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将感情和逻辑混淆起来

陈建国（江西社科院）

现在手机微信群里和互联网上流传着各种段子和文章，内中有相当多的“极端观点”。产生极端观点的原因很多，将感情和逻辑混为一谈，是重要原因之一。西方哲学家主张: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是将感情和逻辑区别开的典型主张。而儒家主张“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就是不准批评圣人、尊者和亲人的错误，不能指出他们的缺点。现在弘扬传统文化，我们要有自知之明，知道中华传统文化之弱点，不要把自己最糟糕的东西送给别人。而将感情与逻辑混淆起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糟糕的思维。

一

先看看极左观点。有一种说法：“现在最大的错误，就是承认毛主席有错误。”好像用这样一种方式，才能表达他对毛主席的热爱之情。其实这种说法不仅是在坑害毛主席，简直就是和毛主席指示“对着干！”因为毛主席一贯认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认为只有两种人没有错误，就是死了的人和没有出生的人。主张毛主席没有错误的人，实际上是把毛主席不当人看待。神化领袖的结果，最终会破坏人们对领袖真挚的敬爱之情：您是神哪，您为什么要让我们经历三年困难时期呢？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的曲折性，只有承认了领袖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会犯错误，才能解释清楚。不承认领袖也是常人，就会把历史上一切好坏事情都堆到领袖一个人头上。这种想法与毛泽东同志所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完全不相容，违背马克思主义“民心决定论”的基本常识，与唯物史观直接对立，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我们所热爱的人，不是不犯错误的人，而是他真心诚意地为了劳苦大众的利益而犯错误。目的正确不等于结果正确。至于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则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努力解决。造成目的与结果的错位，有很多原因，不注意感情和逻辑的区分是重要原因之一。就拿毛主席对待农业合作化的态度来说：他看到中国农村和农业落后的状况，就想赶快实现合作化，尽早完成机械化，跑步实现农业现代化。他一心为农民大众谋利益的感情溢于言表，却忽略了条件是否具备。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想办好事情，是不可能的。违背“条件决定规律”的基本原则，就是犯逻辑错误。关于办好合作化所需要的三项条件，是毛主席自己提出来的。廖鲁言等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领导同志，正是贯彻毛主席这一指示，主张发展农村合作社要稳妥一点，把三项条件准备好了再发展。结果反而受到毛主席的批评，把他们说成是“小脚女人”。冤枉人算不算犯错误？当然算，因为他是全党最高领导人。

关于农村办公共食堂的问题，情况类似。毛主席是为了“吃饭不要钱，早日实现共产主义”。朱老总反对农村办公共食堂，为此向中央反映十好几次，历时两年多（1959.2—1961.5）才解决，最终停办农村公共食堂。

十年文革，是毛主席犯下的更为严重的错误。这个问题争论激烈。在这里我不表示赞同那种观点，因为用太少的文字说不清楚是非，用太多的文字又会“跑题”。文革十年中只讲感情而违反逻辑的事情太多。认识任何事物都有个过程，把全国人民都说成是被愚弄的傻瓜，违背历史事实。事实上“九一三事件”以后，全国大多数人都已经知道文革从根本上就错了。辽宁张志新只是因为太出名才被大家记住，赣南李九莲也为此付出了生命。除她们之外，还有许多不出名者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抵制文革。尽管对于中央决议有不同意见，但中央承认毛主席犯了错误总还算是一种进步。造成的后果是：对文革的反思很不彻底，接受教训不够深刻，原因是多方面的。没有分清感情和逻辑，是重要原因之一。从感情上说，我们不希望党和毛主席犯错误；从逻辑上分析，在总体上如此落后的东方大国搞社会主义，是从来没有过的事，那个党，那个领袖也不可能不犯错误。把自己的战友（刘少奇、彭德怀等等）当敌人对待，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违反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所确定的基本准则——这可是毛主席自己的著作中提出来的原则。任意混淆两类矛盾，在文革中莫此为甚。主观确定敌我，以言论定罪，甚至把想象和怀疑当证据，种种反逻辑行为，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如果在认识和处理问题时能讲一点逻辑，就不会产生那么多的冤假错案。井冈山电站一位技术员被说成是“隐瞒重大政治历史问题混入党内”，可是一查他的档案，里边这些问题都写得清清楚楚。何来隐瞒一说？用“隐瞒”二字给他定罪，岂不荒谬绝伦？

二

再看极右观点。最右的观点，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否认毛主席作为革命领袖的地位，把他说成是“封建帝王”，而且是登基后“屠杀功臣”的“坏皇帝”。

更有甚者，连孙中山先生也要否定，辛亥革命也不对了，公然喊叫“还我大清王朝！”这就超出了我们的讨论范围。还有人为中国历代王朝的是非翻案，否认秦王朝因残暴而短命(仅生存14年)，不足为训，而强唐盛汉才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光辉顶点的事实。这些只能说明当前的思想混乱，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造成这种思想混乱的原因很多，主管意识形态的部门应该认真检讨。但不区分感情和逻辑，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悠久的历史文明保留至今、有56个民族和近百年受尽屈辱历史的国家。这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情况，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中国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农民占总人口的80%以上；而农民中90%是文盲。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革命领导者不了解农民，抛弃农民，革命还有可能成功吗？当然不能！中山先生的革命，武昌起义，和赵世炎等同志组织的上海城市暴动，都不可能真正成功！南昌起义后，部队走向广州，想进行“第二次北伐”，也是以城市为中心，最后还是失败了。从毛泽东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知道，是他把关注的目光真正对准了农民。只有朱德的游击战加上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才真正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问题。朱德说毛泽东有悟性，什么叫悟性？就是对中国问题理解得很深透。如果只说朱德、周恩来特别地佩服毛泽东，显然不够。只讲深厚感情，不讲道理，难免会盲从。极右观点，否定毛的历史地位，否定党的领导作用，可能是出于不同原因，但总的一点，是用感情（恨）代替逻辑分析，是没有疑问的。

如果是自己的祖辈受到中国革命的打击，出于阶级仇恨，经过这么多年这么多代，也不应该再记恨了。因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有很多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自己出身成份就很高，如刘少奇、周恩来出身于地主家庭，他们是从国家和世界大局出发看问题的，不是出于一家之私利。这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成员根本不同，而且宋庆龄先生毕生都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如果是痛恨建国后所执行的那条左的路线，那我们的任务应该是认真总结经验，科学地接受教训，不是用仇恨代替说理。党和毛主席为什么会犯这些左的错误？今后应如何避免？否定毛主席的历史地位，否定党的领导，根本不可能解决这样一些问题。

其它方面极左或极右的观点还有很多，不再一一举例。

三

我们反对极端观点，决不是否认人群中本来就应该存在各种不同观点。不可否认：只有不同观点相互争论，才能促进人类思想认识的进步。求同存异始终是需要的。强求统一的做法既违反民主原则，又容易掩盖矛盾，回避问题，有百害而无一利。但是，争论的方法必需是讲道理的，不能光讲感情。如果以为热爱党就是不能批评党，党犯了错误，甚至往火坑里跳，你也一个劲儿地叫好，那你是有意识地在坑害党。对党的领袖也应该持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我热爱毛主席是有原因的，除了佩服他对中国革命的卓越贡献，共性之外还有个性：我父亲在延安时因为患病，医生说需要营养，希望能给他炖只鸡吃。但父亲是搞总务的，更不能擅自给自己弄鸡吃。科里同志就给毛主席打报告，毛主席亲自批准给父亲一只鸡吃。这件事父亲跟我说时很激动。但一码是一码，“为亲者讳”决不是革命者对人对事应该有的态度。

毛主席是哲学家，他的《矛盾论》、《实践论》至今无人能够超越。但古人说得好：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按照哥德耳“不完备性定律”，任何理论都是有缺陷的，自然科学的牛顿力学如此，相对论如此，达尔文进化论更是如此。毛主席在哲学上存在的问题是：把斗争和矛盾混为一谈。矛盾双方概念是对立的，但对立概念并非全是斗争关系。上和下对立，阴和阳对立，左和右对立……它们怎么斗争？夫妻是一对矛盾，夫妻斗争的结果是离婚，做不成夫妻。师生是一对矛盾，师生斗争的结果是课堂秩序混乱，上不成课。斗争是解决矛盾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全部方式，和矛盾不属于同一级别的词汇。矛盾是共性，斗争是个性。矛盾更多的依靠互补来解决。矛盾是绝对的，在《矛盾论》中被换成了“斗争性是绝对的”——这结论犯了逻辑错误：以个性代替共性。毛说“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其实对抗和斗争完全是一回事，世界上没有不对抗的斗争，也没有不斗争的对抗。承认非对抗性矛盾，就是承认斗争性不是绝对的。

当然，我们反对“斗争哲学”，决不等于否定斗争精神。作为一种不怕困难，不怕敌人的革命斗争精神，我们永远需要。但是，决不能将斗争精神等同于“斗争哲学”。

还有另外一对概念混淆：政治与阶级斗争不是同一级词汇。孙中山说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而列宁和毛泽东却说政治是阶级斗争，这就很不妥。阶级斗争属于政治，而并不等同于政治，因为政治的范围要广大得多。阶级斗争是个性，政治是共性，例如：阶级合作、党派协商都是政治。如果仅仅把合作当成斗争的手段，那就是在合作中缺乏诚意。

领袖个人的错误会影响全党全国，以至于我们自己也会以感情代替逻辑。我们对领袖无比热爱，当有人提出“三忠于、四无限提法不妥”的时候，我们的头脑就不冷静，以为这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但是从逻辑上分析一下就知道：“三忠于、四无限”的确是在宣传个人崇拜，与党的民主作风格格不入。这种提法其实是宣扬历史唯心主义，主张领袖个人创造历史。现在有些人为林彪鸣不平，但他们的个人目的及内在诉求并不相同。由于档案保密，对林彪问题的认识客观上就存在着不同看法，没有必要强求统一。但是有一个事实谁也改变不了：在现代社会，是林彪把历史唯心主义推上了顶峰。我们谁也不会忘记“一句顶一万句”、“几千年才出一个”等等。这不是简单的“吹捧”、“拍马屁”，而是掀起了历史唯心主义的哲学浪潮。

四

感情，在本质上也是逻辑的存在。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说的就是这种情形。所以要区分开逻辑与感情并不容易。假如你是一位将领，当你最喜爱的手下违反军纪的时候你怎么办？是拘泥感情，徇私办事呢；还是不顾私情，严肃处理呢？那么你为什么喜欢他？是因为他过去立过战功，或者他很能打仗，会带兵等等。这些与今天你要处理的事情没有直接关联，所以你必须明白感情和逻辑（军纪）的区分。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决非无情，而是维护军纪的需要。中国传统文化虽然被儒学统治很久，但与之不同的思想和学派一直存在。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如何辩明传统文化观念中的是与非？逻辑训练必不可少。公孙龙子的“白马非马”，就是讲个性不等于共性；有些人硬把他说成是诡辩，这是不讲逻辑的结果。

逻辑如此重要，是不是我们遇事就可以只讲逻辑不讲感情呢？当然不是。这要看具体条件。比如在家里，跟孩子或者是有些糊涂的老人讨论问题，你跟他讲很多道理，他不仅不能接受，还搞得一家人生分了，不像一家人了，所以并没有这种必要。或者有些道理要让他自己去体会，不要强求，不要灌输，这样效果会更好。有时候动情的话，回眸一笑，生动表情，实际行动，也能解决问题。对于家人，爱的力量很大。在同事、同学中间，信任和热情常常能起到讲道理所起不到的作用。道理要让别人懂，那是一门艺术，不是谁喉咙大谁就有理。有理的语言要讲得清楚感人，让人乐于接受，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

五

为什么一切都要看条件？因为一切规律，包括反映规律的道理，都是由条件决定的。从前砍树是林业部门的工作，今天种树成了他们的主业，因为条件变了。我们提出与时俱进，就是因为条件在不断地变化，我们的思想必须适应这种变化。

我们曾经认认真真地批判过“凡是论”。批判了“两个凡是”，又出现更多的“凡是”。这是因为“皆准论”是“凡是论”的理论基础，不拔掉“皆准论”，“凡是论”的根基还在，就不可能被批倒。

“皆准论”是指“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此话来自毛主席的著作中，所指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任何真理都有其普遍性和特殊性。但对真理的普遍性决不能这样去理解，而只能说“只要具备与真理所要求的相同条件，真理所指出的规律就必然存在”。如果不讲具体条件，只说“皆准”，那么别人说“凡是”又有什么错呢？胡锦涛同志在海南博鳌论坛上讲“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其本质就是否定“皆准论”。承认在不同条件下要有不同的发展模式，胡锦涛同志这个发言具有很重要的哲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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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国学月刊》2023年12月，第23-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