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生的两个转折

陈建国（江西社科院）

一

    我是在1958年，由南昌五中保送到南京大学地质系的。从新生入学至今正好66年。这期间经过两次人生大转折，我记忆犹新，事情就好像发生在昨天。

    1963年我大学毕业以后，在内蒙从事地质找矿工作。1∶20万和1∶5万区调填图和普查工作都干过，还先后参加了两次农村“四清”运动，直到文革挨整、平反，苦辣酸甜，什么味儿都尝了。1972年，我率领普查组在内蒙翁牛特旗找到小营子铅锌矿（大型）。年底就调回江西了。

    江西省地质局在文革中被“砸烂”之后刚刚恢复，各岗位都缺人。但1973年春天省委在梅岭举办“马克思主义哲学”培训班，要求每个局派出4名干部参加。这就把局政治部难为的够呛。政治部副主任张铁跟我说：“小陈，你就代表局机关去学习吧。”我原是调省地质科研所的，该所尚未成立，只有我自己，在地矿处帮忙，真正闲人一个，所以就去学习了。

    省探矿机械厂政治处主任高德，也在机关4名学员之列。他是东北人，空军地勤转业干部。但省委党校教员讲一口南昌土话，高主任十句有八句听不懂。回到宿舍就问我。我从东北刚调回来，一口地道东北腔。把教员的话“翻译”给他听。他说这还差不多!

    光当翻译也不是个事儿，而且有个别地方教员的讲法确实值得商榷。这就逼得我自己学习原著，然后认真地讲给高主任听。这几乎成了习惯，我自己也就不由自主地深入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中去。三个多月学习结束的时候，高主任说要把我调到探矿机械厂搞宣传，我以为他说笑话，没当回事。

    回局机关没多久，张铁找我谈话，要把我调地质局政治部当宣传干事。我感到奇怪：技术骨干不是规定不准改行吗？我又不是刚毕业的学生。张铁看我还在犹豫，就对我“打开天窗说亮话”了：

    “探矿机械厂高主任，从梅岭一回来就向我要你。我说小陈是学地质的，不是学物探的，也不是学机械的，你要他到你们厂里干什么？高德就跟我说，你不知道哇张主任，这个小陈讲马列比党校教员讲得好多了。教员讲的我根本听不懂，小陈一讲我全明白了！我们要他去搞宣传，专门讲理论课。”他欣赏似的看着我，嘴角含着笑，接着说：

    “原来是这样！老高啊，谢谢你推荐人才。我们局机关也想找个宣传干事，这个人你就别要了，我们要了。以后有合适的一定先给你！，您就服从大局，把小陈让给我们吧！”

    我着急地说：“那我是学地质的呀，我的业务……”

    “什么业务哇，你的业务就是地质宣传！你知道我们的宣传干部不懂业务，闹过多少笑话，吃过多少苦头吗？你再管管局里的小报，别让小报净说外行话，出洋相，让野外队的工程师、技术员看我们的笑话！”

    我忽然对张铁主任心生敬意：我们地质部门能有多少这样尊重业务，尊重科学的行政和政工领导呢？脑子飞速旋转，想起在南大学习时，林德宏老师和朱耀鑫老师令我震撼的往事：哲学教师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那是困难时期。朱耀鑫老师给我们讲哲学课，一开口就说：“同学们呐，你们不要说唯心主义不好，唯心主义还万岁哪。如果没有唯心主义，那里来的唯物主义？它们俩是一对矛盾，谁也离不开谁。没有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也就失去用武之地，根本没有必要存在。”这话让我的脑子顿时翻腾起来：真敢讲，可也真有道理呀！

    林德宏老师上课，讲宇宙是无限的，发展和运动也是无限的。可是讲相对论，他又说光速是一切物质运动速度的极限，任何运动都不能超过光速。这就让我有点纳闷了：既然发展是无限的，为什么光速会是运动速度的极限呢？这个不合理呀！逻辑不通。在写作业的时候，我就把自己的想法一五一十地写上了。当作业本交上去以后，我又有点后悔：向老师提反对意见，后果会怎样？肯定得挨批。我反正在初中（南昌三中）时就是有名的调皮鬼，想了想就硬着头皮过。可是作业本发下来以后让我大吃一惊：林老师在本子上用红笔批的是：好！好极了！非常好!连续三个惊叹号。然后详细说明当物质运动速度超过光速时会发生什么情况，什么质量是负值，能量是负值，如此等等，一大堆，反正我不懂。他以为我知道，给我讲得很细。可是在当时怎么也想不到，我在上世纪末会出版研究相对论的专著，后来会参加有关相对论的国际会议。

    这就是两位哲学教师在我心中种下的哲学种子。

    一想到这里，我就爽快地答应了张铁，开始了我的理论宣传工作，实现人生的第一次转折：从野外地质工作转向政治理论宣传。

二

    搞宣传，就是上面怎么说，你就解释清楚什么意思就行了，是不允许“临场发挥”的。这怎么办？这和我学习得到的，“遇事要多问几个为什么”的基本信念背道而驰!我就觉得很难受，很别扭。于是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和局工会合作，搞文艺节目评审、与局团委合作搞青年工人教育、推动局业余文学创作。从1973年到1976年，正是广大人民群众和“四人帮”曲折斗争的时期，宣传工作更难做。局造反派组成“上访团”和“复辟”（落实政策）上台的老干部们进行捣乱斗争。我实在看不惯他们，就写了一张大字报讽刺挖苦他们，结果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四处收集我的材料。如果认真想，我还真有把柄可能抓在他们手上：那是讲儒法斗争的时候，我按照上面的规定讲完以后，就觉得自己仿佛在放毒，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对不上号。怎么办？我就临时加了一段有几千字的话：“法家的欺骗性”，讲剃掉头发还会再长，打烂龙袍再穿新的，法家无非是骗骗老百姓而已的道理。讲完以后，九零九队的宣传干事对我说：陈老师，你真大胆哪，怎么敢这样讲？我说怕什么？法家是地主阶级理论家，他能比资产阶级更高明更公正吗？资产阶级理论家都有很大欺骗性，更何况法家？其实我这话跟他说说可以，跟“四人帮”讲就讲不通，非把我抓起来不可！“四人帮”倒台以后，我随同局政治部领导下野外队了解情况，发现九零九队党委为了保护一位技术干部，居然冒了极大风险：这位干部写信给党中央，要求给刘少奇同志平反。上面来人追查其“现行反革命罪行”。九零九队党委经集体讨论，慎重决定：不承认队上有这个人，说是别人冒充的。这么大的案件也就不了了之。在九零九队讲法家的“坏话”，我真是幸运哪！

    1979年党中央做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性转变之后，理论宣传工作逐渐进入“放下思想包袱，展开深入讨论”的黄金时期。群众中有些话，在过去讲出来一定会打成反革命，但是那时可以讲了。讲出来是对党的帮助和提醒。赣西北地质大队的一位宣传干事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讲得人胆战心惊，还怎么上山找矿啊？仔细想想，我什么坏事也没干，问心无愧，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呵，党的指导思想是最严肃最迫切的问题。如果指导思想不对头，什么样的鬼事都会出来！

    所以，我所学习到的哲学，时时刻刻都跟政治联系在一起。那么真正纯粹的哲学又是什么呢？这是我在工作之余常常思考的问题。总觉得教科书上的哲学观有问题：不是停留在古代，就是对领袖的话断章取义，没有真正抓住哲学的本质。我这样想当然不错，但是在一个管业务的局里搞宣传，必须服从业务工作需要，不可能放开手脚来研究这些要害问题。

    这样到了80年代。1983年，省里“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开年会，要求各自然科学学会指派代表参加。省地质学会就让我代表地质学会参加，理由很简单：我们地质学会里头，就你是搞哲学的。我也就写了一篇自然辩证法方面的文章，交了上去。我成了江西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会员，后来还当上了天文地学专业委员会主任。

    1983 年年底，我终于入了党。局里成立干训班，我常常去讲课。讲的内容包括：中国近代史、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还有岩石矿物鉴定、地层、构造、岩浆岩，钻探物探槽井探。政治业务都要讲。

    这样到了1984年，我头脑中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相对论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能行吗？既然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真理还怎么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呢？你要讲“皆准”，“两个凡是”自然就是正确的；不解决皆准问题。批判了两个凡是，会有更多凡是！斗争性是绝对的，绝对的不就是不讲条件吗？能这样一直斗争下去吗？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对抗和斗争有区别？找不到它们之间的区别呀！这样一些要命的问题，理论能够切合实际的根本问题，都跟一件东西——条件有关。看来干什么事不讲条件不行。我必须改善我的研究条件。

    恰恰在这个时候，省里打算成立社会科学院，筹备的总负责人是李克同志。李教授原是省委党校的哲学教研室主任。他倒是东北人，可是1973年我们在梅岭学习时他还没有“解放”。当时就看到他在党校小卖部卖冰棍，算是“劳动改造”。出于对文革挨整者的信任，我就去找他。还没说上三句话，他就说：“我对你很了解，你到我们院里来吧。负责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归属哲学所。”

    我很吃惊：“李教授，我们好像没打过交道，您怎么知道我的？”

    “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开年会，所有专业学会报上来的论文，都是讲本专业的事情，跟哲学毫不相干。比如铁道学会讲铁道，医学学会讲医学，地质学会是唯一讲哲学的，就是你写的那篇。你来吧，我跟人事处谢晓蔚交待一下，你去找她。”李克是江西省自然辩证研究会会长，审查论文是他的工作。

    我调社科院还是费了点劲，可能是地质局领导有点“舍不得”吧。我说，为了我好就让我走吧！机关里的复杂关系我处理不好，单纯搞学术研究对我会好得多。这样局里才放行。于是我的人生实现第二个转折：由机关宣传部门调入纯学术研究机构。

三

    1985年3月我到了省社会科学院，所发表的首篇文章就是讲相对论的。狭义相对论是以物理形式表达的哲学原则：测量坐标系决定测量结果，这不过是条件决定规律的特殊形式！所谓“尺缩钟慢”，都是测量效应，不是真实的物理存在。爱因斯坦先生早就把这个问题讲得清清楚楚，而那些搞科普的人，都把这种效应说成是真实的物理存在，违背爱因斯坦的本意。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多年以后，科普的科学性问题，成了我论文的重要内容。

    1999年，我的研究专著《时间-空间飞船：相对论的哲学问题》出版。2003年，在我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受邀参加在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召开的“相对论和物理学创新国际学术会议”。会上意外地得到俄罗斯学者苏霍鲁科夫的一部专著。两年后将其翻译上网，彻底改变了他在俄罗斯物理学界的地位。俄罗斯宇航局改用他提出的公式计算航天器的飞行轨道。他认为：物理学用于计算的光波都是平面波，而现实存在的只有球面波。因此，所有相关公式都应该经过修正以后才能使用。2006年，当这位俄罗斯学者被要求在圣-彼得堡国际科学大会上作报告时，他想起了我，强烈要求我参加会议。会议主席向我发出邀请，结果我到俄罗斯又抱了一堆书回来。其实，这是一个由于条件研究不够细致而带来的物理学问题。

    我联系自己用条件分析方法给地方和企业做咨询的事情，愈加坚信条件对于规律起着决定作用。《孙子兵法》的所说的“道、天、地、将、法”，是取得战争胜利的五大条件群。毛泽东同志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是分析中国和苏联的条件不同而提出的对策。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能够坚持下去的五项条件进行分析、对抗日战争中日双方条件的分析，说明抗战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些都是“条件分析”的典范。我以概率论为武器，抓住验后概率才是因果关系量化依据这一根本，用“曲带”代替“曲线”，由求“交点”变成求“交区域”，突破了数学上求解杂合方程的难题，终于创立了条件哲学。2009年夏，我的《条件哲学与互补原理》出版，标志着一种全新的、建立在严密数学计算、逻辑推理基础上的新哲学问世了。条件哲学已经和还将为人类的思维和决策，带来革命性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