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才是真正的内部敌人

——从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说起

陈建国（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摘要】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是历史给我们的教育。政治家、战略家坚信这一点并没有错，但由此带来的问题也相当严重。毛泽东同志发动“文革”，是把走资派看成“内部敌人”；而领导者思想方法的片面性，才是真正的“内部”敌人。

【关键词】内部敌人 思想方法 片面性

一、对历史事件的回顾与分析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前人教诲。如果怀疑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可能是“内奸”，必使我们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忧。产生这种情绪，决不是“草木皆兵”，而是出于近百年国史的沉痛教训。

日军侵华，靠的就是汉奸。如果没有汉奸帮忙，日本想要占领中国一小片土地也难。抗日战争开始，日本能很快占领我国东北三省，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起了关键作用。丢失东北，蒋介石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汉奸！蒋介石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就是把反共摆在第一位，而把反对日本侵略者放在次要位置。因为蒋先生更害怕“内部敌人”。当然，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也跟在各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下，蒋先生态度发生转变有关。

再看正面的例子：中共党的地下工作者，在策反国民党将领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最著名的如北平傅作义将军起义，保护了古都宏伟建筑，极大地减少了国共两军人员伤亡，加快推进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他的女儿傅冬菊和女婿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后来傅将军成了新中国的水利部长，为祖国水利事业做出杰出贡献。

自古至今，由于“对立面里边有我们自己的人”而取得战争胜利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所以，“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成了一切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心中坚定不移的信念。

但是，这种执着的信念造成的后果也很严重：无论出了什么事，总要先查一查有没有“内鬼”。如果没有“内鬼”，我们内部商量的事，怎么会让敌人知道呢？于是一有风吹草动，或者真的大祸临头，同事与同事之间，领导与下属之间，就会人人自危，草木皆兵，互相猜疑，失去对彼此的信任。

这种互相怀疑的历史离我们很近。在上世纪50年代的“反右斗争”中，就出现了这样的场面：为了反击所谓“右派分子”对党的猖狂进攻，某些积极分子在有关会议上，就上纲上线地批判当时所公布的“右派言论”。至于这些言论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被批判的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就那么坏？这些都需要发言者相信党的组织，而自己根本无法进行考证——笔者就是这种积极发言者之一。等到这些人后来知道有不少“右派”是被冤枉的，时间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后悔已晚，想找对方赔礼道歉也难有可能。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客观原因就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人群中，对问题的认识本来就存在着巨大差异。或者说，人们对问题有不同认识实属正常。

二、人们对问题的认识分歧为什么这么大

人，首先是社会的人。人的经历、接触社会事务的范围各自不同，造成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同。个人的经历和对情况的了解，比起社会的庞大、复杂来说，就像是在森林中只见到一根树杈，在草原上只看见一棵小草一样。加上个人自身的特殊性、独立性，人与人之间对问题的认识分歧根本无法避免。

比方说，对待已经过去了还不到五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人群中的认识分歧就很大。总体上可以划分为“反对”和“支持”两派。在两派之间和同一派内部，在对具体问题的认识上，还有各种各样的差异。事情真有这么复杂吗？有人可能会对此产生怀疑。如若你不信，可以自己去调查调查。

分歧产生的原因在于：每个人所在的省区、工作或学习单位、群众组织都有很大不同，甚至是原则性差异。从个人来说，每个人的文化水平、家庭背景、经历等都极其复杂多样，如果亿万群众对“文革”中的同一件事，竟然有完全相同的看法，反倒成了怪事。对于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所听说的“文革”故事更是千差万别，五花八门，对“文革”中的问题不可能有统一认识。

但是，十年“文革”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由于对具体问题认识的差异，人们很可能改变各自的立场，甚至由“战友”变成对立面，脱离自己的“反到底战斗队”，去参加观点不同的“红色造反公社”，如此等等。如果原来的群众组织因为“众叛亲离”而解散，那就算认认真真地演绎了一把“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故事。至于好友变对手，一家成员分几派的情况，更不是奇闻，而是常有之事。

三、毛泽东同志为什么会犯错误

不管人们对“文革”的认识如何分歧，党中央决议正式承认毛泽东同志在“文革”中犯了错误。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单行本第28页)公开承认党的领袖犯有严重错误，说明了党的成熟和进步。

但是，决议公布以后，我国又经历了四十多年的发展变化，使相当一部分同志对决议所说的问题渐渐产生了与此前完全不同的看法。

他们说：不是毛主席犯了错误，而是我们没有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毛主席在世的时候，干部很清廉，很少有贪污腐败的官员。所谓改革开放以来，干部的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已经达到空前程度。要是毛主席还健在，党和政府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们在怀念毛主席的同时，开始不承认“文革”是错误的，实际上是要否定1981年6月党的决议。

也还有不少同志认为党的决议完全正确。今天的干部贪污腐败严重，恰恰是“文革”流毒没有肃清的结果。“文革”最根本的问题是用所谓的“大民主”取代党中央内部的高层民主。谁能担当革命事业接班人，完全由最高领导个人说了算！林彪、邓小平的接班人位置，都是毛泽东在世时钦定的！华国锋同志接班，明显只是过渡。邓小平逝世以后，“老人干政”问题又十分严重。那么一向倡导民主的毛泽东同志，为什么会想到利用所谓“大民主”，来代替党内高层的政治民主呢？

反对决议的同志说，改革开放以来干部的腐化现象，正好证明毛主席早有预见！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就在这里！他们把邓小平所主张的“改革开放”，说成是资本主义复辟。但是他们似乎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在“文革”之初，邓小平作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副司令”已经被打倒了。后来，让邓小平出来主持党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恰恰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再三做通主要造反派的思想工作以后才得已实现的。什么邓小平同志“政治思想性强”，“是钢铁公司”等等，好话说了一大萝。不过毛主席在另一场合也说过他：“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既然靠不住，为什么还要让他出来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以便让他“复辟资本主义”呢？就是想让他用“复辟”的实际行动，来证明毛泽东的预见是正确的？这不是让六亿中国人民充当做试验的“小白鼠”吗？请问：毛主席有这么自私吗？这种说法恰恰是在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决不是在称颂毛主席英明！

怎样才能合理解释这种看来极其矛盾的现象呢？

只有一个解释：毛主席之所以会犯错误，是因为他内心就存在着思想方法的片面性！而他在主观意向上，并没有私心。在他一心为公的前提下，仅仅由于思想方法的片面性，而犯下了严重的左倾错误！或者换言之：方向正确，方法错误！

四、毛主席到底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这件事“5.16”通知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上述决议也作了深刻阐述。在第20页，“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第22页，决议又引述并批评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一直到第33页，都是对“文革”的批评，我想：引述到此也就足够了，有兴趣的同志可以阅读决议原文。

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国全军享有绝对权威，是他亲手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条件。毛主席的绝对权威是怎么形成的呢？这要从几个不同方面进行分析：

一是他本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确实立下丰功伟绩，是中共其他领导人，如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等所不能及的。亿万人民群众，在今天仍然歌颂和敬仰“伟大领袖毛主席”，决不是迷信或者盲目性，而是有足够事实根据。

二是全党全军全国的深入宣传教育工作，让“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这种明显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常识的观点深入人心。“东方红”与“国际歌”的观点直接对立，后者说“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而“东方红”却把毛泽东说成是“人民的大救星”。加上林彪的无耻吹捧，什么“一句顶一万句”、“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四个伟大”等等。这就制造了让毛泽东本人，有着比中国历史上任何皇帝都要高的“绝对权威”。所谓“马克思加秦始皇”，就是打马克思旗号的专制帝王。他自己写的一些诗词，也显露出某种“帝王之相”。

三，这种明显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喧啸，之所以不受抵制，反而被当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具体表现”，有着深刻的人文背景。因为中国是全世界封建社会历史最长，封建意识最浓厚、最顽固的国家。由于任何进步都伴随着退步，我们的封建“特色”，在某些方面（如举国体制等等）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具有优势，这使我们很难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不足。如果封建制度不比资本主义有某些优势的话，英国为什么要保留女王？日本还要敬奉天皇干什么呢？

以上三者，是毛泽东同志能够发动“文革”的外在条件。而坚信“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则是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内在动机。

毛泽东同志认为：内部敌人更危险。所以他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同上，第22页）

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核心思想！

毛泽东同志承诺“我们永远不做李自成”。但是，在他所领导的革命成功以后，为什么又对自己的革命战友们展开了毫不留情的阶级斗争呢？被冤枉打倒的刘少奇、彭德怀、罗瑞卿、彭真、杨尚昆、陆定一……中央及各部委、地方、军队的领导干部，有那一位不是对革命忠心耿耿的“自己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冤枉死了多少人哪!被冤枉坐牢、挨整的，受到各种不正常打击的，更是不计其数！

历来的政治家，相信“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并没有错。明末李自成起义，就是被他自己的“亲密战友”搞垮的，因为明朝的残余势力当时已经垮台，清兵尚未入关。以刘宗敏为代表的流寇主义、以牛金星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成为李自成革命的主要破坏者。而李自成拒绝李岩的各项正确意见，并杀害李岩（假借牛金星之手），是起义军由胜利走向失败的关键。郭沫若的《甲申三面年祭》说：“李岩的悲剧是永远值得回味的。”（31页）那么既然有“前车之鉴”，毛泽东同志为什么还避免不了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呢？

五、思想片面性，是我们最大的内部敌人

相信“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警惕“内部敌人”，对于任何革命的领导者来说，都是必要的。但是这个“内部”到哪里为止？是个值得细心研究的问题。

具体到刘少奇，能不能把他当“修正主义带头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司令”对待呢？事实证明这种看法和具体做法都是极其错误的。早在中央正式为少奇同志平反以前，全国就有很多同志写信给党中央要求为少奇同志平反昭雪。这说明打倒刘少奇根本不得人心！彭德怀的问题，更是早就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为之愤愤不平。还有无数冤假错案，令全国人民痛心不已。

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之后，又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是刘少奇同志。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成为广大共产党员的学习课本。应当承认刘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坚信“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依据苏联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同志就在自己的亲密战友当中寻找谁是赫鲁晓夫？结果，就把少奇同志当成了“中国的赫鲁晓夫”！文化大革命中大批《黑修养》，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修养》到底黒在什么地方？作为造反派成员，我没有写过任何批判《黑修养》的文章，因为确实找不到它有严重错误的地方。

毛泽东同志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在“文革”问题上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即使跟苏联对比，也不能简单地就认为斯大林是列宁的接班人，永远正确不能反对。毛泽东同志经常讲，遇事要“一分为二”，为什么对斯大林同志就不能 “一分为二”呢？斯大林的个人独裁难道还不严重吗？他在位期间制造了多少冤案？如果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只是对斯大林的造谣污蔑，与事实完全不符，他能够战胜马林科夫吗？他早就被大伙轰下台去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出版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事件始末》（法国人布兰科•拉齐奇作，夏平译），已经把问题说清楚了。实事求是地说，大批苏联专家来中国帮助我们搞建设，就是在苏联由赫鲁晓夫掌握全权的时候。1954年9月，他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刚一年就来中国访问。1958年，他又访问中国。一直到1960年中苏两党分歧公开以后，苏联才撤回了援华专家。对赫鲁晓夫为什么不能够“一分为二”呢？为什么只讲他“坏”不讲其“好”呢？

 “文革”是反右倾的继续，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这些人是真的右倾吗？有没有可能是自己过左了呢？如果毛主席再“谦虚”一点，怀疑自己的判断可能有错，“文革”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

还有，理论上的失误更为可怕。毛泽东同志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把社会矛盾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大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新和发展。但是，把人民内部矛盾说成是“非对抗性矛盾”就很令人费解：对抗和斗争有区别吗？世界上有不斗争的对抗和不对抗的斗争吗？毛主席在《矛盾论》里面说：“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毛泽东选集》第一卷308页）这好像是让他找到了对抗与斗争的区别。意思是对抗是激烈的斗争。其实不激烈的对抗也是对抗，用沉黙表示抗议，就是对抗。为什么毛泽东同志要这样说呢？因为他不愿意说“人民内部矛盾是非斗争性矛盾”。这又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同上，307页）

这里存在的问题是：“矛盾”和“斗争”并不是同一级词语，而错被当成同一级词语。所以，“矛盾是绝对的”就被毛泽东同志说成是“斗争是绝对的”。

有矛盾就一定要斗争吗？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更多是采用调解手段，用和平方法，有时甚至需要“各让一步”。江西省电视台主办的“金牌调解”节目很受欢迎，就是专门介绍如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个人内心的思想斗争，也是矛盾的反映；但个人内心的思想斗争和真正的社会斗争有原则区别。夫妻有矛盾，不能斗争，斗争的结果是离婚，做不成夫妻。由此可见，矛盾和斗争决不能划等号。矛盾一词就包括了合作与斗争两个方面。就阶级关系而论，没有阶级合作就不会有阶级斗争。所有的阶级斗争都是阶级合作遭到破坏的产物，而这种破坏的主要责任是在统治阶级一方，因为统治阶级主导着社会的全部政治活动。如果阶级矛盾就等于阶级斗争的话，阶级合作这样的重要内容就被排除掉了，这违背社会历史事实。

既然他认为斗争性是绝对的，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前提下，就要在“统治阶级内部”去寻找阶级敌人。这样他就找到了“党内走资派”作为斗争对象。

六、对改革开放也要“一分为二”

对毛主席“一分为二”，找到他的不足，是遵循毛主席自己的教导。我们也应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最大的成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大的错误则是让“事业单位”失去事业心，忽视了人在精神方面的发展和进步。这是一种极其粗略的“一分为二”，但是很有必要。赞成“文革”者，把改革开放说得一无是处，也是片面性。

我们今天在经济、科技和军事力量方面的发展，是与改革开放分不开的。打垮“四人帮”以后，党如何整顿，国家如何发展，是我们面临的全新课题。所以邓小平同志提出：“摸着石头过河”。对“摸论”也要“一分为二”：好的方面是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坏的方面是忽视事先的理论研究和准备工作，违反了毛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教导。还有对“不争论”也要进行分析，这是与“摸论”相联系的，一方面叫停了无谓的争论，另一方面却压制了理论工作，使我们的理论研究长期被搁置和被轻视，因为不争论就没有真理！谁官大谁说了算。

除了党政机关以外，社会单位可划分为“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因为社会对它们的要求不同：企业单位是指生产、运输、销售等单位，它们的任务是向社会提供实物产品和剩余价值，所以可以用实物产品数量及价值金额来衡量其工作成绩。事业单位是指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单位，它们的任务不是向社会提供物质产品，而是提供优秀人才和精神支撑、健康保证。这些主要功能，无法用多少产值，多少实物产品来衡量。但是，这样两类本质不同的单位，却是互补的：谁也离不开对方的帮助。改革开放将它们趋同化了，事业单位的企业化管理，破坏了两者间的互补关系。这也就造成人们“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等实际问题，造成“一切向钱看”的恶劣后果。

与之相关的还有“猫论”——管它黒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里的“耗子”是指抓到了钱，即人民币。所以人们批评改开以来干部为人民币服务，不是为人民服务，决非无的放矢。

还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具体应该怎么富？他却没有说。这带来的问题更严重。其好处是让人们不再怕富、仇富，坏处则是为富不仁者，求富不择手段者层出不穷，贪污腐败日益严重。

总起来说，邓小平同志的思维片面性要比毛泽东同志更严重，也更直截了当。但却不能因此就说他“坏”，因为他也是恨“左”，急切地想要纠正“左”的错误。邓小平同志说的有些话带有明显的情绪化，缺乏理论色彩。

由以上对毛、邓二人政治观念的分析，得出什么结论呢？就是“领导人自己内心思维的片面性，才是真正的‘内部敌人’！”。作为掌握全盘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思维必须尽可能全面，避免不必要的片面性。

七、片面性来源和我们也要吸取的教训

毛泽东同志思想的片面性，有以下来源：一是自身过于强大。他是靠反教条主义起家的，当他自己的理论被别人当成教条对待的时候，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强大者很难听到反对意见，他必须比一般人更虚心下问，才能听到真话，争取“获得”批评。二是知识结构的片面性。他的文史知识和哲学能力远超常人，而数理和其它自然科学知识不足；对中华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对国外的了解较欠缺。例如，他对前苏联的“技术挂帅”、“专家治厂”、“教授治校”有明显偏见。概括起来说：领袖不是万能的；如果万能的话，万能本身就成为缺点。

邓小平同志的思想片面性，也是优点本身就是缺点。他的优点在于强调实干，反对花架子；强调老百姓得实惠，不在理论上深究。这也就产生了只问结果，不问过程，不追究行为动因的片面性。等到私欲泛滥，贪污腐败盛行，再来严厉打击，已经太晚了。干部的贪污腐败，不是光靠打击就能解决。贪官连死都不怕，还怕你撤职坐牢吗？他们在干坏事的时候，事先就已经知道自己是在冒险触犯党纪国法。坏干部是在官场上逐渐学坏的，不是自己不动脑筋，舒舒服服就能成为大贪官。制度之恶是贪官产生的根源，不改制度，光抓人，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事事官本位，排斥科学本位，不讲政治之理，就事论事，只能是这个结果。

在“一分为二”思想指引下，努力学习系统思维，改变政治体制的“官本位”结构，追求实现“中国式民主”，是实现干部清廉的必由之路。政治不与系统理论相结合，思想片面性即无法避免。

以上对毛主席和邓小平总书记的分析，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益。要相信“最内部”的敌人就是我们看问题的片面性，时刻关注自己的不足。诚恳地结交诤友，虚心获取别人的批评，真正做到“闻过则喜”，不是装样子，对自己一定大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