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国：理论的困境与逻辑的功能

【提要】讲真话，就必须在逻辑和事实上勇敢求真。需要一批理论敢死队，不怕得罪任何人，只怕没有讲真话。如果讲错了，欢迎别人批评，自己改正。有了志同道合的这样一批人，中国的理论工作，也会像高铁、高速公路、大桥等基建工程一样，成为世界之最。果然，中国在世界上的“软实力”和话语权就根本不是问题。

陈建国（江西社科院）

目前，我们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帝国主义封锁和周围环境的不安宁吗？是高新技术手段还比较落后吗？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吗？还是贫富差距过大？网络上讨论的这些热点问题，是客观存在。但这些问题并不是我们最大的困难。因为犯过的错误可以改正，国际形势正孕育着深刻的变革，这也许正是我们的机会。然而我们在理论上所陷入的困境，决非轻易可以摆脱，因为这需要足够的勇气和魄力。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困难。

一、我们在理论上陷入的主要困境

1.我们正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然而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是儒学。

现在遍布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表明了向全世界推广儒学的决心。可是中共是在“五四”运动基础上诞生的，而“五四”运动的主要口号之一是“砸烂孔家店”。我们又要“不忘初心”，难道忘记了当年反孔的初衷吗？我们无法自圆其说。

事实上，全国人民正在“沉默地反抗着”，社会舆论对教育提出的批评，也包括反对儒家思想的渗透。大街小巷分布甚广的儒家语录，甚至仿照当年对毛主席语录的推崇。你能怪左派同志们生气吗？我虽然不赞成左派的很多观点，但他们为文革翻案至少事出有因。另一种反抗模式是弘扬道家，说“道”才是中华传统文化之根，以鲁迅和洋人李•约瑟的论断为依据。但马克思和共产党跟道家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是当前中国在理论上的第一困境！

2.如何对待阶级斗争学说？是我们在理论上陷入的第二困境。

从当年《共产党宣言》问世，到十月革命成功、中国革命成功，无一不是依据阶级斗争学说，而且列宁划分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就是：坚持阶级斗争，并坚持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我们党根据文革教训提出：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么请问：如果列宁标准正确，我们还算是马克思主义者吗？如果列宁标准不正确，在新形势下应如何提出新标准？

显然，我们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是：在新形势下如何看待阶级和阶级关系？这不仅仅是理论困境，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更是左支右绌。例如，在中国，私企姓社已是事实，对待新时代中国的资本运营专家，如任正非、…需要全新的眼光，因为他们已经是共产主义战士！这些在理论上没有任何说明。

3.对前苏联垮台的教训如何认识左右为难。

我们承认十月革命是实践马克思主义，而且认为列宁“在一国之内单独建成社会主义”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是70多年后苏联垮台了，东欧也同时“变了颜色”。说“出了一个叛徒苏联就垮了”，那我们只能说这种制度是纸糊的。承认一个叛徒可以打倒一个制度，就是否认这种制度的生命力。那么苏联为什么会垮？是社会主义必败还是苏联不是社会主义？前者固然荒谬，后者也令人恐惧：以前学习苏联都学了些什么呀？事实上毛主席早就说过：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

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社会帝国主义？以前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的一套标准还有效吗？

让全球两霸之一、罪恶的社会帝国主义苏联垮台，不是好事吗？为什么很多人要恨戈尔巴乔夫呢？应该称赞他才对呀！对此事没有深刻的理论说明，我们就始终莫衷一是。

4.第四困境：对待政治的态度前后不一。

曾几何时，我们高举“政治挂帅”的旗帜，声称“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或者处处要求“突出政治”。但是，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后，政治极受冷落。一切经济行为、文化活动，其政治意义一概不问，甚或政治和文化也要服从赚钱。从高举到忽略，政治的命运前后反差如此之大，令人费解。

现在下面开任何会议，主持人都强调不谈政治，不涉及敏感话题。共产党员不谈政治，岂不是笑话？政党就是政治党，不让议论政治，真是奇耻大辱！

在群众心里，政治还是头等大事。大家最担心的是政治问题。因为政治一乱，天下大乱。容不得半点疏忽。

理论陷入困境还有很多方面，但主要表现在这四个方面。造成这样一种状况，有文化背景、社会发展和经济基础多方面的原因，最根本的还是我们长期忽视了逻辑的功能。

二、不讲逻辑，理论必然陷入困境

中华传统文化本来是讲逻辑的，成语“自相矛盾”，就是教育我们说话要遵循逻辑规则，不要前言后语互相反对。尤其是后期墨家的墨辩逻辑体系，已经达到了现代数学逻辑的高端水平。但是，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又是这样“讲逻辑”的：为圣人隐，为尊者隐，为亲者隐，就是不能讲他们“有错误”。圣旨即真理，官本位，是传统文化中反民主的糟粕，而我们对此不能抵制，几乎完全继承。

只讲感情，不分是非，“唯上智下愚不移”，逻辑规则就这样被破坏了。这种情况延伸至今，就是大人物说的就是对的；老百姓，普通人说的，怎么说也没用。事先分析传统文化的复杂内容，把理论是非搞明白，在此基础上弘扬传统文化，才会振奋人心，走向辉煌。否则，让传统文化不分青红皂白地走向世界，必然起反作用。

人类主要有四大信仰：经验、科学、宗教、伦理。逻辑属于科学信仰。中国古代盛行伦理信仰。一切以伦理纲常为是非标准。著名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话看是谁说的，皇帝说的，圣人说的，就是正确的。这显然是一种“非逻辑”的逻辑。当这种“非逻辑”的逻辑盛行的时候，一切都变得反复无常了。

政治就是这样陷入困境的。“政治挂帅”是“伟大领袖”说的，所以就至尊至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中央定的，自然就没了政治的统帅地位。

政治陷入困境还和政治观的分歧有关：什么是政治，人们的看法很不一致。当对一个概念各人都有不同见解时，逻辑上根本无法自洽。

对苏联垮台的认识悖论，是因为对苏联社会的定性前后不一。苏联社会性质变化的原因和过程没有说清楚，让大家无法信服。

理论陷入困境更关键的是：我们有一个违背事实的真理观，即“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其实一切具体真理都是有条件的。离开特定条件，真理就不成立。“凡是论”是表象，“皆准论”才是根基。没有“皆准”那来的“凡是”？不能正确对待阶级斗争，还有另一个违背逻辑的原因：将个性与共性混为一谈。

阶级斗争属于政治，而不等于政治，因为政治的范围要广大得多。将二者混淆，理论自然陷入困境。将阶级矛盾等同于阶级斗争，也是混淆共性与个性，因为斗争只是解决矛盾的一种方法，不是全部方法，是个性而不是共性。解决矛盾的非斗争方法有很多，互补才是矛盾成立的基础。

我们曾经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唯一”二字有问题，应当改为“最终标准”。因为理论对不对，最终是由实践来证明的。但在应用于实践之前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承认“唯一”是对的，就会推导出一个奇怪的规则：“没有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千万不要去实践”——如果我们遵循这一规则，就堵死了一切创新之路，因为创新就意味着“未经实践”。

所以，对于理论之是否真理，还应该有一个时刻要记住的判别方法：逻辑与事实的统一。一般地说，不合逻辑的事千万别做。如果事实与逻辑矛盾，那就只有两种可能：事实不真，或者逻辑不对。如果忽视逻辑的功能，我们就只能陷入理论困境，说话前后矛盾。那么，我们的公信力何在？怎样去团结全国人民？又如何去影响世界？

从今往后，再也不要给违背逻辑的胡说八道戴上“辩证法”的帽子了，以免毁掉了辩证法先生的一生清誉。

三、摆脱困境的唯一方法是讲真话

理论陷入困境表现在以上四个方面，内在原因是理论工作者不敢讲真话。

至于理论工作者为什么不敢讲真话，很多人心知肚明，不敢说出来而已。

张志新、李九莲是前车之鉴。十年文革虽然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但因为对文革认识的严重分歧，怀念文革，甚至认为还需要再搞文革的大有人在。

讲真话，就必须在逻辑和事实上勇敢求真。需要一批理论敢死队，不怕得罪任何人，只怕没有讲真话。如果讲错了，欢迎别人批评，自己改正。有了志同道合的这样一批人，中国的理论工作，也会像高铁、高速公路、大桥等基建工程一样，成为世界之最。果然，中国在世界上的“软实力”和话语权就根本不是问题。曾经提倡的“不争论”，是指企业姓资姓社问题，但在实际执行中变成了在理论上不能争论，上面说的就对。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在几千年的经济社会活动中形成的精神结晶，其中与全人类进步要求最一致的是：“阴阳互补，天人合一”。按照尼尔斯•玻尔的观点，可以将其归纳为“整体论”和“互补论”——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这二者相互关联，是现代生态科学的理论基础。天人合一，就是人与大自然一定要和谐相处。我们经过建国后多年的反复，终于提出“五位一体”的战略构想，正是互补论和整体论相结合的成果。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想将这一思想推向全世界。

儒家主张社会和谐是对的，但其实现和谐的方法是“三纲五常”，反对被压迫阶级起来革命，所以是片面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在革命者夺取政权之前是正确的。无产阶级建立革命政权以后就应当全力投入“追求进步的事业”（孙中山语），不能再以阶级斗争为纲。

马克思主义要求将全人类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最终目标是实现世界大同。因此，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发展，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复兴。中国共产党承认孙先生的政治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顺理成章。只是目前，我们对孙中山理论的意义还认识不足。

按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只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发现”属于马克思。但前者是基本理论，后者是应用于当时社会的成果。所以可以说：唯物史观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谛。马、恩都不承认阶级斗争学说属于马克思。

唯物史观发展到现在，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会犯错误，伟人决不等于完人。毛主席早就说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而可爱的左派朋友，硬是把伟人打扮成不犯任何错误的完人。他们还自以为是毛的真正继承者、捍卫者，这就事与愿违了。

苏联和中国建国后的某些时间，干了不少违背唯物史观的事情。斯大林同志的个人崇拜、克格勃式的特务统治；而在中国，把革命和建设的功劳都归于某一个人，而不是领导集体和广大人民群众；文革期间只狂热地颂扬一位领导人，宣扬英雄史观，出现很多违背唯物史观的思想和行为。讲真话就应该认真检讨这些，唯有如此才能说明：不是马克思主义不好，而是我们自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

但是，《共产党宣言》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的历史文献，有两个明显的错误：

一是把人类原始公社以后的历史，都说成是阶级斗争历史，有极大片面性。历史事实是：在阶级社会里，合作是常态，斗争是合作遭到破坏的产物，是非常态。无论在时间长度和实行规模上，合作都高于斗争。恩格斯认为，分工是合作的基础。中国历史上很多开明地主参加甚至领导农民起义，程咬金和李世民的合作，是典型的阶级合作。激烈的阶级斗争不是这个阶级与那个阶级的斗争，本质上是新旧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法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工人、农民积极参加革命，和资产阶级精诚合作，共同推翻封建制度，令人感动。

二是宣言预言将来的阶级关系更加简单化，社会上只剩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实际情况是：阶级分化情况更加复杂化。各国中产阶级的壮大，成为社会稳定的支柱。老板破产当工人，老板的子女当工人，工人发财又当老板。很多工薪阶层人士投资股市。未来，脑力劳动者会成为劳动者的主流。各种机器人正在代替人的劳动。这种种复杂情况是《宣言》作者所无法预见的。到了今天，任正非等和广大员工的合作，是更深刻的阶级合作。阶级合作应该成为今天中国的政治纲领。只有承认阶级合作的纲领性地位，我们才能团结全国广大人民共同奋斗，争取中国和世界最伟大的前程。

我们不需要批评任何人，而是说任何伟人都要受到时代条件的限制。

苏联垮台是历史的必然。党的领导不是关键，党的性质才是关键，苏共从为苏联人民谋利益的党，变成为特权阶层服务的政治工具。接受苏联垮台的教训，社会主义的判别标准也应该改。我以为：决策目标才说明党的性质和社会的本质。一切以社会进步和人民福祉为决策目标，就是社会主义；相反，一切以资本增殖为决策目标就是资本主义。这种定位与“主义”一词的原意相符。有些社会效益高的项目，经济效益也高，形成两种目标的局部重合。以决策目标作为标准，能科学地说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既合作又斗争的实际关系。

孙中山先生说：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把社会管理当政治才符合实际，我们各单位的政治部，都是协助领导做管理工作。政治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领导作用巨大。管理上一个错误决定，立刻会打击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所以说政治是统帅是灵魂。

中山先生说：革命是追求进步的事业，这样的定义全面而准确。科技革命、文化革命才能说得通。把革命说成是推翻统治阶级的暴力行动，文化革命、技术革命就说不通。而且武装斗争是不是革命，也要看斗争的目的是不是追求社会进步。否则，就叫暴乱，而不叫革命。所以孙中山的革命定义，才是真正科学的定义。讲真话就是符合实际情况，我们就能摆脱理论所陷入的逻辑困境。

【作者简介】

陈建国，1940年出生，河南省荥阳市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全国地学哲学委员会理事。研究方向为经济哲学，钻研探索相对论50年，出版了学术专著《时间-空间飞船: 相对论的哲学问题》，累累硕果为业内人士推崇备至，经常为中央政策献言献策，对我国的经济体制作出了明确的定位——混合市场经济。他做过20多年的地质工作，其中野外一线10年，理论宣传12年。他从事专业的哲学和自然辩证法研究有20多年，发表了多篇哲学研究论文和专著，学术界纷纷高度关注。如今他虽已年逾古稀，但仍倾尽一生心血，撰写了一部引起业界共鸣的书——《条件哲学与互补原理》。

联系方式：电话13177830392；电邮：chen19400916@126.com

【人民评论】

老子曰：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同者得之。在中国，孙中山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却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孙中山三民主义正确的话，那就证明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毛主席文革前说：“你们年轻人不说真话，我看这个社会主义很难胜利。”社会主义究竟是不是修正主义，能不能取得胜利？值得商榷。（朱云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