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文化大革命”

陈建国（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1966年至1976年在中国发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国性的大灾难。事情过去快要50年了，人们还在为其对错是非争论不休，说明中国的政治思想混乱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文革之罪：名不符实，后果是封建主义总复辟：派性代替党性；独裁代替民主。但我的上述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

一

我1963年参加工作，就到了内蒙古乌兰浩特。后来工作单位迁至赤峰平庄，内蒙首府却在西部的呼和浩特。无论办什么事，只要出差到内蒙地质局，往返就要两次路过北京。这样就让我看到了文革初期许多人不一定看得到的奇特事件。

1966年文革初，我在一个蒙古族转业军官的帐篷里，只看到朱德同志的大幅画像，却看不到毛主席挂像；我有点吃惊，又不方便问。到京路过天安门广场，正赶上部队队列路过，接受中央领导检阅。战士们路过主席台时向总司令一个齐刷刷地敬礼！其他人连看也不看就齐步走过去了。这对我震动太大，利用停留下来的机会，我看看大幅标语和红卫兵小报，才知道是趁毛主席去南方的机会，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领导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和周恩来在北京召开“批朱大会”，多数红卫兵组织态度消极。但也有如“人大三红”之类的红卫兵组织，满街贴大标语，攻击、诋毁朱德同志。这首先在我脑海里形成一种非常不好的印象。应当说，最初的反朱恶浪影响极坏。

后来毛主席从南方回来，参加刘少奇主持的批朱大会，一开始也不做声。在大家攻击朱德是黑司令的时候，他突然大声地说：“你们说他是黑司令，那我不成了黑政委了吗？”这话说出来，全场吃了一惊，这才知道所谓“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不是指朱德同志！还是周恩来转变得快，马上指责“人大三红”写的批朱标语“怎么跟内战时期白狗子写的标语一模一样？”相关红卫兵组织也忙做检讨，反朱恶浪才被煞住。这件事公开出版的文革历史书中从来不写，但却让我脑子里对“文革”充满疑问。

二

按“文革”最初规定，工人、农民不许参加运动，只是看。谁敢“挑动农民进城”，是犯大错误。所以当初能够发声的就是红卫兵小将和部队战士。刘少奇反朱得罪了军队；派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又引起红卫兵的反感，他的悲剧一开始就注定了。号召职工和农民参加文革，那是后来的事情。

我在野外工作中，与大串连的学生们常常相遇，和他们交谈中，以及他们发给我的传单、小报上，都清清楚楚地把刘少奇说成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后来出现了“打倒刘、邓、陶”的口号，把邓小平说成“二号走资派”，刘、邓组成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把陶铸同志说成是“最大的保皇派”。还有“揪出军内一小撮”等等， 矛头所指我并不十分清楚。到1967年春天，刘少奇同志就已经确定为被“打倒”对象了。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在全国都造成了极大的恐怖和混乱。地方和各单位“革命委员会”，是在1967年至1968年冬天一年多时间内相继成立的。最后一个省级革委会成立以后，报纸上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难道说文革以前的各级政府和各单位领导班子都是黑的？如果真是这样，又怎么能批判某些人“全盘否定建国后17年”呢？这两种说法存在着尖锐矛盾！

新成立的革委会到底怎么样？从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就可以看出来！我所在单位在揭批“内人党”（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当时确定的反革命组织）案件中，利用极少数心术不正的人，迫害少数民族党员干部，在当事人身上，甚至连国民党在渣滓洞里对付江姐的刑罚都用上了。当医生向我们陈述该干部身体上所受的各种伤时，一边说一边掉眼泪。这位受害党员就是我的直接领导，我工作分队的党支部书记。这怎么能够容忍呢？我和一些有正义感的造反派战士，正是发挥了“敢于造反”的精神，才写信向上级反映我们单位的这种情况。可是结果呢？“红色造反公社”的头头们得知以后，马上把我揪出来批斗，说我是阴谋家、野心家，把斗争矛头指向新生红色政权。这让我深深体会到“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是怎么回事。我被关了好几个月禁闭，在小黒屋里写“检查”。也被拉到大街上插牌子游街示众，成了平庄区的“知名人物”。

当然，后来上级还是派出“军工宣队”，来解决了我们单位的问题，更换了领导班子。但在我内心深处种下的不敢称赞文革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

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在我们单位所发生的逼、供、信等情况还真的是比较轻微的，单位内部没有武斗，“内人党”党员一个也没有挖出来。其它地方和单位，问题要严重得多。有些问题严重的单位，发生诸多“法西斯暴行”！相关资料网络上很容易查到。

三

1968年冬天，当我自己在挨整的时候，退休在九江家里的我的父亲陈瑞先，也被当作“陶铸一伙”给挖出来抓起来了。

父亲是安徽省金寨县秦家湾人，原名秦启周，1932年由红军副团长代理团长时，霍邱战役作战受伤被俘，押送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释放政治犯，才被党中央解救送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因在南京狱中坚持斗争（包括绝食等方法）达5年多，他的身体受到极大摧残。党中央为照顾他，把他留下在中央社会部，担任特别交通科科长，负责与地下党组织的联系，达9年之久。1949年随大军南下，后来在江西担任庐山疗养院总院院长。

1968年10月，从南京来的“中央陶铸专案组”把我父亲抓起来送进监狱，极尽迫害之能事，到1969年1月19号，就被迫害至死。他们硬说我父亲是“陶铸一伙”。1969年春节我回九江家里不久，中央专案组的负责人就派人把我叫去谈话，说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求我跟父亲“划清界限”。我的不动声色让对方着急了，这位军官提高声音说：“你爸爸亲手写的自首书，自首书上有他亲笔签名。这错不了！中央专案组不会冤枉他。”

这下我彻底明白了：父亲一定是被冤枉的！

他在南京坐牢时一个字也不识，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是在被救出来以后到延安中央党校识字班，才学习文化，写自己的名字。后来我多次上访，找到赵云清、刘立清、罗青长、汪东兴等领导人家里反映情况，才得以让父亲比陶铸早半年平反。这也许对陶铸平反有促进作用。

所谓“中央陶铸专案组”，其负责人竟然粗暴无知到这种地步！我还能为文革说好话吗？

四

江西省委领导班子，在文革前由杨尚奎同志担任第一书记。所谓第一书记，只是会议召集人，他手中并没有高于其他书记的任何特权。书记们分工明确：白栋材管工业，刘俊秀管农业，方志纯分管政工，等等。有了大事集体开会讨论决定，在领导班子内部，多少还有点民主的样子。可是文革之后呢？其实就是省革委主任程世清一个人说了算。他又担任省军区政委，更是一手遮天。民主丢失，是封建主义复辟的重要标志。报纸上有个说法“老大难，老大难，老大一抓就不难”。还把这当成好事来宣扬。我的感觉就是：一把手有绝对权威，其他领导成员就是摆设，封建官本位管理模式越来越严重。

所谓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发动文革的重要理由。这个理由根本不成立。因为任何复辟都是指原来有过的很强大的东西，被推翻以后卷土重来。请问：中国有过真正的资本主义吗？中国在解放前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谓复辟，只能是复辟封建主义和殖民地社会。

革委会的组成像是梁山好汉排座次，造反派头头在革委会成员中排第几位都要争。种种封建余毒不一而足，派性发作起来，害党、害国、害人民，所以以后不得不渐渐地恢复了原来的管理体制。

五

让我真正认识“文革”本质的是1971年发生的“913”事件：被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培养的“林副统帅”，坐飞机跑了，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就是这个人，生前把毛主席捧上了天！就是这个人，说文革“成绩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人们形容林是“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难道文革就是要让这种人来“接毛主席的班”？这多么可怕呀!

革命队伍内部，特别是领导班子内部有不同意见，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非要把对方当成叛徒、走资派、反革命，非要把对方打倒在地，再批倒批臭不可。按照这样的逻辑和思路，党内，特别是领导班子内部还有民主可言吗？常委会内部就没有民主，还谈什么“全过程民主”，简直是痴人说梦！文革的这一指导思想，把建国后仅存的民主给消灭干净了。毛主席自己说“让人讲话天不会垮下来”，他没有说过有什么不准讲啊！可是文革中有许多不准讲，可以以言定罪。

六

认识文革罪恶的障碍主要有两个：一是毛主席是伟人，是好人，一心为党为国为人民，怎么会犯错误呢？不承认出于公心会犯错误，就无法认识文革的罪恶。二是文革被党中央正式“否定”以后，到今天官员的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说明”文革不是不该搞，而是没搞彻底！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是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

前一个问题没有人认真讨论过；后一个问题，在自媒体上占有相当份量。

出于公心也会犯错误，揭示出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我们的基础理论中存在很大片面性。由于不敢承认这一点，我们的政治理论工作越来越脱离实际，不能勇敢面对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当前仍然存在的不能自圆其说的问题。想靠“几个不准讲”堵住人民群众的嘴，使自己站在了真理和群众的对立面。

毛主席犯错误确实是出于公心，最基本的事实都说明这一点。

例如，说江青一伙不要搞“四人帮”，就是他老人家自己说的。别人没这个权，也起不了这个作用。斯大林同志的确有严重问题，但他说“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并没有说错。我们犯错误往往就是出于不注意理论的适用范围。毛泽东同志是从反对教条主义起家的，当别人把他的理论也当教条对待的时候，他老人家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当家作主，政治运动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为什么还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呢？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把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看成是人民内部的革命阶级。五星红旗的含义，也正是如此。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实行的最伟大的创新，他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严格明确地区分开：后者才是敌人，前者是自己人。当后者被消灭以后，国内的所谓“资产阶级”就再也不是我们的敌人了。所以，朱德委员长在1965年12月就提出“要加强阶级团结”。文革中不分青红皂白，笼统地提“批判和打倒资产阶级”，已经属于混淆敌我界限的严重错误了。所以有人说：毛主席的错误，就是违背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

把贪污腐败分子说成是“资产阶级”，更是给这些坏人涂脂抹粉，替他们开脱。《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单行本第26页）。“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同上，第28页）而在任何阶级社会都有贪污腐败分子，他们只会起破坏作用！二者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在政治上过分贬低邓而抬高毛，没有任何逻辑上和理论上的意义。因为造反派都知道：邓是毛做了大量思想工作才被请出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如果过分追究个人责任，我们将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出路。还是认认真真地讨论理论问题比较好。

七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大革文化命。所谓“名不符实”，这也是其中的问题之一。“破四旧”使中华传统文化遭到极大破坏，很多优秀文化遗产被摧毁，成为永久的遗憾。

传统文化并不是一切都坏。对待传统文化，必须辩证地进行分析和综合。但“破四旧”就是认为一切旧的都不好，这是反辩证法的极端思潮。文革积极分子们难道不懂这些吗？他们当然懂，后期想要弥补和纠正这个问题， 但因为受“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影响，就弄出不少“牛头不对马嘴”的怪事。

1974年批林批孔，把儒家鼻祖孔丘和共和国元帅硬要放在一块儿进行所谓“批判”。学习和宣传杨荣国的那个鬼文章，是上面发下来的材料。我是江西省地质局的宣传干部，在赣南九零九地质大队宣讲“儒法斗争”，真把我难为坏了：不讲吧？这是上级安排；讲吧，这就是放毒！

儒家和法家，不过是地主阶级维护统治的两种手段而已。各有各的长处，也各有各的问题。怎么能把一个捧上天，一个踩下地呢？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竟然让我们这个所谓的“专家”，把儒家说得如何、如何坏，把法家说得如何、如何好，把地主阶级内部不同派别的矛盾，硬说成是阶级斗争！简直荒谬到了极点！

上面发下来的材料不讲不行。讲完以后我特意加了数千字的一段话，举例说明“法家的欺骗性”！这的确很冒险，但我以为值！维护了理论工作的严肃性。现场听我讲课的数千群众，没有一个人给“四人帮”一伙儿报信！倒是让宣传科黄科长替我担心了许久。

后来调查发现：九零九地质大队党委集体讨论决定：为保护一位给党中央写信，要求给刘少奇同志平反的所谓“现行反革命”技术干部，竟然坚决不承认这信是他写的，说可能是有人冒充他，使该技术干部躲过这一劫。我内心不由地欢呼“九零九大队万岁！”

思想是经历的产物。作为过来人，整个国家、整个家庭都被文革“整”得不堪回首。你说：我应该怎么看待文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