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自由是创新的源泉

陈建国（江西社科院）

创新是今天人们最热门的话题，特别是在华为公司孟晚舟女士在加拿大被囚禁以后，美国打压中国芯片产业的事情家喻户晓，中国人对“创新”的关注度不断提升。不创新就落后，落后就会挨打，至少会受到严重地国际剥削和市场挤压。因为落后产品没有销路，你只能替别人搞代理加工，出卖劳动力，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

但是，创新的精神要素是自由，这一点虽然有人提到过，社会重视程度却远远不够，所以有必要特别强调之。

一、从创新的反意词说起

创新的反意词是什么？是守旧！什么叫守旧？就是死守旧的框框不愿意改变。科学和技术在不断发展进步，促使新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不断出现，所以更多的时候，是客观形势逼迫你创新。当移动电话代替座机的时候，你还在观望。手里拿那么一个“大哥大”，也不见得方便嘛！可是当手机代替移动电话以后，你还会抱着“大哥大”不放吗？更不会对座机“情有独钟”吧？这个过程说明：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你想守旧是守不住的。

但是，对待另外一些问题，人们的守旧思想却很难触动，更难改变。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离开日常生活有一定距离，或者说是思想深处的东西，不创新，不改变，不影响你的日常生活；你就不愿意动这个脑筋去创新。这就是思想意识的守旧和社会管理制度的守旧。目前，人们议论得比较沉重的话题是：中国年青的科技人材，往往在中国不能有所创新，而出国以后却不断创新，成果累累。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说中国人在家里“很笨”，出国就变“聪明”了？当然不是！一种守旧的社会氛围，让你的创新意识和思想品格，无法崭露头角，更无法达成效果！而且这种情况常常是不自觉的，就是说当事人感觉不到压力从何而来，周边同事们更是莫名其妙。

所谓守旧，就是一切遵守旧的规章，“萧规曹随”，是人们津津乐道之事。我没有违背某某人的教导啊，我一切符合章程啊，觉得自己很“成熟”。对哪些敢冲敢闯，敢于“有新思想”的小伙子、楞丫头非但不鼓励，不支持，反而要训斥一番。在这种气氛笼罩下，哪里会容纳并鼓励创新呢？

比如我们尊敬某伟人，歌颂他，热爱他，是因为他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立下不朽功勋让我们赞叹。但是把中国革命的一切成功，都归功到他一个人头上，实际上是在贩卖“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这是要排除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恰恰是他平生最反对的东西！他高呼“人民万岁！”，就是为着要抵制唯心史观。而我们恰恰忘记了：他最宝贵的精神，正是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学习革命前辈，首先要学习他们的创新精神，不做任何框框之奴隶的精神。前辈们就是不断创新，才有了新中国的一切。

所以，一切守旧都值得质疑。质疑过后，结论如何，则需要具体分析，不能一质疑就推翻。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二、创新的精神前提

创新的精神前提是什么？可以将其概括为“三自一敢”。没有这“三自一敢”，创新即无法想象。“三自一敢”即自觉、自信、自然，敢于实践。下面分别说明之。

自觉，创新决不是别人逼你的，而是你自己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感觉到哪些陈旧的东西，束缚了自己的思想，捆住了自己的手脚；搞得自己处处被动、别扭，不能畅快地发挥自己的优势，使出自己的力量。这时你自然会有一种创新的欲望和冲动。我国的工人创新者和政治改革家都有这样的体会。1954年4月15日，鞍山钢铁厂工人张明山发明“反围盘”就是这种情况。

自信，是创新的精神前提。一个不自信的人，自己看不起自己，以为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叫他（她）创新，岂不是开玩笑？但是，自信决不能是盲目的，而是有根据的。根据什么？就是对自己要有最起码的认识和了解。袁隆平是水稻专家，搞杂交水稻轰动了世界。但是你跟他说：袁老啊，中国足球队水平太低了，你能发明个什么粮食，让足球队员们吃了以后，能踢好球，夺取世界冠军行吗？这当然是胡扯！自信，决不是自高自大，盲目乐观。

我自己几斤几两，我是干什么的，心里有数。既不骄傲自大，又不盲目悲观，这是自信的前提。

自然，创新也需要有自然的心态吗？当然，一切违背大自然规律的东西，你连想也不要去想。创新，决不等于想入非非。符合社会科学规律的前提是符合自然规律。如果有什么东西违背了自然规律，它就不可能是科学的。在违背自然规律的思想指导下搞创新就是瞎胡闹。

敢于实践，是创新最后落实的一步。想得再好，不投入实验，就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实验成功之后能够推广，这才叫创新。没有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东西，只能“孤芳自赏”，不能推广，就算不上创新。

上述三项价值的追求，是创新应有之意。社会应用前景，是创新的物质前提。对社会进步无益的新花样，不搞也罢。

三、自由是创新的源泉

上述“三自一敢”的前提是自由！

我们很自觉，甚至忧国忧民，总想着为国家富强和人类进步做些贡献。可是你没有自由，什么事都得经领导同意你才能干，不然就说你“无组织无纪律”，轻则批评教育，重则给你处分，你还怎么创新？

不知道是什么渠道，不记得是什么时间，某大学规定老师有七个“不准讲”。如果大学教师都不准讲，你要想讲，也就失去了自信，因为违反了上头的“规定”。连讲什么不讲什么都有规定，教师备课还有自由吗？没有自由，就不会有独立思考，更不可能有自信！因为这些是上面规定让我讲的，不是我自己要讲的，自信从何而来？没有自信，创新无从谈起！这是中国教育的悲哀！

当年（1973年），我宣讲杨荣国的所谓“儒法斗争史”是带着气愤情绪讲的，加了大大一段“法家的欺骗性”。这种反抗是被逼无奈，不得已而为之。但这是中国短暂的非常时期。脱离非常时期的标志是什么？是思想自由啊！

不要一说自由，就非给扣上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不可，好像无产阶级就不需要自由似的。错！大错特错！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教导我们要争取自由，从旧思想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自觉、自信都以自由为前提，创新也就必然以自由为基础。

如果有了自由作为创新的基础，是不是就一定能够创新呢？这可不一定。因为自由不等于你可以不受约束，不再受各种不合理“规定”的限制。因为对于“不自由”，还有另外一种含义：你的思想不自觉地受到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即你自己还没有真正“解放思想”。

这就是思想者自己的事情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各人都有自己的特殊方法，并没有完美的统一对策。因为每个人所受到的思想束缚不一样，都有其特殊性，不可能一概而论。总的原则叫：“对症下药”。

打破这种思想束缚也有一些共性的方法。

第一， 利用跨行业优势，或者叫“外行效应”。

中国学者们的文理分科十分严格，这妨碍创新。所需要采取的办法就是跨行业研究，带着问题闯入相邻行业或领域。因为“外行”介入，会在同一行业内部引起轰动；会搅动原来行业内部的“一潭死水”，产生创新的机会和冲动。我入选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一篇论文，就是采用全新数学手段，解决哲学问题的文章。世界物理学的创新和进步，往往得益于采用新的数学手段。比较而言，用文科手段解决理科问题的例子还真的很难见到。例如，用更准确的名词定义，代替原来不准确的定义，有可能解决理科中的某些争议问题。地质专业人员，很有必要介入矿山经济问题研究。没有地质专业人员介入，矿山经济问题解决不了。

创新活动处处离不开跨行业研究，因为客观事物本来就是这样相互关联，相互影响。

第二， 辩证思考是引发创新的金钥匙

任何一件事，有一利者必有一弊，能够克服弊端，确保利益最大化，就是一种创新。如果你想得太简单了，只顾一头；或者只顾眼前，不考虑将来，创新必然失败。中国在太空领域的成就，之所以会突飞猛进，和我们要求全面地、从多学科（如太空生物学等等）相结合的角度思考和处理问题，有直接关系。

第三， 自由和纪律的统一

没有纪律就无所谓自由，因为你的自由妨碍了别人的自由。在严肃纪律的约束下，才有真正的思想自由。

思想高度的自由和行为的严格规范，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没有纪律，就不能形成强有力的团体。没有团体和同事们的帮助，你的创新又有什么意义呢？即使你申请专利，专利局还有一整套必须遵守的规章制度呢。因为自由决不等于每个人单打独斗。

但是，行为规范和思想自由是一体两面，做出来和只想不做有本质区别。这种区别很好理解，也很严格，不能混为一谈。比如我看见一位姑娘长得很漂亮，行为得体，想跟她交个朋友，这没有错啊！不仅任何时候都允许，你自己也没有必要感到难为情，非把感情压抑下去不可。但是你真的要向她表白了，那就需要慎之又慎了。因为你的表白涉及到别人的自由了！

尊重别人的自由，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四、政治创新需要批评历史的自由

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在社会管理领域的创新是当前最迫切需要的创新。

这是因为在这个领域积累下来的条条框框太多，基本上达到了妨碍人们正常思维的程度。

历史上我们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不是错误，而是彼时的政策适应彼时的情况。当共产党领导劳动人民翻了身，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就再也不适用了。虽然不够及时，党中央总还是撤掉了这个“纲”，这个决定完全正确。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出充分而有理论深度的说明，让众多老百姓对此很不理解。而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已经深入人心，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面对今天中国高官、高管们贪污腐败成风的现实，有些同志就又重新祭起“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旗，要求开展“暴风雨式的阶级斗争”，以为这样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们对“改开”之不满溢于言表，甚至对邓某也充满负面看法。他们认为这些贪污腐败分子就是新生资产阶级，是走资派的集合体。而事实上这就是一批“社会蛀虫”，他们不代表任何阶级。把他们说成资产阶级，反而是美化他们，因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共产党宣言》单行本第26页）。

出现这样的问题，真正的根源在于社会管理远远落后于实际需要。严重的官本位，拒绝科学本位，造成诸多官商勾结的机会和必然性。即使你要干正事、干大好事，也必须想方设法获得官方支持，否则你寸步难行。这是中国的现实。官本位、圣旨即真理和群众中思维的盲目性，是压在中国人民精神层面的“三座大山”。推翻新“三座大山”，让中国绝大多数人能解放思想，敢于创新，是党的责任，首先是中宣部理论局的直接责任。

关于社会性质需要绝对纯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标准的传统观念，都是充满错误内容的观念。苏联解体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还要坚持前苏联那一套社会主义“几条标准”，这是为什么呢？当然，中宣部理论局也是“被管理”单位，我们也不能总是埋怨它。在这种社会管理体制下面，要创新社会管理制度实在是太难了！所以我们说：政治创新需要有讨论和批评历史的自由！当然包括我们党和人民政府过往的历史。没有这种自由，政治创新几乎不可能，新“三座大山”就会一直压在你的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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