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有三个名字

我一生中用过三个名字，这三个名字对我来说都至关重要。这三个名字说明我人生的不同经历，与社会的不同关系，各有其不同意义。

陈建国，是我身份证上的名字，用了七十年。我的生父、养父、母亲，三位长辈没有谁真的姓陈，我却不得不姓陈的原因是：养父秦起周，为对敌斗争需要改名为陈瑞先。

秦起周是安徽省金寨县桃岭乡秦家湾人，祖祖辈辈是贫苦农民，1928年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农民暴动，次年转正规红军。1930年1月入党，从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教导员，后来担任霍邱县农民自卫团副团长。在1932年的霍邱保卫战中代理团长，由于上级下令死守县城，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受伤后当了俘虏，押送南京军人监狱。为监狱中对敌斗争需要隐藏身份，就改名为陈瑞先。在敌监狱中坚持对敌斗争，坐牢五年半，把身体搞垮了。到1937年国共合作实现以后，释放政治犯时被叶剑英同志营救出狱。送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文化，到1939年4月，爸爸被分配担任党中央社会部总务科长，管首长和同志们的伙食。他一边工作一边调养身体，到1941年1月，社会部领导决定让他担任特别交通科科长，负责全国地下党赴延安人员，与社会部首长的联络事宜。这工作一直干到1949年6月，因为革命需要大批干部南下，经他自己再三申请，才同意他离开中央社会部，南下江西，从省荣军管理局副局长开始，几经调整工作，最后担任江西省庐山疗养院总院院长。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小姨朱霞飞从美国回来探亲时，说我姓陈是因为跟外婆姓。外婆叫陈海云，据长辈们说是红花会头头陈家洛的后人。陈家洛是大清叛逆，可他确实与清皇有特殊关系！小说和野史都是这么说的。吉安的陈春泉认为这是真的。姑且听之吧！我的外公朱沃，道号懒仙，是反清复明团体《南社》的诗人。郑逸梅编著《南社丛谈》中收有他的小诗。外公是明朝嫡系王族，是被清朝军队从南京赶到湖南醴陵去的。他是民国时代的文人革命者，做过程潜的秘书、福建南安县知事等，去世很早。

我的乳名叫侯展，上小学时用的名字是侯显林。2010年时代文化出版社出版了我写的小说《野山风》，用的笔名就是侯显林。爷爷叫侯定五，爸爸叫侯志辉。他们的故事下面再说吧。

还有一个名字，是安徽金寨老家族谱上给我安的名字。爸爸是“起”字辈，按辈份排，我就是“立”字辈，族谱上写的是“秦立国”。我能立国吗？这是不是成了笑话？但仔细想想，哲学还真是立国之本。一个民族的哲学垮了，就一切都垮了。因为文化是立国之本，而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古希腊文艺复兴首先是哲学的复兴，造就了整个资本主义。中华民族复兴也要从哲学的复兴开始。中国哲学的“阴阳互补、天人合一”，才是人类幸福之根哪！

名字只是一个人的代号，关键还在于人本身如何锻炼成长。

2.苦难童年

我老家在河南省荥阳市豫龙镇（即二十里铺乡）翟寨村。荥阳县原来是个农业县，属开封地区管辖；后来发展成县级市，成为郑州市的一部分。爷爷侯定五，会算命看相，家里的相书之类是妈妈为之抄写的，爷爷经常夸妈妈写的字字体娟秀。爸爸侯志辉年轻时就读于保定某军事学校学习交通辎重。能跟我外公朱沃结为亲家，侯家不应该会太穷。但上世纪中叶河南土地改革时，根据当时家庭实际情况，成份定为贫农。

侯志辉学校毕业以后，即加入国军坦克部队。他的部队参加了1937年的“八一三”上海抗战。这次中国军队伤亡近三十万人，仍然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他的坦克被打坏了，随着部队西撤，路经湖南醴陵，与长沙师范学生朱云屏相遇。

朱云屏正为部队作宣传鼓动工作。她和著名演员白杨是好友，在抗日宣传演出中充当配角。她的慷慨激昂的讲话，出自内心的爱国表白，吸引了侯志辉的注意。经过一段时间交往，两个年轻人的心碰撞到了一起。他们结婚了，组建了一个逃难家庭。1940年9月，作为他们爱情的结晶，侯显林出生了。

我的出生地是贵州省的贵阳市。婴儿时的记忆极其模糊，只记得妈妈抱着我到处躲避敌人的飞机轰炸。更可怕的是日本飞机的机枪扫射，中国那时缺少空军，没有高炮，防空能力极弱。妈妈后来告诉我：她抱着我蹲在草丛里躲避日本飞机，但机枪扫射时，一颗子弹把她的旗袍打了个洞，却没有要了我们的命，甚至没有受伤。按迷信说法，是我们娘俩命大。

侯志辉还是决心要寻找部队，好到抗日前线作战。他们辗转到了汉口刘昌义将军的部队里。刘昌义将军所率领的15军，是在河北起义的抗日部队，曾用“诈降”的办法歼灭日伪军数百人，受到国民政府表彰，后来辗转到了武汉。侯志辉在军部当上尉参谋，朱云屏是随军宣传队员。他们以为，这样在军中工作就是爱国，就是抗日。但日子长了，侯志辉夫妇对自己所在国军的“抗日”很不满意，和他原先所在的上海军队一比，差距明显。在军部工作消息灵通，晚上两口子就商量怎么办？侯志辉说：

“抗日战争眼看就要胜利了，美国参战了，苏联打败了德国，正在大反攻，国军还是这么窝囊。何时才能收复失地，光复祖国呀？”

“那你说怎么办？我听你的。”

“我听说八路军才是真正抗日的部队，老家已经有八路军根据地。我们回老家看看，如果是真，就投八路军去！”

“好！你光说荥阳好，文化古城，我还不知道什么样子呢！怎么跟刘军长说呢？”

侯志辉一番口舌，并没有引起刘昌义的反感。相反，他还是同情和支持侯志辉的。他没说自己要去投八路，只说家里父母年迈，无人照顾。——这当然是实情。

一回到翟寨村，见到二老年迈，妈妈身体又不好，侯志辉觉得自己回来太晚了，很对不起在家乡翘首以盼的双亲。爷爷奶奶看见了活蹦乱跳的孙子，还是格外地高兴。奶奶把孙子拉过来，紧紧地搂着贴在身边。那种感觉跟妈妈抱着不一样，我真的很难形容。我那时刚刚四岁多，有四位至亲陪着我，真的其乐融融，幸福无比。后来奶奶走了，不见了，我只知道悲伤，不懂得什么叫逝世。

家里是一方南北向的小院，北屋是正房，东面是爷爷奶奶住，西面是书房和爷爷给人算命的地方，中间厅堂里供奉着祖宗各种牌位，很严肃地哟，我看着就不敢调皮捣蛋了。院子东面有另一间单独的堆杂货的房子，腾出来给我们仨住了。

小院里种了些薄荷，门前有棵银杏树，还有别的中草药，我不记得名字了。爷爷不光会算命，还会熬制专治跌打损伤的膏药。凡家庭困难者，来人取药他分文不收。往往有人送点水果点心来表示感谢，这时我就有了口福。

在家没有多久，荥阳县的伪县长翟寿仙就派出几个便衣来找爸爸。爸爸跟翟是老同学，也就没有任何戒备之心地跟着来人走了。一进了县城，马上有几个伪军士兵从两边攥着侯志辉的胳膊，把他押进了县里的大牢。而爷爷得到的消息却是翟县长请他儿子有要事相商，请他在家等着。翟寿仙审爸爸，问他：

“老同学啊，你怎么这么不聪明，参加共产党干什么？共产党跟皇军作对，早晚要倒大霉。”

“你还承认我们是老同学？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皇军要消灭共产党，我也是没有办法。”

“日本鬼子眼看就要完蛋了，你还不给自己留条后路？早点反正，脱离鬼子，就早点做人。不然你会成为鬼子的替死鬼！”

老同学彻底翻脸了。他用手一挥：“把他押起来！带上脚镣子，别让他跑了！”

我们都不知道爸爸怎么回事，妈妈和爷爷急坏了，四处托人打听。爷爷甚至把地卖了，拿钱打官司，要救儿子。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听说八路军武工队来县城劫狱来了。究竟来多少人，怎样的战斗，谁也不清楚。当然以后我们知道：是中共荥阳县地下党秘密配合得好，没有放几枪就完成任务。爸爸和被关押的共产党人一齐被救出来。这次劫狱，把爸爸、妈妈，还有我，全都弄到八路军嵩山根据地去了。爷爷说什么也不肯走，他要守住老家。他说你们放心吧，前后邻居都会照顾我。爷爷人缘好着呢！

八路军的嵩山根据地在老家的南面，很近的地方。爸爸早就想参加八路军，这下如愿以偿。他被分配在荥阳抗日县政府的敌工科，担任敌工干事。县长是冯国彦，建国以后曾任国家二机部政治部主任。县政府敌工科长是张治平，曾任郑州国棉六厂厂长。县政府文教科长是郭颖生，曾任郑州市副市长。郭颖生叔叔跟我们熟悉，是因为妈妈担任文化教员，在根据地教书。

在根据地的这段时间里，不知道是那位八路叔叔给我做了一把木头小手枪，成天握在手里跟小朋友们一起玩：“我是八路，缴枪不杀！”要不就是对着远处的靶子，用嘴吧“啪、啪”作射击状。

“八一五”苏联红军打败了小日本，眼看鬼子就要完蛋了，爸爸想起他的老同学来了。他跟张叔叔说，敌伪的县大队，当兵的都是县里的穷乡亲，伪县长翟寿仙是我的老同学，我想回去说服他起义。如果他能反正过来，我们干部战士减少牺牲，伪军队伍里的老百姓也就都解放了。现在情况跟我上次被捕不一样，鬼子马上要完蛋，帮他找出路，他应该理解。

张叔叔说，你想得是不错，怕就怕翟寿仙跟鬼子久了，心黑了，对你下黑手。

爸爸说，我们是老同学关系，就是他不同意，也不会把我怎么样吧？为了表示诚意，我还得把家属带下去。我就说我没有参加八路军，又回老家来了。张叔叔以后告诉我：他怎么劝爸爸也不听，一心想着救出参加伪军的乡亲们。后来经过冯县长同意，就照他的想法下山了。结果，哎呀，翟寿仙心太黑了！事隔三十多年以后，张叔叔讲到这里，心里还是难过。

我们回到翟寨村，早就有谍报人员报告翟寿仙了。我们一家三口同时被抓到县监狱去了。我看到的是，地下潮湿发霉的草，是给“犯人”们睡觉的地方。头顶木梁上，一名四十岁左右的男子，上衣脱光，被反绑四肢，倒吊在梁上；汉奸打手，用皮鞭沾水从下往上抽打着他的上身。道道血痕还在滴血，他可能已经昏过去了。

我和妈妈被关押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不知道爸爸被敌人怎么样了。后来敌伪档案上告诉我们的是：敌人根本不审问他，直接拉着爸爸去刑场杀害了：事先让人挖好一个深坑，要让爸爸自己跳下去好活埋。爸爸不断反抗，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敌人刽子手就用大铁锹斜着从脖子上砍下去，爸爸脖子处喷着鲜血，倒下了埋人的深坑。刽子手们从四面壅土下去，将爸爸活埋了。

档案告诉我们：翟寿仙知道了爸爸是八路军敌工干事的身份，“说是来找我借钱的名义，实际上是要动摇我的军心。我不能不下狠心除了他。这是我杀害革命干部的罪行”云云。

翟寿仙在荥阳解放以后被处决，事前开了公审大会，我和妈妈不在现场，但爷爷和大姑姑参加了大会，上台控诉。直接杀害爸爸的那个凶手，当时畏罪潜逃。直到文革期间才被捉住，荥阳县公安局专门派出干警到南昌找我，跟我说明情况，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只能说按政策办。

我和妈妈是怎么离开敌监狱的呢？这事说起来就有点曲折了。

敌人杀害爸爸，却把我们俩留下，目的是放长线钓大鱼。但冯国彦县长知道了情况，就下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动用地下党的力量，想方设法救出他们母子。否则我们就对不起烈士！他说。敌人不让我们跟爸爸见面，妈妈也就知道他可能牺牲了。敌人问什么，妈妈都说自己是家属，不知道情况。由于监狱伙食极其恶劣，只能勉强维持生命，有位医生来给妈妈检查身体，说病情严重，加上肚里有小毛毛，必须保外就医。监狱里听从了医生的意见，就把我们俩送到监狱外面的一所小医院里。妈妈根本没有怀毛毛，听医生这么说就知道是自己人来救我们来了，所以十分听话，与医生配合默契。终于，我们被八路军救走了。参加营救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并没有暴露。可能是由于日军投降，汉奸心荒，无法追查我们的地下党员们。这些救命的地下党员叔叔有：解放后荥阳县乔楼粮站的负责人柳套、开封专员公署办公室主任李发运等。当然，他们是在张治平叔叔领导下，顺利完成营救我们的任务。

过了这么多年了，我在想：宁可暴露地下党员，也要救我们出来。我们的生命的的确确是共产党给的！

解放战争期间，为躲避敌人，妈妈只能跟随部队活动。后来进中原大学学习，那是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妈妈毕业以后参加南下大军，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妈妈了。

我，一个五岁多的小孩，跟着七十多岁的爷爷，在家乡苦渡时光。因为国军和共军时有拉锯现象，我的家乡也被国军短暂地占领过。我的二姑，嫁给了国军的一位汽车司机。他路过翟寨时就把我带走了。我被二姑父带到了徐州。在徐州我还上了国民小学。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国父孙中山的“世界大同、天下为公”。这八个字我来回写了好多遍，还是写不好。特别是繁体的为字。所以我就少不了挨板子——还好，老师打的很轻，没有留下伤痕。课本上说：“美国小朋友，省下糖果钱，买飞机飞满天…中国小朋友，也要学习美国小朋友…”等等。还有就是“冬天来了，雪花飘飘，屋上地上一片白茫茫”，一堆废话。

在徐州没有呆多久，淮海战役就快要打响了。姑父把我和姑姑又送回了翟寨，我们坐的是敞开的货运列车，除了帆布盖着的不知道是什么货物，上面全是逃难的妇女儿童。放下我们，他就走了。军务在身，行迹匆匆。可这一去，姑父就跟姑姑彻底分开，一个在大陆，一个在台湾，直到各自升天，见了上帝，他们俩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我又跟爷爷在一起生活了。

爷爷七十多岁，我也就七岁多些。爷爷半身不遂，走路离不开拐杖。我不懂事，这两个人怎么生活？我回忆过去，也觉得难以想象。靠邻居！只有这一条。爸爸是为抗日牺牲的，农民协会有照顾政策。原来我家大门上挂的牌子是“烈属光荣”。爷爷不相信儿子会牺牲，总是叨叨咕咕地不高兴。后来妈妈参军后，农会给换了牌子，叫“军属光荣”，爷爷情绪才稳定下来。农会尽可能照顾，所以吃的不愁，穿衣服有些难，爷爷会出去讨，大家愿意帮忙。我觉得最难的还是一日三餐自己做。烧的问题：农会给的原煤，烧的时候一定要按比例掺和煤土，我还得去推煤土。爷爷不知道让谁给我做了个小推车，是独轮车，一次就推一车回来。村西头有个大坡，有一次，我推一车煤土下坡时，一下子没把握住车把子，车子往下飞跑，翻倒在路边上，我就只会坐在路边上哭。哭了一会儿，推着空车回家，结果免不了要挨爷爷一顿打。

除了煤土，还需要柴火，爬树成了我的正常工作。村子外面那些树上有枯枝，我就要爬上去把它折断弄下来。凑够了，用绳子绑住，背回家。看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这么辛苦，邻居家的大哥有时就会帮助我弄点柴火。

爷爷实际上不会做饭。有时水和米放好了，火也点不着。我要趴在地上吹火。我吹不着，就得爷爷自己来。有时吹起来的灰，会迷了眼睛，用水洗好久才行。吃生饭、剩饭就成了家常便饭。

吃水也是大问题，我跟爷爷上井里打水，一桶水得两人抬。我把扁担搁肩膀上，爷爷走在后面，用手提，另一只手还要拄拐棍，这种艰难真是难以形容。

家乡解放了，对于我的意义就是妈妈回来了。但妈妈不可能在家里帮助我们解决生活问题。作为烈士遗孀，共产党在政治上把她当自己人。妈妈在荥阳县城的南关小学担任政治指导员，我就从乡下的岳岗庙小学转学到了荥阳城的南关小学。据张治平叔叔讲，郭颖生同志曾经追求过我妈妈。妈妈离开我们去开封中原大学学习，参加南下大军。

到家的妈妈又走了。我又得跟爷爷一起度日。爷爷会算命，可从来不给自己算，也不给我算命。

生活的艰难让我实在无法忍受，我开始想逃跑。记得南关小学有位楚老师，住在楚家庄，我想找他去。但楚家庄在哪里我并不知道，只知道那庄子里是生产陶器的，爷爷的夜壶就是在集市上买的楚家庄产品。这是夏天，学校放假了，楚老师肯定在家里。我就带上一只窝窝头逃跑了。

这天该乔楼当集，我就在集市上等，一直等到有卖陶器的卖完货回家。我连问也不问就紧跟在人家后面。我也不吱声，一直跟，引起大人的注意。结果他就在路上问我跟着他干什么？我就说明自己去楚家庄找楚老师。巧了！他真的跟楚老师熟悉，说楚老师在村东头第二家，一个打麦场的北边。这样，我就毫不费力地找到了楚老师。见面这一顿哭，那是免不了的。妈妈不在，见到妈妈的同事也是想妈妈想的哭。

楚老师把我留下在家里，和他的孩子在一起玩、吃、住，没有过几天，爷爷就拄着拐棍来楚老师家找我了。毕竟是做教育工作的，楚老师在我和爷爷之间讲和，做思想工作，讲得爷爷也是眼泪水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好说歹说，总算是把我劝回了翟寨。以后，爷爷对我的态度好多了。我也就不再像以前那样调皮捣蛋。

3.天翻地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地变化。次年，我的命运也跟着发生了变化。

在人民政府的照顾下，我和爷爷的生活有了充分保障，比现在的“五保户”还强。记得给我们家做饭的阿姨对我可好了。可是越是这样我就越想妈妈。

过年的时候，政府送的东西可多了，我们叫邻居们一齐来家过年。天渐渐暖和了，妈妈还是没有消息。就在我左盼右等的节骨眼上，村里来了两名解放军同志。他们通过村干部的介绍和引领，来到我家里。

解放军叔叔看到我以后，用手摸着我的脑袋，亲切地对我说“小鬼，你妈妈想你了，叫我们接你去她哪儿，你说好不好？”

“我不是鬼，我有名字，我叫侯显林！”

“对了，找的就是你！我们是解放军，是你妈妈的朋友。想吃什么你就说，一定满足你！”

艰难困苦的日子终于过去了。我心里慢慢高兴起来，跟着他们俩人到了马路上，坐上一架马车。爷爷肯定是难舍难分地在那里瞭望，但人民政府对他照顾得很周到。

我们三个人上了火车，来到一个地方。我说：“叔叔！你们说带我到大城市去，这洛阳也不比荥阳城大多少哇！”

叔叔笑了：“孩子，这不是洛阳，是漯河。”

我为自己的无知感到可笑。下了火车，我跟着他们走进一个部队机关，后来我才搞清楚是这么回事：1950年中南军区在武汉召开荣军管理局局长会议，江西、河南的省荣军管理局都归中南军区管辖，两位局长都要到汉口参加会议。妈妈就把接我到江西去的任务，委托给了这两位局长。河南的荣军管理局设在漯河，江西的荣军管理局设在贵溪，两位领导到汉口开会，就把我带到汉口举办“交接仪式”。河南的荣军管理局局长郑重其事地对江西的局长程先馀说：

“烈士的这点骨血就交给您了。”

“放心吧，我会及时交给他妈妈和他的新爸爸。”

解放军叔叔告诉过我了：妈妈在江西给我找了个新爸爸。爸爸姓啥？程局长给我开玩笑说：“是姓程吧？我做你新爸爸好不好？”我说：“我不知道，因为妈妈说了算，我说了不算！”

程局长笑了：“逗你玩儿呢！到江西就见到你新爸爸了！”

武汉可是大城市，汉口靠着长江，码头上停靠的巨轮吸引着我。大人们开会，我就溜到江边上玩儿。开会的大楼实际离江边很近。在水里的大船，就像立在水中的大楼，房间里亮着灯光，常常有四五层。江水拍打着船舷，发出清脆的响声。白天，我会下去江边捡石子玩。有时坐在石级上几个小时的发呆。

开完会了，程局长带我到了江西贵溪。见到妈妈和新爸爸了，这种高兴很难形容。

我的新爸爸姓陈，叫陈瑞先，在江西省荣军管理局当副局长；妈妈当出纳员，是管钱的。妈妈和爸爸早就商量好了，给我改名字叫陈建国。

爸爸妈妈认为我最着急的事，应该是上学。我因为生活改变，吃得好穿得好，什么事不用发愁，所以连上学的事也不着急。爸爸和方志纯（江西省委书记、副省长）是老战友，经过向方老请示，说前夫是烈士，生的孩子当自己的一样对待，就把我送到了南昌市民德路的省八一保育院。进这个保育院的都是老革命干部的孩子，用现在的话说叫“红二代”。例如，毛远新就在八一保育院的时候跟我同过学。

爸爸工作单位调整到了江西省干部疗养院，担任副政委主持工作，后转院长。地点就在南昌市南郊的莲圹镇，一个叫伍农岗的地方，离保育院有近三十里路。是警卫员濮煌宝叔叔用自行车驮我去保育院的。

到了保育院以后，我立刻受到小朋友们的热烈欢迎。有个只比我小一点点的小朋友走上来跟我握手说：“你叫建国，我也叫建国，我叫刘建国。让我们共同把国家建设好！”

我当时快十岁了，算是比较大的孩子。像我这样上了小学的大约有三十多人，更多的是上幼儿班的不满六岁的孩子。根据我的年纪，安排我到南昌市法院前小学上四年级，保育院的小学生都在该小学读书。妈妈知道以后不同意了，要求把我安排到五年级，因为我在南关小学已经读过四年级。成立南昌市育新小学，接收领导干部子女，那是很晚的事，我与之无缘。我1950年秋读五上，到1952年春，六上学期已经结束。

在保育院的两年，是我在蜜罐里长大的两年，也是我交朋结友，准备走向社会的两年。

每个孩子的保育费是每月24元，家长不许截留，完全拨付给院里。不要以为这钱少：当时物价很低，一角钱能买4个鸡蛋。所以每月12块钱的伙食，就相当于干部叔叔“中灶”的伙食标准，拿给孩子们用，绰绰有余。剩下12元，是穿衣及其他费用。保育院的孩子们穿统一服装，很像军队，整齐美观。所以法院前小学一旦有什么接待活动，就非找我们二三十人参加不可。记得有一次“迎接社会主义国家妇女代表团”，让我们二十多人排成整齐队形，到昌北牛行火车站等待。等了好半天，也没有见到代表团的影子。带队老师失去信心，才放我们“回家”。

一回到保育院，就看到满院子的外国老太太。是康克清康妈妈带过来的，她对这里熟啊！朱总司令在南昌起义时利用过这个地方，好像是临时指挥部吧。老太太们跟幼儿班的小朋友已经玩了一会儿，一看到我们这些大孩子来了，也是喜出望外，二三十个同学都被老太太们分别领去了。语言上的困难抵挡不住中外交流的热情，翻译们忙得不可开交，院子里笑声歌声不断。这是我第一次感受中外人民的友谊。

保育院的孩子们，现在都成了老头老太太了。但大家对儿时的记忆仍然深刻、具体。

不管怎么样，儿时的伙伴是我描述的重点，现在一个个地说吧。

刘赤生，刘俊秀同志的大儿子，跟我同年，月份小点儿。说他是我在保育院最好的朋友，全保育院的大人孩子，没有一个不认可的。

刘俊秀同志是江西省委书记，分管农业。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5月出版有《刘俊秀传》。书由肖克作序，王恩茂题字，有需要的可读之。这里只讲我跟刘赤生的友谊。

刘赤生是国防科技大学教授，军衔大校。现摘抄《刘俊秀传》第329页文字，说明有关情况：“1964年，刘赤生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他主动放弃了留校任教的机会，要求去了最边远也最艰苦的原子试验基地——马兰，而且一干就是15年。和一天也没有去过马兰的妻子两地分居也一拖就整整十年。……他参加了十次核试验，成了庞大的核试验控制系统的业务骨干，两次荣立三等功。现在，他是长沙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的高级工程师，成为我国巨型银河计算机研制方面的专家。”

从上学说刘赤生比我低半年，他在读四下时我已经在读五上。但我们就是谈得来，可以说无话不谈。星期六晚上，家长来接孩子，我们要分别时总有些恋恋不舍。他妈妈知道了，就索性把我也接到他们家里去玩。他妈妈叫孙亚衡，是河南人，特别喜欢我，听别人说，他认为我这么小就讲政治，将来一定差不了。

友谊的发展使我对他的弟弟妹妹也有了更深的了解，算是解除了我的“司马牛之叹”。他们尊重我，像尊重他们的亲哥哥一样，使我非常感动。印象最深刻的是老三刘胜利。他是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毕业后在省电视台从事技术工作，业余时间翻译英国大学教材，并发现和改正了原著中的近百处错误。他将结果寄给原作者时，对方十分惊讶，却也只得老实承认。他在生病中又翻译和撰写了一批电子方面的著作，近百万字的《计算机用显示器电路设计》受到业内人士普遍欢迎。我在保育院的时候，他还在幼儿班。我们的友谊是后来发展起来的。

他妹妹叫刘克克，比我小两岁。她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生物物理专家，是去了美国三年的访问学者，连续在国外专业杂志发表多篇论文，谢绝了美国高薪聘请，如期回校效力。老四、老五就不用再介绍了。

刘赤生和他的弟妹们，告诉我什么是真正的红二代。他们都是先进科技领域的佼佼者，值得我永远学习和想念。

罗亦绍，他的父亲是省监委书记罗孟文，老红军。罗亦绍是国家航天五院的老一辈高级工程师，中国的人造卫星多数出自他的设计。红二代的又一典型。

吴安萍（已故），320厂党委书记吴继周的儿子。他爸爸后来调航空工业部任副部长、顾问。吴安萍先是在江西省话剧团当导演，著名话剧《八一风暴》由吴安萍导演。后来他担任八一电影厂的导演，为祖国影视业做出杰出贡献。我跟他熟悉，是因为我也爱好文艺，在这方面我们有共同语言。

石蔚苍，省文化局长、中国戏剧家石凌鹤的儿子。他常常带我到文化局看幻灯片。他还自己制作幻灯机，把国民党军队留下在省政府防空洞里的旧胶卷取出来，洗刮干净，然后照小人书上的图案画成投影胶片，放映出来给我们大家看，效果真的不错。听说小学部的孩子自己放“土电影”，老师、阿姨都来看，热闹非凡。他这么一搞，爬树的、打架的少了，调皮捣蛋的也少了。当然，我是会爬树的一个，也消停了。后来，石蔚苍去了上海工作，为京剧团设计和制作灯光布景，成为专业人才。他有个妹妹，叫石蔚椿（已故），是百科全书出版社的编辑。她会写小说，公开出版，算是不太出名的作家。

还有吕宏、吕桦兄弟俩，省教育厅长、老红军吕良伯伯的儿子。弟弟吕桦是学地质的，我们长大后成了同行。哥哥吕宏长期从事国防科工管理工作。

其他同学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从跟我同年的这几位就可以说明：什么是真正的红军后代？什么是继承先辈遗志？

回忆保育院这两年生活，我有种无法言喻的自豪感、幸福感——我是这样一些人的真心朋友。

我在保育院期间，世界上发生的最大战事，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朝联军抗击所谓联合国军，取得重大胜利，真的很不容易。我们小学生除了捐献零用钱购买飞机大炮，就是特别关心战争进展情况。记得志愿军主动撤退之后进行反击，有人画了漫画：中朝军队像是把弹弓向后拉开，积蓄力量以后猛一松手，弹弓就向前冲击过去，把美李匪帮赶下了海。这是形象的比喻，让老百姓能够理解我方的战略转移。

但是今天的舆论就有些混乱了：有人说朝鲜“侵略”韩国，美国佬帮助韩国抵抗侵略，我们还帮助朝鲜侵略者，所以受到联合国的反对。这就把整个战争的是非弄颠倒了。南北朝鲜本来是一个完整的国家，二战结束，日本战败投降，朝鲜就应该统一。但是，由于苏联和美国军队分别从北部和南部占领朝鲜，两大国意识形态的分歧，使苏美将朝鲜“一分为二”。这和当年德国被分裂成为东、西德性质完全一样。这种分裂对于朝鲜人民是痛苦的，不能容忍的，所以南北双方都有统一朝鲜的计划。韩国一直有“统一部”就是证明。问题仅仅在于：由谁，通过什么方式进行统一？金日成认为应该由北方用武装斗争方式进行统一，因为南朝鲜李承晚集团是美帝的走狗！南方实行的是殖民地政治经济制度，朝鲜人民军应该去解放南部处在水深火热中的苦难同胞。这就像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解放全中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里是什么“侵略”？金日成没有估计到美国会直接派军队干涉，所以在胜利形势下急躁冒进，忽视后方防御，结果让30多万美军从仁川港登陆，使朝鲜人民军陷入“联合国军”前后夹击之中，才招致失败。敌人占领北朝鲜后，炸弹投到中朝边界。如果中国表现得软弱可欺，下一步敌人就有可能进军东北，走日本鬼子侵华的老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才决定派志愿军赴朝参战。

那时我虽是十来岁的娃娃，但对问题的理解至今没有变化。说金日成大意轻敌是有根据的：早在仁川登陆以前，美国就派出扫雷舰清扫布在仁川港附近海面的数千枚水雷，已经透露出将在此处登陆的计划，而朝鲜方面对此毫无防备。

1953年夏，暑假的一天半夜，我正在江西省干部疗养院我爸爸的办公桌子上睡觉，急促的敲门声把我吵醒了。

我起来问：“谁！”疗养院的警卫叔叔告诉我，是归国志愿军首长要找你爸爸，请我把爸爸叫醒。其实不用我叫，睡在里屋的爸妈都醒了。他们起来问明情况，就开门出去了。

第二天清晨，疗养院外面，莲塘镇整个伍农岗的小树林和青草地上，布满了军车和军队。我看得很清楚：高射炮、探照灯和无线电天线，散布在四处。在此之前，国民党的军用飞机经常光顾南昌，南昌动不动就要灯火管制，警报响了以后，全市漆黑一片。保育院的大人和孩子都要进防空洞。自从这支高炮部队到来以后，南昌市就再也没有响过防空警报了。

我看到部队军装和解放军军装好像有点不同，想起警卫叔叔告诉我的话，就问：

“叔叔，你们是归国的志愿军吗？”

“是啊！小朋友，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时，走过来一位干部说：“他爸爸是这个院的院长。”我没有否认，也没有点头，仍然好奇地问：“这些汽车和探照灯真是从朝鲜前线拉回来的？”

“是呵，小朋友，你不信吗？”

“从前线回来，为什么这么崭新的呀，连油漆都没有碰破？难道进场维修了？”

“一炮也没有放就拉回国内来了！”说话的战士似乎有点生气。

那位干部解释说：“我们是一个高炮团，团长带一个营到鞍山保卫鞍钢，政委带一个营在朝鲜还没回来，副团长带一个营到南昌来了。”

“那为什么一炮也没放呢？”他详细地给我做了解释，于是我知道了下面的故事：

国民党特务，对于美国方面来说，在朝鲜的确是立了“大功”！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国民党特务的帮助，美军和联合国军的命运可就惨了！一个是向美军飞机指示志愿军总部的准确位置，说这里有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一个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炸死其中任何一个，对于中共军队的打击就大了！结果你们知道，毛岸英同志牺牲了！

朝鲜停战谈判，其实双方都在利用这个时间，做开战的准备工作，并不是真的想不打仗了。我们估计到美国假和谈真备战的战略意图，所以备战工作抓得更紧。你们不是捐献飞机大炮吗？我们从苏联买来了一千多门大炮，数百辆坦克和上千架飞机，准备美国佬拒不在和平协议上签字，我们就集中优势兵力，一下子把他们推到海里去，解放整个朝鲜。他们不是有飞机空中侦察吗？我们就把装备拆成零件，伪装成其它物资，送到前线山洞里再组装。做好了准备，正式行动开始之前，需要进行作战动员，把作战计划传达到每个战士。这样，在战斗前2小时把作战计划传达到了基层。叫人想不到的是，有个师部作战参谋，是打入我军内部的国民党特务，他把这个情况紧急通知了美国方面。结果，在我们准备开打前不久，美国谈判代表在协议上签字了！

我们是主动要求和平的。人家签字了，还怎么打？计划只好撤消！中央领导和部队首长知道有国民党特务向美军通报情况，个个气得不得了，那又有什么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