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理论工作也要讲究策略

陈建国（江西社科院）

一般认为，搞理论研究就是要注重事实和逻辑，还要讲什么策略？我原来也这么想。后来看到了一份名为《从当代历次重大冤案中，探索真实的毛泽东》的电子材料（即《反思录》，共2118页），就觉得这些作者们（祝世华、高华、高文谦、李锐、叶永烈、季羡林、邵燕祥、单少杰等等）太不讲究策略，其“纠正左的错误”的正确目的也无法达到。如果他们有别的目的，那就另当别论，不在此讨论。

首先要纠正一种错误观念：所谓讲究策略，就是要搞阴谋诡计，让别人上当。这是片面的，只看表面现象。真正的策略是为目的服务，在目的正确的前提下，采取最有效的手段达到目的，以避免失败和大的损失，这就是讲究策略。我举自己生活中的例子说明：有一次，我跟一位同事去广东北部山区出差，到了一个小镇天已经黑了，找到一家旅馆，老板硬说没有房间。我说楼梯口上那个房间不是空着的吗？他说：“你说的那是214房间，没人敢住”。“为什么？”“因为214，就是两个人都要死。我们这里信这个。”我想，跟他讲破除迷信，是对牛弹琴。脑子一转计上心来。我说“来多发，来多发，来了都会发，我们为什么不住？就住这儿了！”我用的是音乐简谱。他摸摸脑袋，想了一下，真就让我们住下了。我想，这件事多少也会动摇他对数字的迷信。

一、政治理论工作为什么要讲究策略

一般说，鲁莽家是搞不了政治理论工作的。但反对鲁莽，只是讲究策略的第一步，即是对理论工作最起码的要求。自古以来，政治就是“政权政治”，即把谁能掌握国家政权叫做“政治”，不把社会管理本身当政治。这样，所谓的政治家，就是不管用什么手段，只要我上台了，就是政治正确。这种极端错误的政治观念，在我国台湾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逼得选民们认为：谁搞政治算计，我坚决不选谁！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人们早就把孙中山先生唯一正确的政治观念：“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即把社会管理当成政治，给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但是，争夺政权的政治家还可以为自己辩解：我如果不掌握政权，叫我怎么管理好社会嘛？政治理论工作，没有足够的策略头脑，将怎样反驳对方呢？

所谓不讲策略，本质上就是不讲道理。帝国主义者讲：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内！这是不讲道理，只讲武力的典型言论。

毛泽东同志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单从字面上看，这也是政权政治的宣言。你怎么说毛主席的言论是正确的，而“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内”是反动的、错误的呢？说白了，大家都在“重视武力”，你怎么能说明谁是谁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政治理论工作不讲究策略和方法能行吗？

讲策略的首要原因是：现实的政治斗争极其复杂，不同阶级，不同政治派别，在提出某个政治命题的时候，背景和目的都不相同。如果不讲究策略打口水仗，就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是非曲直永远搞不清楚。这对于宣传革命理论，即对群众进行政治理论教育十分不利。

列宁把政治简单地等同于阶级斗争，给我们的政治理论工作造成了被动。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破坏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制造大批冤假错案，就同列宁这种错误的政治观念有关。阶级斗争属于政治，但决不等同于政治。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如同狗儿属于哺乳动物，不等于狗儿就是哺乳动物一样。单单就中共党的历史来看，政治就包括了阶级斗争、教育和发动群众、统一战线、瓦解敌军等多个方面。当然，你也可以说，后面的这些内容都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但这些毕竟不能简单地同阶级斗争画等号。例如国共合作抗日就属对外战争，这里面有着极其真诚的阶级合作，为什么不承认呢？在属于“剥削阶级”的人群中，也涌现出大批爱国人士，为什么不讲呢？最主要的，政治还包括革命队伍内部的管理工作，如干部教育、组织工作等等。政治部就下辖有组织部和宣传部。此外，对全民进行宣传教育，也都是“政治”的组成部分。怎么能简单地用“阶级斗争”一词概括所有这一切呢？

将政治等同于阶级斗争，后果很严重，更是违背了政治工作需要讲究策略的基本信条。例如，在左的思潮泛滥的时候，女孩子爱穿花衣服，喜欢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就被批评为“资产阶级思想”。这就十分荒唐，难道爱美成了资产阶级的专利？这就是把个人爱好硬往阶级立场上套，大家清一色的蓝色干部服，就是无产阶级？这些不仅是不讲策略，简直就是不讲道理！

在这种思想指引下，我们曾经把青年学生对政府有意见或抱怨的言行叫做“资产阶级自由化”。难道无产阶级不需要自由？自由也有了阶级属性？“不守秩序，破坏团结”，这样的批评难道会轻些？况且学生们提出的反对意见，未必全错，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难道不可以吗？一扣阶级帽子，思想工作更难做。

政治理论工作在政治工作中，是研究指导思想，塑造人的灵魂的工作。没有正确理论指导，政治工作不可能做好。所以，在政治理论上讲究策略，比在实际工作中讲究策略更重要，更根本。

二、在政治理论研究中如何讲究策略

首先就是要从全局出发，不要局限于就事论事。

任何有一定理论修养，胸怀大志的理论工作者，脑子里肯定有不少想要写出来的理论文章，或者是专著。这些文章和专著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他自己心中有数。那么，这些文章什么时候写好？往哪儿投稿？需要有所规划，不能想到什么就是什么。

这种规划，当然是根据自己的专长、爱好和有所悟的问题进行安排，不可能有千篇一律的模式。下面我就根据自己的研究规划，说出大概的路子，供同行们参考。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赣南搞经济情况调查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赣南老区人民勤劳勇敢，艰苦奋斗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是这么贫困呢？结果发现：他们那里发展经济的条件不好！首先，交通困难，造成缺少外来投资，人才外流，市场也不发达。这种相对闭塞的状态对于经济发展是极大的阻力。再则，东面的福建和南面的广东对外来投资者有极大的吸引力，“马太效应”对赣南伤害很大。这使我想到条件对于结果有根本的决定作用。以调查到的情况为素材，我写了第一部专著《条件分析引论》，目的就是为条件研究开个头。在这本书里，我已经发现：只有“验后概率”才是因果关系量化的依据，传统的求“因子重要度”的做法极不科学。该书在南京出版后，我又发表了一批相关文章。我又想到一个问题：怎样把条件问题的研究上升到哲学层面？经过努力，克服两大难题：哲学观的转变、求解杂合方程。终于在退休以后7年（2009年）出版了专著《条件哲学与互补原理》。这是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有力思想武器：遇事都要讲条件，根据不同条件确定工作方针。下一步的计划，就是要把条件哲学思想应用于政治理论研究，写出有份量的专著来。

当然，这仅是我个人体会，不可套用。

再者，对理论研究所涉及的问题，要有充分地调查了解。

不管毛主席有什么错误，他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话总是正确的！你根本不了解情况，在哪里瞎折腾什么呀？像是最近的巴以冲突，在微信里各种意见都冒出来了，有多大可靠性？天知道！搞政治理论研究千万不能这样！所以，纯理论工作不可能存在，理论总是和具体问题的研究、了解相关联，就像我研究条件问题是受到赣南调查的启发一样。既然如此，对相关问题的调查了解就是理论工作的基础。否则，你和别人的争论，就会成为纯粹名词概念的争论，不涉及实质问题，当然也不解决实际问题。

第三，文章和论著的发表和出版，也要审时度势，把握好时机。

理论工作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紧密相关。对于现实和理论研究的关系，要注意两方面：

一是当发觉党中央政策有重大变动的时候，理论研究应该尽快跟上。例如，当胡锦涛同志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时候，理论界应该紧跟党中央战略部署，发表一批有份量的文章，出版一批专著。可惜理论界并没有紧紧跟上。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根深蒂固，理论家们一时间也不知道将二者如何统一并结合起来。

现在最需要的，是对生态文明建设理论进行宣传、研究和提升。这就是说：要密切关注政治概念本身的发展变化。

另一方面，要根据自己的理论预测，提前为中央战略方针的转变，提供相应的参考。这不是我们自高自大，而是政治理论工作的性质决定要给决策者当好参谋。至于中央或相关部门会不会采纳，那是可以关心但决不可能干涉的事情。因为中央和相关部门有他们自己的考虑，甚至有我们根本不知道的情况。

第四，要不要引用前人的论述，也需要从策略上进行思考。

在写文章和论著的时候，引用前人的言论或观点，是一种常规做法。只要注意标明出处，一般讲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遇到具体问题，引用或者不引用？如何去引用？还是需要认真思考一下。

前人是什么人？他或她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说这个话的？引用这个话是否有利于强化我们文章（著作）中论点的说服力？如果经过了解和分析，引用别人的话，还不如自己把问题说清楚更好（例如，被我们引用者在别的地方还有相反的论述，等等），那就放弃引用，装作并不知道就行了。如果确定引用之后会强化我们的论点，不会产生别的副作用，那就引用。

再者，我们以为被我们引用的说话人，是世界名人，有利于加强我们论点的说服力。这也要分析一下：对于这个人，在理论界有没有争议？如果有明显地争议，你从正面去引用，好像在支持他（她）；你从反面去引用，好像在批评他（她），这样就得好好考虑一下：我自己到底持什么观点？吃不准的事千万不要卷进去。对于古人和外国人，引用他们的话，顾虑可能会少一点，但了解情况也会困难一些，这就不得不多读点书，丰富自己的知识，扩宽自己的思路。

三、政治概念的发展和变化

条件哲学认为：任何事物和概念，在不同的条件下都可能有不同的内涵。政治也不例外。传统观念把阶级斗争当政治，或者把夺取政权叫政治，从根本上说并没有错；只是条件变了，我们的政治观念也要跟着改变。不看条件坚持原来的想法就不对了。

在旧中国，工农大众受尽压迫剥削，贫穷饥饿，民不聊生。政府对外则是投降卖国软弱无能。中山先生领导革命本来想改变这种落后面貌；但蒋介石叛变革命，加剧军阀混战，使三座大山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头上，连气都喘不过来。怎么办？当然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当然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同志的想法完全正确！

但是，在工农大众已经掌握国家政权以后，还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你跟谁斗？跟自己的“亲密战友”斗，跟知识分子斗，甚至跟一部分工人农民斗，天下不大乱才叫怪呢！以斗争为纲到了敌我不分的地步，一定会造成大灾难！胡锦涛同志对我们党的卓越贡献，就是及时在政治理论上提出与时俱进的新观念，新思考。“和谐社会”的提出，就是针对将阶级斗争神圣化而来的。科学发展观，则明显是针对“发展是硬道理”而提出来的——发展不是硬道理，科学才是硬道理！不科学的发展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其实和谐社会，讲的就是社会本身如何实现科学发展的问题。在这个时候什么是政治？发展观就是政治！人类社会应该怎样发展？这才是最大的政治问题！

在台湾也有少数明智的政治家，提出民生才是政治的问题。这同发展观政治是相通的，民生问题本质上就是社会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民生政治或者发展观政治，是高于政权政治的第二个台阶。我们的政治观念上升到了新台阶以后，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还是正确的！政治就是发展方向，就是主要矛盾。

在强调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传统发展模式对于生态环境有极大的破坏作用。例如毁林开荒，造成水土流失；开采矿产对于环境的破坏；农药化肥对于农作物造成的污染，已经对人类的未来造成严重威胁。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出发，人类政治上升到了生态政治台阶。所谓生态问题，本质上就是政治问题。它统帅一切，指导一切，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样，我们对政治的认识，已经上升到第三个台阶——生态政治台阶。于是有了生态政治的研究专著，可惜还没有引起全民的关注和足够重视。原因在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其政治观念还停留在“政权政治”的旧台阶上。这更是客观原因造成的，中东冲突，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说明世界上主要国家还在争夺对世界的领导权。如果连和平都没有保障，你还谈什么发展观？更不要说保护全球生态环境了！如果真的发生核战争，地球生态的破坏将非常严重。所以，如何避免核大战会成为国际政治的重大问题。不是我们自己要这样想，而是国际政治的现实逼迫我们非这样想不可！

但愿我们做好国内的工作，能够给兄弟国家带个好头。一带一路模式引起国际关注，就是在发展模式上给世界带了个好头。

三、从改善发展条件做起

搞政治理论研究，必须注意到政治观念的这种革命性的变化，把生态政治的研究，作为研究的重点。但这决不等于说：政治概念的第一和第二两个台阶可以不要管了。因为新台阶是在旧台阶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自然生态固然重要，社会生态则更为迫切！怎样解决落后的社会生态与迫切需要搞好自然生态的矛盾问题，是当前政治理论研究所面临的最紧迫课题。

我们现行的社会管理制度，实际上还是“非生态的”。例如，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还没有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干部的选拔、培养、提升、任命等等关键环节，人民群众没有真正参与进来。重大决策如何征求全民意见？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如何交由全中国人民来评论？这些都做得很不够。了解和评论过去，正是为了将来。过去犯过的错误不能批评，这完全不符合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更直接与毛泽东同志的相关教导相违背。要求政治“生态化”，关键和核心问题是：看问题必须着眼于全局和未来，不能就事论事只顾眼前。

许家印贪腐事件的暴雷，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生态恶劣带来的严重后果：人们重新拿起阶级斗争的武器，要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阶级斗争！政治，从生态政治跌回到政权政治，因为如果让大大小小的许家印们上了台，就意味着国家政权变质和民族悲剧重演。这是中美国际阶级斗争在国内的反映。所以说：任何进步都伴随着退步，政治观念的进步也是如此。当人们一心一意注意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时候，一些别有用心的财迷和官迷们，就认为有了可乘之机。他们利用政治生态落后所产生的漏洞，旧观念还存在于人们心中的淫威，不择手段地大量攫取国家和人民的财富，并转移至国外。由于自己巨大的贪心，使自己变成服务于帝国主义的走狗汉奸，必然臭名远扬，遗臭万年。

政治观念的这种局部的、负面的、倒退式变化，也要成为政治理论研究的重点。因为如何防止和整治这种倒退，是保证社会整体进步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