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孙子兵法》给我的启迪

当我还是初中生的时候，喜欢《孙子兵法》，是出于猎奇。到了省社科院，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了扶贫，江西省委组织“省社科院与地矿局联合调查组”，到赣南会昌县进行“决策咨询”。这种做法又称为“智力扶贫”，出智力，不出或者少出资金，因为这两个单位都不是有钱的单位。我刚从省地质局调到社科院，而且该县有些矿产地需要评价，社科院自然就让我参加了调查组。

社科院和地矿局分开活动。除了我和司机以外，院里来的都是大小领导，比如廖士祥副院长兼哲学所所长，等等。几个月调查下来，跑遍全县各重要的项目所在地，了解了它们的情况。调查组开会讨论，由我做记录。大家都是领导，只有我一个“群众”，最后决定由我来撰写咨询报告。

决策咨询工作的理论，又叫“软科学研究”，当时进行此种工作最主要的依据是系统论。中国系统热热了好几十年，还没有学会按系统论办事，原因就在于对中华传统文化没有正确的态度。我以为中华传统文化最宝贵的理论是“阴阳互补，天人合一”。具体如何互补，如何合一，就要研究《孙子兵法》了。《孙子兵法》的所说的“道、天、地、将、法”，是取得战争胜利的五大条件群。每个群又由若干具体条件构成，比如“将”由“智、信、仁、勇、严”组成。各因素的秩序决不是随意排列的，而是按照它对于目标的相关程度由大到小排列。如不智之勇，谓之鲁莽；不智之仁，谓之宋襄公之仁；不智之信，谓之轻信，如此等等。以下各因素也是如此：不仁之勇，涉嫌残暴。将官自己不勇敢，就没有权力严格要求士兵。

所以说：《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的系统论，是递阶系统，它的思想比现代系统论还要高明。《孙子兵法》是“阴阳互补，天人合一”的具体方略。

打仗以前要先讲“道”，违背“道”的战争不能打，就是反对非正义战争。所以孙子绝不是好勇斗狠，而是讲究政治原则。在合乎“道”的情况下，要看天时、地利，要讲究将领的勇敢和英明，讲究军队的严格管理。——原来这就是天人合一。

孙子也很想定量地描述条件与目标的关系，如“十则围之，……不若则能避之”等等。但当时还没有《概率论》，出现高等数学是很晚的事情。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孙子原则定量化。

阴阳互补在孙子那里体现得很鲜明，比如进攻和防御互补，强弱互补，将与兵的互补等等，孙子讲得很深刻。正面进攻和使用间谍的互补，孙子说得更直白。互补需要定量化，所以我就搞出来“互补度”和“互补实现程度”两个不同概念。二者数值越接近，系统就越稳定。“互补实现程度”不足，是系统失稳的重要原因。用这个观点来考察国民经济和社会政治稳定与否，有清楚明白的结果。所谓“互补”，就是双方提供给对方的，都是它生存必不可少的“绝对性条件”，而不是一般的互相帮助。

今天我要解决的是县域经济项目咨询问题。我从《孙子兵法》中汲取的是条件分析技术。会昌是老区，老区人民勤劳勇敢，可是为什么会这么穷呢？主要因为经济发展条件不利。由于交通不便，市场条件不如城市。人才条件也比较困难，看不到发展前途，就很难吸引人才。具体到每个项目，条件又不一样，需要围绕目标进行条件分析。

当时在社会上所做的决策咨询建议，往往被地方政府或者企业领导束之高阁。用现代数学方法对于条件相关度进行研究，我发现：决不是领导者不重视决策咨询，而是所谓专家的建议常常脱离实际，使企业或地方领导人无所适从。

我的研究表明：唯一可以表征条件对于目标相关程度的是“验后概率”，即验后概率是因果关系量化的唯一根据，它是依据各种统计方法得出的数据。而原来那些“专家”搞的咨询报告，用“重要度”表征因子对于目标的权值。重要度缺乏科学依据：对同一因子的重要度，专家的看法常常因人而异。例如一座水库，水利专家认为灌溉最重要；航运专家认为通航最重要；气象专家认为改良气候最重要；他们永远统一不了认识。咨询者取加权平均值进行处理，根本靠不住。我的方法跟前人不同。我没有办法向领导说明，只有自己使用从《孙子兵法》研究中得到的“条件分析方法”，考察、计算和书写咨询报告。我的报告交给廖士祥以后，他们只是在文字上作些斟酌、修改，基本内容没有改动，就交给了县政府。

事后，我去信问会昌县政府：咨询报告建议的准确性和可行程度如何？收到的回答令我十分兴奋，特别是将岩背锡矿和均门岭水电站捆绑申报的建议，得到了县政府高度评价。我的报告说：岩背锡矿是会昌县的“小金库”，因为该矿矿石吕位高，开采容易，可以为县里其他建设项目提供资金。但是均门岭水电站的事情，就有点奇怪：同时有两个施工建议报告，一个是县水电局搞的，一个是均门岭乡自己搞的。我通过条件分析方法查明：县水电局搞的这个建设方案是错误的，实现它所规定的目标，水电站发电效率要求在80%以上，这完全没有可能！而乡里搞的这个方案，符合水电装机容量的基本要求，稳妥可靠。我的结论是：水电站可以建设，要按乡里的方案建；不能按县水电局的方案建，因为水电局的方案脱离实际。

为什么专业机构会犯错误？乡里的方案反而正确？我认为：犯错误的原因是忽视了对条件的分析。而几年以后我才知道：乡里的方案是江西省水文地质大队帮助搞的。

通过这件事，我完成了两篇专业论文：一篇文章讲，条件分析方法是中国传统决策思想的瑰宝；一篇文章讲，验后概率是因果关系量化的唯一根据。先后发表在《软科学研究》杂志上，文章受到杂志主编刘劲翔同志的大力推荐。

在这个基础上，我利用会昌县建设项目的事实，撰写了一部学术专著《条件分析引论》。我知道自己的目的，是要创建条件哲学，但这时建立新哲学的条件还不成熟。这本书以概率计算为数学手段，讲了条件分析的来源、历史和现状，重点阐述如何运用条件分析方法，为建设项目进行决策咨询。我还搞了一批习题，联系实际，说明那些项目应该上马，那些项目还不成熟。对于决策失误项目的重审，说明不是一次审查定终身，因为条件会发生变化。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把我的书稿送给中南工业大学陈念文教授进行审查。陈教授组织了一个专门班子，集体审阅。他们给出的结论是：很有价值，给了很高的评价。于是，这本书1990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正式出版。

我在这本书里说明：毛泽东同志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是分析中国和苏联的条件不同而提出的对策。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能够坚持下去的五项条件进行分析、对抗日战争中日双方条件的分析，说明抗战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些都是“条件分析”的典范。古人诸葛亮在论“三分天下”时，用分析魏、吴和未来蜀国建国条件的办法，说服刘备去取西川。宣传领袖和古人的智慧，说明条件分析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其理论来源，有利于读者接受条件分析观点和这本书的出版。

条件变化对于自己的家庭，也有重要意义。由于80年代后期蒋经国先生推动台湾老兵回大陆探亲，我的表妹周铭川和姨妈朱雨艳先后来江西探望我母亲，这才使我更清楚地知道：我在台湾方面至少有两位至亲：舅舅朱钰坚和姨妈朱雨艳。舅舅是国民党中央交通部船舶课课长；姨父周柳初是台湾兵工厂厂长，越战时期，该厂为美国佬修理打坏了的坦克。他们二位都拥有相当于“少将”级的军阶。经过他们的努力，居然还找到了我在台湾的岳父大人。不过，岳父倒是普通劳动者；他没能回来，后来在台湾去世了。以后，舅舅还回来看过我们，返台数年后不幸离开人世。当我2011年去台湾寻找他们时，只见到舅妈、表妹和内弟。姨妈一家移民美国。回想起我的一位大学同学，他1960年被从南京大学挑选去西安上了军事学院。可是没过多久就被送回来了，据说只是因为他有一位远房亲戚在台湾。与他相比，我被从已经录取的军事学院里抠出来，是太“正确”不过了。

为了向社会传授“条件分析理论”，江西省地质局还办了培训班，我用自己的专著给学员们上课。讲理论、做习题，最后我问学员们：“懂了吗？”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懂了！”可是我把一批习题发下去，个个都说不会做！我的教学实在是非常失败！

这是为什么呢？当我自己有一道题目也做不出来，不得不从头阅读一遍自己的专著，然后题目就顺利地做出来了。我突然明白了：哲学立场没有转变，仍然站在旧哲学立场上，很难处理新问题。我感到研究“条件哲学”虽然困难，却已经时不我待。

新哲学产生的困难在数学上。哲学要求对于未来进行描述，而未来的条件是变化的。条件决定规律是一个总原则，条件在变动中该如何把握呢？我开始了漫长的思索和探讨。

16.两次主持国家课题

上世纪90年代初，是中外合作的兴旺时期。加拿大资助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一些资金，用于研究中国南方经济发展问题。这件事是由国家科委主办，列入国家科委年度计划，并不属于国家社科项目。江苏省社科院就在南方各省社科院举行招、投标活动。院里号召大家积极选择研究项目，向中加合作项目申报课题。我根据自己的特长，联合江西师范大学地理系和省地质局等单位的朋友，申报了一个研究江西矿山环境问题的题目。在申报过程中，有的朋友看到我写的申请报告中，大量使用矿山环境术语，没有引用著名的国外经济理论，就劝我说：“老陈，你这样写不行，中不了标的。”我请教所长杨荣俊同志，他说：“你别管他，老外就喜欢你这样的！”结果果然为老杨言中，本课题中标2.9万元。

经过几年努力，我们合作完成了江西矿山环境研究课题。文章被收入论文集，向全国推广。结题以后，我就想：矿山开采造成环境污染是全国普遍问题，不局限在江西省。于是我又申报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为中国的矿山企业寻找新的出路。对于江西省矿山环境问题进行的研究，成为我扩大研究范围，拿下国家课题的有利条件。这次我又成功了，资助3万元。

我做好了准备，去北京找国家社科基金的管理单位。我对他们说：“我前期已经掌握了江西的资料，后期我想少跑几个地方，集中解剖重点矿山。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你做的是国家课题，至少东北大庆，西北新疆、甘肃这些重点地方你要跑到。”

啊，我心里算了一下。这样一搞，我的经费就很紧张了。我采取的办法有二：一是自己跑，不带助手；二是不出书，只上报结题报告。按相关规定，完成任务就行。

我到大庆，决不是旅游，而是要了解真情实况。到了甘肃省厂坝铅锌矿，一进办公室的门，见到里面的一位干部。我把介绍信递上去，说明来意。对方皱起了眉头：“江西省社科院的，调查矿山环境问题。”

我说：“不错，是国家课题。”

“你打算怎么调查？”

为了尽快切入主题，节省时间，我对他说：“麻烦您把矿山工程分布图和剖面图给我看看，看完以后我再到现场查看。”

你要看图？他眼睛里放出异样的光芒。他打开一个盒子，把里面的一叠图纸取出来交给我。我说：“你放心，我会爱护图纸。”

在一张桌子上，我仔细地查看工程图纸，发现了极为严重的问题，也知道了对方为什么对调查持怀疑态度。我对这位办公室主任说：“我先跟您讲三句话，讲对了请您跟领导说说，召开一个主要技术人员座谈会。讲错了，我马上就走，不麻烦您了。”他默默地认了。

我说：“第一，在矿山偷矿的人，后台很硬，你们惹不起！”他看看我，神情很专注。

我接着说：“第二，偷矿的人是内行，没有一家是外行。第三，头顶上的漏天矿再也不能开了，再开就要出人命了！”

他激动地站起来跟我握手：“可是那个什么国务院调查组还要我们加紧生产，继续开采漏天矿呢！”

“胡闹！”我近乎发火了。“你就告诉他们，你说国家课题组说的，这个漏天矿再也不能开了，谁让开死了人谁负责！人命关天，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我的真心发火，感动了他。座谈会开得很顺利。我了解到的实际情况与我的推断完全一致，真的很严重：那么多的部队机关，在山脚下用坑道盗采国家矿山资源，它们打坑道的能力比矿山本身要强得多。地下已经挖出来384万立方米的空洞，顶壁仅有30米厚的“天花板”，随时可能垮塌。他们向我诉说了这些部队的番号、名称，这些内容不宜公开，但事实必须承认。我报告给国家社科基金管理和领导部门的六份报告，把这些问题都说清楚了，却为不宜公开出书找到了更为充分的理由。

厂坝铅锌矿是中央电视台曝光，矿山环境遭受破坏的典型。电视台拍摄人员在8号进入现场，在矿山工人的特别保护下，悄悄地进行取证和拍摄工作。一切资料到手，才打电话告诉甘肃省有关部门：我们10号要进入现场拍摄。国家矿山做好了发生冲突的一切准备，结果还比较顺利，没有发生冲突。这很有点像“谍战剧”里面的惊险情节。

我要走的时候，矿办公室主任问我：“你是那个大学毕业的？”

“南京大学地质学系。”

“啊，难怪呀。那你跟我们局长认识吗？”

“你们局长谁呀？”

“斯伟民，南大1963年毕业。”

“我也是63届的，斯伟民是同一大班同学。”

于是，他让我到局里跟局长见一面。斯伟民要出国访问，交待手下给我提供工作方便，也就离开了。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他已离开人世。

课题研究让我了解了很多骇人听闻的环境破坏故事。特别是秦岭沙金矿淘沙人群为洪水冲走的悲惨故事，让人心头长久地受到压抑。

开矿一定会破坏环境吗？多数情况的确如此，可是极少数的矿山开采，还会为环境带来福音。例如，平庄元宝山煤矿，抽排的井下积水，流到哪里，哪里就长满郁郁葱葱的草和树。有的植物品种还有点儿古怪，至少在当地很难看到。这是因为煤矿生成时代较新，有些古植物种子还有生命力。还有些放射性矿产，留在地下对周围人群造成伤害；开采干净了反而净化了环境。人类为了生存向大自然索取，本无可厚非。但是那些竭泽而渔、杀鸡取卵，以破坏生态环境取得经济利益的事情再也不能做了。判断开矿造成的后果却不能简单论断，必须考察与开矿相关的各项条件，综合判断得出结论。

课题提出了关闭小煤窑等几项主要的具体建议，日后都为国家相关部门采纳。特别是把矿山办成综合性企业，避免单一采矿的建议，得到更多有识之士的支持。矿山周围的土地可以开展农牧业生产；采矿废渣，有的可以利用来生产水泥。有的矿山还搞汽车制造，生产一般汽车没有优势，生产矿区专用车则优势明显。中国地质报资深记者张以诚，是我南京大学地质学系同一届的同学，他关心为资源枯竭以后的矿山找出路，进行了专题研究。而我在课题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实际上也针对性地解决了老张提出的问题，只是着眼点有所不同。

17.要求改变鄱阳湖的水文条件

1973年，刚刚从赤峰调到江西省地质局工作，我就在梅岭“破坏”了省水利规划设计院（胡工）在鄱阳湖湖口筑坝的“宏伟计划”。

但不让在湖口拦截湖水，那么面对鄱阳湖“洪水一片，枯水一线”的水文特色，到底应该怎么办呢？不能光说别人的办法不行，自己却想不出办法来。自己是地质工作者，理应为此出谋献策。可是坦白地说，懂地质而不懂水文，其实对此也很难着力。于是，我开始自学水利工程知识，包括库特公式的利用和演算等等。

在阅读大量鄱阳湖的历史资料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我在1983年向“鄱阳湖学术讨论会”提出了在新港为鄱阳湖开挖一条运河的建议。此运河在离湖口10公里的西面，其主要作用：1，冲挖长江南支，消减湖口入江水的“上淤”作用，这叫“借水冲沙”。长期作用到条件允许时，可以“堵北开南”，使九江以东分叉为二的长江“合二为一”，造成水深流急，不再淤积；2，湖区上游洪水季节增加湖水出江口，减轻湖水在汛期的压力；3，江汛期水从运河进、湖口出，增加江水下泄流量。

因为有精确计算，引用大量历史数据，此建议得到了江西师范大学地理系的大力支持。

随后，1992年2月，我依靠江西师范大学地理系，在吕桦、胡清华老师的大力支持和共同努力下，在“新港运河”基础上，提出了“九江—湖口—八里江段长江与鄱阳湖综合整治工程构想”。

该“构想”将这一段长江与鄱阳湖看成统一整体，认为治湖、治江必须统一考虑。“若将二者分割开来，江湖均无法可治”。这一课题研究，充分肯定了新港运河方案的价值，并提出了更为细致的要求。另外，选择了在湖口马家湾修建过水坝，维持枯水期的主航道水深。建议由九江通往景德镇的公路铁路两用桥由此经过。我们的课题材料报给了江西省、九江市、安徽和湖北的各相关部门。后来建设的九江至景德镇的铁路公路两用桥，“正好”走的是我们在课题中选定的马家湾坝址。

以上的努力，集中在江湖交接地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主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对于湖区主体，应该怎么办？

江湖的水文特征，是江湖的水文条件造成的。例如，地质断崖地区必有瀑布，可溶性岩石发育地区，必然有通地下河的漏洞。要想改变湖体水文特征，就必须改变其水文条件。

鄱阳湖的“洪水一片，枯水一线”是怎样造成的呢？许多次枯水期实地调查，给了我强烈而深刻的印象：湖区底部过于平坦，是造成“洪水一片，枯水一线”的根本原因！

我测量和计算了一下，湖底部的平均坡度，小于千分之一。湖面最宽部分达到70公里，而湖水位的高低差，最多不过20米，最常见的只有12米，可想而知，湖底“平坦”到了什么地步！

正因为湖底过于平坦，水位稍有上涨，湖水面积即迅速扩大，达四千多平方公里，甚至更多。水位一旦下降，湖面积即少得可怜。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可是人们长期熟视无睹，大家都已经“习惯”了！鄱阳湖的此种水文条件，必须彻底改变！

这样平坦的湖底面是怎样形成的呢？鄱阳湖是江西的五河流水向北集中汇入长江时形成的，但它本质上是构造型湖泊。因为从山东郯城，经安徽庐江，向南经湖口直达南昌北郊的大型断裂带，经过江湖交接点，庐山东麓五老峰脚下海会镇附近，是古断裂经过地带。庐山山体升起和其东部地区地壳下降，是南北向断裂的作用结果，造成了鄱阳湖以南北方向为主体。湖区北部抬升南部下沉的运动，在湖区周边留下大量证据，例如长江九江段南面的二、三级阶地，证明地壳在升起，江水在下切。南部宽阔的湖面是地壳下沉而生成。

以上湖体形成的过程说明：平坦的湖底面是由上游五河来水的泥沙沉积所致，与底部基岩关系不大。这就给我们治理鄱阳湖提供了方便条件。我提出了《鄱阳湖的阶梯式治理方案》，就是用机械挖掘的办法，将平坦的湖底形成三个台阶：一、深水航道、二、湖漫滩、三、湖岸。这样就可以用更小的湖面积储存足够多的水量(276亿立方，相当于5个半梅山水库)，让洪水期、平水期湖面基本一致，而明显变化的只是水深；而到了枯水期，仍然有足够的湖滩地供候鸟栖息。在工程实施上，总体要求是：挖深该挖深的地方，用深度增加水体容积以换取陆地面积。将挖掘出来的泥土用来造陆，缩小湖体总面积。

深水航道标高应该在负2米以下，甚至更低。湖漫滩标高在8.5至12米之间，有高低差別方便枯水期候鸟过冬。湖岸标高在25米以上。经过测算，可以因挖深湖体而节省出1725平方公里地面，提供湖区人民生产生活用地。两个台阶之间的过渡尽可能陡峭：湖岸与湖漫滩之间用30度至45度左右的坡度，在居民点近处，用石板做成台阶方便湖区人民取水。

工程实施挖掘沙土方共计60亿立方米。采取以机械为主，配合人工的施工办法。我的建议形成了文字报告，提交给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2019年的学术年会，并在分组会上作了发言。公开刊登在2020年出版的《创新智库与时代发展》一书中。

18.你们的报告就是国家级的

徐晓光是我在八一保育院的同学，他是从部队的测量兵种转业到江西省城乡规划设计院（以下简称规划院）来的。一个省各级建设规划，都很需要地质工作的支持。但是省规划院没有地质人员，城乡规划中的地质工作都是由省地质局或者地质大队来做，所以常常发生你需要他帮忙，他却派不出人手来的尴尬情况。徐晓光就向省规划院领导建议：将我和吕桦列入被邀请的地质专家名单。吕桦在江西师范大学地理系教书。省社科院和江西师范大学的工作比较灵活，所以我俩愉快地接受了省规划院的邀请。

江西赣州市建设局，有个叫欧阳自富的同志，对赣州地区的旅游资源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写出厚厚的一本材料，想在赣南地区引进外资，进行旅游开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的想法还比较先进。于是省规划院组织了南昌一批专家赴赣州帮助对文本进行鉴定，我有幸参加了此项活动。欧阳先生的热情、认真，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南昌来的专家给了他的研究成果很高的评价。但是，令我吃惊的是有些地方基层干部的想法，他们竟然嘲讽旅游开发的建议说：

“从南昌来了一批所谓的专家，提出来靠吃吃玩玩就能发展经济，不搞工农业生产，搞什么宾馆游乐项目，简直太荒唐！”

可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还是有些干部一心想发展赣南的旅游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安远县党外副县长祝宝贤先生。安远县有座三百山，环境优美，风景秀丽。祝县长在安远县分管旅游文化事业，就组织人编写了关于将三百山由省级风景名胜区，申报上升为国家级的报告。这种升级报告必须通过省规划院的专家评审，才能上报国家建设部。我国风景名胜区的升级都是由建设部主管。

我和吕桦、徐晓光，还有省地质学会秘书长马恒玮同志（已故），都在被邀请专家之列。不记得是第几次了，反正安远县申报一次，就被省里打掉一次，主管规划的处长说：

“你们哪里那么好的资源，为什么写不出一个像样的升级报告呢？”

祝县长双手一摊：“对不起了，处长，我们县里就这个水平。请你们省里派专家来帮助我们写吧！一切相关费用由我们县里负责。你看怎么样？”

处长痛快地接受了祝县长的建议。他考虑三百山有死火山口，有不少地质问题需要处理，干脆就指定我和马恒玮同志前往。

我们俩高高兴兴地到了安远，首先去野外进行实地考察。一边考察，一边跟当地干部座谈，渐渐心里就有数了。这个地方有三大特点：一是东江主要源头，希望发达地区来投资开发，一点要打好“东江源”这张牌。这是全县干部的共识。老区人民为了保护好东江源的水质，除了植树造林，搞好绿化，就是有矿不开，保护山体，付出了相当代价。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好环境，发展旅游业是最佳选择。其二，当地死火山口很典型，可以进行地质实习和科学考察。其三，是革命根据地，有红色资源，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但是我们分析，与井冈山和瑞金比，红色资源不是景区的优势，但必须提到，让景区能红绿搭配，交映生辉。

情况摸清楚了，报告该怎么写？看到原来建设部的报告规范那一套，老马不禁皱起了眉头。他说，我们不能那样写。“我看，不如把景区特点归纳一下，给每个特点起一个名字，就按照特点去叙述。这样能一目了然。”

于是，在老马带领下，我们反复推敲景区的特点，用什么词来形容和概括。我虽然是执笔人，报告的意见基本上以老马的想法为主，我常敲敲边鼓，做些补充。我是省地质学会老会员，但真正和秘书长马恒玮同志合作并熟悉起来，这还是第一次。

我们写好的报告，省规划院并没有怎么修改，就直接报到建设部去了。我们在等待消息。并没有过多久，建设部就给省规划院打来了电话。处长转述电话的内容说：

“三百山风景名胜区够不够国家级我不知道，因为我们还没有去看。但是，你们的报告就是国家级的。以后的报告都照这个格式来写！”以后，经过国家建设部派出专家考察，证实报告内容实事求是，风景名胜区顺利晋级。

马先生的去世让我心里非常难过。在这个领域里，我还结交了很多朋友。例如，省旅游局曾宜富、省规划院老总朱观海（已故），周建国、办公室主任王胡军。还有省植保专家刘信中，我们关系很密切。江西大学和江西师范大学相关老师张来芳（已故）、黄细嘉、田勇、杨雪骋、曾群洲等等。只懂石头不懂动植物是我的弱点，对江西文化资源也是一知半解。搞规划没有他们的帮助不行，不同范围的知识需要互补。江西省的风景名胜区，我差不多到过三分之二：有的是自己参加做规划，有的是评审别人的规划时我当评委。搞规划对我最大的启示仍然是：风景区、自然保护区、地质公园、矿山公园等等成立的条件是最重要的。正是这些条件的组合，决定了它们的保护前景和利用价值。

19.创立条件哲学

从《条件分析引论》出版，到条件哲学正式问世，整整经过了二十年时间。这里的主要困难有两个，一是哲学观的转变，一是数学难题的突破。

传统的哲学观很复杂，种类极其繁多。这就是说，你说的哲学跟我说的哲学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有的人认为哲学是空洞而玄虚的东西，搞哲学的不是精神病，就是吹牛专家。哲学工作一方面被人看不起，一方面又觉得很神秘。这种状态使哲学在文化中的核心作用大打折扣。人们在弘扬和高声呼唤传统文化时，竟不知道传统文化中的哲学瑰宝是什么，甚至理不出头绪，以致各有各的说法。有歌颂“易”者，有崇敬“儒”者，尊“墨”者稀，而论“道”者众。但“道”究竟是什么，又各有各的说法。我们要向全世界推广介绍中华传统文化，自己内部分歧严重，无法统一，又怎样向国外推介呢？所以，究竟什么是哲学？即哲学观问题，是第一个需要讨论清楚的问题。

教科书上的“哲学观”，主要有两种，一种叫“世界观论”，一种叫“总结论”。至于古人认为物理学就是哲学，以及把“形而上”的研究叫做哲学，等等，虽然有人信，但不是主流。由于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努力，物理学已经完全独立，极少有人想把物理学再当哲学看待。“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对立，从表面上看，是无形跟有形的不同，本质上是精神和物质的对立，它只是哲学研究的一对对象，而不是全部内容。

但哲学观的“世界观论”，有着最为庞大的市场，很多教科书和小册子都是这样说的。

世界观，说白了就是人对于整个世界的总看法。人们把对宇宙的总体看法叫做“自然哲学”，但这很不确切，因为自然哲学还包括对于自然界中很具体的物的哲学认知，例如生物学中的哲学问题，地球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天文学中的哲学问题，如此等等。可以说，一切具体科学中都存在哲学问题。这些极为具体的哲学认知，就跟“世界观”失去了必然联系。

如果考虑社会科学方面，它的“世界观”就是对于人类的总看法。那么这种情况与哲学无所不在，具体深入到人类认知的一切方面，就更加格格不入。比如军事学，诱敌深入的“哲学”是什么？根本不可能放到所谓“世界观”的角度去理解它。

如果承认“世界观”不是哲学研究对象，那么，“世界观”由谁来研究呢？“世界观”实际上分两种：自然世界观和社会世界观。现代宇宙学的兴起，已经挑起了研究自然世界观的重担。社会世界观，应该是“世界政治”或“人类学”的研究内容，可惜它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职责。

但世界观中肯定有哲学研究对象：信仰！

科学发展史告诉我们：古代哲学中原来包含着各种具体科学的内容。在科学从哲学母体中走出来，分门别类的发展过程中，研究对象遵循以下规律：一切具体问题都留在自然科学或者社会科学内部；一切信仰问题，都直接使用而不加以研究。在每一门具体科学中，都有些属于信仰而无法实证的问题，这些问题交给哲学去处理。还有一些共同性的信仰问题，需要专门的思考。例如：一切真理都不能自相矛盾，更不能互相矛盾。这是任何科学都必须遵循的原则，但它完全无法实证；因为要实证它，就要穷尽一切真理。这当然不可能，所以它永远是信仰。正是在科学的历史发展中，让我们逐渐认识到哲学的真正意义：哲学是研究信仰的科学。一切能够实证的命题早晚都要离开哲学而去，成为具体科学的对象。古代哲学的“金、木、水、火、土”，就经历了这种由哲学对象变成自然科学对象的转变过程。古代“原子论”中的原子，也是这样从哲学对象逐渐变成了物理对象。哲学和逻辑学、数学一样，属于抽象科学。

否认了哲学本质的“世界观论”，为条件哲学的诞生提供了有力保证。在现实社会环境下，一说“世界观”，有人就要质问你：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条件哲学，一切以条件为转移，你不是没有立场了吗？你怎么为无产阶级服务？你的立场那儿去了？一连串的政治质问，使你不寒而栗。所以，否认哲学的本质是世界观，是关键的一步。

哲学观的“总结论”也是流行说法。从哲学命题的来源说，总结论说得过去，但它不能用来定义哲学。因为哲学的本质，不是对科学进行总结。对科学进行总结，是现代一门叫做“科学学”的学科任务。

告别了流行的传统哲学观，确立了“哲学是研究信仰的科学”，一切就豁然开朗。

当然，并不是什么样的信仰都值得用哲学方法去研究。破除迷信，还是人类思想建设的重要任务。有一次出差，我和一位同志路过粤北的一座小镇，想找个好点的旅馆住下来。我们看到一个条件还不错的旅馆，就走进去，拿出介绍信要求住宿。不料服务员对我们说：“这里客满了，没有房间了。”

我们感到非常奇怪，因为刚刚上楼看过，二楼靠楼梯就有个空房间。我指了指我们看过的房间门说：“这不就是个空房间吗？”

“啊，你说的是214号房间哪！那里没人敢住。”

“为什么？”

“214，就是两个人都要死。我们这里信这个，所以没人住。”

“来多发，来多发，来了都会发，我们为什么不住？我们就住这儿啦！”

他奇怪地睁大眼睛看着我，还是给我们打开了房门。哲学，不必研究这样的“信仰”。但处理这样的问题，也要根据条件采取特殊对策，跟他讲不应该相信迷信没有用。

为什么哲学会无所不在呢？因为人类的一切具体科学认知中，都存在无法实证的信仰问题。比如达尔文进化论，就包含对未来发展趋势的一种信仰在内。现代物理学的争端，本质上是信仰的争论。上帝不可能“掷骰子”，是爱因斯坦对“规律可知论”的高度信仰；相反的观点是“不可知论”。所以二者争论的本质属于哲学，做什么样的物理试验都不可能对二者的谁是谁非做出判断。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是哲学长期争论的两大派别，是传统哲学的重要内容。然而二者对立的本质是什么？过去并没有说清楚。比如说物质第一性，就是先有物质后有精神，精神是特殊物质——人的思维活动才有的产物，这是唯物主义。可是高等动物也有思维，它们的精神与人类精神有本质区别，哲学如何去认知和处理？更要命的是，现在发现了远太空有生命迹象，地下有远古时代的高等文明遗迹。也就是说，无论从时间无限性或空间的无穷扩展考虑，或者从物质进化的必然规律考虑，地球上的人类都不可能是宇宙中唯一的高等生物。否则，人自己就成了“上帝”。这样，精神和物质的谁先谁后，根本无法下结论。果然，你怎么能说唯物主义正确，唯心主义错误呢？可见，我们对什么是唯心主义，什么是唯物主义，定义就下错了！

信仰的产生，来源于人们由个性推论共性的思维活动。我们信仰宇宙无限性，是从地球→太阳系→银河系→河外星系→整个宇宙，这一认识过程，得出与人类认识能力相比，宇宙应该是无限大的这一结论。这一结论不可实证，人们只能相信它，所以宇宙无限性属于信仰。由这一过程可知：认识个性与共性的关系，是信仰产生的根本途径。这样，我就把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看作是哲学的核心问题。

用对个性与共性关系的认识来划分哲学派别，是科学而准确的办法。

把物质看成共性，认为宇宙间的一切都是物质，精神只是某种特殊物质运动的产物——这是唯物主义。把精神看成共性，不同的物质只是个性，它们都是某种精神的产物，如“上帝创造一切”，“绝对精神创造万物”，都是唯心主义。这样认识两大哲学派别的对立，符合实际。

同样，以为运动是共性，静止是个性，是运动状态的特例，这是辩证法的运动观。以为静止是共性，运动都是对静止的某种偏离，是形而上学的运动观。

研究、讨论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有助于在具体工作和科学研究中应用哲学。我们在具体工作中所犯属于哲学性质的错误，都是对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认识不正确。比如把在国外成功的经验，生搬硬套到中国来，被称为“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的本质，就是没有很好地对两地的适用条件，进行共性与个性的细致分析。中国革命以俄为师，武装斗争是中、俄共性，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的个性；朱毛红军的成功，是很好地分析了中、俄两国革命条件的同与不同，采取了不同于苏联的适当政策。

人类信仰划分为四大类：伦理信仰、宗教信仰、经验信仰和科学信仰；哲学也依此划为四大类。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流的是伦理信仰，主张伦理哲学。比如君臣父子之间，一切以伦理关系论是非。子不言父之过，从科学角度看是错误的；从伦理角度看，是正确的。老爸有错误，儿子不能纠正，老爸的错误就永远错下去，直到带来毁灭性后果。用在社会上，皇帝有错，臣子不能批评指正；如果皇帝不接受大臣的正确批评，错杀忠臣，皇帝不受惩处，反而极力宣传“文死谏”：认为被冤杀的大臣，跟前线杀敌牺牲（武死战）一样光荣！

中国的宗教信仰不真实，天师、道长都是皇上封的，而西方罗马教皇的地位高于国王。中国的经验信仰主要是墨家观点，但墨家长期不受重视。科学信仰的本质是质疑精神，对万事万物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或者说是刨根问底的精神，但中华传统文化中所缺少的正是这种精神。对李约瑟之问的解答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信仰，不重视已有的工匠精神（墨家的经验信仰）。而西方盛行经验信仰，比较容易从中发展出科学信仰；西方的宗教信仰很容易被科学新发现所打破。所以，近代科学和现代科学出现在手工技艺落后的西方，而不是出现在拥有四大发明的中国。

古代中国的文明为什么会比西方文明要高得多呢？这也可以用信仰不同来解释。古代中国人的伦理信仰，所崇拜的是活生生的人，皇帝也罢，圣贤也好，都是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对人的信仰，总比对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的信仰更真实，更可以检验。所以中国人对于历代皇帝是明君还是昏君、暴君，有认真的区分和评价。这使中国人有着缓慢而真实的文明进步。我们中国人只要认真改正缺少科学信仰的毛病，就一定会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

当代世界的情况又有不同，条件变了，上述结论就不一定完全适用。中国的整体思维反而有助于科学的融会贯通和全球化。整体思维，对互补性的信仰，不仅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回归，更是当代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发展的必然结果。条件决定规律，更决定人的思维模式。

“条件决定规律”是条件哲学的基本信念。但它面对的首要思想障碍，就是“皆准论”。

“皆准论”是“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语的简称。它的来源大家都知道，老人家一直反对教条主义，当别人把他的理论也当成教条的时候，他竟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根源就在真理的“皆准论”。真理永远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除非它是一些十分抽象的原理，不与实际挂钩。即使如此，此类真理也还是有条件的：抽象就是它成立的条件。例如：物质决定精神。一旦具体化就不一定了，“歼20”就是先有设计思想后有飞机，设计思想决定飞机性能。这一历史还告诉我们：很策略的做法可能会成功，但并不一定正确。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成败论英雄。

我在申报条件哲学课题时，科研处的小王同志好心地劝我：“陈老师，你反对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是不是怀疑马克思主义呀？这样可不行啊！”

我说：“这是事实呀，每门科学都有它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离开这些对象，它就不是真理了。时间、地点换一换，它也可能不是真理。”

“怎么会呢？水100度开，难道不是真理吗？你能怀疑吗？”

“太好了！你又给我增加了一个例子。水在西藏高原，因为气压低，80多度就开了。这说明一切真理都是有条件的。”

他让我说服了，帮助我申报课题。

把哲学定义为“研究信仰的科学”，哲学就彻底解放了。以前，人们把哲学“捧上天”，以为哲学是主宰和领导科学的科学之王。或者有人把它踩下地，说它是科学的奴仆，仅仅是为科学服务的“方便手段”。总之，是把哲学与科学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现在可以告诉大家：哲学和数学、逻辑学一样，是抽象科学之一种。它是植于科学之林中的一棵参天大树，它和一切科学的地位完全平等。一切科学都站立在实证和信仰的双重基础之上，前者使科学能孵化出技术，对人类有用；后者使科学可以探索，不断发展，永无止境。

一切科学中都存在信仰问题，这是哲学为人类所需的真正原因。哲学也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建立在实证和信仰的双重基础之上。这样就使哲学的发展与其它科学的状况密切相关，哲学不可能脱离其它科学而独步前进。而当其它科学突飞猛进的时候，哲学也必需有相应的进步，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条件哲学的问世，就是受到当代科学的推动。

其实，“皆准论”的出现也是有条件的。当时中国出现了一股“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思潮，反对一切外来先进思想。严格地说，这句话并没有完全错，即实际上是有适合的部分也有不适合的部分。怎么办？咬文嚼字跟对方辩论？革命形势的急速发展，让我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这种学术争论。“皆准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应急而出。策略并非真理，但它解决当时的问题，激发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热情。人类思想史上这种情况很多，以成败论英雄即无法分辨出真正的是非。急需引进国外的造反理论，还因为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极其缺乏造反理论，解决不了当时穷人们活不下去，需要起来造反的精神引导问题。

求解杂合方程是创立条件哲学的第二道难题。

一般方程总是单一的，例如代数方程就是代数方程；微分方程就是微分方程；只有如此，方程才有确切解。这种解，可能是数字，也可能是另一方程，或者是别的描写数学规律的东西。但在条件哲学看来，这还不够，达不到哲学分析的目的。

这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条件问题相当复杂。例如，与一个企业相关的条件，有市场、运输、科技、劳务、原材料、地方政府政策、社会环境、甚至天气等等方面。它们的变化遵循各不相同的规律，用同一类方程式，无法描述其条件的变化规律。

由各不相同的方程式组成的方程组，称为“杂合方程”。杂合方程求解，是古今中外没有遇到过的数学难题。经过思考我认为：方程的解，只是可能性，不是必然性。这种可能性的范围就是方程组的解，即解区域，而不是具体数字。这与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一致。某个企业在发展中遇到了问题，你要问：将来会怎么样？一般是指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由此可见，对于“可能性真理”的研究，在实际工作中意义重大。可能性还不是现实，在它未实现之前，关键是看你信还是不信？哲学研究信仰，对于实际工作的指导意义就是：你应该相信什么？为什么？

我以概率论为武器，确认验后概率是因果关系量化的唯一根据，用“曲带”代替“曲线”，由求“交点”变成求“交区域”，突破了数学上求解杂合方程的难题，终于创立了条件哲学。

具体做法是：把曲线变成包含上下误差，有一定宽度的“曲带”，这就使原来不可能相交在一起的多条曲线（两条以上），有可能相交形成阴影重叠的特定区域。这特定区域就是“解区域”。事态发展的结果就落在该区域内某一点。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知道：不应该把经济指标定得太死。如果指标定得太死，结果你就不是超越，就是没有完成任务。假如，我们通过各方面分析，认为明年的GDP增长可能在5%至6.5%之间，最后落实下来是5.78%，就说明我们很好地完成了任务。这实际上是允许存在上下值的误差。这说明：对于未来发展的要求，采用区间控制要优于点位控制；所以，求解杂合方程的做法更符合经济生活的实际。

真理划分为逻辑真理和事实真理。逻辑真理事先已经把条件讲清楚了，所以不再讨论条件问题。事实真理则划分为必然性真理和可能性真理。“人掉脑袋一定会死”到目前还是必然性真理，因为现代医学只能做到“断手再植”，做不到“断首再植”。如果做到了后者，那它也会变成可能性真理，这说明必然性真理也是有条件的。

不要轻视可能性真理。酒后开车容易出事故，是可能性真理。你说那天我喝了二两老白干，开车回家也没事，说明这不是真理。那你错了！交警提供的统计数据会告诉你：酒后开车事故率很高。对概率论不够了解的朋友，可能不会科学地计算概率。下面举例说明：

假设某城市的交通事故，在某年发生了100起。这100起中有的因为司机没有休息好，有的因为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有的因为道路破坏，……；其中有37起是因为司机酒后驾驶。这个0.37，就是验后概率。这才是司机喝酒与事故的相关度，而不管这些事故中除司机喝酒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与结果相关的全部因素的验后概率总和，一定要大于1；甚至可以是1的若干倍，说明原因的综合性、复杂性。如果该总和不大于1，就证明还有原因没有查出来。其它概率，如验前概率、条件概率、全概率等等，均不能正确地表征因果关系。

哲学研究真理之所以成为真理，可能性真理是真理研究的重要内容，而单单是这件事，哲学就已经离不开数学的帮助了。由此可见，今后的哲学再也离不开数学了。

我的书稿完成以后，申报江西省社科图书出版基金。我最担心的是：因为书稿中用了高等数学手段，而且所用数学方法本身就是创新，教科书上找不到；加上现代物理学较为难懂的内容，会被省社科院学术委员会否决了。但是，书稿的评审非常顺利，据说是全票通过。若干年后，我得到的情报是：学术委员会领导傅修延院长带头发言，说老陈这个书好，讲了不少好话。于是，……。在我退休7年之后的2009年夏，我的《条件哲学与互补原理》在江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标志着一种建立在严密数学计算、逻辑推理基础上的新哲学诞生了。条件哲学已经和还将为人类的思维和决策，带来革命性的变革。

20.一切都是条件决定的

我写下标题，就想到许多人不赞成这种说法。这样的“条件”似乎成了唯心主义者的“上帝”的代名词。但是，既然哲学是研究信仰的科学，我唯一信仰的就是“条件”。本书开头引用的文轩的文章，实际上讲明了我提出条件哲学的必要条件。即“这样复杂的经历和理科出身的优势，使陈建国对哲学产生了独特的认知和兴趣。”

试想在南京大学读书时，如果没有朱耀鑫老师和林德宏老师讲哲学课对我的启蒙作用，我可能不会对哲学感兴趣。缺少这一条件，我在梅岭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未必学得进去。高德主任听不懂南昌土话，需要我将教员的南昌话翻译成东北话，这也逼迫我学习哲学。但所有这一切，还不足以想到对传统哲学进行改造和创新。正是我对《孙子兵法》的独特看法，想到了用概率计算为武器，对取得战争胜利的条件，与战争胜利的相关程度进行研究，这才发现了验后概率是因果关系量化的唯一根据。这一数值在条件分析理论中，叫做“条件相关度”。《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的系统论，这一认识使我想到用系统论原则处理条件分析技术，在此技术基础上创建条件哲学。由这一过程得出的结论是：所有这些条件，一步一步地推动我、督促我创立条件哲学。

不是任何单项条件都对目标起决定作用。有些条件，对于目标来说，不能定其生，却可定其死，即对于目标行使否决权，它就好像是联合国中的“五常”。解放战争期间，有位小战士俘虏了一批国民党士兵。那些兵都说自己甘心情愿当解放军的俘虏，可是小战士只有一个人，怎么可能放心呢？那些俘虏的枪，如果都背在自己身上，会把自己压趴下。如果让俘虏自己背，中途遇到有人反叛怎么办？小战士脑子一转：“你们把步枪枪栓上面的撞针给我摘下来，交给我，到了地方再还给你们。”一个人拿几十根撞针不成问题，结果他放心地把一批俘虏押送到了部队驻地。

撞针对枪栓行使否决权，枪栓对步枪的战斗力行使否决权。这就叫“否决权原理”。在现实生活中，一项计划上级批准一切Ok！上级坚决不批，计划就被否决。这是条件分析工作中首先要注意的问题，也是条件哲学关注的焦点。

在目标所需要的一切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目标一定会实现，即成功概率为百分之百。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极其罕见，但这是条件决定目标的另一形式。

最一般的情况，介于二者之间：即计算的结果，目标成功概率不是０，也不是１，而是一个小于１的小数。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的智慧和魄力将起决定作用。但是，这个概率值到底是多少为好呢？对于不同的目标，不同的条件组合，这个数值不一样。这一点恰恰是关键技术。这里有一把标尺：次佳准备状态。特殊地讲，如果所有与目标相关的条件都是随机性的，即可变性的，没有绝对性条件，次佳值是0.5。如果可变性条件权值和绝对性条件权值各占一半，次佳值是0.75。条件准备程度超过次佳值，虽然不是百分之百成功，而成功概率很高，应当继续努力。条件准备程度不及次佳值，应当考虑目标失败的可能性比较大，是否值得冒险是另一问题。只要成功概率不是０，就需要对冒险的必要与否进行研究，不能轻易否定。这里的细节请参考《条件分析引论》，不再赘述。决策者根据目标成功概率的计算结果持灵活态度，不是碰运气。有充足心理准备的冒险，很可能是必要的。决策者的素质和知识结构，是事情成败的另一条件。所以有人讲，老陈说一切都是条件决定的，怎么看待主观能动性呢？主观条件也是与目标相关的条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计算在内，这就是我的回答。这样讲，没有否认行为主体要发挥主观能动性。

所以，了解条件分类极其重要。按条件本身的性质分，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按条件与目标的关系分，有绝对性条件（即必要条件）、可变性条件。按条件涉及范围分，有主观条件、客观条件；内部条件、外部条件。同一单项条件，按不同范围分类就冠以不同的名称。分类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计算的根据。

条件相关度的确定，是另一关键技术，基本方法是对历史资料的调查，即统计概率。在历史资料不足的情况下，利用数学手段计算。

条件就是这样决定着目标成败。而个人能否把握这一切，也是条件决定的，只不过我们把决策者的个人智慧和魄力叫做“主观条件”而已。

我的儿女都出生在“文革”期间，当时知识分子挨整是家常便饭，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所以，他们俩都是后来通过进修才取得本科学历。他们自己不能“反潮流”当然是原因之一，讲“条件论”并不是要推卸自己的责任，但有很多条件自己改变不了。比如当年把我从已经录取的军校里给清理出来，我个人无法抗拒。

我的孙女陈雨磬，外孙刘聃逸，在2018年都考上了比较理想的高校。孙女在重庆西南大学，读数学系；外孙在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他们自己的努力是主观条件，社会风气的变化是他们成功的客观条件。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我的家庭成员：

妻子樊建华，商业部门退休职工；女儿陈青，北京致尚律师事物所管理人员，女婿刘自标；儿子陈亮，国企中层管理人员，儿媳邬韶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