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的朱毛分歧及其重大意义

陈建国

在中国革命战争历史上，工农红军常常被称为“朱毛红军”，说明朱德同志和毛泽东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合作得很好，有时敌人还误以为朱、毛是一个人。近期不断播出的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电视连续剧中，常见朱、毛并排挂像的镜头。但是，这种情况在全国解放以后，特别是在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后，发生了变化，这是因为朱德同志和毛泽东同志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研究这些分歧产生的原因及功过是非，对于正确认识党和国家的历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极大参考价值。这个问题长期不受关注，应该说是极不正常的现象。

对待朱总司令的正确意见，全党全民轻视到了什么程度，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关于农村大办公共食堂问题，从1959年2月开始，到1961年5月，朱德同志先后提出过十几次不同意见，一直没有引起中央重视。直到1961年5月，朱德同志不得不直接给毛主席写信，根据在河南的调查，要求允许社员回自己家吃饭，这个问题才落实下来。（见《朱德选集》371—375页）这两年多的时间，全国该浪费多少粮食，饿死（加上生病）多少人啊！我们设想一下，如果这个问题是毛主席亲自提出来的，会是这样的结果吗？要求落实最高指示不过夜，这是我们老年人都经历过的！

一

他们的分歧，概括起来有如下一些：

第一，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认识分歧

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后的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一直在批评所谓“小脚女人”，就是嫌党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廖鲁言、陈正人等同志，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步子迈得太慢。在汇编成册的有关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书上，这些同志被不点名地批评为“老机”、“老右”，而他们的“总后台”实际上是指朱德同志。朱德等同志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者”，而他们正是根据毛主席自己说的，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所需要的三项条件，实际上这些条件还不具备，才要求合作化运动尽量稳妥些，不要过急过快。由于毛主席一再催促，中央原计划15年完成的任务，3年半就完成了。“欲速则不达”，合作化过程中存在着各种问题，甚至引起反复也就很自然。

朱德之所以被称为“老机”、“老右”，还有别的原因。例如，对彭德怀等同志在庐山会议上挨整抱有同情心，等等。但最为根本的是：对世界大战的看法。

第二，对于世界大战的不同估计

毛主席对世界大战是怎么看的呢？

耳熟能详的毛主席语录是：要准备打战，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准备打世界战争。他还针对性地直接批评朱德说：“你是总司令，还这么右倾。” 因为朱德曾经公开说：“我看，世界大战几十年内打不起来。”

朱、毛二人的其他分歧，基本上都是从这里衍生出来的。

第三，对待“三线建设”的不同态度

为了应对所谓苏修、美帝可能发动的对中国的进攻，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们把大量的人力物力都投入到“三线建设”上；而作为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同志，却坚决反对“三线建设”。他一直主张把国家建设的重点摆在沿海（下面再讨论）。

在远离大城市和平原地区的山沟沟里搞工业建设有什么不好呢？

其一，交通不便，机器设备和原材料进入和产品运出都非常困难。为此专门解决交通问题，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员、设备，结果得不偿失。

其二，后勤困难，企业行政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生活难以保障。他们的家属子女生活、学习都非常困难。解决这些问题又需要很大的投入。

其好处则是保密性强。另外，对这些无人区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

依托现有工业基地和交通要道搞建设该有多好啊！何必这样折腾自己呢？事实上，许多建成后的三线厂子，后来又被迫回迁内地。

朱德同志反对三峡工程建设。毛主席是诗人，他的诗中有“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句。朱德要跟毛主席讲水利工程学，说明大江大河中游、下游不宜建大坝的道理，这种做法将会在上游支流中造成水灾等等，如果不信，用有关水利学公式计算一下就知道了。这个道理就是长篇议论也说不清楚，不能让毛泽东同志信服。那又怎么办呢？这时有人说起打仗来了，说敌人一炸大坝要淹好几个省！这样，才制止了毛主席还在世时就想建设三峡大坝的行动。用战争为理由反对建三峡大坝的人，是不是受到朱总司令的影响尚不得而知。

这种极其复杂的情况，需要我们在判断时仔细区分。

60年代初，我在内蒙前线从事野外地质调查工作，所遇到的军事工程坑道，数量极其可观，规模十分宏大，结构相当复杂。说明整个国家建设都被“准备打仗”牵扯了主要精力。这对于我国经济建设是极大伤害。

国家建设总体布局，既要考虑原有基础，也要考虑今后发展，寻求全局平衡互补。所以，让落后地区发展得更快些是对的，但决不是以准备打仗为理由。

第四，关于国家建设重点地区的不同意见

毛主席主张搞三线建设，而朱德同志主张沿海建设，这是为什么呢？

我在2016年第6期《邓小平研究》上发表的文章《朱德的求实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说到，“朱德是中央领导中第一个飞到海南并最早倡议开发海南的。”（引自侯树栋等《一代伟人朱德》）（又见《朱德传》第672页）1955年4月，朱德说“沿海工业做母鸡，造船、渔业、盐业非在沿海发展不可。”他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根本不可能，美国也不敢打第三次世界大战。1957年、1963年又两次视察海南，提出具体发展建议，要求各部委、各省市区支援海南建设。如果党中央及时采纳了朱德的意见，海南建设和台湾问题将会是怎样的呢？

当时我是中学生，遇到了反右斗争。坚决听朱总司令的话，要求海南从广东省独立出来建省的冯白驹同志，被打成了“地方主义者”、右派分子。此前，在班级里讨论海南独立建省时，我还积极发言，提出一个希望：把雷州半岛拨给海南省管，让海南省有个桥头堡。反右斗争一来，把我也吓得够呛。——还好，当时的政策在中学生中不打右派，只是受教育。

沿海建设的目的，一是交通方便，可与欧、美、日做生意，二是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方便将来走向世界。

第五，在建军思想上的分歧

在全国解放以前，对于解放军的建设，朱和毛二人都是既重视政治建军，又重视军事素养提高，高度一致。全国解放以后，情况渐渐地有了变化。

在林彪担任国防部长的时候，政治挂帅成了建军第一要务，部队里人人都在背诵《毛主席语录》。但在此之前，以上政治课为主要内容的建军做法已经有了苗头。朱德同志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一再强调技术强军。上世纪50年代，从朝鲜前线归来的志愿军空军战斗英雄张积慧叔叔，在庐山跟我们几个学生讲起了朱总司令如何重视空军建设，亲临机场看望飞行员们。总司令跟他们说：“勇敢加技术，一定能战胜美帝国主义！”

关于依靠技术强军的思想，科学技术就是战斗力的思想，朱总司令一直在强调，在宣传。受到总司令思想影响的罗瑞卿总长，在全军中开展了规模浩大的“大比武”活动。这一活动让全军涌现出各种各样的“技术尖子”，成为其他干部战士追赶和学习的榜样，大大提高了部队战斗力。然而罗总长却因此受到严厉批评，说他用技术挂帅冲击政治挂帅，成为“反面教员”。谁能有这个权力呢？不说大家也知道。

第六，对于阶级关系的不同看法

1965年12月30日，朱德主持全国人大常委扩大会第24次会议时说“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下，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概括起来有两方面：一是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首先是要搞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团结。”二是主张与美国做生意。他说：“因为现在一切生产都是世界化的”，要搞“内外交流，一个是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另一个是扩大同西方贸易往来”。“保留一点私有制，多种所有制结构。”（见《邓小平研究》2016年第6期43页）

但是毛主席是怎么讲的呢？“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毛主席狠抓阶级斗争不放松的教导，中国人民牢记在心。朱德大讲阶级团结，还敢于给私有制留余地、讲好话，已经犯了大忌。

第七，揭开“包产到户”事件的迷雾

1961年1月，朱德在视察浙江农村时，对浙江的“四包一奖”表示赞赏，并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进行推荐。1962年我跟随父母回安徽金寨老家探亲时，在合肥省委宾馆吃的是玉米面窝窝头，见不到大米白面。到了六安地委招待所，就能见到大米白面了。一回到金寨农村，大米白面太平常了，肉包子、油条有的是，鸡鸭鱼肉经常上桌。我以为这是亲戚招待我们，有意挑好吃的上桌。第二天去自由市场一看，才知道我错了：当时的安徽农村就真的这么食品丰富！社员生活好极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堂兄秦立科、秦立斗就告诉我：

他们在省委新任书记李葆华支持下，自己想出了一套叫“责任田到户”的管理办法。就是生产队开会自报公议，每家劳动力有多少？承包生产队多少土地？种什么？产量多少？用什么办法保证完成任务？最后结算时，超额有奖，完不成任务受罚，奖多少和怎么罚，事前都由集体商量决定。前提是公有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变。所有指标都要求实事求是，决不勉强做做不到的事。所以，几乎家家受奖。生产积极性上去了，物资问题就跟着解决了。

我问两位堂兄：李书记这么干，中央支持吗？他们坚定地告诉我：朱总司令坚决支持。我说外面怎么传是刘少奇同志支持？他们告诉我：安徽人民感恩少奇同志，是因为他坚决反对并制止上一任省委书记曾希圣的极左政策和一平二调。

我高兴得不得了，回到南京大学以后，就在学校里面宣传开了。遇到同学老师都要讲讲安徽责任田到户的好处。

结果呢？竟让我切切实实体会到“讲真话就会犯错误”！

系总支领导找我谈话，批评我为“包产到户”讲好话是错误的。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明明是朱老总支持“责任田到户”，怎么就变成了“刘少奇支持包产到户”呢？那时刘少奇同志还在台上，怎么敢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呢？我在大学当了4年班长，家庭有“红色背景”，尽管领导找我个别谈话批评得很严厉，却没有开大会公开批评我。我明明讲的都是真话，为什么会“犯错误”呢？难道共产党不允许讲真话吗？我的极度迷茫，让我在整个大学期间没有写过一次入党申请书！

以上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朱、毛分歧。

二

下面讨论一下，这些分歧说明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

现在网络发达，人们表达意见很方便。微信中流传的很多说法可以说很不负责任。但是有些原则问题，我以为必须坚信不疑。

第一，毛主席是犯了些错误，这是党的决议一再重申的，必须相信。

第二，毛主席犯错误是出于公心，决不是为个人或家庭私利。

相信以上两条基本事实，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比较准确地分析问题。

有些同志对于领导人出于公心还会犯错误很不理解，但这一点恰恰是问题的关键。分析这样一些问题，才能看出政治理论本身存在的缺陷。

毛主席为什么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呢？他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要狠狠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纲”就是指导思想，离开这个“纲”，我们党就会犯错误。实际上直到今天，特别拥护毛泽东同志的人，仍然这样看问题，他们不赞成党中央公开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

这种思想来源于对《共产党宣言》的理解，因为宣言称“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们认为：共产党的责任，就是领导劳动阶级开展对于剥削阶级的斗争，夺取政权，消灭剥削者。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毛泽东同志看到刘青山、张子善等贪污腐败分子，败坏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形象，起着阶级敌人都难以起到的破坏作用，就把他们当成打入我党内部的阶级敌人，更加深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正确性。

在这个前提下，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在建国后仍然狠抓阶级斗争，有时出现一些左的政策和偏差，实在难以避免。论出身，毛泽东同志不是贫下中农，刘少奇、周恩来更是地主家庭出身，他们狠抓阶级斗争有什么私心吗？刘、邓在农业合作化、大跃进、反右斗争中都表现得比较左。如果说他们有什么“私心”，那就是他们相信：只有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才是正确的！如果党的领导核心不团结，只会对敌人有好处！就是朱总司令自己，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对待自己所不赞成的毛主席的观点，也只能委婉地消极对待，不方便直接提出批评。

这里面有两个理论问题需要澄清：

其一，说“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一种策略，不属于基本原理。按照马克思所主张的辩证法，有阶级斗争就必然有阶级合作与之并存。没有阶级合作也就不会有阶级斗争。对立阶级之间的合作是一种“强迫式”合作，不等于不合作。如果没有阶级合作，那《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单行本26页）就无法理解。因为单靠资产阶级自己起不了什么革命作用。历史事实是：在英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和工、农等劳动阶级合作得非常好，第三等级是一个团结整体！

策略和基本原理有联系更有区别，将它们混淆起来就会犯教条主义错误。

完整的看待人类阶级关系，就必须认真对待阶级合作与阶级斗争两个方面，它们在不同的背景下起着不同的作用。例如，在劳动者掌握国家政权以后，剥削阶级接收改造，就可以让阶级合作成为主导方面。事实上，在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严格区分开：前者属于人民，后者才是敌人。既然在人民内部，再把阶级斗争作为主导方面，就必然造成阶级关系紧张，左倾思潮泛滥。我们的国旗上，四颗小五星向着中间的大五星，其含义就是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四大革命阶级心向共产党。朱德同志主张搞好各阶级的团结合作，完全正确，因为政权在人民手中是论述问题的前提。

《宣言》的写法，是为了和空想主义划清界限，不谈阶级合作，只讲阶级斗争，才能推动工人阶级起来革命，反对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另外，当时欧洲社会的阶级斗争也确实比较尖锐。

类似的情况还有，例如，毛泽东同志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是一种策略，是为了克服右倾机会主义。如果追求真理，应该讲“民心出政权”——凡是违背民心的政权，不管它如何掌控军队，表面如何强大，本质上都是纸老虎。

其二，贪污腐败分子就是社会蛀虫，它们不属于任何完整意义上的阶级。

把他们说成资产阶级，是给他们戴了高帽子。因为如前所述，《共产党宣言》对资产阶级的在历史上所起的正面作用给出很高评价。我们知道，包公戏吸引人，就因为是反贪戏，贪污腐败分子早在封建社会里就有，但谁也不会认为他们代表被推翻的奴隶主阶级。可见，把贪污腐败分子划入资产阶级，不符合《宣言》基本精神。但人不可能没有阶级归属，把这些坏分子归属于“被打倒的官僚资产阶级残余势力”，则比较切合实际。

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犯左的错误不仅仅是出于公心，实际上很难避免。

由以上事实我们引出的结论是：时刻要注意策略和基本原理的区分。二者在相反相成的同时，又相辅相成：不会运用巧妙策略，仅仅知道基本原理的大方向，照样会犯错误。毛泽东同志在运用策略方面，比党中央其他领导人都高明。但策略高明，是不是都对落实基本原理有好处呢？那可不一定。这就要看你这样高超的策略是对付谁？如果是对待像朱老总这样老实厚道的革命同志，那由此对革命和建设所造成的损失，简直无法估量！

海南建省问题，挨整的是冯白驹同志；全军大比武挨整的是罗总长；包产到户矛头却指向刘少奇；明明根在朱老总，毛泽东同志却从来不直接整朱德。这种策略太厉害，让这些人感到：听朱老总的话就会“犯错误”，朱德说话就越来越没有份量。事实上，朱德在中央常委的排名从第二被挤到第四，后来又被挤出了中央常委！仅从全世界都知道“朱毛红军”的角度讲，朱德排名的这种急剧后移，就极其不正常。所以，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毛在南方视察，让刘少奇、周恩来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刘竟然召开大会批判朱老总。

我当时路过北京，看到“人大三红”等红卫兵组织写的反朱大字标语，内容极其反动恶毒。后来看到毛主席从南方回来，参加批朱大会，竟然说：“你们说他是黑司令，那我不成了黑政委了吗！”

毛主席这一句话把全场惊呆了。还是周恩来转变得快，马上指责“人大三红”写的大字标语“怎么跟内战时白狗子写的一模一样？”反朱的红卫兵组织吓得赶快检讨。其实红军总政委不只是毛泽东，周恩来也当过，连张国焘都当过，而人民军队总司令只有朱德一人！毛主席的这个说法不具备逻辑必然性，它只是告诉大伙：文化大革命不是对准朱老总的！所谓“党内最大走资派”另有其人！

你说毛主席的策略厉害不厉害？

客观地讲，我以为毛泽东同志就是认为：朱老总是好人，又是老战友，就是思想上过于右倾，不利于贯彻自己的政治路线。真是万不得已，才采取了这种办法对待他。毛主席说过：“我们不做李自成。”李自成就是因为杀害了亲密战友李巖（假手牛金星），才导致起义最终失败，大顺朝灭亡。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是说到做到了。

但也正因为如此，要揭示和纠正他自己在政治上所犯的错误，就太难了。

三

最后，谈一下策略如何才能推动基本原理的落实？

能分清楚策略和基本原理，是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关系的前提。原则上可以采用以下方法：凡是在各种不同条件下都有效的原理属于基本原理；凡是在特定条件下才有效的道理，属于策略思想。

条件哲学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强调具体地分析使真理有效的条件组合。

大家对斯大林意见很大，有些人甚至将其放到反面人物当中。但斯大林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对，就是“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

比如说，朱、毛分歧很大，而且是原则分歧。但朱老总处处让着老毛：凡是你反对的，我说过了就行，你不接受我也不了了之。为什么？能不能因此就说朱德是老好人，缺乏斗争性呢？决不能这样认为！因为他考虑的是全局：一旦朱、毛二人公开决裂，那党、军队和国家的损失会非常巨大，人民更要遭殃。自己的正确意见也不可能得到大家理解。这是因为中国当时的现实条件就是如此。有人对我说：“在所有与毛泽东有不同意见的人当中，朱德是处理得最好的。”自是有感而发。两害取其轻，是决策中不得不遵守的原则。

分清楚策略和基本原理的第二个方面，是它有效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有效的，当然属于基本原理。时空局限性，是策略的基本特点。草船借箭是个好计谋，也就在诸葛亮那时候那种情况下可以使用，所以谁也不会把它当成基本原理看待。

但是策略和原理的区别还有相对性的一面，在特殊情况下，不适当地否认某个正确策略，也会给基本原理的落实带来伤害。例如，不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放弃人民武装，就会使民心所向的革命政权遭到毁灭。

注意以上两点，分清了策略和原理，是不是就不会犯错误了呢？只是会大大减少错误，决不会杜绝错误。因为犯错误是人之常情，除非你是神不是人！

“凡是谁说的，我一定要遵照执行！”这种态度就是教条主义，必须改变！有人坚持“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对他说“毛主席没让你玩手机呀，你怎么天天玩手机？你对毛主席不忠！”对方哑然失笑。

掌握策略对于保障基本原理的落实有什么意义呢？这是需要我们努力学习和加强研究的方面。领袖人物在这一方面的差距很大。我们既要学习朱总司令在原则上的坚定性，又要学习毛主席在策略上的高超艺术。

认真研究和讨论建国后的朱毛分歧，将会同时提高我们自己的理论水平和策略能力。一般地讲，策略要服从基本原理，前提是基本原理准确无误。如果我们对基本原理的理解有误，策略越高明，对实际工作损害越大。所以对一个理论工作者来说，搞清楚如何区分二者，是做好工作的前提。

造成策略和基本原理混淆的主要思想障碍，是传统的封建意识“圣旨即真理”。因为几千年的事实是：抗旨不遵要杀头。承认“再英明的领袖一样会犯错误”，对于很多人来说，太难了！可是历史事实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用毛主席自己的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谁不承认毛主席会犯错误，就是没有听毛主席的话！

策略的成功，因为它也是依据客观事实，不是主观想象。草船借箭，就是算准了天气的变化和曹操的心理状态。有一项不是事实，诸葛亮的计谋就会落空。

中国最落后的方面，不是GDP总量，也不是科学技术水平，而是在基本原理和斗争策略的严格区分方面。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是什么？如何去变，才能落实党的宗旨？希望理论界的同行们共谋创新和发展！

（作者陈建国，为讲真话集团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