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二次入党”？

陈建国（江西社科院）

在1965年秋天，我从担任两届农村“四清运动”工作组成员的前线，回到了原工作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地质局第二区域地质测量大队，重新投入地质工作。因为我在“四清运动”中的突出表现，加上积极申请入党，在1966年初分队的第一次支部大会上，全体党员经讨论一致通过吸收我入党，大队党委也一致通过。可是，队人事处王主任提出：他的生父侯志辉是抗日烈士，但有没有入党并不清楚。这个问题需要请上级党组织派人进行调查。队党委领导同意他的意见，所以在公布预备党员名单时，就把我扣下了，只公布了另外四名同志。而我的入党材料及外调要求等等，就上报给了盟（相当内地的地区）党委请求外调。

但是1966年紧跟着就发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盟党委的正常工作被迫停止，外调无法进行。我的第一次入党，也就被阻挡住了。

这件事对我是保密的，我怎么会知道的呢？

讨论某人入党问题，全分队党员都参加，分队很多群众都知道，因为党员同志也会就此事征求其他群众意见。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以后，这件事就成了王某某迫害革命干部子弟陈某的“铁证”。加上我是“地质东方红”的一名战士，迫害造反派的帽子也就给他扣上了。这帽子当然很荒唐，我申请入党的时候运动还有没开始呢，哪里来的迫害造反派？

但是，为了洗脱这个罪名，王主任不得不详细说明了我的入党申请，在支部大会和党委会获得完全通过等情况，包括他本人都是举手赞成的。

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完全不可能复议我的入党问题。1968年10月，我的继父陈瑞先，即在中央社会部特别交通科科长位置上干了9年多的“秦科长”（见电视剧《潜伏》），被中央 “陶铸专案组”（军队人员组成）当作“陶铸一伙”，在江西九江市抓捕、批斗、关押，至1969年1月19日离开人世。我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接受教育改造，与爸爸“划清界限”。妈妈则以“刘少奇是叛徒，王光美就是特务”为理由，说什么“你爸爸是叛徒，你妈妈也一定是特务”，被隔离批斗。我连家长的清白都保不住，还谈什么入党？

从1969年年初开始，直到1976年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和妈妈连续多次上访北京，到中央接待站，到汪东兴、罗青长等首长家里直接反映情况，经过多年不断上访，终于由中共中央下发文件，给父亲陈瑞先平反昭雪，还历史本来面貌。这样我才重新提起了入党问题，经过一些时间考验，到1983年年底我又正式地“入党”了，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但是事后思考此事：我能怪王主任吗？他提出的要求有错吗？没有错呀！而且如果当时真的入了党又怎么样？开除党籍，说你混入党内，种种打击也许会可能更难招架。

我的两次入党，其间相差十八年还多！人生有几个十八年？

但是，在地下党员经历中，有可能出现“二次入党”情况，例如，在特殊斗争环境下，第一次手续不全、被毁，如此等等。而像我这种情况实在是太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