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中国式民主”的思考

陈建国（江西社科院）

在这个地球上，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最长，因为没有经历过真正彻底的“资本主义革命”，人民群众中的民主意识也比较薄弱。我们的民主建设相对落后，那么能不能后来居上呢？我认为完全可能，其理由如下：

一、建立中国式民主的后发优势

1，西式民主的弊端已经充分显露，我们可以借鉴它们的教训，少走弯路。

西式民主以欧美为代表，但在中国如何搞法？后果如何？我国台湾地区的所谓多党制、“民代”和各级负责人选举制，已经将这种“民主”的弊端充分展示在我们面前。以台湾为反面教员，创造中国式民主，与“中国式现代化”一并实行，如果搞成功了就是“现代化民主”，会比任何旧式民主都更真实，更有效，也更适合中国人民群众的政治诉求。

2，经过建国七十多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已经有了“走弯路”的实际体会和深刻思考。至于从中能得出什么结论，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正因为全中国人民的意见不统一，可以经过争论，找到共识；对于如何建设中国式民主，进行多方面反复地研究探讨，可以避免结论的片面性。

3，我们的思维方式有明显优势。采用符合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来研究和对待全社会民主问题，可以避开形而上学和唯心史观的陷阱。

4，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政治民主理念与执行方式，这一点对世界各国都一样。但是中国几乎是从零做起，很少有旧民主模式的干扰和遗留问题，只需要全力根除封建遗毒就可以了。

二、建立中国式民主的历史借鉴

既然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最长，建立中国式民主哪里会有什么历史可供借鉴呢？有！不但有，而且很坚实，很先进，很得人心。因为它是跟国民党反动统治地区的法西斯暴政强烈对比而产生的苏区民主、抗日战争期间的解放区民主。我们要“不忘初心”，怎能忘记我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府是多么的民主！怎能忘记人民军队内部的民主传统呢？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瑞金中央苏区艰苦奋斗的时候，在大革命失败后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在随后进行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我们一直都是依靠党、政、军内部高度的民主制度，来团结革命战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形成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革命力量。可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中国人民的革命胜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敞，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井冈山的斗争》）

为方便讨论，可以把革命战争年代的民主制度称为“红色民主”。“红色民主”包括哪些内容呢？笔者在《领导科学》杂志上先后发表过三篇文章，实际上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

1，双首长制

“双首长制的现实意义和内在逻辑矛盾”（《领导科学》2010•11月上，15页），文章被国内上百本书所转载（如《共和国历程》等），说明有不少同行认识其意义。在书上转载时，文章做了修改，即增加了“革命战争年代的双首长制”一节，并更名为“双首长制的历史功绩和现实意义”。

传统的国家政治领导体制，都是单一首长制。封建社会是皇帝至高无上，宰相只是皇帝的最高奴仆。美国实行总统制，国务卿是他手下大管家。而英国女王只有荣誉地位和象征意义，政治实权操在首相手里。只有中国才真正实行过双首长制，这是我们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法宝，可惜在建国后基本上被抛弃了。一些战争年代的电视剧中，还有朱德、毛泽东并排挂像的镜头，显示出双首长制度的历史痕迹。

前苏联的经验证明：所谓“三架马车”领导体制，最终会造成领导班子崩溃。而单一首长制条件下，所谓“民主”是假的。台湾四年一度选举很热闹，一旦谁掌握了政权就开始为自己和所属党派的私利进行政治操弄，台湾人民早就讨厌这种闹剧了。只有认真实行“双首长制”才会有真正的民主。为什么“一”和“三”都不行，唯有“双”才行？难道说这是一种数字迷信？否！这里有着极其深刻的内在逻辑。

我国军队实行双首长制是指：总政委是部队的最高政治首长，总司令是部队的最高军事首长，他们各司其职，只有工作上明确的分工，没有谁领导谁的问题。这种制度从总部直到军、师、旅、团、营、连，只不过营级政委称教导员，连级称指导员。两位首长完全平级，这一点至关重要！两位首长一旦不能平等对待，双首长制就退化为单一首长制。

领导成员之间的平等是反封建的利器。最高的封建理念是：“天无二日，国无二君”，一旦谁想跟皇帝“平起平坐”，就是犯了谋逆大罪。双首长制直接摧毁了这种理念。

双首长制使领导人遇事跟对方商量成为习惯，因此会杜绝一切独断专行。能彻底消除领导人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使之与部下商讨问题，向群众和战士们学习，成为职业习惯。使领导人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彻底丢掉“官架子”。

2，定期或者特殊情况下紧急召开的常委会，以及定期或事先商定的全委会。

领导班子不是只有总政委、总司令两位，而是由一个相对固定、并由基层选举产生的党委会或军委会组成。如果首长们意见分歧，或者领导层提出要求，往往就要召开常委会或者全委会进行深入讨论，然后依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进行表决。红军几次在领导班子内部意见产生严重分歧的关键时刻，甚至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有时处于少数地位时，都是靠红军中的高度民主机制才转危为安。最著名者如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党史界对此也许有不同看法，但这不影响我们对“红色民主”的尊重。

3.士兵委员会对部队领导的全面监督

这要跟党或部队中的专职纪律检查机关结合起来，保证对领导干部的违纪行为进行事先预防和事后检举揭发，让每位领导干部都置身于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中，与他自己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改造自己的思想作风相辅相成，使自己工作更努力，作风更廉洁。

以上简单叙述了“红色民主”在三个方面的内涵。建国后因为种种原因而淡化了“红色民主”，结果产生了以“文化大革命”为标志的政治悲剧。历史从正反两方面向我们提出了建设“中国式民主”的紧迫任务。

三、建立中国式现代化民主的方法步骤

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对建国后七十多年的历史，对毛（刘及周）、华（叶）、邓（赵）、江（朱）、胡（温）及习（李）执政的是是非非，要允许讨论、公开讨论，甚至要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深入开展讨论。如果将此列入“几个不准讲”的规定内容，就完全违反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理念，即成为反民主的规定。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如果不准老百姓说出自己对党和国家历届领导人的看法，实是奇耻大辱！那有共产党的政治作为，害怕人民群众进行评论的道理呢？应当真诚地欢迎广大人民群众，对历届党中央领导说三道四！

目前，还需要重点讨论的问题是：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基础上，我们应该如何建立中国式的现代化民主？因为“现代化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核心”！

第二步，要求各方面提出各不相同的“政改方案”。比如中央和各级地方党校，就有权力和义务向中央提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和方案。国家和地方各级社会科学院，也有这样的义务和权力。搞社会科学研究，就要为政治体制改革出力。

第三步，由党中央正式成立“政治体制改革委员会”，对上报的种种改革方案进行审查、比较和反复征求意见，然后归纳提纯出来少数几个（不超过三个）方案，寻找合适单位或地区进行试点。经过反复试点，再对方案进行修改完善后，提交党中央常委会进行讨论。由中央常委会向党代会提出报告，经党代会讨论通过后，在全国分期分批实行；在实行中再加以完善、提高。对全世界正式公布中国式现代化民主的具体规定和执行细节，希望全世界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对我们实行监督。因为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四、中国式民主如何实现现代化

我们为什么提出“现代化”？就是因为时代不同了，再用“老一套”来对待民主问题，我们自己就犯错误了。

比如曾经有过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虽然在1980年被取消，今天的互联网和在手机上发送微信，比那时候的“四大”可厉害多了，你根本无法取消！

民主的现代化一定要跟现代生产和生活的高度智能化相适应，不能迷信过去的老一套。问题是我们要真正摆脱旧观念的束缚并不容易。比如，有人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大民主”，认为把群众再发动起来造贪污腐败分子的反，也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些新时期的“走资派”就会被扫除干净，社会风气就会变好。奇怪的是：这些怀念“文革”者往往并没有真正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他们没有被当成牛鬼蛇神当街批斗过，更没有被关押起来不见天日过。甚至在文革早期，他们还没有出生呢！人的思想是经历和反思的产物，俗话说“不可与夏虫语冰”。信也！

然而，思考过去只是为了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决不是要追究某个人的责任，更不可能真的回到过去。无论是个人或国家，都永远不可能回到过去。

人民就是江山，或者说江山的本质是人民。嘴巴上这样说说，谁都会。问题是某些人一当上领导干部，就会忘记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现有的干部制度，本质上仍然是“首长提拔制”。作为普通老百姓的“人民”，对于谁能当那一级干部，丝毫没有发言权。人们的口头禅是“要健康靠走路，要当官得找门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是不服不行！”这些顺口溜流传几十年，并没有本质变化。这其实是中国的政治悲剧，跟什么“主义”都没有关系。即使是在封建社会，也还有个“科举取仕”的渠道。怎样才能彻底废除干部的“首长提拔制”，是当前中国政治改革的天大难题。但是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民主，永远只能是梦想！

首先是观念上的改革，即对“官文化”实行彻底革命。

旧戏里说的“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是作为“正面教育”的台词。然而只要稍作分析就会发现，这种观念仍然是传统的“领导干部要当包青天”的思想脉络，离开干部观念的现代化十分遥远。究竟什么是现代化的干部观念呢？

我们现在的各项工作，已经离不开电脑了。打个比方说：如果一台电脑就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人民群众则是电脑的主体，而各级各部门领导，就相当于键盘上的操作按键。电脑运作首先要求各组成部件和零件完好无损，安装正确，结构合理；其次要有充足电力供应。在这个前提下，你依程序操作各个按键，才能使电脑运行无误。

一个单位或地区领导，在工作中所起的作用虽然重要，却非常明显，很容易被看到。而他所管辖范围的广大干部群众所做的工作，却很难被领导或外界发现。但是他们所从事工作的重要性，并不亚于领导工作。这就要求我们的领导同志，特别是主要领导，要经常深入基层，了解下情，发现英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所谓“电力供应”，相当于你手下群众最起码的精神和物质生活需求，你不但要掌握，而且要充分给予保障。一旦那个地方“停电”，整个电脑就彻底不能运转！

其次，对“红色民主”要加强研究。

它在过去对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那么巨大的贡献，为什么以后竟被放弃了呢？

这说明它很优秀，却未能与时俱进，不适应建国以后新的社会和政治条件。

作为全党全国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同志，虽然对此负有一定责任，我们却没有任何理由责怪他老人家。在革命者夺取全国政权以后，如何进行政治改革和经济建设？他能够提出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一整套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世界上那有百分之百顺利的事情？

比如说，在战争年代，总司令和总政委“平起平坐”很好理解，也很正常，因为战争年代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是明摆着的。战争结束了，以和平建设为中心，作为“国家总政委”的毛主席，去跟谁搞“双首长制”呢？是国家主席还是国务院总理？怎么着也不好办哪！而一旦“双首长制”不存在了，“红色民主”的其它方面虽然形式上还存在，也很难发挥战争年代那种举足轻重的作用。对“红色民主”加强研究，就是要找出让它适应新时代的办法来，实现中国式民主的与时俱进。

现在的常委会议，常常限于“内部讨论”。如果一个重大决策出了问题，或者取得成功，人们无法知道在讨论和通过中央重大决策时，每位常委究竟是什么态度？是反对还是赞成？是有自己的主见还是随大流？历史事实教育我们：这种在政治上“吃大锅饭”的情况，使广大人民群众，党员，甚至中层干部，都对领导干部“有没有真本事？”无法做出判断。一个干部在政治上是否无能？他或她对于重大是非问题的判断是否准确？是干部的基本素质。所以我发表“‘常委表态公开化’机制探析”（《领导科学》2010•5月上）一文。就是希望今后中央和各级常委在讨论重大问题时的态度，在一定范围内实行公开。这比官员财产公开重要得多。因为官员财产来源极其复杂多样，财产多寡并不直接说明官员是否贪污腐败。在深入一步的调查中，又会发现许多意外情况。然而官员们的政治作为，却能直接说明他（她）的品质优劣和政策水平高低。我们知道，黄河三门峡水库建成以后后患无穷，上游支流水灾频频，是因为有“水墙”拦在了支流注入主流处，使得支流河水中含有的大量泥沙，在支流注入主流之处不断淤积，形成 “拦门砂”。最终导致洪水泄流不畅，水灾不断。这种违反水文学基本常识的做法是怎么形成决策的呢？至今无人为其承担责任！

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对于中央政府的监督，是目前还保留的一点民主形式。但在实际运作中已经变了味儿——人大代表和各级政协委员，实际上成了对一些“名人”或代表性人物的一种政治安置，更多的是荣誉和地位的象征。当然，我们对一些代表或委员，在会议上敢于提出比较尖锐的意见和建议，还是要报以热烈掌声！这说明中国的“红色民主”并没有完全消失，只是做得太不够了。

第三，破除“外行领导内行”的魔咒。

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民主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所谓“外行领导内行是客观规律”问题。不错，这话确实是出自伟大领袖毛主席之口；但我们怎么认识和理解这个问题，却大有讲究之必要。如果单纯从字面上理解，必然犯教条主义错误。

从原则上讲，这个话并没有错。例如，刘备文不如诸葛孔明，武不如关、张、赵，但刘备却是这四位顶尖人物的领导。这是为什么呢？这里有两个基本原因：

其一，领导学本身是一门独立科学，甚或是一门艺术。不懂领导学的基本道理，你的专项本领再强，也当不好领导。因为任何能人都是术有专攻，真正的全面之才极其罕见；而且你的本领如果真的太全面了，就很难再做到精准和专业，因为人的精力和能力都很有限。

其二，如何让被领导者服你？凡是让手下佩服的领导人，无非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种是以力服人。比如古代强将手下兵卒，就是见到将军武艺高强，能打败对方将领，才认为跟着他干决不会吃亏，愿意服从他领导。

另一种是以智服人。领导者太聪明了，别人玩什么花样都骗不了他。这也会让自己的手下佩服，心甘情愿跟自己走。

第三种是以德服人。他的专业能力未必比你强，也并不显得聪明过人，但他的道德品质高尚，让你佩服。

领导工作的事实是：以德服人者，人恒服之；以力服人者，人被迫服之；以智服人者，人惧而服之。品德高尚，并不等于专业知识强，不等于内行；所以，“外行领导内行”是客观规律。

为什么要避免对此作教条主义的理解呢？如果一个专业技术人才，自觉地让优秀品德主导自己的专业工作，那他自己就成了“外行领导内行”的典范。例如一些爱国科学家在敌对国家“无所作为”，而回到国内就“大显身手”。对于这样优秀的爱国人才，你还怎样去苛求他？他做好了本职工作，就是政治思想过硬！

外行领导内行，就是让科学技术工作服从完全外行的人领导？这种教条主义的理解，在我国的实际工作中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和阻碍作用！把正在耕种的良田荒废掉，在那里建设高速公路和漂亮住宅、商店、宾馆，说要发展旅游业；然后再到荒漠地带去打井修水渠，要把沙漠变良田。这种荒谬的决策有什么科学根据？完全是为着形式主义——上报生态建设成绩数据的需要。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采取教条主义立场者，是你们自己在破坏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誉！

我出身地质工作者，对于错误理解“外行领导内行”带来的恶果有实际体会。某地花几年时间上数百人的队伍，寻找所谓“红土型金矿”；结果浪费国家投资数千万，一无所获。就是某地质局的外行领导，不听我这个地位卑微内行的劝阻，一意孤行造成的后果。

第四，民主制度的科学化和现代化。

以上所述，是破除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民主的某些障碍。真正要实现现代化民主制度，必须从民主制度的科学化做起。放弃现代科学，民主就不可能进步。

对于传统教科书上的政治概念，必须有全新的真正科学的认识。我不是说传统教科书上的内容要全部推翻，而是说对一些基本内容的理解必须现代化和科学化。

传统政治观念停留在“政权政治”层面。而你掌权之后，执行什么样的发展理念？这才是政治正确与否的根本。也就是说，由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政治已经上升到“发展观政治”层面：你掌权后执行什么样的发展思路？这就是最高的政治问题！有些地方把这叫做“民生政治”，是比单纯抓政权进步了，但还不够。

由于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提出，政治已经上升到了“生态政治”层面。也就是说，生态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关键在于：单一注意自然生态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密切注意社会生态的发展和变化，让社会生态向着科学化、和谐化发展和变化，这就是新时代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

社会生态科学化和现代化，是极其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决不可小看了这一要求。

其一，系统论实际上是唯物辩证法的现代形式，生态政治就是用系统理论来对待政治工作。所谓“系统地看问题和处理问题”，是新时代政治工作的基本要求。“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维方式和处理问题办法，早就不是政治工作应该采取的方针了。

其二，要重视数字技术和智能科学发展，对政治所产生的影响。例如，如何对待在网络上和微信里传播的政治谣言？或者极其片面的事实讲述？建议中宣部设立专门的辟谣网站，定期不间断地辟谣。这需要花费一些专家的时间和精力，但对于提高全国人民对政治是非的辨别能力很有好处。简单撤掉不良信息，不能教会人如何辨别真假，反而引起怀疑。

其三，重点是改变干部的“首长提拔制”。

怎样把干部的选择和鉴定权力，真正地交给广大人民群众？应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这件事存在的逻辑矛盾是：我是一方首长，挑选和使用干部应该是我的权力，都交给你们了，我使用干部不能得心应手，怎么办？对于这样的首长，就要向他大喝一声：你这样想完全错误！连你自己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怎能对助手和手下挑三检四？一个好的领导干部，就要善于团结不同组合的班子成员，因为革命队伍的组成本身就复杂多样。班子成员的多样性组合，反而有利于领导成员开展工作。

领导干部选择的困难在于：广大选民对候选人并不了解。国外选举搞竞选演说其实有一定道理，这一点我们可以借鉴。但演说内容和方式一定要适合中国现实。比如，对于不习惯口头表述者可以改用文字，但必须是自己写作，不许别人代劳。文字竞选的好处是：立此为凭，将来对干部考核有据可查。演说方式也可录音，但容易被删。

废除首长提拔制，希望从党中央做起。中央各领导人，甚至领导班子的组成方式，都至少要在“全代会”一级范围内，获得多数通过。然后由上级派员监督，实现各层级领导班子配置的“废除首长提拔制”。这个工作做好了，领导干部就真正成了“人民的勤务员”。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才能提高，才会开始关心“我们归谁领导？”这个重大问题。

干部实现“民选”，仅仅是中国式现代化民主的开始。以后的工作，要在实践中边做边讨论，逐步提高。比如“选举法”的修改、补充、完善，只有在实践一段时间之后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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