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合作新论

陈建国（江西社科院）

【摘要】阶级斗争是阶级合作失败的产物。历史告诉我们：阶级斗争的本质是要用新的先进社会制度，代替旧的落后社会制度。因此产生了欧洲、印度和中国的阶级合作论者。旧的阶级合作论有比较大的缺点，被革命者所唾弃。现代系统论为阶级合作的必要性、科学性提供了充足的逻辑依据，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就是人类大系统中各个子系统的关系。阶级合作正常，科学技术才能顺利发展，推动经济繁荣，提高人民生活质量。造成以上事实的根源在于：人类生活离不开阶级互补性。建议以“民族团结阶级合作”为我党在新时期的政治纲领。

【关键词】阶级合作 系统论 政治

为什么提出“新论”？因为阶级合作论古已有之，有些理论提出者不一定给自己戴这顶帽子，但本质上是主张阶级合作，也应该算在里面。

一、阶级合作论的历史钩沉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从部落合作到阶级合作是质的进步。最初形成的阶级是奴隶和奴隶主。恩格斯详细考察了这一段人类历史。为了争夺水源、土地、森林及其它人群赖以生存的资源，原始部落之间常常发生战争，如何处置战俘就成了大难题。如果杀戮战俘，被敌对部落知道以后，敌人就会宁死不降，要战胜对手就更加困难。留下来吧，食物和衣物连自己部落的人都不够用。传说中的杀人吃肉不合情理，因为谁吃多了人肉自己也会死。

经过一段时间努力，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人们终于找到了处置战俘的办法：让他们在监督下劳动，劳动产品够他一人消费还有剩余。这对双方都有好处：战胜者得到剩余产品，战俘得到了生命安全。久而久之，战俘们甚至不愿回到原来的部落。因为原部落可能因战败而解散，也可能自然条件不如现在的部落好。

战俘劳动随着数量增加而产生质变：当战俘劳动生产的剩余产品，足够养活战胜者，还有较多节余和积累的时候，奴隶制度就被确定下来。战胜者成为奴隶主，战俘成为奴隶，奴隶主负责管理和训练奴隶，给他们安排劳动岗位。

奴隶和奴隶主之间，一开始并不严重对立，而是“合作”——我出劳动力，你出工具和土地，我们合作生产出来的产品，在二者中间分配。这是最原始的阶级合作。

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是：一切事物都会走向它的反面。当奴隶主拥有奴隶数量很大，手下仆从众多，根本不需要自己劳动的时候，他们就作威作福，完全靠压迫剥削奴隶为生。由于奴隶主加重压迫，奴隶们在生活不下去，甚至连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才被迫起来造反。斯巴达克领导的奴隶起义就是如此。可见，阶级斗争并不是一开始就占据阶级关系的主导地位，而是阶级合作失败的产物。

奴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人身自由，更没有尊严。他们被奴隶主像牲畜一样买来卖去。他们跟奴隶主的合作，就像人与牲畜的合作。

当生产力发展到更高的水平，奴隶社会就让位给封建社会。这种制度的转变伴随着激烈的阶级斗争，但也同时出现新的阶级合作。以往的研究常常忽视后者。当周武王讨伐纣王的大军到达朝歌城下的时候，由奴隶组成的商朝士兵反戈一击，成批地站到了周武王一边。纣王也就彻底垮台，奴隶制度在中国基本完蛋。当然，还剩下某些残余，例如封建社会中大户人家的家奴等。武王军队由新式农民组成，由新生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周武王统帅，这是一种阶级合作；新投奔过来的奴隶与地主的合作，也是阶级合作。有了这双重的阶级合作，周武王的军队就像摧枯拉朽似的战胜了商军。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欧洲封建社会的崛起中，但是欧洲封建革命不彻底，新建立的封建社会水平较低。在中国，特别是经过秦始皇改制以后，封建社会高度完善。实际情况是：农民和地主世世代代有比较深入的阶级合作。科举制度保证地主阶级能搜罗到足够的治国人才。这些人才中也有来自穷苦家庭的孩子，他们发奋读书是为了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很多人真的做到了，这就使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能忠心耿耿为封建统治者服务。

历代全国性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失败，都在于不能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元末的朱元璋是个例外，因为元朝统治者是靠马上夺取江山，对知识分子不重视。这就把刘伯温送给了朱元璋，让朱元璋能成为明太祖。明末的李自成起义失败，李没有当上大顺朝的开国皇帝，就是因为李自成轻视并迫害知识分子—李岩的被害，造成大顺王朝必然灭亡的悲惨命运。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对李岩充满同情。如何才能避免悲剧发生？民主啊，言论自由啊，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渴望。中国封建社会最注重思想统治，这对于巩固封建地主政权很有利，对于劳动者阶级就悲惨了，他们在旧中国的文化里，找不到反抗压迫的有力思想武器。

资产阶级革命以英、法两国的革命最为典型。给人印象深刻的是：英法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是那样奋不顾身地投身革命，甚至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他们为了什么？封建王朝压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关卡林立，苛捐杂税，种种妨碍商业发展的行为都是直接打击资本家的。工人、农民在谁的手上都要干活，出卖劳动力，他们并不是革命的直接受益者。可是他们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是那样真诚和竭尽全力。这就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阶级斗争不是劳动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斗争，更不是劳动者和剥削者的私人械斗，其本质是要用新的先进社会制度，代替旧的落后社会制度。工农大众为了实现制度更替，那怕革命成功以后自己仍然只是劳动者，也会为新制度而拼命！

所以，我们宁可说：社会阶级冲突的本质是制度斗争。

有些理论工作者正是看到了这个事实，才提出了阶级合作的理论。

最著名的阶级合作理论，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主要来源之一的三位空想社会主义者：傅利叶、圣西门、罗伯特•欧文，他们三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依靠向社会呼吁，向当权者请愿，来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欧文先生还在自己的工厂里做共产主义试验。他们反对暴力革命，认为那样相互残杀会死很多人，社会付出代价太大。和平实现革命理想的愿望真的非常好，如果当权者照他们的要求做了，那就真正完成了“阶级合作”。由资本家和工人共同管理企业不是合作又是什么？但他们虽然享有马克思主义来源之一的盛誉，却受到各国革命者的严厉批评。

在印度，阶级合作论的著名代表是圣雄甘地，就是甘地夫人的丈夫。这更是一个大受诟病的阶级合作论者。甘地激励了上百万印度人民以非暴力抵抗运动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一直以来，甘地都在以他的智慧和哲学理念影响着我们。他说：“人是思想的产物。心里想的是什么，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他这种说法也是想避免流血冲突和武装革命。用思想去影响大众，影响英印双方，实现印度独立。这在本质上也应归于阶级合作，甚至包含了国际合作。

中国的阶级合作主张，体现在儒家传统思想中，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号召大家把皇帝当成自己亲父亲一样去服从和尊重。在封建社会，最大的罪过就是欺君，弑君者更是十恶不赦。皇帝不能被乱民杀死，所以崇祯皇帝宁可自己吊死煤山。而英国国王是可以上绞刑架的。这是中国和西方的极大不同。

儒家学说是维护封建统治最有力的工具，所以孔丘才被称为“圣人”。

孙中山先生提出的阶级合作理论，与中外以往任何理论都不同，是真正立足于现代社会的合作理论。但这需要我们去发掘、继承和发扬。所以，以下对传统阶级合作理论的批评，不包括中山先生，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旧的阶级合作理论存在以下三个主要问题：

其一，是根据免杀戮的良好愿望，没有有力的逻辑分析和科学说明。为什么需要阶级合作？既然要合作，你为什么不尊重我，老是欺侮我？这是旧理论回答不了的问题。

其二，偏袒统治阶级一方，不能公正地对待社会管理者和被管理者。

其三，片面地否认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重要性，涉嫌欺骗劳动者阶级。

以上问题都是客观条件造成的。比如儒家，如果他们主张被统治阶级在不能忍受压迫时，也可以起来反抗，那就在这方面克服片面性了。可是如果真要这样主张的话，封建统治者就不会吹捧他。孔子也就成不了圣人啦！劳动者对他也很不满：非要忍受不了才造反吗？我不高兴就想造反为什么不可以？这样他就会里外不是人。

一切理论都是为人服务的。然而人类社会群体被利益所分割，彼此的诉求并不统一。理论家为有权有势的一方服务，他们就抬举你，给你戴高帽子。为广大被压迫的人民群众服务，掌权者就千方百计扼杀你，丑化你，污蔑你。而受益群众会接受和传播对自己有利的理论。所以，至今还在广泛传播并接受颂扬的理论，不可能没有片面性。没有片面性就会“里外不是人”，谁都不待见你。但从理论工作的内在要求说：应该克服片面性。传统的阶级斗争理论轻视阶级合作，只让合作为斗争服务，统一战线是为着瓦解敌方阵营而采用的策略手段，不是革命的真实目的。这种事情在我国曾经发生过，这也是片面性。每个人都从自己的立场，从个人经历、感受出发来对待理论，理论要想没有片面性真是太难！而且你的理论兼顾多方利益，别人就说你阶级立场有问题，你的理论很快就会被消灭。

但是，真理必须公平，公平反对片面性。

二、阶级合作论的逻辑基础

现代系统论为阶级合作的必要性、科学性提供了充足的逻辑依据，只是系统论尚未深入社会科学和政治的各个领域。所以，阶级合作的必要性和科学性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在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规模上进行比较，阶级合作都远远超过阶级斗争。没有阶级合作就没有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总起来说：阶级合作是历史进步的常规动力，阶级斗争是历史进步的非常规动力。历史是合作与斗争的双重结果。

忽视阶级合作有三个原因：一是阶级斗争激烈迫使统治者马上改变态度和方法，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而阶级合作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不够激烈，不那么引人注目。其二，就是斗争激烈时产生革命领袖，领袖们要提出自己能够吸引造反者的理论，争取造反者的拥护。如果面临非造反不可的时候，你还在宣传阶级合作，领袖本人也会被彻底孤立！最后，第三，有一种思想方法的片面性：越是司空见惯的东西越是看不到，阶级合作太普遍了，反而被忽略。

钱学森为了在中国传播和应用系统理论，特别是应用于社会管理，费尽心机。中国的系统热热了好几十年，结果还是处处违背系统论原则。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不讲系统论，别的地方讲系统论根本没用！政治的范围非常宽大，阶级斗争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阶级斗争属于政治，但并不等于政治。但泛阶级斗争化的思维方式，把一切政治都打上了阶级斗争的烙印。这就使得系统论在中国表面上很热络，本质上被拒绝。这是中国人言行不一的一个典型案例。从本质上说，对钱学森的推崇和尊敬也是假的。

承认系统论，就必须讲究阶级合作。孙中山先生说，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学习钱学森的系统思想，用于管理社会，就必须创立崭新的系统政治学；至今还见不到真正深刻的系统政治学，原因是：“政治从来不科学”。

已有的政治只有两种：一是强权政治（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二是权谋政治（阴谋和阳谋）。因为此前的政治一直停留在政权政治的基础上。这也难怪，没有权，我还怎么去做“管理众人之事”？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已经对“政权政治”提出了质疑：你掌权以后是不是干了有利于可持续发展之事？如果有利于可持续发展，你的政治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可见政治正确不是为了夺权保权，而是问你掌权后要干什么？发展观才是政治！有的地方把“民生”作为政治，这也和发展观一致。中共提出五位一体战略布局，实际上推出了生态政治。用生态文明统帅其它四大文明，生态文明就占据着过去“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位置。这就把政治提高到生态政治的台阶。按照阶梯式发展理论，政治上升的三个阶梯由政权政治→发展观政治→生态政治组成。尽管在实际操作上有缺陷，但在思想理论上，我们对政治的认识已经上升到很高的台阶。

只有承认生态政治的统帅地位，系统政治才能确立，政治才能科学化。

生态政治把“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互利共生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这就是最高的政治！如果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都不能合作共处，何谈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系统论的基本观点是：万物皆系统。人类社会并不例外，因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太强，更需要遵循系统论的要求。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按系统论的要求管理国家、地区、民族，以至于整个世界，这就是系统政治的基础和战略目标。

一个系统怎样才能稳定呢？大系统由分支系统构成，比如自然界的日月星辰、大地山川，都是复杂巨系统。人类社会以自然界为基础，也是复杂巨系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制度等等分支系统。一个分支系统的破坏立刻影响其他分支系统，造成全局性灾难。比如文化的保守和愚昧，必然破坏政治、经济、制度、生态等分支系统。这种联系同样地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不同阶级就是构成人类社会的不同子系统，各子系统之间必须团结合作，整个社会的人群才能安居乐业，系统才能欣欣向荣。

阶级斗争激烈，就是子系统之间关系失常，系统处于崩溃状态。每次阶级斗争，对社会生态、文化、经济和生命的破坏都极其巨大。近代史上的太平天国、解放后的“文革”，对于历史文物的破坏，所造成的损失惊人。“六四”也是阶级斗争。在阶级斗争中，经济损失巨大，民心损失更大。所以有人说老百姓已经成了“老不信”，党和政府对于人民群众的亲和力、号召力严重受损。 

社会的统治阶级对于阶级关系的破坏负有主要责任，因为只有统治者才能制定制度法律，才能决定这个社会将如何管理。对于历代的被统治者来说，他们不会轻易起来造反，因为造反意味着生命危险。所谓“官逼民反”，讲得非常对。孙先生以前的阶级合作论者，之所以被人们抛弃，主要是他们的理论不公平，没有追究破坏社会稳定的主要责任人。当统治阶级破坏阶级合作而又不肯悔改的时候，被统治阶级只能起来反抗。尽管这种反抗不能直接解决社会崩溃问题，但后来的统治者会接受教训，改善管理，以抚平社会创伤。这就使阶级斗争成为社会进步的非常规动力。翦伯赞先生的“让步论”本质上正确。

孙中山先生的阶级合作理论，体现在他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上；体现在他的革命观上：革命是追求进步的事业。按孙先生的革命观，科学革命、文化革命都可以讲。即使是表现为阶级斗争形式的社会革命，也有个是进步还是倒退的问题：进步者叫革命，倒退者叫叛乱。孙先生的革命观，同我们在前面对社会阶级冲突本质的分析完全吻合，即其本质是制度斗争，革命是先进制度战胜落后制度的过程。

孙中山说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他要建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其本质就是阶级合作的社会主义。朱总司令继承孙先生的提法，要求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号召加强阶级团结。后来，党中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思是与中山先生和朱总司令的提法稍稍有点不同。我建议：我们不如恢复孙、朱两位的提法，更科学更通俗。

阶级合作正常，科学技术才能顺利发展，推动经济繁荣昌盛，人民生活才能有保障。历代的所谓“盛世”，本质上就是阶级合作良好的时候。

造成以上事实的根源在于：人类生活离不开阶级互补性。

在两个劳动阶级之间的互补性非常突出：工人阶级为农民阶级生产和修理农具、农药、化肥和交通运输工具。对农副产品进行深加工，远销外运，提高农副产品竞争力。这样一些工作，是农业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农民为工业生产提供原材料和消费市场，也是工业发展和存在的必要条件。互相为对方提供生存的必要条件—这就是互补。

在所谓“剥削阶级”和劳动阶级之间，也存在此种互补关系。“剥削阶级”的提法，是以不承认经营管理也是劳动为前提的，但事实上经营管理和资本运营都是艰苦而又责任重大的脑力劳动。如果承认这一点，那就可以说双方都是劳动者，仅是劳动的内容和所负的责任不同而已。把经营管理者看成剥削者，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电商和快递小哥们的合作，是典型的阶级合作。这种合作繁荣了市场，增加了就业，方便了市民生活，又何乐而不为呢？这种阶级合作，显示着社会的进步与繁荣。

建国七十多年的事实告诉我们：阶级合作的好坏及是否遭到破坏，关系着中国人民的生死存亡和民族的兴旺衰败。

三、以民族团结和阶级合作为纲

自从党中央宣布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来，到底还要不要纲？如果要的话，应以什么为纲？理论界实际上回避了这两个问题。这是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带来的思想桎梏，造成了思维的保守性和封闭性。

“纲”和“主要矛盾”有本质区别，忽视这一区别，造成经济建设成就越大，社会和谐问题越多的后果。“纲”是一个社会、政党或其领导核心的政治灵魂。所以，没有“纲”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心骨，思想政治工作也没法做。甚至全党会成为一盘散沙，全国民众随之失去凝聚中心，其后果是思想和行为的混乱。人们意见分歧，对外姿态也难以强硬起来。到底应该以什么为纲？既是严肃的理论问题，更是实际的政治策略问题。我的建议是：以“民族团结，阶级合作”为纲。这八个字应该是党在新时期的政治纲领。

按系统论的要求，阶级互补关系不能破坏，只能加强。这样做的政治本质，就是强化阶级合作。民族团结，归根到底也是阶级合作。因为闹民族分裂的只是某些少数民族的头面人物，中国少数民族的老百姓，都愿意跟汉族兄弟姐妹搞好关系，团结一致。如果阶级合作搞好了，民族团结自然会好。

确定了这个政治纲领，对于我们有很大好处，这可分国内国际两方面加以说明。

在国内，一切工作都有了是非标准，人们的一切活动有了主心骨。目前网络媒体发达，用手机发送微信，便捷而普遍，各种意见众说纷纭。人们的思想已经和还要被搅乱。要指望每个信息发布者和每位小编，都能成为高水平的政治家、哲学家，根本没有可能。怎样分辨意见的是非呢？没有纲就没有标准。有了纲，就有了判断是非的统一标准：凡破坏民族团结和阶级合作的，都叫反动，都是错误；凡能促进阶级合作，有利民族团结的，都叫进步，都是正确的。这一标准对于中华民族复兴切实可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要构建中国人民命运共同体。这就离不开我们提出的政治纲领。

这一标准针对全国各行各业。政治理论的宣传首当其冲，凡宣传民族分裂，反对阶级合作的主张，都要严肃批评、严格禁止。对于宣传民族团结和阶级合作有贡献的理论产品，应当加以推广，公开表彰之。规章制度的制定、文化产品的生产、经济运行的规则都必须服从“纲”的要求。用这八个字的纲，来时时处处检查和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这样坚持下去，一个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同心协力的中国，将屹立于世界潮流的最前端。

在世界上，中国为各国树立了一个人民举国一致的学习榜样。对于传统观念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讲阶级斗争的成见，是一个急切而有力的校正。

按照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阶级斗争学说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连唯物论和辩证法，以及将二者结合起来的唯物辩证法，都不是马克思的。马、恩只是在论证和创立自己学说的过程中用到过它们。他真切地承认自己和马克思早年所犯的错误。他说只有唯物史观才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许多重要观点，其中恩格斯的“合力论”是对这些观点的形象总结。他对人类历史的研究，实际上已经触及到阶级合作的重要意义问题，只是没有作为唯物史观论述的重点。今天，我们沿着恩格斯的道路继续前进，对于形成合力的各个分力进行调整，使它们不再互相牵制、抵消，而是形成最佳角度的配合。

我们已经提出了在当今世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理念。如果我们在自己国内不能肃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恶劣影响，遇事“斗”字当先，对外宣传就没有说服力。别人会认为：你们中国讲这些只是一种策略，想瓦解对方的斗志。如果我们确立阶级合作为中心内容的新的政治纲领，必然会扫除别国对我们的怀疑，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理念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和备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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