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如何构建中国式民主

——从君主立宪、钱主立宪到党主立宪

陈建国（江西社科院）

【摘要】民主的本质不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而应当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简称。民主在服从多数的前提下，必须尽可能照顾少数人的利益和关切。民主发展的历史说明：以往的民主在全民意义上并不真实。民主既是作风，也是制度，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党主立宪是实现中国式民主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真正分野是：凡是一切以有利于社会进步为决策目标，就是社会主义；凡是一切以资本增值为决策目标，就是资本主义。

【关键词】民主、立宪、精英、政治、中国共产党

由美国在东欧、中东策划“颜色革命”，到香港“占中”乱局，以及台湾的“选举文化”，让大陆的中国人像看万花筒一样，看破了西式民主的花样和本质。翻阅历史，好像资产阶级民主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如拿破仑法典和罗斯福新政等等，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进步性曾经令人佩服。难道今天的资产阶级政治开始堕落了？从道理上说，存在着堕落的可能，因为毕竟过去了三四百年，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能够数百年长盛不衰、永葆青春呢？

不是党中央下禁令，而是现实在教育我们：中国走西方道路走不通。这一点，革命前辈孙中山先生已经明确地告诉过我们，我们不应该忘记。但是，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科学是人类政治生活的共识，不是你想要不想要的问题。更不像个别人所想的：在中国，只要有个好皇帝，一切都“OK”了。任何“好”的专制制度都不可能持久，把希望寄托在“真命天子”再现，简直是白日做梦，因为任何伟人都不会“万寿无疆”。既不能走西方道路，又不能搞个人独裁，剩下唯一的政治道路就是：搞好中国式民主。而要弄清楚怎样才能搞好中国式民主，有必要回顾民主发展的历史。

一、民主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有人说，民主就是多数人的统治。然而越是最普通的东西，其定义和概念就越混乱。

网络上的回答五花八门，如“民主，是指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原则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民主总是为一定的阶级所享有，总是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民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世界上不存在超阶级的全民的民主。”

有两个问题必须说清楚。第一，在一定范围内实行民主，算不算民主？第二，民主是作风还是制度？换句话说，只有民主制度，没有民主作风行不行？

关于第一个问题，传统观念在逻辑上不通，即存在严重的逻辑悖论。

民主既然是多数人的统治，这个多数人的范围到底多大？如果非要指“全体国民”，那么历史上古希腊奴隶制的民主就不能被承认。历史告诉我们：在奴隶制的新生期，民主是指在奴隶主和平民范围内实行民主，奴隶不包括在内。因为奴隶的人数不多，被排斥在民主制度之外，还有可能实现真民主，——说有可能就是指不一定。例如，10人中有3个奴隶、6个平民和1个奴隶主，有投票资格的是7个人，如果一个方案投票结果是4:3，获得通过。如果3个奴隶都是反对者，那么，实际的比例就是4:6，方案不应该通过。所以，如果就“全民民主”的意义而论，不包括奴隶在内，该民主就残缺不全，本质上是假的。至于奴隶社会后期，社会经济生活对奴隶劳动高度依赖，奴隶的命运更加非人化，那么民主，对全民讲就是假的。坚持这里分析的观点，有可能否定历史上真的存在过民主制度。为了同历史虚无主义划清界限，我们必须限定民主的范围。奴隶社会的民主就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实行民主。（和传统说法不同的是：我们认为在奴隶社会初期，民主的范围包括了不属于统治阶级的平民，这才是它真正的进步意义。）如果被统治阶级占了相当比重，这种民主从全民意义上看也是假的。

但是，近现代资产阶级理论家告诉我们：民主就是多数人的统治。他们又同时认为，全体国民都是平等的，其表现就是国家元首选举的一人一票制。可以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比奴隶社会进步之处。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属于非民主社会，所以不在其内。对实际情况的考察却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民主，决不是所谓“多数人的统治”，而是资本对全体国民的统治，资本家本身也失去自由，成为资本的奴隶。

看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民主，问题的本质往往被各种社会现象掩盖着。比如台湾的“两颗子弹”让民进党取得执政权，然而陈水扁的贪腐和“去中国化”等倒行逆施，让我们误以为这是“民主”带来的祸患。美国的好战行动，泰国的政局动乱，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决不是民主惹的祸，而是民主的不真实、不科学惹的祸。真正的民主当然好，问题是现行民主太虚假，不仅是在被某些人指责为“专制”的国家民主不真实，号称民主典范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更是假民主。我这样说，不仅“左派”不服，“右派”更不服，但事实如此。

国内的“民主”当然有自己的弊端，决非完美，改善空间非常大。例如大家都看到的，人大代表中“官员”太多，失去监督意义；三峡工程表决，赞成票多，但反对者多是内行，让民主与科学对立；“空降”一把手，领导是谁，知情的本单位群众没有选择权；……如此等等。说国际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不真实，很多“右派”朋友想不通。如果摘除社会政治中那些花里胡哨地“选举文化”，看看问题的本质，也许我们就能有另一种想法。

现代跨国公司的管理制度，最真实地体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公司管理制度非常严格、严密，资本家们也自认为很科学。上世纪日本企业引入中国社会主义管理的“鞍钢宪法”，即“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用这种办法使日本的企业管理超过美国，使日本经济一度高速发展，有人称“日本可以买下美国”。然而时过境迁，今日日本经济又如何？日本资本家从中国引进社会主义因素，靠这些（还有所谓的“儒家资本主义”）挽救了资本主义，提振了日本企业的士气。不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并不感谢中国，不感谢毛泽东（鞍钢宪法是毛主席亲自批示的，社会主义企业宪法）；另一方面，一些所谓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不承认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可以生长社会主义因素，不承认正是这些社会主义因素挽救了当代资本主义。这是闭眼不看现实所进行的“理论研究”，是奉行政治教条主义的结果。

现代大公司建立了严格的管理机制，从董事会到监事会、总经理、部门经理等等，大公司管理往往比一个国家还严密。如果公司总裁决策失误，导致公司陷入危机，有的引咎辞职，有的甚至自杀谢罪（如诺基亚）。多么敬业呵，多么“无私”呵，听了某些资本家创业和敬业的故事，连很多年轻人都会肃然起敬。如果认真追究事件的本质，我们的结论却并不那么崇高：资本家成了资本的奴隶！

资本家被资本奴役的根本原因，是把“逐利”作为决策的唯一目标。这是反人类的目标定位，人类要争取的是幸福，而“有钱”决不简单地等同于幸福。“共同富裕”的提法并不科学；共同幸福才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什么叫幸福，这是人生观问题，需要另行论述，但有钱不等于幸福，恐怕是很多有钱人，或者曾经很有钱的人都能够体会得到的。很穷的人可能不这样想，以为自己不穷就幸福了。这是“缺者重要”的规律在起作用。一旦你变成富人，钱多得超乎想象，你就感觉不到有钱的幸福了。

最能暴露资本主义本质的，是公司选举制度。因为这决定公司的生死存亡，谁也不敢马虎。然而所有大型跨国公司都实行一股一票制，几乎没有例外。股是什么？股是投资人交给公司的资本金。谁交得多，谁就有更多的决策权。我如果占公司股份的51%，那么公司的管理制度和主要负责人都可以由我一个人说了算。这能算“民主”吗？这是不折不扣的“钱主社会”。公司是钱主社会，大公司、大财团控制了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国计民生，这个国家也就成了“钱主社会”。在日美等典型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大财团的支持，谁也别想当首相、总统。安倍着急解禁集体自卫权，就是为了日本军工企业集团出口军火的迫切需要。事实上，西方某些资产阶级理论家也不得不承认西方是“钱主社会”，据张维为，“‘金钱政治’的标志性事件是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对公司和团体支持竞选的捐款不设上限。《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哈罗德•迈耶森惊呼：‘这个裁决似乎证实了中国人对美国民主的批评，即美国民主是富人的游戏。’不久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又裁决了个人竞选捐款也不设上限，美国民主就真成了‘钱主’，……”（《学习》活叶文选2014，21，第14页）

公司股东有大小之分，越是小股东多，问题的本质就越是被掩盖着。从表面上看，好像决策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实际上小股东被剥夺了决策权。几个大股东一联合，很容易就超过50%的投票权，他们就可以决定公司命运了。这是很多公司劳资关系紧张的政治原因。

所以，可以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是“钱主”。公司按股份多少决定投票权，选举总裁和决定关键人事安排、经营战略、发展方向等等。按股权投票的本质就是：人是资本的奴隶，大家都把资本利润率看成最主要的追逐目标。说得极端一点：完善的民主制度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民主至今还只是奋斗目标，而非现实。

历史告诉我们：民主的本质不应该是多数人的“统治”，而应该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简称。我们也曾经这样认为过，可是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给“搅和”乱了，以为政治离不开统治二字——不是你统治我，就是我统治你。民主在服从多数的前提下，必须尽可能照顾少数人的利益和关切。多数人和少数人都是“自己人”，简单地强调少数服从多数，不顾及处于少数地位的那些同志，甚至是亲人的利益，这个社会就会分裂，以至混乱到不可收拾。少数人反对多数人的方案，必然有其特殊原因。决策如不考虑他们的具体困难，一味强调纪律和服从，社会团结就会留下隐患。设身处地想想，谁都有可能处于少数地位，一旦少数人被“统治”，不和的因素就会越积越深。积怨产生危机，是现代社会政治动乱的深层起因。

二、立宪道路的三个阶段

确定了民主的本质，就可以回答上面提出的两个问题。

在部分人群中实行民主，是民主发展处于初始阶段。对于全民讲是假，对于那一部分人群就是真，如果不真，就不会有民主的实效，所以这里不能简单地判断真假。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缺乏民主传统训练，更没有形成民主文化，民主的真正实现需要一个范围由小到大、本质由虚到实的发展过程。真正的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

民主既是作风，也是制度，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试想，人民把你选出来当领袖，你却遇事独断专行，不跟群众商量，不接受群众监督，没有民主作风，你就把整个党的民主作风给毁掉了。如果你的作风民主，执政能力很强，但这个社会、这个党没有民主制度，党员或人民无权推选你担任领导职务，你的能力和作风也就无缘为全党或全体人民服务。所以，民主制度和领导者的民主作风、执政党的民主作风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对于民主社会建设都不可或缺。这样，通过领导层有无民主作风，可以间接地判断现行社会制度是否民主。说“间接”，是因为民主作风还跟领导者个人品格有关，不完全取决于制度。例如，封建社会的少数大臣、个别皇帝，也曾有过较民主的作风。完善的民主，要求制度和作风的圆满对接。制度是保障，而作风更解决现实问题。

我们常说：真理有时会在少数人手里。强调“少数服从多数”，如果多数违背真理，集体犯错误就会导致革命失败。这是少数领导人敢于违背多数人的意志，破坏民主程序的合乎逻辑的借口。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原因是：人们对于社会规律的认识还非常肤浅和盲目。少数人虽然掌握真理，一时还无法说服大多数。孙中山说“知难行易”，也是看到有些道理很正确，但很深奥，百姓暂时理解不了，接受不了。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立宪”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多数人不懂政治原理的实际问题。当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初创的时候，广大国民根本不知道资产阶级议会制度跟国王贵族专权有什么区别，向往新制度的只是少数资产阶级进步人士、资产阶级革命者。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潮时，革命队伍内部派别林立、观点相左、秩序混乱；为了在反封建斗争中统一号令，让各种力量拧成一股绳，不得不推出拿破仑皇帝陛下，实行所谓“个人独裁”——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特殊形式。拿破仑以皇帝的名义颁布三部重要的资产阶级法典，统一了法国全体国民的政治行动。法典对于公民行为规定得非常细，由于法典的权威性，真能做到“不理解也在执行”。久而久之，人们感到这样规定确实比封建统治好，这才对拿破仑佩服得五体投地。即使到了今天，也决不是法典的每一条文都能通过逻辑论述，把为什么要这样做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让老百姓心里明白。日本的资本主义，也是通过君主立宪方式实现的。中国清末的改革派也想这样做，结果失败了。中国的封建堡垒比日本的要厚重、坚实几十倍，一炮两炮根本轰不开。

总之，资本主义确立之初，需要君主立宪，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思想还只在少数精英人士中被认同，不得不借助皇帝的权威。

宪法确立以后，还需要不断修改，“与时俱进”，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资本对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控制。市场交换成功与否，成为检验产品优劣的唯一标准。这就造成市场化对人的心理控制，私有和自私观念一再被强化，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一再突显。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说棺材店老板希望多死人，医生希望人们多生病，律师希望人们闹矛盾，打官司，……，这都是事实。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政府还算得上是全体资产阶级共同的政治统治工具。随着垄断时代的到来，就转换成“钱主立宪”——垄断国家命运的几大财团，主宰着整个国家的命运。于是多党制、议会制走向新阶段——成为垄断财团的政治工具。无产阶级革命家想要改变这种状况，许多革命者把市场经济当成“祸根”，于是设想革命成功以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但是，经济规律是最根本的、起基础作用的因素。政治设想违背经济规律要求，就会失败接着失败。苏、东巨变的真正原因在其经济基础脱离社会生活实际。与此同时，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获得巨大成功。按历史唯物主义，这种成功不能仅仅归功于个别领导人的“英明果断”，而是历史的必然。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至少有三个原因：

一是生产原则必须服从消费原则。以我国为例，在1954年取消干部军人的供给制，改行工薪制以后，社会上已经没有了计划消费的影子。消费市场化，要求生产市场化与之相适应。生产不符合消费需要就是浪费。由于困难时期的物质匮乏，国家不得不对一些生活必需品实行“定量供应”——这不是计划经济所要求的，而是应急措施。随着经济形势好转逐步取消定量供应，说明这种措施应急的本质。在经济危机严重时，资本主义国家也会采取此类应急措施。然而用严格计划生产，来保障随机性极强的市场化消费，简直“牛头不对马嘴”，给经济生活带来无穷的矛盾和弊端，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改变经济体制，实行改革开放。

二是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包括其未来的高级阶段）的基本矛盾是：按劳分配和按需生产的矛盾。劳动者按社会需要提供产品和服务，但劳动者获得报酬的多少和方式却与此无关，而是取决于他提供给社会的劳动量；为了获得更多报酬，他有可能提供社会上已经多余的产品和服务，所以存在巨大盲目性。生产原则和分配原则相抵触，解决这一矛盾的主要办法，就是实行市场调节。政府加强管理，也是为保障市场规律能正常发挥作用。

三是现代经济生活全球化的实际需要。中国不能脱离国际社会，自我封闭求发展。中国是相对贫穷落后的国家，国际上有多余资金、先进技术，有富余的矿产、生物及其他资源，我们不加利用，事事都自己搞，必然事倍功半。为了加快发展速度，必须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这样，国内市场必需与国际市场接轨，奉行大家一致接受的交换原则。这就要求我们革除价格双轨制，清除所谓“计划经济”的影响。

但是这样一来，市场经济强化社会私有观念的问题会更严重，社会成员多数人就不那么“大公无私”了。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一切向钱看”。因为自私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假设性前提：人人都为自己得利而讨价还价。如果大家都像《镜花缘》中的君子国一样，贵买贱卖，市场经济就搞不成了。想要市场经济调节生产的好处，又要拒绝市场经济强化私有观念的政治后果，是不可能的，二者很难做到“两全其美”。这时，立宪问题显得更为突出。通过宪法规定人们的社会行为，可以把人们的私心控制在社会能够容忍的范围之内。法律和道德是约束人们社会行为的两个不同层面，不应该混淆。但是宪法条文本身就有提倡和规定两种含义，提倡者，是希望公民如此，属道德层面，对做得好的表彰，做得不好的批评教育；规定者，是公民必须如此，违者必究，属于法律层面。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一切社会团体和个人都要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中国立下功勋，但其行为同样不能违背宪法；党章的要求只能比宪法更严格。所以，无论在观念形态上或在实际行为上，都不能把党和宪法对立起来。换言之，宪法要求群众遵守的内容，党组织和党员必须带头遵守。

那么为什么在实际社会中会有“党大于法”的怪事出现呢？这是党的领导者违反民主原则造成的政治后果。说我们的民主不够真实，集中反映在这一类问题上。刘少奇被开除党籍经过了中央全会表决，表面上也是“党内民主”；可是有多少中央委员知道刘少奇所谓“叛徒问题”的真相呢？刘少奇含冤而死，还不能说明我们的民主掺假吗？

要实现中国式的真正民主，如何“立宪”首当其冲。如果认为尊重民意，就要按14亿人民的共同愿望办事，实际上宪法条文将无从写起。因为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认为的，有九成民众还需要被“唤起”，即根本不懂现代民主制度应如何确立。资本主义民主法典的确立就是少数精英人物在一起反复研究、推敲，反复试验、修改，经过试行、推广，尔后风靡全球。社会主义的宪法，也必须经历这样一种确立、失误、修改、再失误、再修改，直至完善的长期过程。那么由谁来做这项工作呢？在当前的中国，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做修宪工作，当然是在广泛征求社会各民主党派、各阶层人士意见的基础上修宪。能够吸纳广大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也就是有些同志所说的“实质性民主”，而不必过分追求一人一票制的选举形式。这在本质上就是“党主立宪”。立宪道路进入第三阶段。但是，形式是实质的保障，实质总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来实现。在观念形态和实际操作层面，把形式和实质对立起来是错误的。所以我们还要认真研究：在中国式民主的本质被确认以后，如何才能落到实处的问题。

三、党的性质在渐渐地转变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时，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己任的政党，目标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夺取全国政权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应该转换为领导全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按今天的认识，还应该包括生态建设。由于种种原因，这种转换推迟了，但毕竟是发生了。一个实行改革开放的党，是一个以搞好五大文明建设为己任的党，其性质就应该与从前有根本不同。

奋斗目标是政党的灵魂。奋斗目标、中心任务决定了党的阶级基础和人员组成。党要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就不能让自己的组成人员过于狭窄。曾经发生过关于私营业主能否入党的争论，说明了对党的性质应该转变的认识在党内还存在争议。但是新型市场经济的建设离不开这些过去被叫做“民族资本家”，今日被称为“民营企业家”的同志们。解放资本家，让他们不再被资本所奴役，是党在今天的政治任务。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要让他们成长为社会主义的私营企业家、当代的“欧文同志”。事实上，有些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觉悟相当高，他们办企业就是为了“社会主义”。“私企姓社”是客观现实，私企积极参加抗震救灾、援建希望小学、扶危济困是事实，他们的爱国壮举有目共睹。据报道，有位“中国好老板”，为救自己的年轻员工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与此同时，也有不少私企老板违法犯罪，锒铛入狱。这种“老板两极分化”现象，说明我们党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引导十分需要，也很不够。

如果承认在新时期，这些新生的 “民族资本家”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同志，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党的政治路线就应该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转而把“阶级合作”作为党的政治纲领。当然这只是笔者个人见解，是一项政治建议，是否可行，还需要通过一定组织程序讨论决定。在“以阶级合作为纲”理论指导下，应该有一套与过去不同的政治体制设计；但是，鉴于本理论还没有被社会所接纳，这里也不便过细讨论体制问题。

这不是取消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因为这种阶级合作应该由无产阶级主导。这是由无产阶级的先进性所决定的。

这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恰恰相反，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政治教条主义，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让民企搞社会主义也不是极左。其一，他们是自愿的。其二，这是充分肯定他们的政治地位，调动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在新时期党的性质转变了，其人员组成也应有适当的变动。过去入党要看家庭出身、本人成份，讲究“苦大仇深”，对敌斗争立场坚定。过去，“斗争哲学”之所以在党内盛行，由此引发党内较多冤案；康生一类党棍能吃得开，左的手段层出不穷，人员组成、选干标准都要符合“阶级斗争需要”，是一个重要的组织原因。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应该由“阶级斗争党”变成“社会和谐党”——其实这也是党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以来，不言而喻的事情。我们的对外方针，多次提出：和平、合作、发展、共赢的“八字方针”，更突显了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直接承认党的性质转变呢？承认党的性质转变，是“与时俱进”；不承认这一点，在逻辑上说不通，对内对外宣传都很被动。归根到底，这反映了有些人不愿意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在党内形成一股政治阻力。

党的人员组成由“斗士”变成“精英”，——精英也是战士，但战斗的内容与过去根本不同。所谓精英，就是愿意为国家和社会贡献自己的才智和力量，而不谋私利的人。以“一切为社会”还是“一切为自己”来讨论够不够党员标准，会促进社会风气好转，激发“正能量”，以对抗市场化对人的心灵扭曲。由这样的党员组成的政党，当然就取得了在中国执政的资格。如果中国共产党真的能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利益，那么组建反对党之类的“多党制”计划就完全是反动的、多余的。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的长远谋划、通盘设计，执政党不能追求“短平快”。经常更换“领政党”，这个社会发展的路径就会歪歪扭扭，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看看今天的国外、境外世界，我们还嫌乱得不够吗？顾炎武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社会治理人人有责，决不允许有一批社会成员，成天“只当裁判员，不当运动员”，为反对而反对，有意制造混乱和不安，对社会根本不负责任。

四、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关系

认识“党主立宪”的意义，关键在于认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什么关系。

传统观念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两条道路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苏联解体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实都说明：这一认识与事实不符。产生这种极端认识的根源，在于对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解，在于形而上学的历史观。

我们曾经给“社会主义”确立了几条标准，现在看来，这些标准基本上都不符合实际。私营企业“姓社”的结果，否定了所有制标准。前苏联未解体之前，以国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但却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失去社会主义性质。党的领导也不是标准，前苏联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背离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早就不成为社会主义的标志了，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劳分配为主体，实际分配形式已经多元化，按资分配比重很大。只有这一条还没有作废，但这是果而不是因，不决定社会主义的本质。那么社会主义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

社会主义思潮的提出，就是为了反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对于人类社会的绝对统治，所以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联系起来思考。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而不是事物的堆积体。既然如此，具体事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正常现象。在人类社会中，没有绝对纯的事物。追求绝对纯，是形而上学思维的重要特征。我们过去对于所有制的绝对纯要求，在思想上要“狠斗‘私’字一闪念”，关于“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政治论断，都具有形而上学特征。从辩证历史观的角度看问题，不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能够和平生长社会主义因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本主义。我们的“一国两制”决不止于对整个国家而言，大陆本身也是一国两制。在大陆的外资企业，它们的经营方针，分配制度，决策机制都是资本主义的，决不会因为向中国中央或地方政府缴纳税收，就改变了企业性质。国内的私企，经营理念严重两极分化，就存在着资本主义因素。即使是国企，在市场大潮中也会接受资本主义影响。看不到这一问题的本质，是因为没有科学地把握两种主义的分野。

传统的划分标准被证明是错误的。新标准是什么呢？笔者的认识是：应该从决策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来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凡是一切以有利于社会进步为决策目标，就是社会主义；凡是一切以资本增值为决策目标，就是资本主义。前者表示，社会利益高于一切，理所当然地属于社会主义。后者表示，资本利益高于一切，必然属于资本主义。对两者的区别作了如此界定以后，我们很自然地就理解了两者为什么会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分拆不开。

任何决策目标都不是单一的，仅仅是需要分清主次。当两个目标一致的时候，我们看不出谁在执行什么主义。例如美国在追求GDP永远的世界第一，中国也在保持高速发展的势头。但中国这样做，目的是为了建设和谐中国和和谐世界，是把社会进步摆在远高于GDP增长的地位；而美国是在追求保持自己的世界霸主地位，是在冷战思维指导下的行动。所以，中国是社会主义，美国是资本主义。

在国内，有的私企老板资本主义指导思想明确，一切为了赚钱；但他不违法，在政府管理下合法经营，结果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这当然好，却不折不扣地反映了企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所以混合经济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混合。这是中国今日的现实，不承认这一点就会放松对党和政府的要求，放松对“一切向钱看”给社会带来祸患的警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容纳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又会滋生社会主义因素，应如何区别两种社会制度呢？区别就在于：执政党和国家在总体上的决策目标是什么？如何达成这一目标？“党主立宪”要解决的正是总体目标和执行政策问题，关乎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根本性质，不能不慎之又慎，仔细斟酌，反复修改、调整。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需要，而且可以用“社会主义”因素来“治病救命”？难道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死敌吗？

当然不是。社会主义因素能缓解资本主义带来的痛苦，能治病（但不能除根），是出于这样一条原理：很多对于社会进步有利的举措，市场前景也很好。比如高科技发展，方便生活，也就有了市场。再如现代旅游业，加强人们的相互了解，团结合作，同时也能产生经济效益。一个人想干好事，有了钱就更方便。反之，老板有很高的社会主义觉悟，却因为经营不善亏了老本，他拿什么去为人民服务？这些都说明：两种决策目标并非敌对。差别只在于谁领导谁？在以社会进步为宗旨的政党领导下，搞“党主立宪”，其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

五、政治领域最需要争论

改革开放以前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斗争哲学引导下的“反右逻辑”和“文革思维”，在搅乱政治的同时，也见证了传统政治观的荒谬。

《简明社会科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1月）第730页引列宁的话说：“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我们承诺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就好像没有政治了，政治工作也就放松了。我在基层从事政治工作的八十年代，有次传达上级文件说什么“现在就是需要一种不讲政治的政治”——把我彻底搞糊涂了：不讲政治还叫政治吗？但是辞典后面的话更让我无言以对：“在我国，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的最大的政治。”大家知道，“四化”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就是说，一切都成了政治，那还有政治吗？一方面说“政治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决定的”，接着又说“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政治对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巨大影响，认为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这里的论述让人对“经济、政治究竟谁更重要”产生了“说不清道不明”的疑惑。

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人们的政治观念同样混乱不堪。网络上关于左派、右派的划分，关于民族主义者、持不同政见者等等的言论。除了立场、经历决定人们在政治上有不同观点而外，也表明了在“原政治”即政治观上的分歧。当今的政治，是一个争论不休，思想分歧最为严重的领域。这严重地妨碍了中国人的团结合作、齐心协力。既然分歧一时难以弥合，倒不如索性让不同的政治观点争论个够。在媒体上表达不同观点，党中央择善而从，人民充分参加讨论，可以充分展示“中国式民主”的诚意和实效。中国人有着政治争论的传统，远在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近在《南社》成员的议国论政，都是为国家前途命运而开展政治争论。不争论就没有真理，就永远是一言堂，个人说了算。媒体舆论整齐划一，并非好事。言论和行动有本质区别。不能重复“因言获罪”的左的错误政策。我们既然相信真理在自己手里，就不怕争论。言论自由和行政统一是互补的两个方面：没有言论自由，我们就容易陷入主观主义、个人专权，政府就会失去群众监督；没有行政统一，中国就会一盘散沙，形不成力量。

但愿中国的政治争论，会给党中央综合、提炼各种政治见解，形成好的宪法，建设中国式民主，创造一个有效形式；另一方面，政治争论也是对全体人民进行政治教育的一个好机会，好方法，让人民自己分辨是非，比说教式的灌注要好。“引蛇出洞”式的反右“阳谋”，早已经被历史撕碎，笔者判断，人民和党决不会重复已经犯过的错误。

六、笔者的政治观

作为争论的倡议者，有必要公开自己的政治观。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规定政治的涵义。从广义上说，政治是和经济相比较而存在的。处理人类社会关系，主要是两个方面：经济和政治。除了社会关系，人类还有家庭关系，一般不在经济、政治范围之内；但这两种关系难免互相牵连，互相影响。特别是在封建社会，社会关系的家庭化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家长制就是社会管理模式。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是建立中国式民主的最大障碍。

政治的本质，就是如何处理人类的社会关系，形成稳定、进步、发展的社会机制，这不包括纯粹的经济活动。但经济活动必然具有特定的政治影响，政治上的不公平首先是由经济不公平造成的。政治观念最基本的来源，是社会上不同人群的经济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是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制度为经济基础服务。但是，任何从事生产劳动的个人和群体，都带着某种政治观念，处在一定的政治地位上生活着、劳动着。人的观念和政治制度必然影响其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例如心情不愉快的人，劳动效率低；愤怒的劳动者会罢工或者采取更激烈的反抗行为。企业有一个压制员工积极性的制度，效率立刻下降，严重者导致企业倒闭。国家政治制度是针对全国的，起着同样的作用。这说明政治对于经济活动的深刻影响，所以经济政治必须实现互补，社会才能长治久安，健康发展。当政治和经济发生冲突的时候，就是社会动乱不安的时候。

政治作为观念形态而存在，是一种精神因素，所以社会宣传和认可什么样的哲学观点，对于政治思潮的形成极为重要。“斗争哲学”对于推动我国政治生活走向极左，以致出现十年“文革”这样的内斗，有不可推卸的哲学责任。必须从哲学根源上清除其对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潮的影响。按旧的哲学观念，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其实不合逻辑。对立和统一是两个“互斥概念”——对立就不统一，统一就不对立；说“对立统一”就如同说“最高的矮子”、“最胖的瘦子”一样，是逻辑悖论。只是因为大家约定俗成，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才为学界所接受。其解释就是：“通过斗争，一方消灭一方，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统一”，其内涵如此，“斗争哲学”自然无法避免。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解释辩证法的另外两个规律，根本说不通。质变和量变说的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它们“对立”不起来，所以不存在“对立统一”。例如水在加热时，水温升高是量变，在常压下超过100℃水就会汽化，对于水的形态是质变。在常温下水也会汽化，只是规模很小而已。否定与肯定的辩证关系也一样，否定的是A，肯定的是B，它们对立不起来。只有你否定A，我肯定A，我们俩才会对立。哲学教科书所说都不是如此。例如，我们否定计划经济，肯定市场经济，两者本质上一致，如何对立？

在条件哲学看来，辩证法的本质是“互补”。质变和量变是互补的，量变和质变互为前提，互为结果。在常压下，水温必须达到100℃水才能大规模汽化——这是量变为质变创造条件；大规模汽化以后产生蒸汽，水的数量就会减少——这是质变为新的量变创造条件。二者就是这样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这才是它们真正的辩证关系。否定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为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创造条件，肯定市场经济体制是为克服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产生的弊端，为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创造条件，而不是简单地“消灭计划经济”。在某种程度上，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好的做法，好的思想（如全国一盘棋思想），还需要在新体制下发扬光大。这说明，所谓的“彻底推翻”、“全盘否定”之类，即反映了社会观的形而上学。

把“互补是辩证法的核心”这样的哲学观念，应用于对人类阶级关系的考察，所得到的结论就是：阶级合作才是人类阶级关系的主轴。就人类历史长河来说，阶级关系中的合作远多于斗争，强于斗争。作为一个问题（阶级关系）的两方面，斗争与合作也是互补的。处理阶级关系，妥协是必要的，破坏合作的妥协则是错误的。当阶级合作的一方决心破坏合作的时候，例如统治阶级倒行逆施加剧阶级关系紧张，而又不肯悔改。——在这种情况下，被压迫阶级起来革命，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当然是合理的选择。一切革命的目标，应当是用新基础上的阶级合作代替旧的阶级对抗；而不是简单地取对方而代之。

条件哲学又主张：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是哲学的核心问题。用哲学核心问题的理论来分析阶级关系，我们发现旧政治观念中存在严重的混淆共性与个性的概念错误。比如说：“在新时期，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决不等同：矛盾是共性，斗争是个性。阶级矛盾普遍存在，如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也有矛盾；阶级斗争只是解决矛盾的一种方式，并非全部方式；只有少数的阶级矛盾，在某些特殊情况下，需要通过斗争来解决。一般阶级矛盾不必通过斗争来解决。如果定义：凡用和平方式解决阶级矛盾，都属于阶级合作的范围，那么阶级合作才是大量的，反映人类阶级关系的本质。将矛盾等同于斗争，就是混淆共性与个性。

阶级斗争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议会斗争、理论辩驳、游行示威、抗议声明、和平请愿……都是阶级斗争；采取武装斗争方式，也只是阶级斗争之一种方式，并不是斗争的全部。相比于阶级斗争这个共性，武装斗争也是个性。从阶级矛盾到阶级斗争是一个台阶；从阶级斗争到武装斗争是又一个台阶。阶级关系的这样三个层次是不容混淆的；混淆三个层次，轻易上纲上线，是左倾思潮的表现特征，也是“文革思维”的主要形式。

广义政治就是如何处理好社会人群之间的关系。在阶级社会，政治就是如何处理好在纯经济关系之外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为政治和经济存在着互补关系，二者常常互为因果，所以会出现一门叫做《政治经济学》的学科，相应地还应该有《经济政治学》——这恰恰是理论界，学术界所忽视的方面。

狭义政治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包括实体和思想观念两部分。前者属于“政体”，包括国家机器和社会结构、团体等；后者属于文化领域，是文化中的引导者。政治作为思想观念，决定了文化的发展方向，社会主义文化不是大杂烩，不是随便什么文化都往里面装，而是有政治倾向问题，需要认真研究。政治实体和思想观念也是互补的，它们相辅相成。如果这一互补关系遭遇破坏，国家同样会陷入危机。其表现就是“说一套做一套”，人们对政治失去信心。所谓信仰危机，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传统的政治定义，侧重于狭义政治的实体方面，国家学说，国体、政体等等，对于政治观念、思想意识关注不够。我国政治实体的建设，往往与所提倡的政治思想脱节，这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关注和解决的问题。例如，政治改革的目标是要“人民当家作主”，而具体制度上却体现不出人民对干部的选择权、监督权、罢免权。改革的中心议题是“还权于民”。

总结起来说：政治是处理人群社会关系的艺术。人类的社会关系表现在各个方面，所以在一切工作中都存在政治问题。这是政治之所以能高屋建瓴，统帅人类生活其他方面的基本原因。但是，政治和其他一切具体工作是有区别的，不能互相代替。与政治相对应的是经济，在当今世界，经济也表现为无所不在的特征，它与政治是互补的。一切辩证关系的两方面，在本质上都是互补的，因为互补才是辩证法的核心。中华传统文明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正如尼尔斯•玻尔所认为的，是互补原理。这应该是今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心议题。

七、向党中央提出几点建议

1，高举“以阶级合作为纲”的政治大旗。

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由于经受十年文革的炼狱，深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危害，“阶级斗争一抓就乱”是不争的事实。“以阶级斗争为纲”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不用改进自己的工作，不要科学管理，把一切错误、失败都推给“阶级敌人捣乱”。而这种想法，恰恰忘记了毛泽东同志常说的“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正因为我们饱受其害，才更有理由针对性地提出“以阶级合作为纲”的政治纲领。这种政治宣言，不仅在国内有意义，更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传统的阶级合作理论有三大缺点：立场片面、缺乏科学依据、不能正确认识阶级斗争。中国儒学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和影响最大的阶级合作理论。“三纲五常”、“天地君亲师”等都是倡导各阶级各安本份，通力合作。但儒学就是为地主阶级服务，不承认被压迫阶级在统治者首先破坏合作而又不肯悔改时，有造反的权力。他们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出于“免杀戮”的良好愿望而反对阶级斗争。由无产阶级主导的阶级合作，以全体人民的共同幸福为决策目标，立场是全面的。其科学根据就是：表面上利益“对立”的阶级，本质上是互补的。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是因为对于阶级合作负有主要责任的统治阶级，带头破坏阶级合作，对劳动者进行超经济剥削。对破坏合作者进行斗争，最终目标是实现更好的合作。这样，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合理性都能得到充分的解释。

2，将解放资本家作为党在新时期的战略任务，培养一大批“社会主义民营企业家”。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而在全人类中，首先需要解放的就是资本家。因为压迫资本家的不是别的阶级，而是资本本身；解放资本家，任务更为艰巨，但资本家与工人阶级存在互补关系。只有解放了资本家，工人阶级才能获得彻底解放。

定期对“民营企业家”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业务培训，让他们逐渐掌握社会主义的政治原则和科学的决策方法。让他们懂得“做好事也不能太盲目”。要为资本家正名，要在社会主义私营企业家中培养一大批“优秀资本家”。给您一百万，过十年剩下十万，再过几年就没了，您就不是资本家；给他一百万，过几年变成几千万，再过几年变成几个亿，条件是合法经营，他就是“资本家”。——善于资本运营的企业家才能称得起是“资本家”，和“科学家”、“文学家”一样，资本家是一种职业尊称。中国的未来，就在于实现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们的全面互补。

3，将在中央实行的“双首长制”推广、扩大到省、县两级。

双首长制起源于红军时代的“总司令”、“总政委”双首长，是共产党反封建的民主利器，后因个人崇拜日盛而淡出中国政治舞台。应在省、县两级恢复“双首长制”，淡化乃至取消“一把手”概念，恢复领导班子内部民主协商。建议将省、县政协主席看作地方“总政委”，省长和县长看作地方“总司令”。

改革现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人大和政协的职能明确区分开。政协是协商、议政、咨询、策划机构，人大是立法、监督、民意机构。为避免执政者同时又是监督者，应规定：副厅以上领导干部不得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副处以上领导干部不得担任省人大代表，副科以上领导干部不得担任县人大代表。为方便基层领导干部议事和向上级或中央提出建议，在各级政协内设“基层领导”界别。级、职分开以后，级别高而不担任实际领导职务的干部，不在限制人员之内。

当然，最终决定政治行为的是党中央，是“党主立宪”。学者们无论如何讨论，这一原则不能动摇。

4，改革现行企业管理制度，确保工人阶级在阶级合作中的主导地位。

由于现行企业管理实行“一股一票制”，反映了“钱主社会”的资本主义本性。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企业，必须彻底改革此种选举办法。

资本金在本质上是“过去的劳动价值结晶”，所以它才拥有决策权；但本企业员工所付出的劳动，是现在的劳动价值，也应拥有平等的决策权。决策权分配不是价值分配，要求决策权平等与绝对平均主义无关。所以，本企业员工对于企业重大决策，必须有投票权。

这就要求员工票和股权票有同等决策权，具体办法设想如下：

假设某企业集团拥有股票市值10亿元，每股10元，那么总共有1亿张选票。该企业集团有员工5千人，这5千人也应拥有1亿张选票。这5千人，每人承担的市值责任是20万元。集团选举总共有2亿选票，由这2亿选票投票选举，决定集团领导人、公司制度、法规和投资方向等重大原则事项。这才是真正的民主管理。这样能保证企业集团摆脱“钱主社会”的旧形式，但也持续了资本金应有的决策权。这样分配决策权，能保证决策权不被少数人垄断，集团决策有可能兼顾劳资双方利益。这说明：企业用人越少，员工承担的价值责任越大；不是尊重员工的人数，而是尊重员工的个人才能。

在理论上，这样安排是由于企业生存的“三大否决权”原理：对于一个企业的正常运作，资本金有否决权；但员工也有否决权，全体员工不干活，公司会倒闭；环境和资源也拥有否决权，一切违背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企业，社会不允许开工生产。这三大否决权中，环境和资源的否决权，通过政府法令来确保，而另两项否决权则通过公司内部管理体现出来。所以，员工票和股权票总数必须相同。如果取消员工投票权，员工就成为金钱的奴隶，服从资本的指挥棒。如果取消资本的投票权，是不尊重过去的劳动价值，投资者的积极性也会受到打击，并引起投资者对企业发展方向的怀疑。保持二者同等的决策权，有利于加强阶级团结，实现阶级合作，改善劳资关系。

工人阶级在阶级合作中的主导地位，是指在政治方面；在经济方面的主导地位事实上是在资本家手里。工人和资本家互补，反映的是政治和经济的互补。

作者前期文献：

1，《条件哲学与互补原理》，专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南昌

2，价值观的冲突与互补价值论，论文，《社会科学》，1996，8，上海

3，发展观的意义、发展及现代化，论文，《社会科学》，2001，1，上海

4，互补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论文，《江西社会科学》，1996，5，南昌

5，领导科学中的互补原理，论文，《领导科学》，1987，10，郑州

6，“常委表态公开化”机制探析，论文，《领导科学》，2010，5月上，郑州

7，双首长制的现实意义和内在逻辑矛盾，论文，《领导科学》，2010，11月上，郑州（该论文被大量转载，并更改为投稿时原名“双首长制的历史功绩和现实意义”，恢复原稿内容）

作者介绍：陈建国，1940年9月出生，1963年南京大学毕业，中共党员，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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