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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国:‌论公私关系

时间:2024-04-15 19:34点击:123

‌论公私关系

陈建国(江西社科院)


公私关系,是人类社会始终存在的最主要关系。这一关系处理不好,给人类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足以毁灭全社会的安宁和幸福。但是,过去的政治理论家们很少讨论这个问题。

一、干部为什么会犯错误

中国是文明古国,反贪污治腐败,有包公、海瑞等历史榜样。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也是要大公无私,学习张思德、雷锋、焦裕䘵、王进喜,做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具体人,总是同英雄人物有大差距。这是为什么呢?换句话说:一个以“提倡大公无私”著称的中国,为什么出了这么多的贪污腐败分子?他们的数量之多、职务之高和涉案金额之巨,都到了令人惊恐不安的地步!对上述情况,许多中国人难以释怀,无法理解。

网络上流传的一些说法很不正确。例如:说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现在的贪污腐败份子多,说明毛主席搞“文革”很有必要。结果,“文革”没搞彻底,让他们反攻倒算了,如此等等。我认为:很有必要深入讨论这些问题。我们不是贪污犯,不了解他们是怎样堕入深渊的。但是有一点毫无疑问:我们的思想方法有问题:极端的形而上学,处处违背辩证法,加上历史唯心主义,让我们走到了今天这样的地步。

中国人讲:人之初,性本善,很有道理,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所以,也可以说“官之初,性本善”。有的人根据台湾培养中小学生“天然独”的事实,把错误的思想教育当成罪魁祸首。可是,有那个教师敢在课堂上教学生(学员),当官以后如何想方设法为自己捞取好处的呢?没有这样的学校,更找不到这样的教师!所以说:在学校和培训班里,学不会如何贪污腐败。这个比喻很不恰当。

绝大多数中国人缺乏唯物辩证法的思维训练,没有真正弄明白:好人为什么会变坏?我们曾经讨论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现在需要讨论:“人的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遇到现实问题,总爱找个人思想改造方面的原因,这是一种唯心主义思维方式。怪贪官放弃思想改造,就是把思想摆在首位,精神因素第一。实际情况却是:凡是有相当“成就”的贪污腐败分子,都是从现实生活中一步一步“学习”得来的。

我们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更何况腐败!但是,官员逆向淘汰的现实,比什么守则、条例,甚至党章更有感染力、说服力。向能尽快“晋升”的干部学习,成了现实的行为准则。那么,干部晋升有哪些窍门呢?

“要健康,多走路;要升官,找门路”是人们的经验之谈。你看,某领导的老朋友、老同事、老部下,有种种关系者,不都上去了吗?结果就是:会干事儿的不如会来事儿的,作风好的不如关系好的,联系群众的不如联系领导的。“领导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总之不服不行!”

如果没有过硬关系,怎么办?溜须拍马、请客送礼,利用各种关系,想尽各种办法,讨领导喜欢。阿谀奉承之风风靡天下,东北人形容说:“什么是好干部?领导说鸡蛋是树上结的,你就说:‘对!上头还有把呢,我看见了!’这才是好干部。”整个社会风气就这样败坏了。此情此景,决不自今日始,而是有其“光荣传统”。例如:1962年,明明是朱老总在安徽支持省委书记李葆华同志搞“责任田到户”,(一种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任务、责任落实到个人的包干制度),把这硬说成是刘少奇支持“包产到户”,甚至说刘少奇支持“农村单干”。直到今天,议论历代领导人的对错是非,仍然是“大忌讳”,“不准讲真话,讲真话容易犯错误!”是一般规律。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长期熏陶之下,大大小小的官员,不会一批又一批地走向贪污腐败才叫怪呢!

二、思想和行为的辩证关系

以上事例告诉我们:讨论公私关系之前,要先弄清楚思想和行为之间的辩证关系。因为简单地主张公私分明,不解决实际问题。

首先,人的思想是对现实和历史的一种反映。人的大脑不会自动产生某种思想,只会对客观输入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这和电脑功能相似。历史已经过去,而现实有更强的说服力。跟年轻人谈“文革”中的荒唐事例,他们总是半信半疑,让我们这些亲历者很无奈。现在,没有一部描述文革事件的电影和电视剧正播出,让年轻人更以为老年人在撒谎。所以,只有现实最具说服力,而历史事件仅供参考。不过,这样说有一定片面性:关于历史,众口一词的说法,足以让人信以为真,而不问其真实情况如何。(例如,前述所谓刘少奇支持单干。还有:不少“右派”反党是假的,是被人污蔑。最近,网络上关于林彪事件黑匣子的说法令人真假难辩,中央权威部门默不做声。如此等等。)

从另一方面看,现实也真是思想的创造物,二者互为因果。例如,你不会跟领导搞好关系,别人会说你“情商太低”。跟你一块儿毕业的同学,甚至晚好几届的同学,都升官了,你还在原地踏步,你怎么想?向“跟领导关系好”的同学学习,自然会成为你的工作和行为准则。遇事能低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算了。领导犯了错误,当别人都装糊涂时,你也装;千万不要直接给领导提出来!否则,穿小鞋算轻的。假如你有过硬背景,他不敢处理你,最起码会落下“某某人年轻气盛,顶撞领导”的坏名声。这样的事件经历多了,谁还能保持刚参加工作时的那种青春锐气呢?再进一步发展,如果你从这种处世方略中真的得到了什么好处,那你很可能会以为:这才是为人处世的真理呀!以前在学校里都白学了。你的思想被潜移默化了。先是现实对人的思想进行“教育”,然后才是好人一步一步地“变坏”。这样,才能看清楚贪官由廉洁走向腐败的实际过程。所以我们说,对前面的结论不要绝对化——的确,虽然开始是由现实产生思想,最终还是由思想决定行动。 

三、精神追求与现实政策的区别和联系

由分析思想和行为的辩证关系可知:讨论公私关系,必须先搞清楚精神追求和现实政策的辩证关系。

我们既然号召学习雷锋,就说明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还达不到雷锋同志的思想境界。如果大家都是活雷锋了,就用不着提“向雷锋同志学习!”了。如果我今天承认了雷锋同志是自己学习的榜样,是不是今天就成了“活雷锋”呢?不可能有这样“立竿见影”的效果,因为思想改造和道德进步是一个长期的历炼过程。“活学活用”、“立竿见影”、“一句顶一万句”之类,否认了思想改造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反复性,是急于求成的表现,不可提倡。但是,承认思想改造的艰巨性,决不能作为思想和行为脱节,说一套做一套的借口。

面对这样的现实,就提出了正确区分精神追求和现实政策的问题。

大公无私,作为精神追求完全正确。但是制定政策,一定要考虑现实社会大多数人还是有私心这一事实,不可能把大家都当成活雷锋对待。这说明二者应有所区别。换言之,不能对生活在复杂社会中的人,提出完全相同的要求。所以说:从理论上讲,这样区别对待是正确的,而在实际上不可能对不同人制定不同政策。因为真要这样做的话,这个社会和国家就乱了。你贪污一万撤职后判一年徒刑,我贪污十万,才降职一级处分,能服众吗?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就在这里,我们只能对不同的人提出统一要求。所以,对于犯罪官员要做过细的思想工作,不能执行完纪律就了事。

二者之间也有紧密联系。现实政策必须统一,但它的鼓励和反对趋向必须明确:是在追求社会进步。如果我们的政策,包括其实际执行,是在阻碍社会进步,那就必须改,彻底改!从理论和文字上看,不可能公开制定妨碍社会进步的政策。从实际执行上看,结果可不一定:跟某某领导关系好的,犯了错误,甚至犯了罪,也可能从轻发落,甚至不处理;跟某某领导关系紧张的,一旦犯错,有可能遭受超过规定的打击报复。

以上事实反映出中国政治的最大弊端:领导权力过大,即人们常说的:官本位。“人民就是江山”,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提出来的。《孙子兵法》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在两千多年前就指出了社会管理中“上下一心”的极端重要性!

当官手中无权,那还当什么官呀?但是,领导人的权力如果不受制约,那什么样的怪事都有可能发生!所以,中国的真正问题在于:官员手中的权力不受约束,他们干什么坏事都可以胆大而心安。这也是一些官员走上犯罪道路的“客观原因”。

以上分析告诉我们:对待所有的事情都要讲辩证法: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根据实际条件办事。条件决定规律,才是最根本的规律。

四、处理原则:公私兼顾,协调互补

处理公私关系,实际上不可能大公无私;而共产党人的思想境界,一定要大公无私。因为只有你自己不“偏心”,才能在处理具体问题时,科学地做好公私兼顾。这就是处理公私关系问题的辩证法。

怎样才能科学地做好公私兼顾呢?自始至终,都要朝着公私协调互补的方向努力。不是消灭私心,更不是以对自己是否有利为判别标准,而是要在整体上对社会进步有利,这才是判别是非的根本标准。

这是为什么?原来公、私是一对相互依存的矛盾。没有私,也无所谓公;没有公,也无所谓私。单纯强调某个侧面,就是反辩证法。这点很好理解,比如1962年安徽农村实行的“责任田到户”制度,就是一种“公私兼顾”的巧妙制度。

所谓“公私兼顾”,不是要你在办公事的时候夹带私货,而是指任何单位的主要领导,在处理涉及本单位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时,都要考虑在政策允许和合理合法的前提下,努力争取为群众谋“利”。

如果你在为本单位群众谋取利益时,触犯了别的群众利益,那就是犯本位主义错误,这种情况就是你的“私心作怪”;为公为私之所以难以区分,往往就在这类问题上。所谓公私兼顾,就是在处理此类问题时把握好“度”,政策允许、合理合法就是这个“度”。

协调互补,也是要把握好处理公私关系的尺度。如果有一种做法,既对职工(或民众)个人有好处,又对集体,甚至国家和民族有大利益,我何乐而不为呢?1962年,安徽农村责任田分到了人和户,不再是“干与不干一样”,吃大锅饭了;社员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顺利渡过难关,结束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最终对国家和民族有利。省委书记李葆华同志应该受到安徽人民的爱戴和赞扬!

为什么是这样呢?公与私难道不是对立的吗?不!这种绝对化的思维,就是形而上学。在更多情况下,公与私恰恰是相互结合的。古人说,“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说明“为人”和“为己”的对立不是绝对的。将这种对立绝对化,就是不懂辩证法。

如果公私不能兼顾,在这种情况下就要牺牲小我,照顾大我。这才是共产党员应该有的品格,决不是要求大家无原则地牺牲自己。

正确、科学地对待和处理公私关系,是一种胸怀和气度,更是一种巧妙的艺术。愿各级领导同志都能把握好这个“度”,在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同时,也使自己的高明手段和领导才华有用武之地。

来源:《新国学月刊》2023年10月,第14-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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