及家属看病不收费，还有付不起费用的穷人也不收费。妈妈感到新奇，就把我带去看病。

这位老中医叫徐少庭，看样子有五十多岁。别人都在排队，他对病友们说：“这位学生要考高中，复习功课时间很紧张。请大家让他先看吧！”这么一说，排队的大人都主动地给我让开地方，让我到前面先看病。他摸摸我的脉，叫我张嘴看看舌苔，然后开了付中药，跟妈妈交代如何熬药，如何服用，我们就回家去了。按徐大夫嘱咐，我以后每天去一次，三天后再决定要不要继续看。我的身体渐渐就好了。复习功课的这段时间，就是我看病休养身体的时间，所以基本上没有复习功课，就去迎接考试。

妈妈看我这个样子，就对我说：“这次考高中，你不要有压力。能考上就上，考不上就明年再考。反正你生病了，没有时间复习功课。”妈妈给我吃了宽心丸，我也就心情轻松地参加考试。我被录取在江西省第一高中。第一高中是全省唯一只有高中部，没有初中部的学校。省一高后来改名为南昌五中。南昌五中因为“文革”期间出了个“一小撮”造反派组织而闻名全国。

至于当时的考试成绩，三年以后我才知道：总平均80.2分，全班第二名。我们上课时学习苏联，采用5分制；但会考还是采用百分制，各学科满分都是100分，录取依据平均成绩。

我感谢妈妈给我精神上“松绑”，更感谢老中医徐少庭。他有个儿子叫徐大成，继承父亲事业，也成了名中医。他姐姐的医术同样得到父亲的真传。当时，徐大成和我一起玩康乐球，很有趣。我跟徐家熟悉了，就经常去那儿。有次看见徐老中医从一位病人耳边拔出针来，突然对着病人的耳朵大声说：“你好了没有？”

那位病人似乎很吃惊，感到太突然，迟疑片刻才回答说：“好了，好了，我听见了。谢谢医生，谢谢医生！”原来这是一位耳聋病人，好多年听不见声音，让徐少庭连续二十多天针灸给治好了。神奇的是：徐老早不问他，晚不问他，偏偏这个时候问他，就是精准地知道这时他一定会好！

为了纪念这件事，我的小脑袋瓜里诗虫作怪，弄了几句：

《赞徐少庭》

一针去百病，万民仰首敬，

有此真仙在，不慕扁鹊名。

我想，一名初中学生，发自内心，徐老中医应该笑了。

妈妈喜欢跟人讲徐少庭的故事，她亲见徐少庭为穷人看病不收钱，为老红军及家属看病不收钱的事。的确如此，给我看病不收钱不说，到了吃饭时间还请我在他家吃饭。一开始我不自觉，还真的吃过几次。后来就注意这事儿，去玩耍或者看病都不要离开太晚。

这事儿传到了副省长邓洪哪儿，邓洪决心让徐少庭给自己看看病。结果徐少庭医术十分高明，给邓洪看病效果极好！邓老觉得这么大的事，他不收费怎么好呢？思来想去，想出来个高招：给徐少庭送块匾！于是他请人精心制作了一块赞扬徐少庭的金色匾额，挂在徐少庭诊所的门头上。这一个动作不得了，副省长送匾颂扬老中医，这位中医一下子名气大得惊人了。市政府为他专门盖了一个新的诊所，人大代表等荣誉头衔接踵而至，这以后我们见面反而少了。

后来听说了徐大成的故事：文革期间，他家也要被抄家。徐大成急坏了，就跑到井冈山去找程世清和韩先楚。门岗不让上山，说你谁呀？牛逼哄哄的？大成说，我是徐大成啊！你赶快打电话给山上，我找程司令员有急事！门卫半信半疑地给山上打了电话，没想到程世清说：你叫徐先生在山下等着，我马上派车去接他！门卫这下傻了，对徐先生毕恭毕敬。

知道徐先生被抄家的事，程世清马上打电话给南昌市革委会负责人，把这姓于的好好地撸了一顿。要他马上退还抄家物品，向徐先生家人赔礼道歉。为什么是这样？原来徐大成是专门为省革委领导和福州大军区首长看病的，这些领导都跟他熟悉，就这于德馨好像眼瞎。

这事属于道听途说，供参考吧。

回头还是说我在南昌五中的事。五中首任校长赵恩民，副校长单发喜，后来接替赵。这两位校领导在全校师生员工中的威望极高，我们很愿意听他们做报告。

五中没有初中的小朋友，面对的都是大孩子，他们开始思考人生和未来，开始关心国家大事和国际形势，这对于教学又有了新的要求。

五中是全省唯一进行军训的学校，教官由一名上尉和一名中尉担任，对我们学生像对待入伍新兵一样，严肃认真，一丝不苟。除了投弹、刺杀，利用地形地物，还讲国防知识的理论课。这激起了我对军事的兴趣和想报考军事院校的决心。坦白说，我对军训课非常用心。可惜我的眼睛不争气，近视越来越严重。军训课要考试，成绩和体育一样影响升学。多亏高中有军训，我在参加工作以后担任民兵排长才一点不觉得为难。民兵射击训练，我高度近视，三枪打了二十五环。

学校有次请了一位老红军给我们讲红军故事，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他详细地讲解了长征期间，朱德同志如何跟随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南下，路上一边走着，一边一个连长一个排长地进行说服动员。劝他们北上抗日，放弃南下路线。他硬是这样领导着一批执行中央路线的干部，从基层干部和战士们的思想工作做起，把四方面军的绝大多数同志都说服了。以致最后，连张国焘自己也不得不跟随部队北上，再次长征，加入红军北上抗日，建设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的行列。总司令这种耐心细致不辞辛苦，为着抗日大计，团结每位红军的精神；和在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八百壮士继续革命，最后上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是同样重要的贡献。甚至是消除了国共合作抗日的障碍：试想，如果红四方面军在大西南打游击，国民政府能不能从南京撤到重庆都成了问题！如果撤到重庆，一部分红军在后面捅国民党中央的屁股，还怎么可能有国共合作？

他的报告，让我充分认识到朱德同志的伟大和谦逊，敬意油然而生。

南昌五中最为轰轰烈烈的事，要算是勤工俭学。在老红军战斗精神鼓舞下，我们参加了一系列的社会劳动。

到火车站卸砖。按每块5斤计算，一次挑14块砖，也有70斤，可是同学们挑起来就快跑。连把砖装框的、码砖堆的，都累得浑身是汗！这可能是付费的，车站给了学校多少钱，我们不知道。更多的劳动是义务的。比如在学校里挖了个“跃进圹”，是为了迎接大跃进，自己养鱼养鸭，增加副食供应。实际效果如何，天知道。

印象最深刻的，是到朝阳洲修堤。那是冬天，刺骨的寒风，夹着雪籽儿打在胸口上，我们排着队顶风走在江堤上，没有一个学生叫苦叫累。外衣上面有了些薄冰，记得女同学虞斐斐开玩笑地说：“我们这下披上盔甲了！”晚上到了宿营地，生产队给我们准备了干稻草，睡的还挺舒服。衣服上的冰片自动地都掉了，所以也不用烘烤。最来劲儿的是吃的，太晚了，来不及做饭了，一个人发给一个大白萝卜，洗干净了，辣辣的，甜甜的，还真好吃。

第二天分配任务的时候，出状况了：我们班分配的堤坝长度，整整比别的班长了六米！怎么办？班长邓裕发征求班委们的意见，大家说，多六米就多六米吧，咬咬牙，硬挺过去也许能完成任务！班委会没有向同学传达这件事，大家一如既往，埋头苦干。

一周劳动下来，任务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班还有三米多堤坝任务没有完成。这是怎么回事？分管勤工俭学劳动的老师着急了，来找邓班长。老师说发动其他班同学帮忙，最多一下午就完成了。邓裕发坚决不同意，说自己的任务一定自己完成。跟同学们一商量，大家说我们加把油，一定能完成任务；你们留下时间去检查堤坝的质量，该补课的补补课吧！

老师觉得有道理，想到最后要各班评比，还得看质量和堤坝长度。于是领着技术人员去检查堤坝长度和质量，这才发现给我们班多派了六米的任务；老师也就知道所谓邓裕发班没有按时完成任务是怎么回事了！

借着勤工俭学的名义，我还到学校厨房去帮厨，学会了包包子，洗菜、切菜等，炒菜不允许我们动手。更多的是收菜盆、饭钵子，统一清洗消毒，擦桌子，拖地等。我们六个同学干了五天，才知道就是生米煮成熟饭也不容易啊！经过劳动以后，我们对食堂卫生特别重视。炎炎盛夏居然找不到几只苍蝇，同学们也很少因饮食不洁而生病的。

因为参加劳动，我的力气也大了不少。有次校医来给我们检查身体，给我一只握力计。我拿过来一看，弹簧已经生锈了，就对校医说：“握坏了要不要赔呀？”他看着我说：“你就用最大力气握吧，检查身体那有要赔的道理！”他话刚说完，不知道我怎么一用力，那只握力计，真的让我给握坏了：弹簧压缩在一起再也起不来了。校医看看我，满脑子疑惑，不怎么情愿地给我换了一个新握力计。测试结果：左手握力60公斤，右手握力62公斤。

高中时期，其实我们特别关心政治。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是伴随我们升高中而发生的。当时我的想法是：不管什么人，你反对共产党就是不对！别的不用说了。可是，他们真的反党吗？听说胡风是鲁迅的亲密战友，而鲁迅在我们心目中地位很高，这就有点儿无法接受了。听说胡风集团牵连了很多人，这又有点想不通：坏人不是只有极少数吗？想想可以，说出来一定要慎重，因为自己是红色后代，不能在政治上犯错误。

有位地理老师，讲到广东省的时候说，有人提出来要把海南岛单独划一个省，这个意见其实很对。因为广东省任务太重，根本顾不上海南。海南还要管南海各个岛屿，管一大片海，不单独建省，根本完不成任务。记得在讨论时我还发了言。我说：“要建省，最好把雷州半岛划给海南省管，这样统一琼州海峡两岸的管理，给海南一个登陆的桥头堡。”我的发言得到老师的赞许。可是没有想到，首先提出海南建省的冯白驹同志成了“地方主义”。1957年，在广东开展的反右派和反地方主义斗争中，冯白驹受到错误的批判，被撤销省委书记处书记和副省长职务。现在我们才知道，首先提出开发建设海南岛的，其实是朱总司令。

1957年的反右斗争对于我们高中生有很大影响。虽然学校没有直接把谁划成右派，但是我们积极对右派言论进行批判，已经接受了左倾思潮。我自己的思想当时比较左，认为右派对党和政府进行恶毒攻击太没有良心。用当时的话说，这叫做经过了战斗洗礼。我正在积极申请入团，心里想着接受组织考验，很自然地冲上批判右派言论的最前线。我所抨击的不是全国知名的大右派，而是一个名叫金平的小右派。正因为这样，才使人觉得我反右斗争很积极。但仔细回想，在整个运动中，我没有“揭发”任何人，只对公开发表的言论进行批评。一个中学生，不可能掌握别人深藏着的“有份量”的右派言论，所以也揭发不了什么。

在高中毕业的1958年，我入团了，同时成为全校只有两名的“勤工俭学积极分子”之一。在大礼堂主席台上，有人给我戴上大红花。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接受这样的荣誉，有点不知所措。我根本想不到会是自己，因为像我一样投入艰苦劳动的学生太多，就在我们班上，我以为我的劳动表现也许刚够中上水平。事后分析，可能有两点原因：其一，我外号“小胖子”，劳动中出汗特别多，我也就顾不得擦汗，拼命干活，这样就显得特别积极；其二，我是干部子弟，没有骄娇二气，跟同学们一块儿干活，那怕表现得都差不多，大家也会首先想到我。我这个“积极分子”是怎么报上去、怎么批准，我一概不知道。让这个秘密保持下去才更有味道。

毕业时间到了。学校决定：我们班有三个人保送：团支部书记罗来保和我，还有另一个同学。我们仨不参加复习功课。高考复习期间，我跟着罗来保同学跑出去搞外调。除了我们自己以外，全班每个同学的家庭情况都要进行了解。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社会关系复杂的同学，联系他们平时的在学校的表现，使我“真正”懂得了“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的道理。平时开会不发言的同学，往往因为家庭背景复杂，怕在政治运动中挨整，所以谨小慎微。我以为自己这才掌握了阶级分析的方法。

属于军事学院的北京工学院，来南昌招生。一看档案和毕业成绩就选中了我。这位来招生的部队干部对我说：“你出身革命干部家庭，刚刚入团，又是勤工俭学积极分子。我们决定录取你了。北京比南昌凉多了，你去北京要带好衣服，别冻着了。我代表学校欢迎你，8月底北京见！”

我兴奋得不得了。心想，参军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开始我想学物理，制造坦克；他说国家对炸药要求更迫切，希望我学习化工。我说，没问题，服从分配。他跟我郑重地握手。

5.投身地质工作

1958年的夏天，是大跃进的夏天，也是令人焦躁不安的夏天。中学终于毕业了，我上庐山回到家里。爸爸是庐山疗养院总院院长，妈妈在庐山小学教书。我们开始住在河南路591号；后来迁到庐山疗养院总院，在著名的美庐南面不远处。

在庐山过的暑假很舒坦，再也没有暑假作业，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我和石蔚苍跑到石门涧的沟豁下面去了。我们倒着往下走，背朝前面，眼睛看着陡崖，四肢依附在崖壁上的突起或者凹陷之处，慢慢地向下移动。耳听着瀑布的轰鸣，我们失去了恐惧感，小心地走好每一步，只觉得很好玩。等我们到了沟底，清澈的水池里还有小鱼在游。在清泉水里洗手，喝水。用手抓鱼，根本抓不着。沟底下玩了一会儿，我们就又像壁虎爬墙似的往上爬，返回路上便轻松多了，没有多久就回到峭壁顶上。我们真真切切地体验了一把“上山容易下山难”。

别的同学的录取通知书早就到了，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还没有到。我和妈妈都有些着急了，到处打听，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妈妈实际比我还着急，可她却安慰我说：“你不是保送吗？录取通知书早晚会来的。”

眼看快到8月下旬了，收发室黄叔叔给我送录取通知书来了。我从黄叔叔手里接过来打开一看，整个人傻在哪儿了。

原来不是北京工学院，而是一份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录取通知书！

我的志愿里没有这个学校哇！更不要说学地质了。招生的解放军军官说得好好的，怎么一下就变了？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凭什么不让我上军事学院？早知如此，我就不接受保送，直接参加高考，一定会去自己理想的大学。想不通啊！情绪十分低落。

这个时候，妈妈感到很为难：保送上大学，多好的事！结果怎么会这样？爸爸问我：“你的升学志愿书里有没有写上：服从组织分配？”

我说：“写了，这是招生的人让我写的，说不写不行。”

“那你想过没有：为什么要服从组织分配？”不等我回答，爸爸就说了：

“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比如我们的党和军队，能打败日本鬼子，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就是靠组织起来，靠铁的纪律。所以，个人要绝对服从组织，组织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如果大家都强调自己的愿望，不服从组织安排，这个党，这个国家就会一盘散沙，没有力量。”

这个道理我懂，可心里总觉得别扭、窝囊。为什么偏偏是我“事与愿违”？听了爸爸的话，我暂时平静下来，乘船去了南京。而在学校里进行“专业思想教育课”，像我这样几乎是被强行安排学习地质专业的学生，自然成了重点。这是1958年，是大炼钢铁的火红年代，对矿石的急需，造成了地质找矿专业扩大招生的动机。大跃进确实有很多问题，但也真的促进了中国地质事业大发展。在野外实习过程中，我渐渐理解了老爸说的话真有道理。我们地质队的工作就是这样：没有纪律就没有生命。个人如果不服从组织，不遵守纪律，在深山喂狼都有可能！大到一个国家更是如此。

但是，认识提升有个过程。在“专业思想教育课”进行中，就发展成为“组织生活会”，就是全班同学开大会批判我的“专业思想不巩固”。我们这个班只有三十几个人，但批判的火力相当猛，上纲上线上得很高。我想，后来的批判会，也许就是这样演变而成。

有人说：“陈建国想当军官想疯了。当了军官有名有利，这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

又有人说：“不愿意搞地质，就是怕苦怕累。干部子弟养尊处优惯了。”还有一些更难听的话，不必一一列举了。我始终不做声，任凭他们去说。但心里的愤怒、不服，已经实在有些按捺不住，就像一团火在胸中燃烧。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有位叫谢品璋的同学，带点儿愤怒地发言了：

“你们胡说什么呀！他的生父是被敌人杀害的，他参军想为他爸爸报仇，有什么不对！”

我再也忍不住了，“哇”地一声哭出声来，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般滚落地下。这场“批判会”再也开不下去了。老师同学都散了，谢品璋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轻声地说：“不要哭了。”我忍了一下。同学们走后，我又独自哭了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

谁他妈的怕苦怕累？高中我还是勤工俭学积极分子呢！是好是坏咱们野外实习见！我想起爸爸说的，个人一定要服从组织的道理，不跟他们争。在劳动和学习中见真章！

在大炼钢铁运动中，抬矿石支援公社小高炉，我不落后。当时对小高炉遍地开花的错误做法，我们还没有想到要反对，没有想到这是浪费资源、能源和劳动力，只是注意分辨红石头和铁矿石，不让非矿石混进小高炉里。记得我有一首散文诗是那时候写的：

《人生似火》：烈焰冲天，烟飞尽，钢水滚滚，造就大同世界；须努力，流尽汗和血，人生似火，岂惜光和热。

在学校农场劳动中我也很积极。丝毫没有受到对我“开批判会”的影响。我已经走出阴影，和全班同学一样学习和劳动。

我一生中经过无数坎坷，特别是在“文革”中的种种逆境，都能够冷静处理，正确对待，能健康地活到今天，我想，牢牢记住老爸说的这句话，是十分有益的。当然，从总结经验、提高认识的角度看，所谓“组织决定”也有可能错误。但凡是只涉及个人，无关大局的，可以先服从后找机会申诉。只有事关大局，不得不及时表明态度时，才有必要让组织原则服从政治原则。把我从已经录取的北京工学院抠出来，不让我读军校另有原因，后面再说。

我在南京认真地接受红色传统教育。我想到爸爸在南京坐牢5年半，而我将在这里读书5年。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呀！有诗为证:

《“四二”去雨花台》: 陵台满鲜花，艳阳近清明，共首浴血史，穆哀至尊诚，思念江山易，真理愈分明，怯儒千古恨，烈士万代荣。

一年一度正规的野外实习开始了，我被分配在安徽队。我以后差不多每年都在安徽队，只是实习活动有时会到江苏省、浙江省的邻县。主要的几个县是：和县、含山、青阳、繁昌、南陵、泾县等。皖南事变发生地在我们的测区，心里怀着深深的敬意，并没有刻意追求革命传统教育的意思。除安徽队外，学校野外实习还有湖南队、浙江队、江西队，甚至还有云南队，但都没有我的份。

带队的夏邦栋老师（构造）、胡受奚老师（矿床）在我们同学心目中简直就是神。他们要我们看的地质现象，一定是最重要的，我们会仔细去看。他们说的地质考察中的注意事项，我们都牢牢地记在心里。学习地质，就是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进行；你的学习成绩好不好，关键要看你的野外工作能力。

头一年出野外，我就出了状况：弄丢了几十斤粮票和十几块钱，给小队和学校带来不小的麻烦。起因是这样的：出野外由我担任小队的团小组长、生活副小队长，所以小队十几号人的生活由我管理，负责跟公社、大队联系吃饭睡觉这些事。那时粮食定量供应，没有粮票就买不到米，吃不成饭。我的粮票和十几元现金装在上衣口袋里，挑着担子走山路。这担子里装的全是小队生活必需品，油瓶、火柴、盐…等等。说东西不多吧，也还有点儿份量。走着走着，就出了一身大汗。我停下来，收拾一下，把上衣脱了，就搭在扁担头上，两只袖子交叉系一下，继续前行。

我的肩膀有点吃不消，就换了一下肩。我太大意了，心想上衣是绑在扁担头上的，不会有问题。就是前面走来与我擦肩而过的人，我最多也只是打个招呼，说声“您好！”就过去了，根本没有回头看。这样过去了四五个人以后，我又该换肩了。等我把担子换过肩来以后，突然发现我的上衣不见了！我往回找了一阵没找到，肯定是被人拿走了。又急着赶往目的地，怕影响全局。

打电话告诉大队以后，是大队专门派人来解决的。现金是我自己赔偿，没有问题。粮票是从兄弟队调节，还是学校专门补助，我不得而知。我心里十分懊恼：组织上信任你，给你这么个任务，你居然捅这么大个漏子！在大队总结时，老师和同学们就这件事狠狠地批评了我。我诚恳地接受批评，说明以后要提高警惕，防范盗窃，也要防备自己犯错误。

第一年实习收队以后，我们升二年级。此时重新分班，学大地构造专业的划分为两个班。我在二班，让我感到意外的是：竟让我当班长，主持班委会工作。我才在野外犯错误不久啊，这是怎么回事？我来不及想了，只有服从组织安排，认真做好工作。这班长一干就是四年，直到大学毕业。

学校给我安排的另一项职务是系文工团负责人之一，另一位是比我高一届的竺国强同学。我们文工团内作曲人是穆道成同学，古生物班的。他作的曲子《美丽的一天》，我至今还会演奏。我喜欢弹钢琴，除了受高中同学顾国平的影响，就是穆道成同学的促进。他作曲要定调子，离不开钢琴。除了我们，还有一号男歌手周铭魁，是一班的，跟我玩得来。主要演员多是高年级同学，比我们年纪大，但很听我们指挥。地质系除了在校运会拿冠军，文艺会演也名列前茅。这改变了某些人对于地质工作者“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错误印象。

1959年国庆节，庆祝建国十周年，学校举行盛大活动，有首《国庆之夜》这样写道：

夜深人不静，月明灯更红，红旗迎风展，绿荫传笑声，足蹈随曲意，棋胜狂忘情，垂钩钓纸鱼，抛圈套彩红，凝神观歌舞，聚思猜谜语，一呼惊好险，煞球乒乓声，相乐若大醉，陶然共忘机，当此国庆夜，狂欢都不归。

二年级以后，野外实习更加专业化。配合1比20万比例尺地质填图，我做过各种野外工作。1960年，我被分配到花岗岩专业队，著名教授郭令智是我们的指导教师，他给我出了一个题目：“你能不能用伽码测量的办法帮助鉴定地层？”我接受这个任务以后，在跑地质路线时就特别小心，自己背上苏联制造的伽码仪，将地质情况的记录和放射性强度记录结合和对应起来。结果这个规律还真让我找到了。我兴奋得不得了！纯净的石灰岩，是12伽码；花岗岩，32伽码；石灰岩不干净了，放射性强度会升到14甚至16伽码；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区别岩石是比较干净的石炭纪船山灰岩、黄龙灰岩，还是脏兮兮的二叠纪栖霞灰岩。中性的闪长岩，放射强度比花岗岩略低些。当然不能完全迷信这些，但总算是给了岩石野外鉴定一个有效的辅助手段。

我还在实验室里工作半年。除了碾磨矿物样品，参加岩石薄片切制和学习岩石薄片鉴定，还特别做了水化学分析，做完全过程。对比色法、滴定法等都有一定经验，样品称重，药剂配制都很认真。我们在实验室工作，是为着了解岩石、矿物分析、鉴定的全过程和基本要求。这样我们在野外取样就有了针对性，知道什么样品是应该取和必须做的，什么问题是靠实验室分析解决不了的。采样做到有的放矢，对化验分析提出的要求合情合理，能够用最小的工作量，获取最大的地质勘察效果。

野外生活的乐趣，不从事此项工作的同志根本体会不到。记得有次在浙皖交界处的天目山大花岗岩体内部，在峡谷中，我们发现了一处“天然浴池”。在炎炎盛夏，这确实是个洗天体浴的好去处。有《野浴》诗一首这样描述： 

翠绿天目山，云深不知处，天生一浴池，长可三丈余，顶成穹窿盖，底铺细砂砾；水深正及胸，清澈可见底，进水窗口瀑，出流石板溪：左侧斜坡平，正好晾裤衣；右长参天树，替我避行迹。我辈贪此浴，迟迟不肯离。

野外地质工作对我的社会活动能力也是很好的锻炼，后期我担任地质小组长，与地方联系工作是经常性作业。

我对哲学的爱好，是让南京大学的两位哲学老师给调动起来的。两位老师令我震惊的是：哲学教师就是跟别的老师不一样！

    那是困难时期。朱耀鑫（已故）老师给我们讲哲学课，一开口就说：“同学们呐，你们不要说唯心主义不好，唯心主义还万岁哪。如果没有唯心主义，那里来的唯物主义？它们俩是一对矛盾，谁也离不开谁。没有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也就失去用武之地，根本没有必要存在。”这话让我的脑子顿时翻腾起来：真敢讲，可也真有道理呀！

    林德宏老师上课，讲宇宙是无限的，发展和运动也是无限的。可是讲相对论，他又说光速是一切物质运动速度的极限，任何运动都不能超过光速。这就让我有些纳闷了：既然发展是无限的，为什么光速会是运动速度的极限呢？这个不合理呀！逻辑不通。在写作业的时候，我就把自己的想法一五一十地写上了。当作业本交上去以后，我又有点后悔：向老师提反对意见，后果会怎样？肯定得挨批。我反正在初中时就是调皮鬼，想归想，硬着头皮过。可是作业本发下来以后让我大吃一惊：林老师在本子上用红笔批的是：好！好极了！非常好!连续三个惊叹号。然后详细说明当物质运动速度超过光速时会发生什么情况，什么质量是负值，能量是负值，如此等等，一大堆，反正我不懂。他以为我知道，给我讲得很细。可在当时怎么也想不到，我在上世纪末会出版研究相对论的专著，后来会参加有关相对论的国际学术会议；以致后来还成了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的副会长。

    这就是两位哲学教师在我心中种下的种子。

在南京大学学习时，适逢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苏美关系高度紧张。这时郭影秋校长给我们全校同学作政治时势报告。讲得我们大家心中明亮，不再对国际形势感到困惑。

大学五年，特别是每年的野外实习，对我的教育实在太大了。那种作为地质尖兵的骄傲，作为地下情况侦察兵的荣誉感，是发自内心的。我在日记里写道：

榔头，石头，亲爱的朋友；高山大河，舒适的炕头。群星快活地眨眼，明月幽默地微笑。大地有多少秘密哟，野夜多么迷人！

去吧，红色的尖兵！暴风雨为你歌唱，雷鸣是迎接你的热烈地掌声。

去吧，红色的尖兵！六亿人民期待着你的眼睛，只要它一笑，发现宝藏呵，消息会像风一样，传遍工厂农村，无数双眼睛将传递喜悦的感情。

去吧，红色的尖兵！光荣的使命，美丽的前程，阔天为幔帐，大地做眠床，与风雨交朋友，要山河献宝藏，大自然如此宠爱，我们还不快奔向那劳动的战场！

穆道成同学写的《美丽的一天》歌词，与此诗的意境完全吻合。“三月的鲜花开满了山岭，…林中的黄莺把我们唤醒，…我们走遍崇山峻岭，幸福就在我们脚下诞生…我们为了祖国辛勤劳动，永远奔向幸福的前程”。反映的正是我们地质队员的心声。

在这五年当中，我的家庭所在地庐山也发生了很多事情。

1959年，妈妈写信给我，让我暑假按时回家上山。可是我正在野外实习，放假时候天气已经凉了。看报纸我才知道，暑期中央在庐山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接着开八届八中全会，彭德怀同志挨整，捎带着还整了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就发生在我们家门口。妈妈的意思是让我借此机会认识到庐山来开会的中央首长，还有爸爸的老战友。

1961年庐山会议时，我的野外实习时间与暑假错开了，让我有机会在会议期间上了庐山。我的八一保育院的小伙伴们都在庐山。

庐山有个人工湖，是建设庐山水电站庐林大坝时形成的。省公安厅的叔叔告诉我们，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会在人工湖游泳，让我的小伙伴们抓住机会去看领袖们。

我们在湖边玩耍，等待着领袖们。周恩来总理先来到湖边，他脱衣下水后，我们一下围了上去。邓妈妈坐在岸边一把椅子上，看着总理。我们大概有七八个人吧，不记得是谁，相当调皮，他竟然对总理说：

“总理啊，您跟主席观点不一致啊！”

我们大家都看着总理，他确实有些紧张地问：“我怎么跟主席不一致了？”

“主席说在大江大河里游泳好，而您偏偏说在海边游泳好，这不是不一致了吗？”

总理这才放松下来，不经意地一笑。总理胳膊受过伤，根本不会游泳，在水里扑腾，洗澡而已。而主席是游泳高手，当然愿意在流水中搏击。所以二人才会有此“分歧”。记得有位记者要给总理照相，总理却说：“照相干什么？浪费胶卷！”

刘少奇同志在湖边站立着，眼睛望着远方，不知道思考什么。我们也不愿意去打扰他。过了一会儿，毛主席终于来了。

毛主席真是高手，在水里就跟闹着玩似的，一会儿蛙泳，一会儿仰泳，变换姿势，潇洒自如。我不大会游泳，不敢下深水，但保育院其他同学都是个中高手，所以在水里跟毛主席聊天。毛主席问：“你们都是江西的？”

大家答：“是！”

“都会游泳吗？”我还没来得及摇头，刘东林就说：“会是会，可是我喝了好多水哟。”

主席说：“学游泳不能怕喝水，喝一千口水，我保证你学会游泳！”

大家这下笑了，气氛轻松了许多。毛主席又下水了，游了一会儿，他在水中还要抽烟，仰面朝天，点着的熊猫牌香烟向上冒着烟；他双手打水，缓缓前游。我们看呆了，还没看清怎么回事，毛主席突然在水里打了一个转身，转过360度以后，脸部朝上，那支烟照样着着，没有熄灭。这真让我惊叹不已。后来烟蒂还是丢了，有位同学奋力游过去，想抓来当纪念品，结果没有掌握好，一下子抓得稀碎。

上岸后，我们去房间里换衣服，出来后四处张望，还不满足。后来我才明白：没有看到敬爱的朱老总！

假期快要结束时，我正在爸爸书桌前看书，突然电话铃响了。爸爸拿起电话听筒，于是我听见以下清楚的对话：

“你是谁呀？”

“陈经理，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小李子呀！”

“那个小李子？”

“我们在延安开了个商店打掩护，接待来延安汇报请示工作的地下党同志，您是商店经理，我是您的小伙计李文斌哪！”

“啊，知道了。小李子，你上庐山来吧！我跟接待处打个招呼。”对方是在九江打的电话。会议期间来人上山，都要报告并获得批准。

这无意中听到的对话，让我大吃一惊：原来爸爸在延安是从事秘密工作的联络官！他在家里可一个字都没说。估计妈妈也不知道，因为妈妈知道了肯定会告诉我。什么叫严守纪律？爸爸值得我终生学习！

这位李文斌叔叔，时任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局长。他下山就把我带到上海他的家里，我是从上海回南京的。

在庐山，我和小伙伴们还见到了来山休养的志愿军空军战斗英雄张积慧叔叔。他跟我们讲了他在朝鲜战争期间，如何打掉美国著名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故事。根据我记得的情况，当时的公开报导完全真实：狡猾的美国飞行员，利用云层掩护企图偷袭自己。张积慧发现了敌人的阴谋，就将计就计，利用特技飞行手段让戴维斯扑了个空。随即，自己的飞机跟在敌机后面，在尚没有恢复正常飞行的情况下，咬住敌机突然开火将戴维斯击落。张叔叔告诉我后面的情况是：敌人的僚机也很凶，开火把自己击落了，而自己的僚机紧跟着也把敌人的僚机击落了。所以这场战斗的结果是二比一。张叔叔跳伞落在北朝鲜自己人的地盘上。后面的情况，媒体没有公开报导过。机组总的战斗纪录是1比8，他们共击落击伤敌机8架，自己损失的飞机就是这一架。我们问张叔叔：为什么有这样高超的飞行技术？他对我们说：“志愿军空军刚刚组建的时候，朱总司令就来看我们了。他要求我们提高飞行技术，勉励我们说：‘勇敢加技术，一定能战胜美帝国主义！’所以我们就苦练飞行技术。”因为攻击戴维斯的飞行动作技术难度极高，美国方面竟然不承认戴维斯是被志愿军飞行员打掉的，硬说是苏联飞行员干的。我们就把张积慧叔叔的事迹公开出去了，让全世界都知道。

汪东兴叔叔当时“下放”到江西当副省长。他是爸爸在延安时的老领导，所以爸爸就带着我和妈妈去看望他。记得临走时，汪叔叔给了我一只西瓜，让我抱回家，重量是26斤。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文革中爸爸含冤去世以后，平反昭雪还得依靠汪叔叔！

过了多少年以后，对于在庐山上发生的事，妈妈念念不忘的却是：“这么多中央领导人来看望你爸爸，唯一肯在咱们家里吃了我做的饭的，还就是习仲勋同志，再没有别人。”她的意思很明确：习仲勋秘书长为人非常随和，丝毫没有首长架子。

1962年暑假，我按时回家了。爸爸妈妈带着我到安徽老家去了。

我跟着老革命的爸爸回了趟老家，见到了从未见过面的堂兄弟们。这趟旅行让我有些特殊化的感觉：安徽省长黄岩同志派人到芜湖接我们全家；到了合肥，住省委宾馆，晚上请黄梅戏明星王少舫、严凤英给我们演出，礼堂里是坐满了人，但安排我们在最前面中间位置上坐着。爸爸对待这种特殊招待是否心安，我不得而知。节目演出完毕，让爸爸领着我们全家上台接见演员。爸爸好歹算是首长，妈妈跟着上台有点道理。我一个学生上台跟王少舫、严凤英这种演艺界名人握手算什么呢？我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儿啦？可我不上台不行，爸妈前面领着，后面工作人员催促着，我没得选择。

吃的和住的还比较平常。宾馆伙食以粗粮为主，主食玉米面窝窝头。是真正农民家里吃的粗粮主食。因为我们是省长请来的客人，早餐优待我们一盘白面小馒头。

第二天黄省长派小车送我们一家去金寨，路过六安吃中饭。与省委宾馆相比，伙食档次提高不少，有大米白面，菜的水平也有明显提高，有鱼有肉。和客人们聊天，知道这并不特殊，而是住宿客人都如此。

晚上到金寨老家，堂兄弟们争着要招待我们。这是私宴，又是几十年难得回来，这宴请规格之高，令我瞠目结舌，简直说不出话来。虽然如此，我还觉得这很自然。可第二天早上去了集市，我彻底傻了：集市上的东西之丰富多彩，让我眼花辽乱。豆浆、油条、花卷、混吞、水饺、肉包、火腿、香肠、……反正比南京城里的东西丰富多了。

这种城乡生活水平的颠倒，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好奇心驱使我向哥哥们提问。

秦立科哥哥告诉我，他们农村实行了一种叫“责任田到户”的管理制度。土地公有制度不变，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不变，但是根据每个家庭劳动力的具体情况，经过自报公议，确定每位劳动力承包的土地数、作物产量要求等指标。年终结算，超过者奖励；没有完成任务者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处罚，或调整承包指标。这些都落实到具体地块儿和劳动力个人，如不发生疾病等特殊情况，只要努力，一般都会超过承包指标，只是超过多少的问题。这样一搞，社员劳动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所以安徽农村真的是富裕起来了。

我问他们，是谁给你们想的办法。他们说，是我们自己商量的办法。原来的办法是：集体排队出工，劳动评工分，很难公平合理。偷懒磨洋工的社员照样拿工分，社员怕得罪人，不敢互相揭发，光靠干部监督根本不行。我们提出承包的新办法，怕上面不批，我们会犯错误。没想到一报上去，省委书记李葆华同志坚决支持，说这个办法好！我们胆子就大了，全面推广了。

我说，李书记虽然是李大钊的儿子，中央不支持他也不敢吧？

“中央朱德同志支持，坚决支持！”啊，我心里敲开了小鼓：听说刘少奇支持包产到户，原来实情如此！但我还是问了一下：“那刘少奇呢？”

“最困难时期，少奇同志派部队在公路上拦汽车，凡是从安徽运粮食出省的汽车一律退回安徽本地。说安徽灾情这么严重还上交什么粮食呀！”

“那个不顾实际情况外调粮食争面子的是曾希圣吧？”

“是的，李书记就是接替他的。”我明白了，安徽人感激少奇同志是因为这件事。

回到南京以后，我在学校里免不了要讲安徽责任田到户的好处。我以为这是亲身经历，实际情况，总应该让大家知道吧？可是我想错了：有时候说真话还真的就会犯错误！

我又挨批了。不过这次跟入学时的专业思想教育不同，没有什么声势，系领导个别批评批评我就算了。为什么要把朱德的事说成刘少奇的？这对我永远是个谜。

我在大学五年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书。我觉得自己不断犯错误，离党的要求很远。但是有件事对我刺激太大，使我对入党一事高度迷茫。我们一个团支部，一共17名团员，支部书记要入党，我作为班长，是团支委，系党总支就让我主持团支部会议，在团支书不在场情况下，讨论他的入党问题。

系党总支派出党员干部，在支部会上说明了情况，就把主持会议的事交给我了。他退出会议，上面再也不管了。

会议发言还真的挺热烈。我们16个人，除了我自己，个个慷慨激昂，出乎意外的是：15名团员都反对支部书记入党。有人甚至提出应该撤消他的支部书记职务，给他处分！团支书在团支部里边为什么这么不得人心呢？组织委员是他老乡，也对他这么大意见。我仔细听了大家发言，才觉得我在班长岗位上对他是过分迁就了。因为都是班级骨干，怕影响工作，该“斗争”的地方，考虑他是支书，我忍了。总的一句话：这个人很自私。在困难时期，困难补助、学杂费减免，这样一些问题上很计较，占小便宜，失去了共青团员应有的品质。但他决没有什么能上纲上线的“政治问题”。

我不过是如实地把会议记录交上去，甚至没有提出自己的看法。但两个月后，这位团支书正式被批准入党了。而支部会上群众对他的批评，竟然变成我跟他有矛盾，要开会整他；他的入党证明我整他是失败了，我们俩的关系也彻底闹僵了。这让我干脆放弃入党愿望，在大学一直没有写入党申请书。

五年以后大学毕业，我高高兴兴地站出来让祖国挑选。我写了一份请愿书：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就是我的志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是对我的锻炼！我是班长，我带头要求去内蒙工作，结果一同去了10位同学。

6.从大兴安岭到赤峰

1963年夏天，我从九江到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参加工作。这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远离父母，奔向边疆。通知书给的时间很宽，但爸妈要我到北京多玩两天，因为爸爸的老战友赵云清叔叔在北京，我就早早地出发了。

这年夏天，华北大水之后，新修的铁路路基不稳，列车开行缓慢。我们有时会下车来跟随列车步行，走了一段路，累了就又上车坐着。到北京短短一段路，列车运行三十多个小时。好不容易到了北京，首都的一切都让我感到新鲜。出了北京站，顺长安街往西步行，很快就到了公安部门口。

公安部的吴英浩、石美华夫妇跟爸爸很熟：石美华原是庐山疗养院护士，吴英浩到庐山执行任务时与她相识，爸妈就介绍他俩恋爱成功！石阿姨调动工作到了北京。叫阿姨是出于她是爸妈的同事，其实她年纪与我相仿。

吴英浩同志叫我在北京多玩几天，给了我一张北京地图，又借给我一辆公安部内部自行车。这是因为我说，我想出去住，因为每次进公安部大门都很麻烦，要登记，还要打电话找他。他说，有了这辆自行车，你就可以自由出入了。到门口下车，慢慢推着走就行。我看了看后面的车牌，心里明白了。

玩了几个地方，我还是惦记着爸爸交待的要找赵叔叔，于是辞别了吴英浩夫妇。我乘公交车到了城西的亚非学生疗养院。赵叔叔在这里当院长，他接到门卫电话就跑出来接我了。

赵叔叔跟爸爸在延安就熟悉，他们交情很深。他对我非常亲切，把上级发给他的人民大会堂观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票送给我，让我去看演出。但他从来不跟我讲他和爸爸在延安时的对敌斗争故事。这在那大兴“革命传统教育”的时期，真的很不好理解。其实，这些事爸爸从来也不跟我讲，一个字也不透漏，这就难怪赵叔叔了。

北京到呼和浩特很方便。到了呼和，那又是一番景象。来不及欣赏那大街上行走的骆驼和感受凉爽的北风，就又上火车经过北京赶往内蒙东部的乌兰浩特去了。我的工作单位，地质部内蒙古自治区地质局第二区域地质测量大队，大队部就在乌兰浩特。

报到时人事科长就说我，这么好的机会还不在北京多玩两天，反正九月十五号以前报到就开全月工资。我听了以后觉得有点奇怪：工作单位和学校教育真就不一样，难道工作积极有错吗？我被分配在二分队，二分队管理员李长贵同志过几天会回大队拉粮食，人事科长让我到时候跟李长贵上野外。

二分队在德伯斯，这是大兴安岭深处，九月下旬，天气已经相当寒冷。我见到分队技术负责人徐天赐、指导员韩兰玉、分队长庞喜贵和地质测量大组长史济传。将来要跟这些同志共事，我希望早日了解他们，也希望他们认识自己，帮助自己早日熟悉工作。按地质部的规定，大学毕业生参加工作头一年属于实习，在实习期间的工作在老同志指导下进行，不负技术责任，一年以后转正才成为技术员。分配给我的任务就是跟随工人张福林同志挖探槽。

探槽就是在地面上挖2米宽的沟，深度、长度则根据地质工作需要来确定。我看了一下分配给我的任务，马上就知道这是为了寻找侵入岩和沉积岩的接触关系。于是，除了保证槽的宽度和两壁平直，我在两种岩石接触处特别加深，并把它们的侵入关系显示得清清楚楚。我挥动锹镐，干得浑身是劲，这么冷的天，还出了许多汗。大组长史济传带技术员来编录的时候非常满意，技术员甚至感慨地说：每个槽探工都懂地质就好了。事后开座谈会时，我就向分队建议：反正我们要对群众进行地质科普宣传，要发动群众报矿，还不如就拿我们队上的工人练兵，讲讲试试，看他们能不能听懂。全队工人都有了地质常识，我们的找矿工作会有重大进步！领导采纳了这个意见，地质队的工人们成为地质科普和发动群众报矿的另一支突击力量。

9月底，德伯斯迎来一场大雪。1963年国庆节假期，我们是在冰雪中度过的，有《兴安飞雪》一首为证：

兴安飞雪迎国庆，铺天漫地滚似棉，银山巍峨舞蛟龙，白原静谧没墙垣，足踏碎玉声悦耳，鸟飞撞树冰击脸，狂客狂欢因狂喜，早知雪源盖草原。

这首诗中我最得意的两句是“足踏碎玉声悦耳，鸟飞撞树冰击脸”。德伯斯初雪时，林中的鸟儿缺乏精神准备，它们飞起来会撞到细细的松针上，而此时的松针已经粘上了一层薄薄冰雪，很像一把透明梳子。经鸟儿一撞，碎落的冰雪正好掉在观看它们的地质队员脸上。我们在初雪形成的冰层上走动，那碎冰的声音很清脆，真好听！这是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的图像。

尽管下雪，我们还得在野外工作，因为这里的热天短，冷天长。如果怕冷不出野外，我们就没有办法工作。大约要到11月中旬，大地冻结实了，实在没法干了，我们才收队。

回到乌兰浩特以后，经过内业整理，画图，写报告，政治学习，就该准备放探亲假了。在这个大队，我们南大这年来的同学一共有四位。新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头一年没有探亲假，所以就在大队部过年。

大队领导怕我们想家，在生活各方面对我们照顾得很周到。1964年的新年，我们四个同学在乌兰浩特玩得挺开心。这里有个成吉思汗庙，我和程文志前去拜访，在庙门前冻后开化的泥土里，我们用棍子去挑，挑出来几只箭头；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捡出来一看，结果让我解开了《三国演义》故事里的一个谜：赵子龙用箭射断了东吴船只上面的帆索，那船帆就掉落下来，再也扯不上去了。而刘备的船只却扯满风帆，飞一般离去，让东吴周瑜想杀害自己的阴谋不能得逞。如果这只箭的箭头，前部是像锥子一样，它就应该钉在桅杆之上，不可能把绳索射断呀？现在我看到真的箭头（簇），像银杏叶子一样，前部是扇形刀刃，后部才像锥子头，很方便插进箭杆头部。这扇形刀刃只要呈水平状态砍向垂直向下的绳索，绳索自然会断。而且这种扇形刀刃，在战斗中极易致人死命。心里受到启发，就弄了一段文字，说说这成吉斯汗庙：

兴安东南科尔沁，元祖初尊形胜地，墙外犹余奔马声，殿内似传灭金计，庙前遗存亿锋镝，草原深埋万蹄迹，势吞欧亚无遗憾，一代天骄造化奇。

1964年出野外，我的任务还是挖探槽。

这是在两条平行山脊上布置的探槽。工人回广发跟我遥遥相望，初夏的阳光照耀着大地，觉得很热。干了两个多小时以后，浑身大汗淋淋，我就把上衣脱了，光着膀子挥动着锹镐。

这样工作不到十分钟，我就远远地看见，回广发师傅也把上衣脱了，光膀子干活，好像要跟我比赛一样。这下我着急了，停下手中工具，面朝他大声喊叫：“不能脱衣服呀！阳光太强了！”无奈距离太远，他根本听不见。打手势也没有用。我只好继续挖我的探槽，注意规格和符合地质目的。

晚上回到分队，吃饭的时候，我听到回师傅在那里跟张福林嘀咕，说你给我看看，背上晒破皮了没有，怎么这么疼？张福林是分队兼职卫生员，不知道给他想了什么办法，好像不大解决问题。他走到我身边，说南大的这小子，你怎么就没事儿？我心想自己是个老工人了，难道还不如你知识分子扛晒？我说：“回师傅，我们俩距离太远了，我喊什么你也听不见。真没办法！你没看到吗？我工作地点头上有棵大树，太阳晒不着哇！你那里头上没有树阴，直接晒太阳，当然受不了啊！”“啊！”他这时似乎明白了。

但这件事对我启发很大：一切要看条件呀，条件根本不一样，采取同样办法能不出事吗？

劳动实习尚未结束，大队领导打电话通知分队，要我赶快回大队部，说有新任务。我就乘车急忙赶回乌兰浩特。原来是“四清运动”在全盟展开，大队党委派我为第一批队员，另外还有三人参加，他们都是老同志，只有我还在实习期内。

科尔沁右翼前旗党委召开大会，布置“四清”工作。这时，我们和开展“四清”运动的公社干部、大队干部一道学习中央文件。什么前十条、后十条、23条先后都学了。我已经知道：保定地委开始搞的“四清”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今天来看，这是经济管理问题，的确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我被派驻的乌兰哈达公社有个合特大队，合特第六生产队那年杀了5头牛，账上一共记了50斤肉。我就问六队的会计：“这是袖珍牛吗？”会计跟我说实话：“大队书记的姐姐，来割牛肉，谁还记账？连约都不约！其他大小队干部，顺手割点肉的有好些个，多少都会弄点。只有老实社员才称重记账，而且稍稍跟干部有点关系，就会故意多约少记。”想方设法占公家便宜，是基层管理中最常见的现象。

但是中央文件提出的问题，把“四清”改成了“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阶级”。我们一边学习，一边感到迷惑不解：思想怎么清得了呢？他想什么你知道吗？组织、阶级可以查档案，政治又如何清呢？有疑问不能提出来，必须坚决执行上级指示。

第一期四清，工作组成员中大学生不多，我被留在公社工作团当秘书，没有下派到生产队。我的任务是做会议记录，写申报材料、总结、专题报告等。我当秘书，常常要请示领导，催下面报材料等。但是，公社、大队的干部和工作组长等，年纪比我大，资格比我老得多，都对我毕恭毕敬，开口闭口，都是陈秘书如何地叫着。这使我实在受不了，却又不敢稍微有所表露。因为我考虑自己是实习生，还没有转正，不能不小心谨慎，生怕出什么纰漏。

四清使我认识到：当时人民公社的管理水平实在太低，因管理不善而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有一本工分账，让我哭笑不得，居然记了有2月30号和31号的工分。我把记工员找来问他怎么回事？他自己看了也傻在哪儿了。想了一下，他才告诉我实话：他们很久都没有记过工分账了，听说四清工作队要查账，临时赶着造假账，结果就造漏馅了，真对不起！好像造假账看不出来就正确了，就没有什么对不起了！这反映了公社基层干部的心态。

四清运动还真的发现了好干部，大公无私到令人感动：一位名叫图舍特的蒙族出纳员，大字不识一个，居然从来没有错过账。我问他有什么窍门？他说他让老婆给缝制了几个不同颜色的布口袋，不同颜色的布袋装不同用途的钱，决不能混淆。自己的钱和公家的钱更是分得清清楚楚。

这说明什么呢？几十年以后回忆这些事，我想说的是：干部本身可能不是贪污腐败的根源，而制度不科学造成贪腐容易，反贪难，很可能是腐败的催化剂。可惜四清没有“清制度”之说。因为一说制度不好，有人就说你要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要上纲上线斗争你。

蒙古族干部都会说东北口音的汉话。但刚开始时，他们不了解我的为人，发言全用蒙古语，我一句也听不懂，只知道最后一句“巴里结”，是“说完了”的意思。宣传中央文件，结合实际，又经过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看到我诚心为他们办事，个个都放弃了蒙古语，改用标准的东北话跟我谈问题。

我就住在一名“根子”家里，与主人两口子住“对面炕”。

四清工作队员下乡，要讲究与社员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住，就一定要住在阶级出身好、立场坚定的四清积极分子家里。工作队要依靠的社员，叫“根子”，是通过“扎根串连”选定的。如果有很特殊的情况：工作队员需要住在这小村里，而小村里没有贫下中牧，蒙古语叫“亚都玛拉沁、亚都力克玛拉沁”，就只好住在出身不太好的社员家里。当时摘帽地富都叫“农业劳动者”，如果那个“农业劳动者”家里住了工作队员，那他家里会感到无上荣光，会向自己的亲友们炫耀。像远近知名的大地主王色楞，是我们的斗争对象，当然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去他家里住的，连吃饭喝水都不允许，否则就是犯阶级立场错误。

所谓对面炕，是在同一间屋里南、北两铺炕，中间是通道。实际两铺炕上无论干什么互相都无法回避。这是为了取暖的需要，就是做饭的那点火烧炕，已经够暖和了。这既是“根子”对我的信任，也是当时牧民住房困难的实际情况。

落实中央文件也必须从牧民实际出发。我认真学习文件，但对待四清中遇到的具体事，我会考虑实际上应该怎么做，才能对社员有好处，决不会死搬硬套。这使我赢得了绝大多数社员的信任，他们对我的信任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于是，发生了下面的事情：

乌兰姑娘才十八，美丽大方一朵花，放马种地称好手，能歌善舞人人夸，爹在民兵当营长，妇联主任是她妈，运动积极肯发言，工作队员住她家，欢天喜地无忧虑，活泼好动闹喳喳。近日情绪有变化，耷拉脑袋少说话。就在一日晚饭后，村西河边烬彩霞，姑娘约我此处见，说与我听悄悄话。乌兰未到我先到，满心疑惑心乱跳，不说队员有纪律，自己心中也没底，出现万一怎么办？心急脸上不能急。正在七上八下时，姑娘来得也及时，开口一句定心丸：找你因为我信你，此事谁也不能讲，朋友爹娘都回避。我与合特小伙好，两心相印两年许，突然爹妈要我嫁，嫁给之人我不识，心中斗争很激烈，不知我该咋处理。我说你想怎么办？她说不嫁不识人！父母要逼唯一死，这条大河深丈余，没辄我就跳下去！生命对人太宝贵，姑娘千万想仔细，婚姻自由由法定，谁都不能犯法律。父母本是好干部，应该通情并达理，你的想法讲清楚，他们不会为难你。她说你是不知道，爹娘脾气犟得奇，万一他们不同意，丢人现眼闹对立，不想二老太生气，所以单独来找你。劝你先找县妇联，美容主任会帮你；我再同你爹妈谈，双管齐下没问题。听罢劝说心欢喜，为我唱歌表谢意，莺鸣鹂啭传好音，夜来笑声伴梦语。

这事儿还真的就是这么解决的。除了我跟她爹妈做工作，就是请县妇联主任美容出面。她也是四清工作队员，我向她介绍了乌兰的情况。她耐心地跟她爸妈谈了几次，使二老认识到婚姻自主的意义。这是妇联正常工作，而且她跟她妈有上下级关系。美容主任高高的个子，脸型有点胖，但办事认真，有效率，至今我印象深刻。乌兰姑娘找我的时候，急切而神秘，使我心里敲开了小鼓：早就听说蒙族姑娘热情奔放，万一要是……，那我就违反纪律了。这种事说不清楚，而且越说会越黑。可是不管怎么样，我认定了：社员的利益始终要放在首位，所以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应跟她谈。事情原来如此！这多好啊！

第一期四清结束，我紧接着就干第二期。

因为我是有经验的“老”队员了，这次就把我派到生产队去了，成了驻点工作队员。

工作相当顺利，但工作之外的烦恼却增加不少。我不再像当公社工作团秘书时那样“受人尊重”了，一会儿工作队的领导叫“小陈儿，去供销社给我买包烟。”一会儿是大队书记跟我说“小陈儿，你帮我把这通知送到第五生产队去。”我居然成了大队干部和工作组领导的通信员、勤务兵。但我默默地承受这一切，在内心真的把自己当成是为首长跑腿的小兵。我认为，这也是对我的考验和锻炼，对今后工作一定有好处。

我们这个生产队的工作小组长，由在1938年就是八路军骑兵排长的傅胜同志担任。他已经40多岁的人了，在本单位肯定职务不高。因为负责公社四清的工作团长也不过是旗公安局长，属副县级干部；而负责本大队的工作组长是内蒙一个学校的副校长。这两层“领导”的资历都比傅胜同志的资历浅，傅胜还要在他们领导之下。为什么职务上不去？我跟他接触多了，慢慢地就了解了：这人脾气太直率，说话不转弯，可能得罪了某些领导吧？我是这么猜的，不好意思问他。

工作之余，傅胜也给我讲一些战斗故事。当他知道我生父是烈士、养父是红军以后，我们就更亲近了。他说人民，人民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没有人民，特别是没有农民，我们算个屁！早就挂了（死了的意思）。他说话粗鲁，常带脏字儿。他是老党员，1937年入党。说起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山东老乡家里养伤，房东大娘对他的好，“简直比对亲儿子都好！”“哎！”说起现在的“四不清干部”，他就来气了：“全部撤职，换一批人，上来没多久，就又变了。”“权力、好处就是勾魂的东西，不是为这些，干部也不会腐败吧？”“能不能让干部全变成尽义务的？不拿好处？”说完他又摇摇头，表示行不通。

他和社员干活、聊天成天在一起，谁家的大事小情他都关心。我记得他为小伙子介绍过对象，两个人到四清结束还没结婚，但是两人谈上了。他还为老年社员买过胃药。他做了许多小事情，别人看着不起眼的事情。这样的共产党员，心紧贴着群众，他职务不高，但我服。他让我重新考虑自己的入党问题。

我和傅胜成了知心朋友，想不通的问题就问他：“我在前期工作组只是个秘书，实习生还没转正，可是各级干部对我恭敬得很；到了后期，我转正了，是国家干部，老队员，他们反而不把我当干部看，拿我当勤务兵使唤，这是为什么呢？我想不通！”

听我说完，他忍不住哈哈大笑了：

“亏你还是大学生，这点道理都不懂。还想不通呢，这太正常不过了！你想想，当秘书你是接近有生杀大权的人哪！你跟工作团长说一句，那个大队工作没做好，那还了得！他们巴结你是想让你在领导面前多说好话，不说他们的问题。”

啊，原来如此！是我在狐假虎威呀。我佩服地点点头，他接着说：

“你当了驻队工作队员，生产队里可能把你当回事，大队和公社干部、工作组领导那能把你当回事呢？你管不着他们了！”

是啊，利益决定态度。这太现实了！可这就是现实。你不服不行，还得学会对付它、利用它。人哪，越来越不真诚了！我看看傅胜，傅胜同志还是那样真诚地对我。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高大起来。

这两期四清，我跟社员相处得很好。因为工作忙，我没有时间上乌兰浩特市去，社员们进城买东西，就非给我捎点好吃的。我要给粮票给钱，他就说我看不起他。我说这是纪律！他说什么叫纪律？你情我愿，有好东西咱俩一块儿吃，不分家，有什么问题？小事我就不计较了，原则问题必须是非分明。

我们在四清工作过程中听到消息：

我们大队马上迁往赤峰市平庄区，那里比乌市离家近了好多，我们关里的同志都很高兴，辽宁、吉林的同志也同样愿意去赤峰，离首都北京也近了。这次大队部迁移，据说和燕山地区金矿大会战有关。国家在外贸方面遇到不少困难，急需黄金，那地区原来有个红花沟金矿，是二零三地质队在搞。二零五地质队在黄岗山搞铁矿。就缺少区域地质测量工作，不利于扩大找矿效果。再者，在矿产密集地区优先布置地质测量，也是地质部的既定方针。

四清一结束，我们马上打好背包，乘火车去新大队部。

赤峰市是昭乌达盟地区级政府所在地，相当于内地的专员公署所在城市。别看现在的平庄区建设得很不错，但当时新队部所在的平庄区岭上，就是地地道道的乡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