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政治是人类社会灾难的总根源

陈建国（江西社科院）

2013年，我在网上提出：“自古圣贤皆有错，至今科学不成熟”，而科学当中最不成熟的，就是所谓“社会科学”。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就世界范围而论，政治从来不科学。但是人们对这个问题并不重视,认为：政治本来就不是科学，管它干啥？这种心态很糟糕，因为错误政治是人类社会灾难的总根源。

一、错误政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人类自从脱离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一个社会的人群划分为两个或者更多阶级，这里就有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如果我们承认孙中山先生的政治定义，即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有权管理社会者就是统治阶级。统治者为此建立了国家政权，不掌握政权的被统治阶级在政治上无权。所以，最初的政治本质就是“政权政治”。关于如何夺取政权、掌握政权和巩固政权的一切知识和手段，属于政治范畴。难道不是这样吗？可是这一概念是反科学的，它违反社会科学常识。常识告诉我们：阶级合作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一旦阶级合作遭到破坏，社会灾难就会降临。压迫深，反抗重，由阶级压迫而产生的阶级斗争，虽能推动社会进步，却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巨大灾难。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代君王，在政权的反复争夺中，已经认清一个道理：“得民心者得天下”。所谓明君，就是懂得“民心”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当中所起的作用。他们利用民心为自己争夺政权、巩固政权，但决不是认识到“民心才是政治”。所以，即使是明君，他的政治观也是错误的。无论在中国、欧洲或者别的地方，有野心的国王或皇帝，为了争夺土地、资源和人口，就对外扩张，发动侵略战争，造成更严重的社会灾难。

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高的结果。用宪政、议会、多党竞选等方式实行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的本质就变了吗？从形式上看，是发生了变化，但政权政治的本质并没有变。只是政权政治从“君主政治”阶段，发展到了“资本政治”阶段。而且有些资本主义国家还保留着作为“君主政治”标志的“女王”、“国王”、“天皇”等。这种政治制度的本质是：资本家即是资本的奴隶，一切围绕使资本增殖最大化作为政府决策的根本目标，实质是人被物所统治。政治的情况是：政权和资本高度统一。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只有巩固听命于“金主”的政权，才能够保证资本的最大增殖！资本世界经过了无数次经济危机，两次世界大战和多次国际战争，都是为着资本增殖的利益。

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革命家，认识到君主政治、资本政治的错误，却不敢放弃对政权政治的追求。他们认为：只有革命者掌握了政权，被压迫的劳动阶级才会有一切；无产阶级丢失了政权，劳动人民也就失去一切。尽管我们已经知道政权政治有严重弊端，自己也必须这样做。所以，政权政治目前仍然是政治的主要内涵。

但是，政权政治是反科学的，这就一再制造出人间悲剧。十年“文革”和接着两年的“反文革”，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即为保卫政权和夺取政权而发生。这十二年的“政治生活”，在中国各类人群中留下了太多的悲哀和争论。四十五年以后，分歧仍然无法解决，因为人们无法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也不能畅开胸怀进行认真讨论。

政权政治无论制造出多少人间悲剧，至今仍然是全球政治的本质。

二、灾难的分类和各类灾难的相互关联

人类的灾难分三大类：自然灾害、社会灾难和家庭灾祸。但是这三者却相互关联，分拆不开。

自然灾害，比如地震。网上查到资料：海城地震发生在1975年2月。震中位于辽宁省海城县、营口一带。地震强度里氏7.3级，震源深度为16至21公里。由于中国科学家对该次地震进行了准确预测并及时发布了短临预报，全区人员伤亡共18308人，其中死亡1328人，重伤4292人。

那么，一年半以后，即1976年7月28日凌晨在唐山发生的7.8级地震，由于事前没有预报，居民在睡梦中受灾。据网上查的资料，地震造成242769人死亡，16.4万人重伤。房屋倒塌530万间，经济损失100亿元。

唐山离海城有多远？才过了一年多，所谓的“中国科学家”为什么就不能成功预报地震了呢？根据事后了解，地震前期预兆非常丰富，如动物行为异常，天象反常等等都有强烈显示。中国跟日本不可比，日本生活在地震区，防震设施比较强。但是国内这两次地震情况对比如此鲜明，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造成差异的原因就在政治上：海城地震发生之前，有地震观测站反映相关地震前兆，辽宁省革委会凌晨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大家都拿不定主意，最后，还是时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毛远新下定决心，用广播通知基干民兵，动员全体市民离开住房，去广场躲避地震。这可是大冷的冬天啊！如果没有地震，市民吃这个苦还不要骂人哪？可是毛远新就敢下这个决心！以辽宁省革委、省军区领导班子的名义下达通知。毛远新这一决定，估计至少救了十万人的性命，所以人们说，毛远新功德无量。

怪就怪在：毛远新立下这等功劳，由张春桥所掌握的新闻媒体一个字也不登，一句话也不说。人们都说毛远新和“四人帮”关系密切，如果这是真的，这还不是大好机会吗？宣扬其事，有利于提高他们“一伙”的威望呀！

事后思考其事：如果唐山地震前，全权交由毛远新来对这些前期征兆进行分析判断，可能结果会完全不同。而且如果需要居民出外躲避地震也比较容易，因为那是在炎热夏天。当然，这只是假设。但是，如果张春桥真能及时大胆地报导毛远新的事迹，就有可能让党中央把唐山的事交给毛远新作出决策。

网上有些人说什么：毛远新是主席的侄子，即使发布地震错了也没关系。所以他胆大，碰巧蒙对了。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如果他弄错了，造成政治影响，不是给主席这个大家庭“抹黑”吗？他应该更胆小才对呀！实际情况是：毛远新懂得物理学，那些地震前期征兆说明什么，他心里有数。

发布地震是政府行为，即使是专业地质科学家也无权发布地震消息。政治的每个细节都会对自然灾害的后果产生影响。反面的例子也有：1976年8月，九江地区革委会不跟任何地质专家商量，就擅自发布地震消息，人为制造恐慌。他们在受到省委省革委领导严厉批评之后，才收回错误指令。

至于水灾和政治的关系就更直接。抗日战争期间，1938年6月9日，为了阻止侵华日军的进攻，蒋介石竟然下令国民党军队扒开郑州北郊的花园口，使黄河水汹涌而下。于是，黄河下游成为一片泽国，从此形成了一个新词：“黄泛区”。这成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人造洪灾，使河南、安徽、江苏等省44个县1250万人受灾，直接淹死和由洪灾致死的老百姓达89万人。河南省受灾最重，有21个县市、900多万亩耕地被淹，河水冲毁民宅140多万家，死亡47万人！

黄河把100亿吨的泥沙带到淮河流域，使淮河干流和许多支流造成严重淤塞，形成了穿越豫皖苏三省44个县的长达400余公里的“黄泛区”。

接着给河南造成了1941年至1943年连续三年大旱灾，并引起著名的“河南大饥荒”，数千万人沦为难民，河南全省先后有300万农民死于这次大饥荒。

日军的16师团处于黄河水泛滥区中心，约有1000名士兵被洪水淹死。水淹以及在国军重击之下，日军大概伤亡7000余人。比较大的影响是：日军原计划的进攻路线被打破。日军这点损失与中国人民的损失相比较，可说微不足道。这是国民党落后腐败的政治统治，主动制造自然灾害的历史事实。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号召兴修水利，造福人民，中国水灾的规模就小得多了，次数也少了。建国以后，虽然我们也是执行“政权政治”，但因为把为人民服务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本质上是奉行“民心政治”。人民政府对于各种自然灾害的预防和治理都很用心。著名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是党把人民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具体表现。特别是南水北调工程，大大减轻了我国北方的旱情。但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国受灾严重，也是受到政治过失的影响。

最近几年的“新冠肺炎”防治，除了朝鲜以外，世界各国再也没有那个国家防疫工作比我们做得更好。这又是政治影响灾害防治的生动例子。

家庭灾祸并不一定都跟自然灾害和社会灾难有关，但常常会有相关性。例如，政治缺陷，会导致意外灾祸发生。网络上偶然会传出一些特殊例子，如城管执法不当，造成当事人严重损失等。医疗卫生制度的缺陷，也会导致某些家庭灾祸；相反，医疗卫生制度完善，会减少个人和家庭灾祸。这种相关性，更容易触动人们对于政治改革的渴望。自然灾害对家庭和个人的影响，与政治制度和执行水准关系更密切。自媒体上常看到一些武警从灾难中救人的感人场面。

法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把怀疑当证据，很容易造成冤案。“疑犯从无”的法律原则，是经过无数次冤案之后才得出的铁的纪律。冤案对于当事人及其家庭就是灾祸。

教育问题，是另一种政治问题。我们培养什么样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是事关千秋万代和民族复兴的大事。社会各阶层如何通力合作，如何调动和发挥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共同的积极性，是更大的政治问题。事实告诉我们：把政治局限在政权领域是极其不妥的！政权政治论者，也可能会为自己辩解：我不掌握政权，怎么去做“管理众人之事”？但是，政权政治的本质就是：我掌握政权，就说明我政治正确，不管我利用政权干了什么。

承认孙先生的政治定义，社会管理是政治的本质，那么干部的培养、选拔、使用、监督，才是政治的核心问题。当前我国干部队伍中严重的贪污腐败现象，恒大许家印的爆雷，可能还有比“恒大”更大的问题。不管怎么说，现在贪污腐败干部数量之多，贪污金额之巨，涉及面之广，都是建国七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这叫老百姓怎么相信你“政治正确”？

有些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不服。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革命政权就是一切，丢失政权就什么都没有了。对于这样想的人，我要批评他：是你自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根本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发明，而是资产阶级理论家提出来的。只有唯物史观，才是马克思主义。而唯物史观的重要观点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孙先生把社会管理看成政治，与马克思主义高度一致，政治属于上层建筑。如果您想不通这个道理，我劝您用心读读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

三、中共中央已经提出了新的政治观

对于十二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中共中央是有批评看法的。以中央决议形式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证明。但是，政治还有另外一种含义：“政治意识就是大局意识”，所谓统帅一切，领导一切的就是政治。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什么为纲呢？这个问题就值得中宣部和理论家们深思了。

传统观念认为：不抓阶级斗争就不能叫共产党。然而，胡锦涛总书记针对性地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理念，这是一种全新的政治观！

由于阶级斗争观念深入人心，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疯狂打压，以及帝国主义分子对我国的渗透，让我们相当一部分同志产生了一种错觉：不抓阶级斗争行吗？现在贪官众多，正是党中央不抓阶级斗争的结果。这些腐败分子，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进攻！

可是，这种观念是错误的!首先，从阶级社会形成以来，在统治阶级内部都会产生贪污腐败分子。他们利用职权图谋私利，加重了对劳动者的剥削。但是他们就是一批社会蛀虫，具有反社会性质，却不代表任何阶级。例如大贪官和坤，他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如果在今天，硬要把贪污腐败分子说成资产阶级，那就是给这些坏人涂脂抹粉。因为《共产党宣言》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中文单行本第26页）。把犯罪分子硬说成“资产阶级”，是要给“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制造“理论根据”。把自己的管理不善，硬推给“有阶级敌人捣乱”，以推卸自己的责任。

还有，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已经明确地把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两个阶级，指出：只有官僚资产阶级才是革命的敌人，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力量。中国国旗的四个小五星，就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革命阶级。今天，以任正非为代表的一大批民营企业家，已经成为民族的骄傲，国家的栋梁。所以，决不能不加区分地笼统反对资产阶级。

胡总书记还同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必须将其与“构建和谐社会”联系起来，全面地分析和认识新的政治观。

新的政治观到底是什么？我们将其与“政权政治”对比起来分析，就看得更清楚。新政治观也承认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我们处理其它问题的最高指导思想，所以必须反复研究，认真讨论。

新政治观的提出，是吸收了人类先进思想发展和进步的成果，而不是胡总书记个人头脑里想出来的。但是，要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旧框框，不怕被某些不懂马克思而冒充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所污蔑，还是需要有勇气和卓越见识的。

旧的政权政治，是认为不管怎么样，我掌了权就说明我政治正确。是啊！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荒谬了：不管怎么样，赖清德现在就要在台湾掌权了，这位台独金孙，是不是就政治正确了？

新政治观是说：掌权不代表你政治正确，关键看你掌权之后都干些什么？由于可持续发展理念是全球先进思想家的共识，而且是针对过去那种只管经济发展，不考虑环境破坏、资源枯竭等发展不可持续的弊端而提出来的，掌权者必须实行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路线，才说明你政治正确。可以把新政治观简称为“发展观政治”——发展观问题，才是现时代的政治问题。它统率一切，决定人类未来的命运。将这种发展观政治应用于人类社会，即社会管理领域，目标是什么呢？就是构建和谐社会！这可称为狭义政治。将两者结合起来，才是完整、准确地理解了“发展观政治”。如果社会不和谐，人们相互之间经常斗争，也就不可能落实可持续发展的政治路线。

实践以构建和谐社会为核心的发展观政治，就要求我们同旧的政治观念彻底决裂！但这决不是要求我们放弃政权。中国共产党仍然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但这要求我们彻底放弃旧的政治观，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铸造和谐社会的政党。我们的党章按照胡总书记的观念进行修改了吗？遗憾的是，并没有这种修改。

四、把党建设成为和谐社会的坚强核心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思考，不断与时俱进的政党。由于对科学发展观的坚持和进一步理解，党还提出“五位一体”战略布局，其中就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统帅的位置。这就告诉我们：科学发展观需要以生态建设为中心。这就在实际上把“发展观政治”提高到了“生态政治”台阶。

建设美丽中国，是实践生态政治对国内的要求。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依据生态政治对国际方面所做的宣传和推广。作为人类的奋斗目标，它与共产主义观念完全一致。共产主义者本身就是国际主义者，这一点用不着怀疑。但是，还有一个更紧迫的问题被忽视了：就是比实现自然界生态文明建设更紧迫的任务，是社会生态文明的建设问题。

主观上想要建设和谐社会，而党、政、军、事、国企官员严重贪污腐败的现实告诉我们：中国社会一点也不和谐！其本质是社会生态不好！生态文明建设，如果不抓社会生态建设，那目标一定会落空。因为社会化的人类实际上是这个地球的主人。人类社会自己都不和谐，就不可能用生态文明的观点来对待地球！这就要求我们：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铸造和谐社会的坚强核心！

破坏中国社会生态的，可以说是新的“三座大山”。它们是：政治观念上的“圣旨即真理”、管理制度上的“官本位”和思想方法的“盲目性”。这三者互为因果，互相依托，必须综合考虑，共同掀翻。

中华传统文化有很大优越性，也有明显不足：逻辑训练欠缺。比较来说：人文功夫好些，理科功夫较差。缺乏逻辑训练，思维必然盲目。有了盲目的群众，就成为圣旨真理观和官本位制度的思想和组织基础。中华儿女必须强化逻辑训练：一个道理到底对还是不对？为什么？一定要弄清楚：逻辑和事实统一才是真理。如果不统一，只有两种可能：事实不真实或者逻辑错误。广大人民群众遇事“问”字当先，没有盲目性，余下两座“大山”就容易被推倒。最高领导人说的对还是不对？也要用事实与逻辑的统一来衡量：如果事实与逻辑不一致，我们就要划问号。遇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这是毛主席教导的呀！为什么不能坚守呢？

拿中央文件和领导讲话来对照社会现实，挑毛病找问题，就是爱国爱党的具体表现。古代君王都会下诏书：“当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党的领导人难道会不如古人吗？如果全体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都能对中央文件这么“叫真”，“圣旨即真理”的大山就会轰然倒塌。

“官本位”本质上是制度规定缺乏科学性、合理性造成的。“一把手有绝对真理，二把手有相对真理，其他领导成员没有真理”的领导班子现状，是造成决策失误的重要原因。一两个人一商量，一碰头，一个决定就出来了，要想不出错误实在太难。但是不管什么情况都要班子集体讨论表决，也不现实，而且降低了领导班子工作效率。即使是领导班子开会，职务高低也会决定你发言的份量。不敬才能而只敬职位，干部长期形成这种扭曲心态，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你“正确”没用，职务高才能决定一切。从决策科学角度看，这是一种“变态”。废除“官本位”问题，要从思想认识和制度改革两方面着手，逐步实现社会管理决策和日常管理工作的科学化。要让系统论成为领导班子成员和领导机构的日常思维方式，但有很多领导干部根本不懂系统论，这是干部培训和教育机构的责任。

要彻底解决所谓“外行领导内行”问题。凡是需要有一定专业知识才能完成任务的部门和单位，应当坚决杜绝外行领导。在特殊情况下，可以由技术负责人直接担任行政领导，有行政能力较强的副手与之配合就行。在我们过去的行政历史上，不懂专业的外行领导，曾经闹出过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怪事，如在红土地里找金矿等等。黄河三门峡水库建成，给上游支流造成多次严重水灾，就是缺少对黄河水所含泥沙情况和水文规律最起码的了解与分析。内行在分析问题时如果不够深入细致，也会犯错误，但这和纯粹外行领导完全是两回事。在智能产业如此高度发展的今天，再要推行外行领导内行，我们就会把自己逼进死胡同。

内行领导也是实现领导班子内部和谐的重要基础。如果主要领导不懂专业，跟其他成员没有共同语言，话都说不到一起，还怎么实现“和谐班子”？如果领导班子内部不和谐，又那来的和谐社会？

五、系统政治是生态政治的本质要求

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政治的高度，必须深入研究它和系统论的关系，因为系统论就是当代精细化、可操作化的唯物辩证法。在今天，你要是不懂系统论，就是根本不懂辩证法。再也不要拿老一套所谓“辩证法三大规律”教材，来宣讲辩证法了！那些东西早过时了，而且是古代希腊人将辩证法“形式逻辑化”的结果，是一套“形式辩证法”。这种做法本身就违反辩证法。相反，中国古代阴阳学说才符合辩证法。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就是今天生态文明思想的来源。弘扬传统文化决不是唯我独尊，而是认识到西方精神文明存在巨大缺陷。

《孙子兵法》就是中国古代的系统论。孙武所讲的是战胜敌人的双层递阶系统：道、天、地、将、法是高阶，对这五大群的具体分析构成基础阶，如“将”由“智、信、仁、勇、严”五者构成，如此等等。这本质上也是政治的系统理论。道摆在首位，说明无道昏君必须下台！今天的生态政治，就相当于“道”。为什么把“法”摆在最后？因为法是靠人来执行的，天（时）、地（利）、将（人和）如果都不好的话，“法”再好也没用。可以把《孙子兵法》看作是系统论的鼻祖，不要被系统论的提出者是一些外国自然科学家所迷惑。

我们常常会提出“生态系统”问题，这决非文字游戏，因为生态本身确实构成系统。比如食肉动物、食草动物和草原构成生态系统。你说狼要吃小羊，把狼杀光了，羊就可以自由生长。错！如果羊太多了，草就会被吃光，土地会荒漠化！狼实际上是草原卫士！人是食肉动物，还用羊毛羊皮，代替了狼的位置。

生态政治要求我们用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并落实之。这说明：生态政治本质上也是系统政治。如果能认识和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成人类大系统的理论，我们就能以人类大系统的兴衰成败来论是非，讲道理；我们就真正把自己看成全球公民了。这当然是共产主义者应有的胸怀和心态。只有让整个人类都来实践以生态政治为核心的系统政治，才能彻底消除人为社会灾难，使全人类团结起来共同抵抗自然灾害。这就是我们关于未来政治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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