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论是唯物辩证法的高级形态

陈建国（江西社科院）

系统论是当代辩证法，是古老辩证法的精细化和可操作化，是辩证法的高级形态。在当今世界可以认为：不懂系统论的人，就是根本不懂辩证法。

一、系统论与辩证法的关系需认真研究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掀起了系统热。结果是热闹有余，成果不足。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现在的理论界，特别是富有创新精神的“院外理论工作者”，对于传统教科书中所讲的唯物辩证法，都有不同看法。他们争论激烈，热闹非常。这说明人们已经意识到：基础理论中存在严重问题。我个人以为：不承认系统论的基础性地位，是其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古代中国道家的辩证法思想，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等，特别是用寓言故事“自相矛盾”所表述出来的辩证法，透露出来的基本信息是：其一，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世界上没有绝对孤立的事物；其二，世界上的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没有绝对静止的事物。或者说：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是绝对的。所以，用孤立和静止的观点看问题，就是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

后来的德国哲学家们，对这些基本思想进行发掘、整理、研究、加工，搞出来一整套的辩证法论述：什么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等，无非是对大自然的演化规律做了一些概括。造成这种演化规律的根源是什么？动力机制何在？都不甚了了。这些理论从德国引入国内以后，所产生的种种生搬硬套现象，违背了辩证法。搞辩证哲学的人，竟然会犯教条主义错误，这本身就是极大的讽刺！

当代系统论是在上世纪初，由国外的一批管理科学兼自然科学家搞出来的。

1988年8月，地震出版社出版的《软科学的崛起》一书，较详细地叙述了系统论的提出和发展过程。一般认为，系统论由六大基础理论构成。它们是：贝塔郎菲的一般系统论、仙农的信息论、维纳的控制论、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哈肯的协同学和托姆的突变理论。爱根的“超循环理论”实际上建立在前六论的基础之上。这些专家都是西方科学家，有美国、比利时、德国、奥地利等等国家的。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利用了大量医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和高等数学手段，这就给了我们一个错觉：系统论涉及的不是哲学问题，更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唯物辩证法的问题。因此，人们将其归纳为“软科学”。“软”的意思是不是约束力不强，我们可以不必严格遵守它的规律呢？推广系统论成果甚微，是不是这个“软”字起了作用呢？

三十多年过去了，痛定思痛。我想应该说清楚：系统论就是当代辩证法！

二、系统，世界普遍联系的最基本方式

我们现在重视生态文明建设，这是为什么？一方面，这是现实生活和历史对我们进行的硬性教育：发展不是硬道理，科学才是硬道理；违背科学的发展，造成生态环境破坏，已经和还将给人类带来沉重灾难。例如：砍伐森林用来种粮食，就是一种短视行为，不可持续。从思想方法上说，是形而上学，违反辩证法。如果我们有了生态系统平衡的正确理念，就不会出现这种短视行为。同时也不会将这种观念绝对化，只要对全局和长远生态环境建设有利，有计划地砍伐一些对生态环境建设不利的树种，还是有必要的。

要问为什么是这样？解释清楚这个道理，可能需要一些具体的生态学知识；但从哲学上讲，必须认识到全球生物是一个大系统的本质。

我们的眼睛是向外的，不善于从自身寻找不足。在对于自然生态系统开始有所认识的同时，对于如何搞好人类社会生态系统却到了近乎麻木的程度。我们的政治制度违背系统论的地方比比皆是。我们的所作所为，一点也不考虑人类大系统的存在。中国似乎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率先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既是古老中华文明“大同世界”和孙中山先生“世界大同”思想的体现，更是开始采用系统思维对于人类社会进行地思考。但是具体应该怎么做，还是不甚了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我们自身做得并不太好，缺乏用系统思维处理社会事务，认识社会关系的经验。如果不改变这种局面，如果还是停留在美国独霸和奴役世界，号召世界各国人民起来革命，推翻美帝国主义的统治，这个世界就会变好了的认识上，那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各级领导班子不知道如何按系统论进行决策和处理问题，经常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状态。上访的人多了，就成立个信访办；社会上有不良动向，就搞“维稳”。由于改革的思想和动作处处违背系统论，使得文、教、卫、体等事业单位渐渐失去了事业心，努力“向钱看”——这就使另外一些片面思考的人认为：改革开放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反毛”。事业单位与企业单位的关系是互补的，它们的互补关系因此受到严重破坏。

社会由不同的人群组成。所谓人群，实际上就是子系统。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互补的。互补是系统理论的基础性理念。当这些互补遭到破坏的时候，社会就不稳，就会出问题。传统观念就把这些看成是阶级斗争形势严峻，又要动员人民群众去打击阶级敌人了！

子系统之间的互补关系一旦遭到破坏，系统整体上就会处于不稳定状态。这时，人民内部矛盾加剧，就会给外部敌人以可趁之机。

系统论的六大基础理论，包括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超循环理论”，都是采用科学思维，研究子系统或要素之间相互关系所取得的成果。这些理论都不能绝对化，但在思考社会问题时都有一定意义。一个好的企业管理模式，实际上是比较好地运用了系统理论的模式。在现实社会中：企业是小社会，国家是大企业。运用系统理论能够搞好企业管理，促进企业的发展和进步，特别是实现其内部和谐，为什么不能用来管理和治理国家呢？用系统论管理地球，也许只是未来的奋斗目标；不过这件事不能消极等待。最近，中国对外推行让敌对势力和解的努力，如让中东两伊和解等等，获得了世界舆论的好评。这说明把整个人类看成一个统一的大系统，符合全球大多数人的利益。

但是，用系统理论来管理一个像中国这样高度统一的国家，是眼前就应该努力做好的事情。

三、系统论的根在中华传统文化

一般系统论的创立者是一位医务工作者，这不是巧合，而是出于某种必然性。因为人类认识系统的伟大意义，正是通过对人自身神经系统、消化系统、血液循环系统等等的了解。但是，只要认真比较一下中西医，就知道中医理论才是世界上最早采用系统思维的理论。

前面说过，辩证法的最大特点是注意事物的相关性，不会孤立片面地看问题。中医的神奇之处正在这里。明明是头上有病，或者是内藏有问题，却可以在手上或者腿上找到穴位，用针灸或者其它方法刺激穴位，通过经络治疗疾病。还有所谓“冬病夏治”、治“未病”等等，更是注意到了事物在时间上的关联性。

更值得注意的是《孙子兵法》，世界各国军事院校都把它作为必读教材。然而，军事是政治的集中表现，它也是全世界最早的系统论政治教材。这一点，在笔者写作《条件分析引论》（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0年）时就已经注意到了。后来写作《条件哲学与互补原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时，更是充分利用了这一事实。

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就是其中充满着系统精神。它被概括为整体论和互补论，实际上此二者是系统思维的要害和关键。

其它例子不用多举，以上这些就足已说明系统思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

所以，我们不要看到系统论的“创立者”都是外国科学家，就以为系统论是舶来品，以为系统论与“无产阶级政治”无关。恰恰相反，所谓“无产阶级政治”，必须是系统化的，否则就与中华传统文化脱节，也谈不上是“无产阶级”的，因为胸怀天下，正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本性。

《孙子兵法》是古代系统论的典型教材，而且往往显示出比现代系统论更高明之处，这一点很令人惊讶。

现代系统论在用于实际问题时，对于“因子相关度”的确定，采取了一种极其错误的做法：即用“重要度”来确定因子的权值。同一因子，不同的专家会因其所属专业的不同，对因子重要与否做出完全不同的判断。比如一条河流要筑坝蓄洪，对于坝址选择产生争议：水利专家认为防洪最重要、交通专家认为航运最重要、农业专家认为灌溉最重要，如此等等，莫衷一是。将他们的评分加权处理，就是一种数学游戏，毫无科学性可言！

中国古代的孙武先生可不是这样做的。他是将因子相关度的大小，作为因子权重的依据。《孙子兵法》所讲，是一个双层递阶系统，总目标是说明取得战争胜利的条件。第一阶，可称子系统，即“道、天、地、将、法”。

在孙子看来，无道之战，无论如何都不能打。道，是统帅一切的东西，所以与战争胜负相关度是1。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这是什么意思？上下一心哪！国王和老百姓意志统一，是战争取胜的关键前提。在他哪个时代，就提出了“民心决定论”，预先说出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

对于五大条件群的排列顺序，严格按照条件相关度由大至小排列。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天”，不能简单理解为气象，而应指“天时”，即是说天下大势，政治上是否对自己有利？否则，就没有这么高的相关度。

其它条件群的排序不再解释，只说明一下为什么孙子把法制问题排在最后。在孙子看来，法制是要将领来遵守和执行的；如果将领自己很不争气，再好的法律制度也没用！这是对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

“五事”之下，是具体条件，可以称为“因子”。因子对于条件群的相关度，也是严格由大至小排列。比如对于“将”的要求：“智、信、仁、勇、严”，五者排列顺序很严格，不能颠倒。古人说“将贵智”，就是把将领的智慧摆在第一位。不智之信，谓之轻信，没有不打败仗的；不智之仁，謂宋襄公之仁；不智之勇，谓之鲁莽；不智之严，捆绑了部下的手足。往下顺序也是一样，不信之仁，叫做假仁假义；……以下类推。将领自己不勇敢，就没有权力严格要求部下。

从表面看，孙子不懂高等数学，对于因子权重没有进行计算；而从本质上看，他比任何系统论专家都高明百倍！

而我所做的工作，仅仅是找到了确定条件对于目标权重的计算办法：只有验后概率，才是确定条件相关度的唯一根据！即是因果关系量化的唯一根据。

四、怎样用系统论管理社会

如果承认了上述结论，那就带来一系列问题。

第一， 我们的管理者，根本不懂系统论，这怎么办？

不懂就要学习。建议：将系统论作为干部培训和党员学习的基本教材。为了让人民群众能以系统理论为武器，监督和帮助干部，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开展系统理论的学习和教育，也是必要的。当然，这是个逐步推开的过程，不要想如过去全民学毛选那样“活学活用”、“立竿见影”。但是我以为系统论的基本精神只要为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

在学习中遇到的第一个思想障碍就是：我不懂数理化，没有那么深厚的自然科学知识，理解不了系统论，这怎么办？

这个问题应当从两方面看：

其一，我们过去的学习，总是学习历代领导人的讲话和著作，不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其实是不对的！我们理解任何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都必须立足于充足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知识的基础之上。没有基础知识，领导人的讲话和著作其实你也没办法搞懂！所谓学习，成了语录背诵，好像鹦鹉学舌，不理解其精神，根本没有实际意义！当你有了丰厚的基础知识以后，你对历代领导人的讲话看法又会有所不同，理解也更深刻。甚至如果其中有什么不妥之处，也不会对你造成伤害——你会理解领袖之所以那样讲的原因或苦衷。例如，邓小平所说的“不争论”，就有很大片面性——不争论那里会有真理呢？但邓小平那样说，在当时情况下不能算错，它有很强的针对性，有特殊的策略意义。如果我们作了教条式的理解，那是我们自己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造成的，不能怪别人。

其二，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万能学者，什么都懂。所谓“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商”十项全能的人，在现实社会中不存在。所以，一些知识的欠缺，不能成为我们学习系统论的障碍。但是有一点例外，那就是最基本的数学知识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你连概率是什么意思都搞不清楚，那就很难办了。

反正学习系统理论也是学习，顺便把概率的基本概念搞清楚更好。这对于一切管理者都有用。如果一个现代管理者不懂概率，那就只有请他离开领导岗位！

第二，在社会管理中如何运用系统论？

系统论的基本观念是：没有孤立存在的事物。既然如此，在运用系统论之前，首先要搞清楚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集体是由个体组成的，只是各人所处位置不同，所起作用不同而已。如果你瞧不起小小螺丝钉，有一架航天飞机，就是因为螺丝钉的脱落而造成机毁人亡的。因为人在集体中都有特定的位置和作用，他们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以人人平等，决不单是人文追求，更是科学的规定。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需要深入调查研究：一个系统之内的人们，是如何相互协同的？比如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买者和卖者双方如何实现协同？城市和乡村如何协同？工业和农业如何协同？生产、销售企业和交通运输业如何协同？在社会运行过程中，信息传输是否通畅？各种“能量”的消耗是否合理？能量二字加上引号，是指各类人群的工作积极性是否能充分发挥和得到足够的尊重？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找到改善社会管理的要点和优化管理的方法。

在社会管理中运用系统理论，必须排除传统政治观念所造成的思想障碍。按孙中山先生的观点：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这是全人类至今唯一正确的政治定义。台湾已经把政治搞成了争权夺利的代名词。中国在这方面的问题很严重，不是短短几篇文章就能说清楚的。仅仅举一个例子：中国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

一些“左派”人士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搞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这是一种糊涂观念，但影响很大。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导致“一切向钱看”的问题没有引起重视，得不到及时解决的时候，你无法说服这些“左派”。

那么，中国究竟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呢？共有三个原因：

最根本的原因，是解决消费的随机性和生产的计划性之间一直存在着的矛盾。

任何个人消费都是随机性的，特别是老人、孩子和青年妇女的消费，随机性更强，简直无法事先做计划。而消费品的生产，必须有计划、按比例，按节约原则进行，不可能有随机性和任意性。这二者的矛盾如何解决？只有靠实行市场制度来解决，将市场预测作为安排生产的依据。即使如此，如果预测与实际情况差距较大，也会引发一定的经济危机或生产困难。

有人以为，在全国实行军事共产主义，这个矛盾就解决了。但果真如此，在非战争状态下，剥夺人们的生活消费自由，所产生的思想政治影响，将带来极其严重的政治危机。

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第二个原因，是适应现代生产国际化的需要。中国经济要融入全球，要在世界上担当重任，为第三世界国家做出榜样，就不可能将自己的经济封闭起来运行，一定要投入全球大市场。近几年来，我国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努力，取得长足进展。

还有第三个特殊原因，那就是中国实行按需生产和按劳分配所造成的生产与分配原则不一致的矛盾，必须通过市场制度解决。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矛盾。而资本主义国家既按资生产，又按资分配。在它们那里生产与分配的两项原则反倒是统一的。

总的一句话，要用系统论中的统一性、关联性、相互渗透性等观点来看待市场问题。不应该再将这种互相紧密关联的问题分割开来看。

站稳了系统理论的立场，就是站在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就不会犯什么政治错误。

五、互补性是系统思维的要害和关键

这是协同学的主题思想。所谓激光原理，本质上是光子（波包）之间的相互激发和作用。人类社会活动本质上也是如此。我们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就是看到了这种相互激发热情的作用。其实这话并不准确：对于榜样的积极性不加爱护，榜样也会渐渐失去他（她）的作用。一切作用都必须是相互的，这才符合系统思维。

所谓互补，决不是一般地互相帮助，互通有无，而是互补双方提供给对方的，都是对方赖以生存的绝对性条件。以买卖互补为例：没有人买东西，你开商店干什么？如果消费者想买什么都买不到，在现代社会将如何生活？系统作为耗散结构，处处充满能量和物质的消耗和转移。当我用心帮助一位老人克服困难，找到他失散了的亲人的时候，他们全家都会感激我——而这不是感激我，是在感激整个社会。当社会充满温馨和友爱的时候，人们才会在内心深处歌唱“社会主义好！”否则，城管和市民冲突，今天这里打人了，明天哪里杀人了，或者用老鼠骨头充当鸭头，和谐社会何在！

党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系统思维对于国家和社会建设的重要性。

工农业互补，更是体现互补原理的有力实例。我们的工业原料，主要来源于矿业和农业，而矿业本身是工业的一部分。除了提供工业原料，人们的吃和穿，生产主要日用品的原材料，归根到底来源于农业（含林业）。此外，农业更是工业产品的巨大吸收者和消费者，农村是工业产品的广阔市场。而农产品的市场，除了自己消费，主要也在城市和工业。所以，我们思考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必须以其广泛的相关性、社会性作为前提。

我国现状是什么呢？社会高度的互补性受到了什么破坏吗？

我想，大家心知肚明，不愿意说的就是：干群关系不好，官民互补受到严重破坏。从贪污腐败份子的数量和贪污金额的巨大数字看，已是空前，希望能够绝后。有人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法制要严，多杀几个，多关几批，犯罪成本高了，代价大了，他也就不敢犯罪了嘛！这种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了！

贪官连死都不怕，还怕坐牢吗？贪官过多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分配极不合理，处处显示出“官本位”特色。官多大，理多大，不当官就没有“理”！某位主持干部培训工作的领导曾对我说：“你知道什么是领导科学吗？领导就是科学！连这点都不懂，你还讲什么领导科学！”不知道他是有感而发，还是真这样认为？一个“外行领导内行是客观规律”，就取消了内行的发言权。这样的典型例子不胜枚举：管地质的领导不懂得什么叫“矿石品位”，就下令在“有金子”（远低于品位）的红土层里面勘探金矿，浪费了大量国家投资和人力物力。使用干部，论资排辈，压制了多少年轻人才！中国年轻人才在美国大放光彩，除了指责他（她）“不爱国”以外，为什么不好好检讨一下中国自己的用人机制呢？

苏联后来是出了问题。但为什么不想想：原来比中国落后很多的农奴制度下的俄罗斯，怎么会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变成了可以与美国抗衡争霸的苏联呢？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是苏联发射的！当时就只讲社会主义优越性，苏联是我们的学习榜样！老大哥！事实决非如此！而是苏联实行了技术本位的管理制度！农场实行总农艺师责任制，书记、场长都听老总的。工厂实行总工程师责任制，书记、厂长围绕总工开展工作。科学技术居领导地位，行政、党务为科学技术服务。电影《驯火记》生动地描述了这种状况。支援中国的苏联专家，也跟本人及长辈讲过这些事情。但是，苏联的教授治校，专家治厂，被我们看作是“反对政治挂帅，大搞修正主义”，进行了猛烈批判，而且以当时中苏交恶和后来的苏联垮台作为“苏联变修了”的证据！

这种被歪曲的历史应当尽快纠正过来！

政治工作服从科学技术发展需要只是一个方面，而更重要的是政治工作本身必须科学化。苏联垮台的根本原因，是他们的政治没有科学化，违背系统原则，搞少数人专权。当时，民意测验有71%的人反对苏联解体；按民主原则，苏联不应该解体。但苏共中央少数领导人就是置民意于不顾，强行宣布苏联解散。

六、政治制度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历史事实是：苏联垮台是“官本位”造成的。针锋相对，我党中央在在强调“民本位”，以民为本，人民就是江山。具体怎么体现呢？干部制度不改，决策机制不改，以民为本就永远只是一句空话。

采用系统思维，是政治工作科学化的主要内涵，是政治改革的指导思想。

官员公布财产，是世界各国的惯例。我国人大讨论多次就是通不过！其实，财产不公只是权力不公造成的最终结果。人民群众对政府官员没有任何“监督权”，官员权力至高无上，想培养出一心为公的好官员，极其困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很多重大决策，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所谓“官商勾结”，是官员犯罪的重要形式，因为搞项目经营，离开官方支持不行，出资方就想方设法拉官员下水，争取官员支持自己。决策论证，本质上不是科学论争，而是利益搏弈。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处于“仅供参考”，或者“为我所用”的地位，不是决策的真正依据。这样，决策层想不犯错误也难！ 

为此，笔者提出“常委表态公开化”，（《领导科学》2010，5月上，16页）至今无人问津。文章的四个小标题，就是需要这样做的政治意义：政治改革的开场锣鼓、反贪治腐的一剂猛药、考评干部的关键环节、群众监督的有效途径。如果做到了这些，人民群众应该关心的是：干部在重大决策讨论中持什么态度？重要的错误决策在表决通过时，某位干部是坚决反对者——这样的干部就值得群众尊重、拥护和信任。因为他遇事有自己的主见，不盲目随大流。干部在重大决策中的表现为选民群众所了解，才能作为群众考核干部的真正依据。

政治民主化建设的另一关节点是认真实行“双首长制”（《双首长制的现实意义和内在逻辑矛盾》，载《领导科学》2010年11月上，第15页）

封建社会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都实行单一首长制。封建社会是“朕即天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有的实行总理制，如英国，女皇只是摆设；有的实行总统制，总理只是大管家而已。只有当年的中国工农红军，才真正实行了“双首长制”——总政委和总司令各负其责，各司其职，没有谁领导谁的问题。

现代的一把手把自己当皇帝看，常常是不自觉的。革命事业领导人，在主观上不会把自己的权威凌驾于其他领导人之上。但是，当某人的意见总被证明是正确的，其他人的意见常常被证明是错误的时候，久而久之，革命队伍里的人们就会不自觉地把这个人当成事实上的红色皇帝。认为：反对他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此种事情既成事实，党中央的政治生活民主化就很难做到了。所以，红军规定在军事上由总司令指挥，在政治上由总政委领导，遇大事两人商量着办。明确实行双首长制，双方都会自觉地尊重对方的意见。就再也不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当皇帝看了。加上士兵委员会对军政领导的监督，红军内部的民主就比较完善了。

全国革命胜利以后，双首长制基本结束。总理不是和主席平权的最高首长，只是主席意见的执行者。由此造成的政治损失简直无法估量。现在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重回双首长制传统，而且要提高一步。协同论是指双方，如果只有单一方面，协同论也无用武之地。

我的另一篇文章是“领导科学中的互补原理”（《领导科学》1987年第10期，第7页）。以上三篇文章从不同侧面论述了系统思维在领导科学中的意义和作用。希望能够引起中央有关领导重视。

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终极标准

曾经的两报一刊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影响巨大，使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基本上无法工作。一切都让实践来检验，实际上是主张“干就是一切”，理论讨论毫无意义。这是中国理论界的巨大悲哀，因为这种主张也是所谓理论工作者自己提出来的。

标题中“唯一”二字是极大错误！这是形而上学思维的结果，是反辩证法的命题。如果改成“终极”二字，并不影响实践的权威性，而且符合实际。

理论与实践构成互补的系统，必须用系统思维来理解。

理论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用来指导今后的实践，时间、地点、各种条件都发生了变化，原来的理论还有效吗？这就需要理论工作者认真地调查研究，搞出符合实际的理论论证来。决不是等中央做了决定，再来想方设法说明中央决策如何英明正确。理论工作者不应只是吹鼓手。所谓“毛派”仍然主张：“毛主席怎么说的我们就怎样做！”，我就对他们说：“毛主席从来没让你们玩手机，你们怎么天天玩手机？你们对毛主席不忠啊！”对方哑然。

随着时代的发展一切都在变，当然也有很多是不变的。现实是变与不变的统一，需要从时间的系统性方面思考问题。

所谓真理，各人的理解都有所不同。帝国主义者说：“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内！”但是，由于导弹技术的发展，“真理”已经超越了大炮的射程。可见即使他讲的是歪理，也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我所理解的真理，是事实与逻辑的高度统一。如果不统一，无非是两种可能：事实不真实，或者逻辑不成立。特殊时候，两者都存在问题。

理论讨论得出来的结论，在我们的社会实践中，必须认真遵照执行。只有不折不扣的遵照理论进行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终极标准。否则，你经常背离理论指导行事。最后出了问题，你又说经过实践检验证明这种理论不正确。这样就极不合理，因为你打错了板子。

所以，对于过去的成功和失败，经验和教训，都必须在理论上经常翻翻老账，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我们的理论工作者，这也不准讲，那也不准讲，那样的话，理论工作就别干了！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连理论工作者都不敢争鸣，“万马齐喑究可哀”，那这个社会的“民主”也就彻底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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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新国学月刊》2023年8月，第1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