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落后的是什么

陈建国（江西社科院）

古人说：“知耻近乎勇”，是提醒我们：时刻不忘记自己的缺点错误，坚持改正之。可是我们自己却往往抓不住自己的主要毛病，不知道自己的关键弱点是什么，这样就会使自己面临最大危险。好像一个病人，明明是心脏病发作，却自以为是伤风感冒。结果自己给自己开错方子，病情就会更加严重。

所以我呼吁：一切爱党、爱国人士，都参与讨论一下：我们中国现在最落后的到底是什么？只有坚持自我批评，努力改正错误的国家，才是追求进步的国家，也才能推动世界进步。我们作自我批评，决不只是为了自己！人类需要我们改正错误，这个地球需要我们改正错误。

一、历史的借鉴

中华民族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但一者时过境迁，旧法子未必都能新用；二者我们面临的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情势，就是做自我批评也要有新意。但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需要简单回顾一下。

2019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回顾百年前，我们当时认为：中国最落后的是文化和科技，这当然跟长时期的封建传统有关。所以拼命批判封建传统，引进国外技术，提倡科学，这叫“对症下药”。结果并不理想。在许多革命家的教育和领导下，经过22年战争，牺牲无数先烈，建立了新中国，我们终于承认：中国真正落后的是政权！政权转到了革命人民手里，一切都变样了。

由此可见，要想抓住自己民族的病根，一针见血地做好自我批评，并不是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不是只要态度谦虚就能做得到。

在自我批评史上，早年有中国皇帝下诏：“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近期做得比较好的是德国对二战的反思。美国、日本先后出版《丑陋的美国人》和《丑陋的日本人》。我曾经想跟着学，来一个《丑陋的中国人》；后来一想：这种做法大大不妥：没有抓住自己落后的要害，笼统地对待缺点错误，效果一定欠佳。——日本、美国的进步就不如德国明显。

1957年发生了叫做“反右”的事件。如果把党和政府看作“自己”，这也算是想作自我批评。多数右派是想对党和政府进行批评，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结果很不理想。

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当林彪、四人帮两股极左势力相继垮台以后，本来又是个“自我批评”的大好时机。匆忙上台的领导人，有点手忙脚乱，只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四人帮”的办法对付“四人帮”，1976-1978这两年“以揭批‘四人帮’为纲”，仍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斗争对象变了，“道”并没有变。——犯此种错误有不得已的苦衷，不能埋怨任何人。所以，能不能做好自我批评，也要看客观形势，不是你只要内心谦虚诚恳就行。

二、现在是自我批评的最佳时机

为什么现在到了自我批评的最佳时机呢？

经过七十年反复，绝大多数国人对于过去的极端思维已经厌倦，知道对事物要进行具体分析，而且要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离开了对特定条件的分析，不可能准确辨别是非。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情绪比较容易控制。在进行自我批评时，不会只抓住一点，不计其余。不至于对党和国家失去信任，造成地动山摇。是啊，谁都会犯错误，党也不例外，有什么好奇怪的？认识了，改了就好。

现在的国际国内形势，需要我们冷静对待。而对过去没有客观的认识，我们就冷静不下来。所以这时候进行自我批评，实在是避免一时冲动的最好途径。

现在，人们心中的不满和疑惑一直在加剧，原因是没有一个妥善的思想方法。对过去进行自我批评，正好是在思想方法上进行教育的有效措施。如果“过去说不清楚”，那么将来梦醒何处？实在让人担心。我们全民的思想方法离开辩证法太久太远，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充斥在人们心中。例如：好人不会犯错误、只有坏人才会抓住好人的“问题”不放，等等。用感情发泄代替以理服人。把复杂事物看得过于简单，不肯多问几个为什么。长此以往，中华民族的思维水平必然大幅度下降，其后果将比任何问题都严重。

再不认真地进行全民族的自我批评，我们将面临无法预测的灾难。

三、我们最落后的是干部制度

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特别是与我们自己的实际发展需要相比，我们最落后的就是干部制度。

过去，我们的干部制度是“不断地发现和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这是冠冕堂皇的说法，其本质就是干部的“首长提拔制”。70年的历史说明，在和平建设年代，依靠主要领导发现和提拔接班人，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英明、伟大如毛泽东者，又提拔和培养了那一位接班人呢？刘少奇、林彪、王洪文，最后的华国锋，后果如何？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邓小平从本质上说也是毛泽东提拔的接班人。——如果不是毛主席一再保他，文革中他的下场不会比刘少奇好！最悲剧的是胡耀邦，毛主席早就想提拔他却一直不能如愿。

对于干部的首长提拔制，民间早就流传谚语：早年是“年龄是个宝，出身很重要，要想当干部，还得靠领导”。改革开放以后，改成“年龄是个宝，文凭很重要，要想当干部，还得靠领导”。改革开放前后，首长提拔制本质不变。既然一切靠领导，那么“会干事的不如会来事儿的”，“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围着领导转的”。干部竞争中的“劣胜优汰”势在必然。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和我们长期主张的“外行领导内行”不谋而合。对专家意见的排斥和忽视，甚至进行原则性歪曲，导致不少知识分子的灵魂扭曲变形。还引起全社会对于科技人员、文化学者的不满和贬斥。把专家称为“砖家”，教授称为“叫兽”，是其中最为露骨者。

知识分子地位下降，职称贬值。教授当了什么处长、副院长之类，还被称为“提拔重用”，真是荒唐可笑！

这是封建社会官本位观念的极度膨胀。谁有理谁没理全看官职大小，官大一级压死人。“一把手有绝对真理，二把手有相对真理，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没有真理”。所以，谁想要贪污腐败就得利用靠近“首长”的机会耍弄小手腕。建国初期，各级领导班子内部还有点民主气氛。如在党小组会上，警卫员可以批评首长，领导成员之间会互相批评，等等。但“文革”以后，封建主义复辟。全国“一片红”，革委会夺权以后，一把手观念越来越强。“老大难，老大难，老大一抓就不难”，说明其他成员根本无权哪！这种现象还被当成正面表现来进行宣传，真是太可悲！企业实行承包制以后，更加强化一把手意识。地方上的土皇帝一手遮天，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即是如此。

很多人把今天社会风气坏、贪官多的原因归咎于搞“市场经济”，这是找错了源头。世界上有那么多搞市场经济的国家，官员廉政比我们好。原因就在我们错误的干部制度。学习好、工作好，不如跟领导关系好，会送礼的得以提拔，会干活的累死白搭。三十六计走为上，人才就这样出省、出国，一去不回。干部之间的不公平不断加剧。干部之间就不公平，还想让老百姓跟公务员一齐公平公正，这有可能吗？一个让人感到愤慨的社会就这样渐渐地形成。

四、错误干部制度对政治的恶劣影响

过去把政治与阶级斗争混为一谈，是极左思潮形成的理论原因。其实政治包括阶级斗争，却决不等同于阶级斗争。孙中山先生说：“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这才是正确的政治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政治是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天天搞阶级斗争，还怎么为经济基础服务？系统热在中国热了很多年毫无效果，我们的企业管理、社会管理离开系统论的要求十分遥远，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错误的干部制度上。

政治被错误的干部制度搞坏了以后，政治工作，包括理论宣传和组织工作都失去了正确方向。

宣传是什么？是领导者的政治广告。领导有什么想法，要讲话了，宣传部门就围绕这个中心进行发挥，帮助领导引经据典，充实案例。宣传干部不允许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组织工作怎么做？认真贯彻领导意图。调查、测评必须有明确的指向性。领导说不好的干部，你千万不能表扬他提拔他，否则你这个组织部长就别当了。有人问：我们这么多贪官是从那里来的？回答说：组织部派下来的呗！组织部长会觉得很冤枉，可这毕竟是事实！

中国自称是政治上最先进的国家。可是从实际情况看，政治成了最落后的方面，政治部门是最落后、最保守的部门。这一切根源就在落后的干部制度上。

这是一个无解的死扣吗？当然不是！应该怎么办才好，需要另写文章进行阐述。也希望能看到对此进行讨论甚至批评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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