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实现第二次朱毛合作而努力

陈建国（江西社科院）

一

第一次朱毛合作，建立了战斗力极强的红军、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取得反围剿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节节胜利。完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强大的新中国。以后中国政治的曲折，主要是朱毛合作被放弃。现在已到了重新认识朱毛合作的伟大意义的时候。中华传统文化主张：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英雄没有帮手成不了英雄。但长期的宣传工作为历史唯心主义所误，把全党的功劳归于某一个人。对比一下《国际歌》和《东方红》，我们就很清楚问题之所在了。《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而《东方红》却说“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把人民奋斗的一切成绩都归于某一个人是不对的！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是唯物史观的真谛。如果谁把这些理解为“贬毛”或“反毛”，那么他很可能是别有用心。

我们之所以尊敬毛泽东，热爱毛泽东，是因为他是现实的人，决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所以，他也会犯错误。建国后他多次忽视朱老总的正确意见（主张世界大战几十年内打不起来，要求加强沿海建设、反对浪费巨大的所谓“大后方三线建设”、早日开发建设海南岛、取消农村公共食堂，让社员回自己家吃饭、保持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并存、技术强军等等），是没有注意到条件变化要求我们有新的思维，不能仅仅靠“三八作风”过日子。毛在红军内是依靠反对教条主义起家的，当别人把他的理论也当成教条的时候，他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尽管是毛自己离开了与朱德的合作，但在文革之初，由刘少奇、周恩来领着中央许多领导人，在北京开会“批判朱德”的时候，又是毛从南方赶回来挺身而出，力保朱总司令不受伤害。这充分说明他不是自觉地要忽视朱德，不接受朱德的正确建议，而是陷入了思想方法的某种片面性。

二

时过境迁，朱、毛合作还有意义吗？朱、毛都离世快要50年以后，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仍然有很现实的意义。

毛泽东是一个时代的代表，是革命文化的一个符号。他那高超的统筹智慧和勇往无前的奋斗精神，不仅是他哪个时代革命者学习的榜样，更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榜样。正因为如此，朱总司令才真心实意地佩服他。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虽然自己的正确意见不再被毛采纳，但这是受到时代的局限。为了避免党和军队的分裂，朱总司令一直保持着谦虚谨慎和尽可能让步的态度。全党全民的认识还没有达到自己所理解的那种程度，他并没有怪罪毛。他除了一再重申自己的意见之外（光是取消农村公共食堂就讲了十三次之多，历时两年半，直到1961年夏才被党中央接受），没有采取任何非组织活动。但三峡工程问题，朱老总硬是顶住不让上马。在他们在世的时候，尽管毛有“三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的强烈愿望，还是努力克制自己，没有强行安排三峡工程上马，实际上等于听从了朱德的劝导。从合作被终止时的情况看，这种合作的精神仍然是伟大的。我们为有毛泽东这样的领袖感慨，更为有朱德这样模范遵守和维护党纪的领导人而感叹。这两位都是我们中国人，特别是中国革命者的骄傲!

 由于智能文明的发展，世界已经进入新时代。过去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并没有“作废”，而是面临着迟早要被智能文明所改造。在新文明崛起的时候，我们再也不能拿过去中国如何落后，作为拒绝批评的档箭牌了。因为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而且以马云为代表的电商还比别人先行了一步。我们的高铁领先全球，航天技术在奋起直追。这个时候，在政治上应该怎么办？这是每个关心祖国命运前途的中国人都在问的问题。

我们的希望是：实现朱毛的第二次合作！两位老人都不在了，这种合作将怎样进行呢？最基本的是：运用毛泽东的统筹智慧和奋斗精神，实现朱老总的政治抱负:民族团结，阶级合作。应该看清楚：这是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和先行步骤。

三

1965年冬，正值文革前夕，朱德同志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上作报告，提出要“加强阶级团结”。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上的四个小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四个革命阶级，心向共产党（中间的大五星）。国旗还没改，资产阶级怎么就成了敌人呢？但在“四清”运动中，最高领导处处强调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毛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已经成为党的正式纲领。所以在次年“516通知”下达以后，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在北京组织一批干部开会批判朱德，在逻辑上并没有错。

朱德在“四清”和“文革”之间强调阶级团结，是否“不识时务”呢？当然不是!他根据自己的革命经历，清楚地知道阶级合作的重要意义。人们进行武装斗争要推翻的是旧制度，不是要消灭有钱人，更不是报私仇。制度之争决不等同于穷富之争。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出身地主资本家家庭的同志，愿意出来参加革命。朱德出身贫农，而经过努力奋斗之后，成为所谓“旧军队的高级将领”，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而又自觉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他的复杂经历使他能比别人更清楚地看到阶级合作的重要意义。就整个人类历史来看，阶级合作的作用、力量和时间，都远远高于阶级斗争。有人说朱德是党内民主派的代表，也有人说朱德是反对家长制的带头人，还有人说他是“老好人”、“不得罪人”。这些说法都不完全，更不准确。朱德主张阶级合作，他得罪了所有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人。所以，江青为了陷害朱德，在文革最后关头，还要编造一个“中华革命党”的反对党故事，硬把朱德说成是这个根本不存在的“党”的“总书记”。

两位老人都不在了。我们继承他们的事业，就要求他们继续合作下去。

四

民族团结的问题几乎没有争议，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都不得人心，没有市场。但我们也不能对此掉以轻心，因为在手机上很方便发送微信和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仍然看到有不利于民族团结的种种言论。

今天的世界是历史演变的结果。中国几千年的战争、王朝更替，可以用来总结经验教训，但不能没有原则。原则就是要维护今天的民族团结。有人说宋被蒙古灭了，这叫亡国之痛；还有人说明被清灭了，也是亡国之恨。你如果这样说，赵国被秦灭了，秦将白起一夜坑杀赵国降卒40万，这仇恨该有多大呀？历史上争权夺利，你杀我抢，总不能和今天联系起来吧？还是金镛先生的见解深刻。如果总计较过去，不光我们56个民族团结不起来，就连汉族内部也团结不起来。历史要为现实服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的，但不能用历史来破坏团结。

民族问题，说到底也是阶级问题。从来的民族矛盾和战争，都是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挑动起来的。不同民族的人民群众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民族团结的本质也是阶级合作。

境外的敌人，善于利用历史上的民族矛盾，来分裂和瓦解一个主权国家，在中东，在东欧，他们都是这样干的，这是他们的一贯策略。对此，我们不能不保持高度警惕。

阶级合作问题，还需要深入的进行讨论和加深认识，因为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影响太深太久。

传统的认识主要是基于两点：一是对《共产党宣言》的片面解读；二是对剥削问题缺乏深入分析。需要说明的是：朱德同志号召加强阶级团结，是根据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以下分析则仅仅是我个人对问题的认识。

凡是阶级斗争，必以阶级合作为前提。两个毫无合作关系的阶级是不会斗争的。但是工农两个劳动阶级之间，只有合作没有斗争。这决不是说：他们没有矛盾，他们主要用合作互利的方法处理和解决矛盾。

从历史上看，阶级合作的时间和规模都远远高于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本身也有轻微和严重的区别：有时用言语争论，表达不同意见，最后取得一致。有时不得不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更改政权实现目标。从人类历史上看，凡是社会顺利发展，各业欣欣向荣的时候，就是阶级合作好的时候；相反，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就是各业萧条，民不聊生的时候。所以说，斗争与合作是阶级关系的两个侧面，它们相互依存，互相转换。从整体上看，无论是在时间和规模方面，阶级合作都远远高于阶级斗争。既然如此，《宣言》又为什么说“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呢？这当然是一种斗争策略的需要：动员劳动人民起来推翻资本的统治。

关于剥削问题，也要重新认识：一个私有企业，它拥有的巨额资金是不是都是剥削所得呢？这要从两方面分析：一者，如果它不积累资金，员工贡献多少，全部返回员工，那企业根本办不下去，立刻倒闭！再者，企业全部资金分为两大部分：消费基金和生产基金。只有前者是供员工消费的，后者和机器、原材料一样，列入生产工具范畴。如果没有生产基金企业也要停产。所以，是不是存在剥削？剥削量有多大？一定要有个科学的计算方法。主要看消费基金分配是否合理？至于生产基金的留存，就是生产发展自身的需要，即为企业今后发展打算的问题。如果企业是老板和员工大家生产和生活共同所需，这就不能算是剥削。

私有企业老板谋划企业发展，本质上也是脑力劳动。在中国有很多有良心，有社会责任感的私营业主，例如任正非等同志，他们在爱祖国爱人民，为国争光等方面，比很多党政干部和国企领导人还要好得多。对于这样一些同志，可以毫不含糊地说：这些私企已经“姓社”。所以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农民的合作，必须加强。

用毛泽东的智慧和奋斗精神，去实现朱德的“民族团结，阶级合作”，这就是第二次朱、毛合作的政治本质。如果我们在中国国内做不到这八个字，关于在世界上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呼吁，就成为空话。

用这样的方法为全世界做出榜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就会加速进行，世界大同的一天就会更早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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