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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国:‌为什么要讨论中国古典小说

时间:2024-04-15 19:53点击:78

‌为什么要讨论中国古典小说

陈建国(江西社科院研究员,省作协会员)


在弘扬传统文化,深入学习新时代理念的今天,我提出要讨论中国古典小说,并且认为这件大事虽然不算紧迫,却需要长久坚持、持之以恒、全面深入地进行。这是因为这件事对正本清源,生动形象地认识和理解中华传统文化,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从哪里来

有人以为是从儒学经典而来。可是时至今日,能背诵儒学经典的中国人仍然很少,连个别被封为“新儒家”的学者,也常因理解古文失误而“贻笑大方”。中国很难找到几位能准确深入理解古典儒学经典者。那么请问:对一般群众而言,中国传统思想从哪里来?

有人以为是道家经典传递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对老子的《道德经》五千言,学术界连如何断句看法都不统一,见仁见智的情况更为严重。在学者高层尚且如此,普通群众的传统思想又来自何处?

文化艺术包括戏曲、评书、快板、小品、绘画……等多种形式,普通老百姓的传统文化思想,多半是这样传承下来的。这种认识很对。我年轻时听过穆宝华说评书,围得人山人海。单田芳先生和刘兰芳女士的评书更是脍炙人口,入脑入心。他们的本子从哪里来?主要是古典小说!梅兰芳的戏演得好,戏的内容也来自小说。“失空斩”、“三打祝家庄”等等,都是再现小说中的故事情节。中国古典小说,提供了绝大多数艺术作品的生活素材。每位艺术家都有自己的加工、创造,但其根在小说。

这些古典小说,其情节和人物,深入我们中国人的灵魂。连我们在文学写作中常用的歇后语,也多半来自古典小说。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等等。形容一个人鲁莽,说他是“李逵式的长官”;两个人互相对对方不服气,就说他们有“瑜亮情结”。

我们得到的结论是:除了课堂教育,长辈的代代相传以外,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来源是小说。这当然是对近现代而言。因为在小说诞生之前就有大量的民间传说。小说家对这些传说进行“文学加工”。有了小说这种形式以后,文化传承更方便,更普遍。

这是中国的文字语言特点造成的。由于近现代以来的外敌入侵和外来文化渗透,也由于文化人追求进步,追求与国际“接轨”,中国的近现代语言和古典语言,包括文字,都有比较大的差异。简单地说,现代的人看古典书箱,有点“看不懂”。小时候学习语文,老师布置的作业叫“古文翻译”——又不是外国话,还要翻译干什么?这种语言困境是外国老百姓无法理解的,但是我们经常会遇到。

可是中国小说集中“爆发”在明清之际,那是个从古典向近代转变的时期,所以中国古典小说的语言介于古代和近代之间,比白话文难懂,但比古代经典又好懂得多,所以深为中国老百姓所喜爱。正因为如此,这些小说影响中国人的思想观念超过任何古代典籍。

二、中国古典小说的范围和主流

一般的说法是指四部古典小说:《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都来自这里。但我以为还必须加上《封神演义》,没有《封神演义》,这个古典小说的榜单就不完整。准确地说,中国古典小说的核心由以上五部小说构成。

除以上主流小说以外,冯梦龙的“三言”、凌艨初的“两拍”也是影响中华传统思想的重要参考件。“三言”是指《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 “两拍”是指《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很多戏曲节目从这里取材。这五部小说集当中的很多故事富有哲理,影响中国人的思维。“善恶到头终有报”的很多故事,生动地表达了中国人的人生理念。还有《包公案》、《施公案》、《七侠五义》、《隋唐演义》、《英烈传》、《说岳全传》等小说影响较大。有的则取出其中某个人物故事,演化成新小说。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1715—1763)祖籍辽阳,先世是汉人,名沾,字梦阮,雪芹是其号,又号芹圃、芹溪。这是指公认的说法,最近连作者是谁都争论起来。对于《红楼梦》争议最大。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叫红学。中国的红学权威叫俞平伯,起来批判他的两个“小人物”,因为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支持,后来成了大人物(如李希凡)。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名子安,又名肇瑞,字彦端,号耐庵。 籍贯:江苏兴化人。 传说与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手下将领交情甚好。《水浒传》在史无前例的时代也掀起过巨大波澜,我们都清楚记得当年评水浒的故事:“好就好在投降”——是这样吗?

《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还没有引起过政治狂澜,但其影响和争议也决不亚于前两部。

三、对古典小说的认识有巨大分歧

争议起源于分歧。对一部小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歧呢?这需要从“三个复杂性”来作出说明。

第一是小说本身的复杂性。这些小说都是跨时代的作品,人写鬼事,明朝人写宋朝的事,只有《红楼梦》时代感最强,但荣、宁二府就足够复杂。因为小说中人物故事容量极大,读者关注的焦点不同,很容易产生分歧。这就像瞎子摸象,摸到象的不同部位,对象就会有不同的认识。

第二是小说故事所处时代的复杂性。越是在纷繁变化的时代,越是有更多吸引人的故事和人物,这正是小说家关注的主要时段和目标。中国历史有分有合,但演绎分合最精彩的莫过于三国归晋。从司马氏短暂统一中国后的实际作为来看,究竟是分裂好还是统一好,真的很难说。历史上农民起义很多,但施先生抓住梁山好汉来写,故事还真的挺精彩。如果写黄巢,写陈胜吴广,写出来的小说就不会有这么好看。虽然写小说可以进行艺术加工,可以虚构,但基础材料的复杂性导致有更强的可加工性。

第三点最重要,是阅读者自身的复杂性。阅读同一部小说,有十个读者,至少会有十五种看法。因为一位读者的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层次,他(她)的读书体会很可能不一样。小时候看《西游记》觉得好玩;长大了,学习主席诗词,才知道“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女士和男士,对于《红楼梦》的看法可能会有很大分歧。从前人说“少不看西游,老不看三国”,也是读小说的经验之谈。

这些小说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主要载体,而大家对它们的看法分歧那么大,难免在阅读中各取所需。这种情况会损害中国人的紧密团结一致对外。为什么不让看三国?看了三国学计谋,学了计谋不是针对敌人,而是针对自己人。这样下去“民族团结,阶级合作”就没有可能实现。想要讨论这些小说,就是想不仅仅局限在文学层次、历史层次,而是希望“从小说中学哲学”、“学习新的思想方法”,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维水平。所谓不会看的看热闹,会看的看门道,我们就是要从这些小说中看出思想方法的门道来!有人分析,中国人历经磨难而不灭亡,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中华文化,特别是神奇的方块字。这话虽不全面却有一定道理。中华传统文化只要学习利用得当,一定会促进我们的民族团结,社会进步,更有利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四、讨论古典小说要注意什么问题

读者中的分歧无法避免。但是有可能减少其危害性,提高其互补性。众多的片面补充起来就相对地要全面些。想达到这样的目的,就需要事先研究一下注意事项。

其一,讨论小说,不能离开小说描写人物的时代背景。

用此时的思想规范,去了解和认识彼时的人物和故事,自然会走偏方向,得出谬论。有人马上会反对这种观点:古为今用,是我们的一贯方针。你难道还想让我们“为研究而研究”吗?当然不是!比如林冲穿裙子,你用现在的眼光去看,不觉得好笑吗?但在宋朝,风俗就是那样。你得站在当时条件下去理解。“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斯大林语),我把它概括为“条件决定规律”,因为时空是最根本的条件。承认这是最根本的规矩,一切才真的有规矩。否则就只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其二,要尽可能高要求地采用太极思维方式。

太极思维的本质是将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巧妙地组合起来,合理地协调成为统一整体。不是简单地避免片面性,而是通过集思广益,把各种片面性的一得之见利用起来,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让互补原理发挥到更高水平。

其三,决不能认为中华传统思惟一切都好,恰恰相反,必须善于识别其中的封建糟粕,不让它妨碍我们进步。

比如看《封神演义》,总觉得怪怪地,不是滋味。后来发现:是姜子牙这个人丧失原则,没有立场,象赵公明这样的混蛋,给周朝的建立增添多少障碍,杀害多少大周将士,居然封为财神!再有申公豹,生前一直跟姜先生捣乱,死后还是封神!我们现代人有明确的敌我观念,实在忍受不了。后来一想,这件事揭示了封建社会的荒诞本质:尊重他们的身份地位,不看重他们的才华品德。所以,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可以当皇帝,大臣们还得山呼万岁。毛泽东曾经强烈批评写伯夷叔齐颂的事,认为这是歌颂开历史倒车。是推动历史进步?还是开历史倒车?这的确是我们分辨是非的客观天秤。

其四,要在逻辑基础上讲辩证法。这是讨论问题的最低要求。

以为辩证法就是变政法,这是极大误会。离开逻辑的基本要求,辩证法就成了胡说八道。辩证法就是运动中的逻辑,就是历时变化的逻辑。条件变了一切都会变。对于小说中的人物故事都要这样看。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盗马贼上了梁山怎么就变成了“好汉”呢?

有了最低和最高思惟原则,立足于时代条件和追求进步的标准,我们就基本上把握了评论古典小说的客观准绳。

五、小说和历史的区别与联系

这也是评论古典小说要注意的问题。但无论是历史事实的记叙,还是小说家加工后的故事,都是中国传统思惟的一种客观反映。

首先要承认二者有严格区别。比如《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就有很大不同。本来是刘备怒鞭督邮,罗老师给改成张飞怒鞭督邮,是为了描写人物性格的需要。鲁莽的张飞才会干这种事,温文尔雅的刘皇叔,这么干有失身份。真实的杨家将里没有穆桂英这个人物。为了故事的戏剧化,《杨家将演义》中就有了这个人物。这些在评论中需要注意。

另一方面,小说家如此大胆地“篡改历史”,正是中华传统文化某种特点的反映:为尊者讳。为保护自己所喜爱的历史人物,可以“深加工”——请注意,这是小说家的特权。历史学家没有这样的权利。例如,人们原来怀疑《孙膑兵法》的真实性,怎么前后两个姓孙的都是大军事家?可是后来在云雀山出土竹简中真的找到了《孙膑兵法》,人们这才啧啧称赞司马迁《史记》的真实性。

但是要认为史志一定真实,我们也可能上当受骗。怎么办呢?还真的很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到七十年,我们这些“老家伙”都还健在,关于国史的描述已经是疑云重重。对一个朝鲜战争,认识分歧就那么大。一个“九一三事件”,对林彪的认识分歧也大得很。但是对于小说,我们评论起来反而好办,因为有正式出版的纸质书为准。

现在的中华文化,就是被现代人加工以后的中华文化。从返璞归真、正本清源的角度讲,评论古典小说所获取的中华传统文化,可能更真实更纯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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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国学月刊》2024年2月,第3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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