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路明灯

陈建国（江西社科退休院研究员）

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的创始人，伟大的弗里得里希•恩格斯，出生于两百多年前的德国。他创立的自然辩证法理论的光辉，不仅照耀着今天的中国，还必将照耀未来的世界。

一

早在1873年，他就想写一部关于自然辩证法的巨著。但是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的去世，使他忙于“更为迫切的义务”，所以只给我们留下了今天这样的30余万字（中文）的

详细写作提纲。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大学学习地质课程的时候，读到了从俄文转译过来的这本书。里面最触动我灵魂的，也就是人们最常引用的一段话是：

“简单地说，动物仅仅利用外面的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以他所引起的改变来迫使自然界服务于他自己的目的，来支配自然界。……”

“可是我们不要过于得意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我们的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接着，他举了大量欧洲、亚洲的事例，说明历史辩证法的残酷无情。人们被自己的盲目、自私和对自然的无情所伤害。原因是什么呢？他说：“直到现在所有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求得劳动的最近最直接的有用的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而且是由于逐渐的重复积累才发生的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一直是完全被忽视的。”（⑴145-147页）

我的理解是：人类的盲目性和短视行为，造成了这种从喜剧出发带来的悲剧后果。

二

在恩格斯的论述提出近六十年以后，奥地利人V•贝塔朗菲在1937年创立了系统论。到1948年他在美国再次讲授“一般系统论”时，得到学术界的重视。以后经过众多学者的

不断努力，如申农的信息论（1948）、维纳的控制论（1948）、托姆的突变论(60年代末)、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1969）、哈肯的协同学（1977），形成了一整套的系统理论学说。

系统论的著名论断是：万物皆系统。既然如此，人类就是个大系统，它由世界各民族各国家构成，而人类系统本身又是地球大系统的子系统。恩格斯从纯粹自然科学的角度，讨论人类的行为。这些行为的错误方面，违背系统论原则，带来可怕的后果；这说明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人必须把自己看成大自然的组成部分（子系统），而不是高踞于大自然之上的主人。人类无权支配大自然，因为大自然不是人类的奴仆。

所以我说：系统论从全新的角度，深化并且具体化了，对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的理论认识。

三

恩格斯说：“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⑴37页）为了杀死害虫和追求农作物的高产，人们发明了农药和化肥。但是农药对于天然生物的巨大伤害，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于1962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书中描写本该生机盎然的春天，却一片死寂。作为学者与作家，她饱受农场主和杀虫剂生产商的猛烈攻击，他们说卡森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正是在反对者的攻击声中，她的关于保护环境的呼吁，得到了联合国和世界人民的广泛关注。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全面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核心是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寂静的春天》出版两年之后，作者心力交瘁，与世长辞。卡逊遭受到空前的诋毁和攻击，但她所坚持的思想终于为人类环境保护意识的启蒙点燃了一盏明灯。

可持续发展理念，是深化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的又一可贵成果。

四

恩格斯教导我们：“没有理论的思惟，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就会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唯一的问题是一个人的思惟正确或不正确，而轻视理论显然是自然主义思惟的最确实的道路，因而也就是不正确思惟的道路。”（⑴37页）

“错误的思惟一旦贯彻到底，就必然要走到和它的出发点恰恰相反的地方去。”（⑴38页）

自然辩证法的理论是根本起作用的理论，它教导我们要正确认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如果为了强调“政治正确”而违背自然辩证法的规律，我们就没有资格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是恩格斯把他自己和战友的智慧，以及他们共同努力创造的精神成果，用马克思的名义发表出来。然而曾几何时，我们高举“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旗帜，不仅在人群中寻找和制造“阶级敌人”；而且“战天斗地夺高产”，与自然界的“斗争”也走上歧途，例如“围湖造田”、在没有处理好上游泥沙的情况下，就在主要河流中段拦河筑坝蓄水发电，导致上游支流洪灾不断等等。强调“人定胜天”，不尊重自然规律，实际上违背了由恩格斯所阐明的马克思主义。针对这种情况，我在某图书馆的一次讲座中强调：我们的口号是“人定顺天”！

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下犯了错误并不可怕，我们接受教训改正错误，仍然是实践了恩格斯的理论。摸着石头过河，如果不重视“摸”之前的理论预测，就一定会走上恩格斯所批评的“轻视理论”的错误道路。在转变过程中，我们的确充满盲目性，也犯了不少错误。

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主张有错必纠，知错必改。大搞阶级斗争不仅不会有和谐社会，更不是社会主义。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没有解决如何对待阶级斗争的问题。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才真正告别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发展是硬道理”的严肃说明：不科学的发展后患无穷，这正是恩格斯再三强调的观点。“五位一体”的提法，是将系统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进一步中国化。中国推行“一带一路”建设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真正把人类看成一个大系统，和美国的单边主义、“美国优先”形成鲜明对比。当然，按照实事求是的要求，我们还需要在恩格斯思想指导下，纠正和解决更多的思想认识问题。例如，如何用全新观点看待新时期的阶级关系，等等。

五

根据前面的分析，系统论、可持续发展理论，是承继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理论。那么自然辩证法理论本身有没有理论渊源呢？答案是有的。因为人类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任何重大的思想成果，都是对前人成果的继承和发展。这一点没有例外。

在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已经高度发达。但黑格尔对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蔑视，不代表欧洲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态度。因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推动了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胜利进军。多数欧洲学者承认古代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引述了大量欧美科学家和学者们的资料，却很少涉及中国学者。这既是他的不足，也是受到时代的局限。这反映的是当时的中国，在世界上处于极其落后的社会地位，决不代表学者们不重视中国古代文明对于世界文明所做的贡献。

马可•波罗在西方有很高知名度，他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详细记述了公元1271年至1295年他从欧洲到亚洲的旅行见闻。特别是他在中国元朝的传奇经历，除了展示东方经济文化的发达和进步，更引起了航海家来中国探索的兴趣。当然，他在记述中所用的惊奇口气和描写的神秘色彩，甚至引起人们的质疑。比如他说，中国人不烧木柴，而烧一种黑色的石头（煤），火力比木柴大得多。对待质疑，他说：我向上帝起誓，我所说的还不及我所看到的几分之一。以后的探险家，如著名的哥伦布等，就是受到这份游记的鼓舞才出来冒险的。一些更晚的欧洲学者，对于中国古代文明的尊重，甚至胜于我们自己。例如，作为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的尼尔斯•玻尔，将中国古代文明总结为“整体论”和“互补论”，他所一再强调的量子力学的互补原理，即源自他汲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2006年夏天，我在圣彼得堡参加国际会议时，会议主席斯维尔得罗夫先生对于中国道家学说的推崇，更令我感动。所以我以为，自然辩证法思想最古老的根源，来自中国道家的“天人合一”观念。

六

我们把自然辩证法思想体系的源头，归于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这决不是贬低恩格斯。恰恰相反，指出二者的精神联系，只会增加我们对自然辩证法思想的亲切感。这正如我们把系统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归入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决不是贬低它们一样，因为人类的先进思想总是一脉相承。

混淆道家和道教的人，以为推崇道家学说是推崇宗教。以为“天人合一”，就是讲“人的命天注定”；“无为而治”，就是无所作为，听天由命。这样就把道家学说说成是消极处世，不求进取的歪理邪说。这完全是误解。其实“天人合一”就是讲人要尊重自然规律，人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要在了解和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努力劳作。不可逆天行事，是中国人几千年的文化传统。

自从党中央提出弘扬传统文化以来，我们更多地推崇了儒家学说，遍布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说明了这一点。对道家不够重视，是明显的缺陷，建议有关部门努力改正之。如果我们对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理论有深刻认识，有崇高的敬意，结果可能不会是这样。儒家主张矛盾和谐论是对的；但它侧重维护封建秩序，反对社会革命，存在很大片面性。

七

我们接受自然辩证法理论，承认恩格斯思想的指导地位，就应该改变传统的政治观念。

传统的政治观念，是把夺取和保卫政权叫做政治，强调“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它处于政治的第一层级，“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这种政治观念的产物。在革命阶级没有夺取政权之前，这种政治观念完全正确。但在革命阶级掌握政权以后，这种政治观念就落后了，因为社会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孙中山先生提出，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是现代政治观念，已经超越了政权政治，上升致第二层级。这与马克思主义把政治看成是与经济相对应的上层建筑高度一致。两个层级的一致性在于：如果我不掌权，我凭什么管理这个社会？所以说，传统政治观念并不是错误的，而是过于低端。

社会管理和企业管理相似。社会是大企业，企业是小社会。政治正确，就是管理得好；经济繁荣社会发展，是管理成功的标志。国际社会将系统论用于企业管理，取得不少成就。钱学森同志在中国大力倡导系统论、系统工程，本质上是想用系统论管理整个社会。然而，系统论在中国热闹有余，落实不足，原因在于没有采纳孙先生的政治观。其实把管理看成政治很直截了当，我们的政治部门由组织和宣传部门构成，它们就是协助领导搞好管理工作。政治范畴远大于阶级斗争，例如阶级合作、政党联盟、组织和动员民众等等都属于政治。阶级斗争属于政治而不等于政治。把阶级斗争简单地等同于政治，是共性（政治）与个性（阶级斗争）的概念混淆。分析说明：孙中山先生对于政治所下定义才是正确的。

党中央提出五位一体观念，强调生态建设的指导地位，使我们的政治观念上升到第三个层级：生态政治。社会管理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终极目标，不仅仅停留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上，就是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落到实处。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政治正确。改变政治观念，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最高政治原则，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经济的集中反映，就有了全新的内容。

八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体系，更有着在全世界逐渐落实的长远意义。

当一个政权被资本控制的时候，社会管理的一切目的都是追求资本的最大增殖。这在2020年春天的全球新冠病毒泛滥成灾的情况下，看得更加清楚。这就是“资本政治”，它完全不重视生态文明建设。

即使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这问题也有一个相当长的认识过程。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阶级斗争模式转变为生态文明模式以后，才会渴望学习和落实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思想和理论体系。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经历了58年，我们才第一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在此之前，我们无论在客观上，还是在主观上，都不具备提出此项目标的条件。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从2013年“两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连续多次到各省、自治区代表团与代表们座谈，不断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意义，宣传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要求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认为“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2018年5月，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这说明党中央已经确认：生态环境问题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

但是，党中央把生态作为政治的政策落实起来非常困难。地方上和各部门的“GDP挂帅”，甚至传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挂帅”观念，时时会冒出来作梗。

2017年5月26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说：

“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必须严肃追责。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重视、加强领导，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和政府有关监管部门要各尽其责、形成合力。”

这就是说：犯生态错误，就是犯政治错误，不能容忍。

2018年5月，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说：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强调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真正原由。

中国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这个党在人民中有崇高的威望，对于生态问题就是今天的政治问题的落实，还有如此多的困难和不足。可想而知，要让生态政治观念冲破资本政治的阻力，成为世界政治的主流，该有多么的困难和曲折！

但是，坚忍不拔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让生态政治的观念走向全球，争取成为全球共识。

这不是痴人说梦!这是现时代的共产党宣言。早在2013年，习近平就说：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历史地看，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古今中外，这方面的事例众多。”

一些学者指出：工业文明之后还应该是智能文明。智能文明的发展将提高人类的预测水平和全球协调能力。这有利于贯彻落实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促进生态文明全球化。

2013年7月18日，习近平在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3年年会的贺信中说：

“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维护能源资源安全，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将继续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同世界各国深入开展生态文明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成果分享，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

2018年5月，他说：

“要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推动和引导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彰显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为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习近平的许多次讲话，表达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实际上也是全中国人民的意志和决心。

但是我们并没有天真地认为：世界各国很快就会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恰恰相反，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所面临困难的严重性，知道资本政治的顽固反扑，和不断捣乱。我们实际上做好了迎接艰苦战斗的准备。在全党、全国掀起学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理论的热潮，真正弄懂由恩格斯本人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不断纠正一切违背自然辩证法原则的思想和行为。这样，就是用实际行动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