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迫中国人精神层面的三座大山

陈建国（江西社科院）

党中央一再号召我们要创新，技术创新偶或有之，但科学和理论创新却十分艰难。这是为什么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推翻了压在中国人头上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但这是搬走了压迫我们的有形大山；而无形的，属于精神层面的“三座大山”依然存在。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无形的大山更难搬动，它会长久地禁锢我们的思想。在这一方面，思想解放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第一，“圣旨即真理”的思想桎梏

现在中国人讨论问题，总是要寻找圣人或者有权威的领导人是怎么说的。前者如老子、孔子、孟子，后者如马、列、毛等等。难道我们自己不可以判断是非吗？如果非要以圣人的是非为是非不可，我们的思想将永远不能解放。

我们承认，伟人确实比我们高明，认识问题深刻而全面。然而今天我们进入了智能时代，互联网、电脑和手机带来的生活变革、生产发展和文化浸润，马、列、毛从来没有经历过，古圣先贤更想象不到这些。我们生活在今天的时代，就一定要有今天的真理判断标准。而今天的判断标准，要由今天的人们自己去创立，提出方案、讨论、实验，反复与实际对照，才能使标准正确。这决不是要全盘否定前人讲过的道理，而是要与时俱进地继承和发展，即“创造性的继承和创新性的发展”。要客观地分析现在与目标相关的各项条件，决不要不讲条件地实行“放之四海而皆准”。“皆准论”是毛伟人提出来的，而他老人家毕生反对教条主义，当别人把他的理论也当成教条，大喊“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其实，当年他提出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是一种策略，有很强的针对性：中华传统文化中找不到科学的造反理论，而反动派又“不许造反”。这怎么办呢？必须尽快将先进的造反理论引进中国！所以他在这句话的后面，又强调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也就是怕自己的“皆准”说法，被人误认为是为教条主义寻找合理性。既然如此，我们就更不能把他的理论当成“内务条例”，逐字逐句地遵照执行。遗憾的是：现在有些人还要坚持文革立场和方法，对毛主席的话要求字字句句都照着办。毛主席的具体说法，针对不同场合会有所不同，因此文革中才会出现“打语录仗”的情况：你用毛主席语录攻击我，我也用毛主席语录攻击你。所以，即使要引用伟人的话说明问题，也要看看具体条件是不是合适。

我们长期接受的教育，是要对孔孟之道进行批判，说他们的东西是封建糟粕。五四运动“砸烂孔家店”，文革“破四旧”，都是批判孔孟儒学。“批林批孔”，甚至把孔子跟共和国元帅捆绑在一起进行批判。现在突然要“弘扬传统文化”，全世界一下子办了那么多“孔子学院”，前后态度反差之大，叫人不晕也得晕了。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圣人的理论存在很大片面性。历史事实是：没有片面性的理论，就没人理睬。因为社会上的人群实际上划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叫不叫“阶级”都一样。对于某部分人有利的理论，就得到这部分人的支持和拥护。同一理论，对另一部分人不利，他们就一定会攻击这个理论。孔子所受到的待遇就是这样天差地别：造反者必反孔，守成者必尊孔。孔子的学说有利于巩固统治，妨碍人们起来造反夺权。他主张君主和大臣、百姓要和睦相处，臣民对待皇帝要像对待父亲一样。皇帝和官员要爱民如子。这样的一整套主张，极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所以历代皇帝不断加封孔子的封号，直至“大成至圣先师”。但儒学的最大片面性就是不准造反。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皇帝罪恶滔天也不能反。儒家主张“文死谏，武死战”，就是把忠言逆耳，被皇帝错杀了的官员，跟前线打仗牺牲的将军一样看待，认为是光荣，不认为是死得冤枉、窝囊，更不敢因此而指责皇帝滥杀无辜。儒学的荒谬由此可见一端。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儒学对于稳定社会起了重要作用。

领袖和圣人之言，不是判断真理的标准，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实践之前难道就不需要思维的判断了吗？果然如此，我们的行动将永远是盲目的。实践应该是检验真理的终极标准，而不是唯一标准。正确的方法是逻辑与事实相结合。事实如果与逻辑不符合，只有两种可能：事实不准确或者逻辑本身不成立。如果行事之前能这样认真地、深入地思考一下，我们就可以摆脱“圣旨即真理”的思想桎梏。即使认识到了伟人思想的正确与伟大，也应知道它为什么正确伟大，可以避免不切实际地到处套用。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就能“一把钥匙打开了千把锁”，这是荒谬的。虽然这只是比喻，但这个比喻很不恰当。如果为真，那就给小偷创造了方便条件。学习毛主席著作，主要是学习其中的基本精神和思想方法，决不能用之代替各种专业知识的学习。例如，找矿靠地质知识；建设大桥，靠桥梁知识；粮食增产，靠农业知识；……如此等等。政治领导一切，决不等于冲击一切。政治挂帅到了不讲科学的程度，就极其荒谬了。然而不可否认，这是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第二，“官本位”的处理事务规则

在中国，小民的意见不受重视，“官本位”是处理具体事务的行事规则。百姓的意见要想成功，必须“上达天听”。至少要有相当级别的官员支持，你的正确意见才能受到重视。改革开放以来的“官商勾结”，是人们垢病改革开放的主要内容，也是左派们将改革开放说成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依据。但“商”如果得罪了“官”，就很难混下去。要想发横财的“商人”，必须与官员勾结。官员财产公开的议案长期不能通过，人们将其归结为“人民代表大会其实是官商代表大会”——人民代表不是政府官员就是商界名流。对政协委员的要求也差不多。没有任何名望的普通百姓，当不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因为没人选你。

由于官本位规则的渗透，教育界也官府化。令人感到别扭的是：某教授被任命为研究所所长，还叫做“提拔”。教授的社会地位不如“处级”，甚至“副处级”干部。政府官员才扬眉吐气，知识分子只能低声下气，专家被人戏称为“砖家”。没有人敢跟政府官员开这种玩笑。在很多重大问题上，甚至是十分专业的问题上，专家意见都不受重视，而政府官员级别和职务越高，他的意见就越受重视。钱学森大师要求在中国采用系统论管理国家，他的意见受重视了吗？他要求限制小汽车发展，可是现在小轿车已经多得成灾。社会对钱老的尊重真实吗？

听说寺庙里的和尚也按官階划分，有什么处级和尚、科级和尚，这真成了讽刺剧。

工厂、企业里面的官本位危害同样严重。“外行领导内行是客观规律”，这可是领袖讲的。但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将其理解为“找个丘八管秀才”，内行人、知识分子就要受罪了。外行领导内行，就硬要把石头说成矿，就要搞什么“蹦跳式拖拉机”，各种奇思妙想，颠覆了专业知识和人们的想象力。官大就不尊重科学，违反专业知识，什么怪事都可能发生。其实外行领导内行，要求外行必须有本行业的基础知识，可以不特别专业，但不应对本行业无知。领导对所管辖的工作一窍不通，那就糟了：不是自己办坏事，就是被别人戏弄。

本人曾经下乡搞调查，要办个什么事，县政府干部说：这件事要等老板同意了才好办，不然谁也不敢做主。我问：难道县政府还归企业老板管？到底谁是老板？他回答说：“县委书记就是老板哪！”我好奇地问：“那县长呢？”他回答：“县长是工头，领着一帮副书记、副县长给老板打工。”啊！他的“高论”真深刻呵！

一把手概念在全国各地革委会成立以后被高度强化，很多地方称一把手为“老大”。在领导班子内部就没有民主，还怎么指望社会生活民主化呢？中国的民主化必须从领导班子内部开始做起，给群众做好榜样。

由官本位过渡到科学本位，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更是改造中国人民民族素质的根本需要。任凭官本位这样发展下去，中国人的整体素质堪忧，民族前途堪忧。官员权力过大，难免会以权谋私，治理腐败也就困难。政治改革的关键和核心，是改革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和培养制度。中国的各种建设项目，之所以会出现违反科学、破坏生态的严重问题，过分强调“外行领导内行”是重要原因之一。黄河三门峡水库建设以后，堵住了上游来水，高高的水墙挡在支流注入主流之处，使支流流速突然变慢，支流河水中的泥沙便沉积下来，形成“拦门砂”，造成上游水灾不断，老百姓苦不堪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三峡工程，绝大多数代表对水利、水文地质是外行，而反对者多数是内行，简单地用少数服从多数做出决定，从侧面反映出不尊重科学的决策模式。决策对错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内行也会犯错误。但这种决策方式，外行、内行都是一票，说明了根本不重视科学工作者的意见。

第三，思维方式的高度盲目性

崇洋媚外是盲目性，动不动就排外也是盲目性，人云亦云、随大流，注重表面现象，不求本质都是盲目性。前面两座大山，能够稳稳地压在中国人头上，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盲目性是重要原因。

圣旨即真理，是对现实的反映：你小小老百姓，不需要独立思考。皇上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曾几何时，“早请示晚汇报”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最高指示传达不过夜。见到领袖时那种高度兴奋和欢呼，出自内心。人们从来不想“这是为什么”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多数人违背了毛主席“遇到事情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大意）的教导。

柏杨模仿《丑陋的日本人》，写了《丑陋的中国人》，试图批判中国人思想方式上负面的东西，引导人们纠正自己的错误。但是因为是套用外国人的模式，而且没有抓住中国人负面思维的要害，效果有限。后来，楚渔先生在2011年4月出版了一部《中国人的思维批判》。由于作者思维方法的局限性，虽然提出了一些中国人传统思维模式的错误表现，并没有真正打中要害。表面上轰轰烈烈，好评如潮；实际上中国人的“臭毛病”改变不大，有的还更严重了。但决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楚渔，他在书里说了很多真话。例如，第5页“总体上和西方中世纪相比，中国的思想、信仰和言论还是比较自由的。”由此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所以古代中国人各方面成就斐然！但这个结论他没有说。13页“中国传统思维的最大弱点不是因循守旧，而是模糊、混乱、僵化。这导致中国人不善于正确地思考和学习，创新能力低。”就有点抓不住要害了。“模糊、混乱、僵化”六个字概括不了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错误本质。例如：中国人崇洋媚外起来，就一点也不显得僵化！在第20页，楚渔说：“概念模糊是我们中国人致命的思维弱点。”但中国人的官本位观念，“官大一级压死人”，说明对高阶官员的敬畏之情一点也不模糊。至于混乱和僵化，更只是现象描述，没有抓住根本。自由是创造性的根本。语言是思维工具，规定这个不准讲，那个不准说，思想如何能够自由？创造性就是前所未有，思想没有自由，又何来创造性呢？提倡“百家争鸣”的中国人，竟然对“不争论”奉若神明，岂非咄咄怪事！所以我说：“读了楚渔，千万别变成楚愚。”

对于数字的迷信，中国人和外国人真的不一样，这更是高度清晰、精准的。西方人忌讳13，中国人不忌讳，因为中国人的阴历闰年有13个月，“十三太保”是皇上的高级保镖。但是对于数字迷信也能创造，广东北部山区某地，竟然忌讳214，说什么214号房间不能住人，214的意思是两个人都要死。真是创造呵！我就对他们说，这叫来多发，来了都会发，所以我住这里！结果他们让我住了。好像不算思想僵化呀！但这完全反科学。中国人相信生辰八字定终身之类，更跟“模糊、混乱、僵化”六字不沾边，但反科学。

到处引用名人言论，以为名人说的就是真理，是“圣旨即真理”的另一种表现。这更是盲目性思维的一种，因为对于自己的思维判断能力完全失去信心，只好盲目地跟随名人，以为名人说的总不会错。其实名人说的，未必不会错，因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名人说的话即使正确，也要结合自己所要讨论的问题，看看切不切题，相关条件是否相同或者相近。

推翻以上三座大山，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期待战友加盟，努力克服盲目性！

2021年6月15日

注：以上是本文写成时间，但从未发表过。

【人民评论】

思想和实践的关系是什么？哪一个代表真理？他们之间有关联吗，又是如何连接的呐？思想追求的是本质，是世界的本源，是“真”--是“是”；而实践追求的本质是价值，是有用，所以实践的目标都是来自以物质为第一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世界观就是以“取用”为目的。所以以实践为真理的，始终不会达到真理。恰恰真来自“无用”的思想。所以，思想应该是第一层，实践是“应用”。没有无用的思想，实践也不会具有很高价值。思想----实践，之间需要一个“逻辑验证”，所以思想--逻辑验证--实践--科学，这也是现代文明的形成的模型。（王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