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真正的危险是什么

陈建国（江西社科院）

一

是外患吗？不是！满清王朝腐败、愚昧，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中国并没有灭亡。日本侵略者先占东北，后犯华北、华东，国共两党仇恨很深，仍能联合抗日，驱逐日寇。如今中国经济底子不薄，国防兵力不弱，地域广大，人口众多，谁想灭亡中国——白日做梦。中国真正的危险在内忧。人类社会的基础是物质，但社会的本质是精神。改革开放40多年了，中国人的精神问题随着物质建设的进步而倒退。这是我们必须勇敢面对、认真解决的最大问题。

我对柏杨《丑陋的中国人》不满，因为套用《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美国人》这种套子，没有反映中国人思想错误的特点。中国人目前在精神方面的问题，总的表现是“盲目性”，缺乏科学精神。人云亦云，跟帮学样是盲目性；洋人屁香，外国人说好才叫好也是盲目性；官本位思潮，官多大理多大，是封建余毒，但封建思潮的本质就是培养人的盲目性。圣贤文化，认为圣人说的肯定错不了。圣旨即真理，不承认符合实际才叫真理。天下没有不犯错误的领袖，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敢承认，何谈解放思想？不要埋怨领袖犯错误，最好认真检讨一下自己的盲目性。

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刚开始，人们试探性地发表不同意见，后来看到果然言论环境宽松，什么话都敢说了，于是涌现了一批敢于胡说八道的人。我这样说，决不是反对言论自由。恰恰相反，当前的政治言论混乱，反映了政治环境高度宽松，人们心中再没有对权威的恐惧。但言为心声，长此以往，中国人就会患上“精神分裂症”，这才是中国面临的真正危险。

一方面我们不能封闭言路，要让辛子陵、冯胜平、资中荺、郑永年、张宏良……等人把他们的心里话都讲出来，至少可以给中央一个决策参考；另一方面，对于网上发生的政治争论也不能不闻不问。

我也是草根，决不代表官方。但中国人都有权力关心政治，谈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因为事关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我认为，当前中国的政治主张主要有三大派：左派、西化派、复古派。这样定名肯定不准确，为叙述方便又不能不先行定名。为了避免人身攻击，我不点个人之名，只说某种观点。

二

左派，历史上曾经被认为是革命者；文革后才有贬义，姑且用之。但西化派、复古派都喜欢将之称为“毛左”，我不赞成这种做法。左，历来就有，没必要跟领袖挂钩。不过倒有必要仔细分辨真假左派。有些人在改革开放中发财了，财的来路正不正很难说，为了躲避另外两派的攻击，故意说些“左”的言论，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叫假左派。我们所做的“思想工作”对他们无效，因为他们的言论不是出自真心。问题是在左派队伍中，假的不在少数，他们企图动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打击触犯他们利益的人。

我们重点分析那些可爱的、真心实意的左派同志。

一个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文化大革命不是搞错了，而是搞得不彻底，没有把走资派打扫干净。最后让他们反把得势，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中国的今天就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贪污腐败严重、贫富差距拉大，信仰缺失、道德滑坡，对敌斗争“软弱无能”都是资本主义的表现。如果毛主席还活着，美帝国主义敢这么猖狂吗？每逢毛主席生日纪念活动，都是他们表达意见的最佳时机。他们其实懂得不应该神化毛泽东，但却引用外国国家元首赞扬毛泽东的话，甚至引用蒋介石对毛的赞扬，来婉转地表达自己的左派观点。这些资料是否属实尚缺乏考证，但这种思考方式的盲目性已经非常突出。他们继续宣扬个人崇拜而不自觉，不知不觉地陷入“领袖决定论”的历史唯心主义泥淖。用对毛主席的个人感情，代替冷静的逻辑分析。请问：如果真的只有毛主席才能救中国，那么毛主席他老人家已经作古，我们该怎么办？难道我们再创造一个毛泽东？一切把希望寄托在个别领袖身上的想法，都是历史唯心主义。正确的想法是文化要翻身。归根结底，推动社会进步的是科学技术的力量。但是，我们的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要求格格不入。例如盛行官本位，而不是技术本位。文化大革命，就是历史唯心主义泛滥，领袖个人决定一切；革委会成员任命就像梁山好汉排座次，是民主的大倒退。依靠文化大革命这种做法，所谓“走资派”是打扫不干净的，新上来的少爷比老爷更坏，出了不少打、砸、抡分子。乱，不是乱了敌人，而是乱了自己，把长期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老战友打成敌人，迫害至死，损失惨重，林彪还胡说什么“成绩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想起这种对文化大革命的所谓“总结”，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现在反腐败形势严峻，贪官污吏较多，党中央并没有强调“阶级斗争形势严峻”，说明左派观点跟党中央步调不一致。但在这里说的“可爱”决非讽刺挖苦，而是指真左派确有可爱之处，这一点下文再作说明。

三

不能称西化派为“右派”，因为1957年反右斗争，让“右派”一词有了特殊含义，西化派与往日的“右派”根本不同。西化派的政治主张主要是废除“一党专政”，搞多党制、议会制，完全按照西方的政治模式进行“政治改革”。曾几何时，西化派的势力还十分强大。衰落的原因主要是两方面：其一，台湾的选举乱象，使主张多党制的人心存疑问：真像台湾那样经常为选举而搞“党斗”，为选举而选举，为反对而反对，对于中华民族复兴肯定没有好处！所以有人说，台湾民主存在的意义，就是教会大陆人民：西式民主搞不得。其二，在国际上美国滥用武力，今天打这个，明天打那个。中东、东欧人民深受其苦，引发的难民潮，给欧洲各国带来沉重负担。所以在“一带一路”和“亚投行”问题上，有很多属于西方阵营的国家反而投向中国。这也给“西式民主”蒙上了阴影。

西化派的衰落是暂时的，他们保持着对中国普通民众的强大影响力。原因是：我们自己的民主建设没有搞好。官本位等封建意识，强力的压制着人们的创造性。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盲目性，伦理信仰、非科学思维，与追求创新型国家的目标相抵触。其次，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时间还短，有明显的原始性，对于人们的思想意识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我们对于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不重视，缺少对策。所有这一切，可以归纳为“缺少有效的社会监督”。西化派正是根据这一点，认为我们现行的管理制度不行，应该向西方学习。全盘西化不行，但部分西化总可以吧？他们认为至少应该这样考虑问题。

西化派政治思潮内在的矛盾是：一方面想学习西方，一方面现实的西方社会乱象丛生，造成世界性危机。西化政治是世界动乱的根源，我们还能学习西方吗？西化派最大的弊端，是脱离中国实际，对国际流行的现代政治文明持教条主义立场。但他们指出中国的社会管理不善，缺乏有效监督，实际打中了要害。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否定西化派。恰恰相反，他们对现状的批评往往深刻而具体。作为一个政治派别，在大方向上错误，掩盖不了他们在细节上的真知灼见，这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四

复古派是现在最时兴的政治派别。人们对于左派和西化派的怀疑和不满，成就和壮大了复古派的队伍。中国梦的提出，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国际社会生活中中国元素的不断增长，让人们对老祖宗的文化积淀充满敬意。但反对者讲得很清楚：振兴中华一定要靠创新，决不能靠复古！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也可以说是复杂多元，矛盾重重。笼统地说弘扬传统文化，我们将无所适从。传统文化为封建专制服务是无法回避的事实。虽说传统文化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封建，在传统文化指导下如何反封建，就成为大难题。振兴中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决不等同于复古，这个道理很对，具体怎么做才能避免把它们简单等同起来呢？这是摆在全中国人民面前的难题。笔者的意见是：对待传统文化必须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辩证地进行分析。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持教条主义态度，也管理不好新社会。对以上三派的分析，都说明一个道理：不克服政治上的教条主义，就不能创造出适合今天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社会管理模式。教条主义是三派的共同敌人。

上述三派的主要分歧，是如何治理国家的意见不同。笔者赞成孙中山先生的政治观：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孙中山的政治观不仅符合实际，也同恩格斯关于国家职能（处理公共事务）的论述一致。政治决不能简单等同于阶级斗争，这是讨论上述问题的前提。

三种相互矛盾的政治理论此消彼长，时兴时落，这从表面看来是安全的。但真要那一种理论占了绝对优势，中华民族的大灾难就将来临。这就是我所说的潜在着的最大危险。

五

历史事实是：自古圣贤皆有错，甚至可以说“不犯错误就成不了圣贤”。这不难理解，例如孔夫子，他主张社会有序，主张学而时习之、三人行必有我师、有教无类等都很正确。有序就要“唯上智下愚不移”，要掩盖长者、尊者的错误，讳疾忌医，这错误很严重，但对于巩固封建统治，树立皇帝的绝对权威非常有用，所以历代皇帝都追捧孔子。如果孔子能公正地对待劳动者和统治者，皇帝就不会尊孔，孔子将默默无闻。结果是：造反者必反孔，守成者必尊孔。

左派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把马克思当成“红色孔夫子”，列宁当成“红色孟夫子”。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就要求自己像儒者对待孔、孟一样。这样一种态度，就是教条主义。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承认马克思、列宁会犯错误。对于毛泽东会犯错误，因为党中央作了决议，觉得不大好办，但左派内心深处对决议不服。

西化派的问题与前二者相类。许多在外国的彼时彼地有效的理论，搬到今天的中国来，未必有效。他们忽视了今天中国的特点，总想与西方接轨，不可能不碰钉子。

笔者以为，一切都要从中国今天的实际出发，他人的和以往的一切理论都只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参考，不可能照抄照搬。所谓指导思想，只能是指前进大方向。对于传统文化过去曾有过批判，甚至批过了头；对于西方政治文化，情况类似，所以暂时不讨论它们。

六

马克思、恩格斯有没有错误？这个过去中国人连想也不敢想的问题，今天已经现实地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批评毛泽东，说他不应该搞“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在特定意义上还真是冤枉了他！我们只要认真阅读一下《共产党宣言》就会发现，当时的马克思、恩格斯确实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如果按列宁所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并承认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么毛主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根本没错。文化大革命很自然地成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然而我们反过来，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毛泽东思想，取消它们对于中国政治的指导地位，行吗？当然不行！这不仅是党中央有纪律，党员不能违犯纪律这么简单的事，而是有着深刻的逻辑原因和事实根据。

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所下定义有很大局限性，它只适用于阶级斗争形势严峻的特殊时期，不适用于历史更悠久，社会正常态的阶级合作占居主导地位的时期。把特殊当一般，是列宁的逻辑错误。但在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下列宁是对的。试问：当敌人把刀架在你脖子上的时候，你跟敌人讲和平，讲通过协商解决问题，敌人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所以这时的列宁，还有毛泽东的“斗争论”是正确的。离开这个具体条件，“斗争论”能否成为普遍真理，需要具体分析。左派的错误就在于缺少这种具体分析。

但是左派的存在，将防止我们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防止我们把自己（包括前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当成马克思主义本身，以致放弃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信任（左派称之为信仰）。左派对革命理论的坚定信念是阻挡实用主义的一堵高墙，其可爱之处正在这里。

恩格斯在自己的晚年，极力纠正自己和马克思早年的错误。他们的错误，就是否认阶级斗争的和平方式，将武装夺取政权绝对化。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没有把阶级斗争理论算成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因为这本来就不是马克思和他自己的发现，而是资产阶级理论家提出来的。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所以我劝真诚的左派同志认真地阅读一下这篇不长的讲话。事实上，在他们之前的真诚的社会主义者，如罗伯特•欧文同志，本人就是地道的资本家，然而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和全部财产都贡献给了社会主义的试验，贡献给了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事实是：有些先进的资本家自己愿意搞社会主义。既然如此，否认实现社会主义的和平道路，即使在当时也是不对的。

除此之外，他们因受时代局限还有某些不足。例如，对于阶级斗争给文化和科技造成的破坏认识不足。太平天国运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遗址的摧毁实际上比文革“破四旧”还要严重得多。蒸汽机推动资本主义革命是马克思的重要论点，可惜他没有充分认识和论证阶级斗争对于生产力的破坏作用，对于技术进步的阻碍作用。这些不足之处的产生，源于他们对于阶级斗争的研究和重视，远远超过对于阶级合作的研究和重视，造成对于社会进步动力认识的失衡。以上分析告诉我们两点：其一，“一切圣贤皆有错”没有例外。其二，恩格斯具有非凡的认识错误并改正错误的勇气和能力，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

七

三大政治派别的共同敌人是教条主义，三者也都各有所长和不足。笔者由这一认识提出的希望是：各派都应该认真研究一下另外两派的意见，看有无可取之处？如果这样做了，又如果我们对于振兴中华、爱党爱国是真诚的，那么我们一定会发现并纠正自己的政治错误，创造出新政治纲领来。

正如左派坚定的政治信念一样，西化派的可爱之处在于他们虚心地学习外国，不自以为是；而复古派的长处则是坚信中国文化的深层智慧和永恒魅力。在唯物史观指引下，将三者结合起来，一定能创造出推动中国政治进步的新的政治理念。笔者提出两点：一、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互补原理和整体观念。互补是辩证法的核心，而整体观纠正了西方个人主义。西方个人主义制造极端利己主义；但它重视发扬个人作用，尊重个人权力。中西观念在个人与集体关系问题上实现互补，是创新社会管理的关键点。二、《孙子兵法》是古代中国的治国纲领。它科学地容纳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不同派别，本身就是“兼容百家”的典范。因为社会大合作就是社会大进步，民族关系的本质是阶级关系，一切形式合作的核心是阶级合作，所以笔者相信：新的政治纲领应该是“以阶级合作、民族团结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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