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国：易乃大道之源

陈建国（江西社科院）

本文标题是套用郭树森先生一篇文章的说法。见华夏翰林出版社2005年出版之《道教文化钩沉》第3页。文章指出：“目前学术界渐趋一致的看法是，《周易》乃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梁漱溟1987年祝贺济南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就写了这句话“易乃大道之源”。江正杰先生在他的《道德传真》第21页，也说：“实际上老子也是有源头的，这个源头何在呢？那就在于神秘地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河图、洛书的数理系统，以及由之所引申出来的《易经》，后来这个传统又在杨雄的《太玄经》的三进制体系中得到了进一步展现。”

一、易经到底是科学还是迷信

“易乃大道之源”一旦确认下来，第一个问题就是它到底科学不科学？

以为科学等于绝对正确的观念，违背科学的本性。科学本身就必须具有可探索性。波普把这叫做“可证伪性”。换言之，不可证伪的不是科学。可以证伪而实际上被证实了，这才叫科学。绝对真理不属于科学，它属于信仰，是哲学研究对象。虽然哲学也属于科学，但同一般科学有原则区别。哲学与数学、逻辑学同属抽象科学，很多命题是无法用现实世界来确认的，比如无穷大、无限小，都只能用心，就是用思维去领会，去理解，无法确实把握。所谓“实践检验真理”是说我们的理论一定要在实践中证明其真理性，不能到处乱套。如果你能直观地把握无穷大，按恩格斯的说法，那就是“数清了数不清的数”，是定义上自相矛盾。很多哲学命题必须抽象地理解。正因为这样，才需要独立地研究应用哲学，研究每个科学领域自身的哲学问题，以区别于元哲学，或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研究。

《易经》到底是什么呢？它是古代中国的哲学。所以，玄乎又玄，让人有丰富的想象空间。这正是《易经》的本性，不是封建迷信。比如罗盘，是用来辨别方向的，你要用它看风水，那是你的事，与罗盘自身无关。再说，风水也不等于迷信，风水的很多具体说法是有科学内容的，不是乱讲的。

“风水”的另一个名字叫做“堪舆”。堪为天道，舆为地道，为仰观天象、俯察地理之意。所以持守古时“真传”的“风水大师”，往往一是看吃水用水有没有污染；二是看土壤、岩石有没有异常，适合不适合人居住；三是看地质构造，有没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再就是地理方位、四季风向。为什么朝南的斜坡比较好？冬天阻挡北风，不那么冷。向阳，可以多吸收阳光，有利健康。房子不能建在滑坡、洪水、泥石流可能发生和通过的地方。考虑了这一切，还有植物，周围有没有有害植物？经过方方面面地综合考虑，才知道这里风水到底好不好。

有些地方的地下水，含有利于健康的各类元素，有时会产生奇效。在江西宁岗开座谈会，有个与会者对我说，十年以前我还是植物人，现在参加会议，就是用事实说明我们宁岗的水好！宁岗花岗岩是燕山期的，里面富含各种有益元素。但老花岗岩也有自己的长处：浸泡时间长了，花岗岩里的钾都跑到土壤里面，比正常土壤含钾多十几倍，植物生长特别茂盛。例如九岭山就这样，山上小路有一个月不砍草和树杈就不能走人了。九岭山花岗岩形成在九亿年前，属晋宁期。

避开坏风水，拥有好风水，是不是个人一定好？一定出贵人？那也不一定。人有出息，必须靠自己努力、老师家长教育和社会的关怀、帮助。离开这些，再好的风水也没用。同一个村子风水差不多，出来的学生前途差别大得很。如果自己不努力，全仗着自己家风水好，想出人头地，我看你想也别想！

承认哲学也是科学，那我们就必须承认《易经》也具有科学性。说《易经》是哲学，必须立足于“哲学是研究信仰的科学”这一定义，或者哲学观。它回答的问题是：我们未经证实就应该相信或信仰什么？即能先入为主地确定我们思维的基础，或底线的是什么。比如：“真理不能互相矛盾，更不能自相矛盾”，这就是一个无法实证的“信条”或称作“信仰”。因为要实证它必须穷尽所有真理——这当然是谁也不可能做到的。

我的这种哲学观与目前流行的说法不大一致。流行的哲学观，一是“世界观论”——哲学是研究世界观的学说。由于现代宇宙学的发展，世界是什么的问题，越来越成为实证科学研究对象。二是“总结论”——哲学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的总结和结晶。这也日渐离开了哲学的视野，成为“科学学”的研究对象。“总结论”虽然不反映哲学本质，但它说明哲学命题的来源。

有人说二进制是电子计算机的数学基础，来自中国的阴阳互补，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是计算机科学的鼻祖。这样理解问题太简单化。二进制也可能是受人有两只手的启发，十进制是受人有十个手指头的启发。二进制和十进制两者各有优势，不能相互排斥，要互相补充。事实上我们两者都在用。

《易经》是哲学。但是因为古代科学处于萌芽状态，所以哲学中就包含有具体科学的猜测性内容。比如阴阳五行相生相克这些就离开了一般哲学范畴，有很深的地学印记。这一点在西方也一样。古代西方哲学与物理学不分家，有时就把物理学叫做哲学。牛顿的著作，书名叫《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却是物理学的奠基之作。《易经》中有地学内容，地球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叫“地学哲学”，即哲学原理在地学中的体现。

所以说，不是《易经》宣传迷信，是我们自己对待《易经》的态度，决定是不是迷信。都知道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用一种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它，就是迷信。这不能怪毛主席，只能怪我们自己。例如，毛主席没有让我们玩手机，我们怎么都在玩手机？用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毛泽东思想，显然就是迷信。

一切科学都建立在实证和信仰的双重基础上。没有实证，科学就不能产生技术，没法应用，对人类没好处。没有信仰，科学就固步自封，没有努力方向，失去可探索性。以为科学绝对排斥信仰的观点，违背科学事实。现代科学还非常幼稚，一切都要实证根本做不到。

二、人类社会是复杂大系统

余敦康先生说，“《易经》根据以阴阳为核心的易道来观察、解释政治领域里的问题，形成了一种追求社会整体和谐的政治思想。……用于拨乱反正，克服由君主专制体制所造成的危机，变无序为有序，化冲突为和谐，对中国二千多年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易学今昔》64页，中华书局2016年9月版）

《易经》用六十四卦这种神秘的形式，说明了钱学森一再强调的观点：人类社会是复杂的巨系统。如果从全宇宙的观点看，我们可以把“巨”改成“大”。

《易经》是古代中国的系统论。如果讲究高度抽象，《易经》是早于孙子；如果讲人类社会系统论，最完善的还要算《孙子兵法》。孙子继承了《易经》的系统思想。

一般认为，系统论从20世纪20年代生物学家贝塔郞菲开始，包括维纳的控制论、申农的信息论，为老三论。加上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哈肯的协同学和托姆的突变论，为新三论。这六论差不多构成了二十世纪软科学的主旋律。其它规划手段都只起辅助作用。既然系统理论这么高深，生成这么晚，中国古代怎么可能有系统论呢？这是人们免不了要提出的疑问。

上世纪的系统论，是用高等数学手段组装起来的。如果撇开哪些数学手段，光看系统论的指导思想，不能不说中国人在三千至五千年前就已经有了。传说殷商末年，周文王被囚禁在羑（读优）里，就使用了八卦。小说《封神榜》里面描写了周文王算卦的故事。姜子牙比文王还会算，因为姜尚是神仙。西周离今天已经有三千多年，而一般将《易经》称为《周易》，实际上周之前就已经有易经。

系统论有那么多理论，那么多数学公式，它的基本思想就是“万物皆系统”。各种事物不是孤立的，大家相互关联，就形成系统，这就是系统论的本质。我们可以看一下《易经》是不是这么回事。

我自己不会算命，但小时候看爷爷给别人算命，能看出一点门道。他总是在村子里到处走，听听别人说什么。实际上他已经事先掌握了一些人的情况。如果他判断来人将来运气不好，在摆弄铜钱的时候，不知不觉就已经动了脑子了。有时候从卦象上说不过去，他会利用来人的出生年月，特别是时辰，来一个“但是”，把结果改过来。弄得你无论结果如何都相信他是对的。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们对人对事，都要相互联系地看问题，要从相互影响的角度看问题，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看将来会发生什么变化。其实这些就是易经哲学的指导思想。所以，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因为在量子力学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在获得国王奖励的时候要出示族徽，他不是贵族，没有族徽，就把中国道家的标志，双鱼图案当作自己的族徽。而道家的《道德经》可以说是易经结出的第一个硕果。尼尔斯•玻尔在量子力学领域极力推崇中国古代哲学。尼尔斯•玻尔认为中国古代哲学有两个要点：一是整体论；二是互补论，他算是摸到了中国哲学的精华。

系统论是从整体角度处理问题。子系统之间、子系统和大系统之间都是互补的，相互不能离开，不能拆开来。所谓“分析”，是指从思想上查找它们的差别和边界，不能在行动上把它们拆开。要素一旦离开系统，子系统一旦离开大系统，它就失去本性，就像细胞离开生命体会死亡一样。如果不死，就必须成为另一系统的组成部分。

《孙子兵法》是在人类社会管理方面的系统论，在思想深度上，事实上高于后来西方的系统论。孙子的道、天、地、将、法，是人类社会管理的五个子系统。同时也是取得战争胜利的五大条件群，它们相互依存，互为因果。而且孙子的高明之处在于：子系统的顺序是严格规定好的，不能随便调动它们的位置。它们依据条件相关度从大到小排列。孙子把“道”摆在首位，就是说“道”统帅和主宰着一切。无道之战，天地再有利，将军再勇敢，士兵再有纪律，这个仗也不能打。什么是“道”？孙子说“令民与上同意也”——上下一心是道，马克思主义的民心决定论，在孙子那里已经有了萌芽。后面的顺序同样严格，天、地条件不利，就不能要求将军勇敢，就要求将军有灵活性。对于干部，将也有五条：智、信、仁、勇、严。孙子把智摆在首位，不智之信叫做轻信；不智之仁是宋襄公之仁，怀蛇农夫之仁；不智之勇，是鲁莽。将军自己怕死，就没有权力严格要求士兵。后面的顺序也是严格的：不信之仁叫做假仁假义，不仁之勇涉嫌残暴；如此等等。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一比较，差距就明显了。儒家的仁字当头，会培养出许多腐儒、酸儒，就是讲“仁义”不分青红皂白的结果。儒家把信摆在最后，不可能不假话连篇。如果还要宣传这五条，建议改成“智信仁义礼”把礼放在最后，智字当头，这样宣传效果就不一样了。许多讲究形式的“礼”，应该是前面四者做得好的最终结果，表象，而不是问题的本质。

《孙子兵法》是在《易经》指引下创造出来的，最高的也是最重要的人类精神成果。两千五百多年以来，古今中外还没有人对《孙子兵法》作过实质性的批评，没有反对意见。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有的只是将它应用于企业管理，还没有充分发挥它的社会管理功能。作为中国学者，不仅感到遗憾，同时还感到是一种耻辱。实际上古代的大军事家都是社会管理能手，包括姜子牙、管仲、诸葛亮、刘伯温，都是这样。他们都是古代政治家。只希望以后党中央能认识到《孙子兵法》的战略意义，政治意义，利用中华传统文化的高度智慧，建设中国式民主政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不光要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更要智慧起来，要充满智慧！只有大智慧才能带给世界大进步，大文明！

《孙子兵法》作为中国古代的系统论，作为《易经》所产生的最宝贵成果，我们不能只是赞叹，一定要深入研究，逐步落实。

三、一切结果都是条件组合决定的

这是研究系统论必然得出的结论。事实上，单一地、直线式地因果关系根本不成立，这对于传统因果观是巨大冲击。恩格斯的“合力论”，实际上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只是我们对恩格斯学习不够、研究不够，一直把他老人家套在马克思的光环下面。一架航天飞机就因为一只小垫圈密封不好，在空中爆炸了，说明很小的细节也跟结果有关。

这也触及《易经》的本质问题。《易经》作为中华传统哲学的总代表，总根源，从字面上讲，易，就是变化，经就是规律，《易经》就是讲客观事物，包括主体命运，变化的规律。不是简单地有因必有果，而是一切结果由条件组合决定。算命先生其实很讲究这个。他的说法看起来像是诡辩，唯物主义者就批判他，说算命就是信口胡说。可是有时候，求算命者的结果又让他给猜对了。这不是唯物主义不如唯心主义，是他用整体地、相互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唯物主义者在思想方法上输给了算命先生。

中国古代文化有个特点：人们心目中没有特定的神，如果理解不了客观事物，就把一切归之于“天”。用“天”代替自己还不知道的神秘力量，比西方特定的神要好。“天”等于我暂时还不知道，这种态度是实事求是的，也可以说是唯物主义的。由此引申出几点结论：

第1点，用这样一种哲学观点看待哥本哈根学派，他们提出概率因果观，反对爱因斯坦的“决定论”，背离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一切瞬时因果联系都是绝对的；只有经历一定时间的因果联系才是概率的。这说明是过程产生概率，在从因至果的过程中，相关条件发生概率性变化，使结果呈现概率性。这个事例告诉我们：中国文化还要靠中国人自己深入研究。外国朋友可以帮助我们，鼓励我们，但归根到底还要靠我们自己。

第2点，条件决定规律，真理就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皆准论”是“凡是论”的理论基础，不推翻“皆准论”，批判“两个凡是”，会出来更多凡是。一切真理都在特定条件下才有效，这些条件没有被说明，真理本身就没有被说明。离开具体条件就没有真理可言。例如：武松打虎是英雄，今天再随便打死老虎就犯法了，因为条件变了。这是普遍性论断，不是针对某伟人的理论或思想。

第3点，在相同的条件下，一定有相同的事情发生。这是条件哲学的根本信仰，也是科学成立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一条，一切科学都将失去意义。用《易经》推演天地人生的变化，其根据也是各项条件的同与不同。所谓条件，就是事物变化的理由。《三国演义》中有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诸葛亮和法正的一段对话。法正要求诸葛要宽容地对待犯法之人，不要那么严厉，其理由是汉高祖刘邦就是这么干的。诸葛亮回答他，高祖用宽容的办法对待秦的严刑苛法是对的。但刘璋就是太暗弱了，法纪松驰才招致灭亡。现在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条件不同，决策就应该不同。法正想通了，他很佩服诸葛亮。毛泽东在谈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什么能够存在的时候，也讲了五项条件。在《论持久战》中，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为什么中国最终会胜利，毛泽东都是用分析中日双方各项条件来说明。

四、辩证法的核心是互补

过去我们受列宁影响，一直把“对立统一”当成辩证法的核心。这到底对不对呢？如果以为这样说绝对错了，那我们就犯了更严重的错误。我们只是说，从中文意义上讲，从中华传统文化看，这样表述不恰当。

为什么是这样？第一，对立就不统一，统一就不对立，这是定义上的逻辑矛盾，不是实际生活中存在的那种矛盾。所以这样说很容易产生误解，事实上是误解不断。比如矛盾一定要通过斗争才能解决，这种极端观念就由此派生出来。斗争只是解决矛盾的一种方法，不是全部方法。有很多矛盾不靠斗争解决。夫妻有矛盾，斗争结果是离婚，做不成夫妻。师生有矛盾，斗争结果是课堂秩序混乱，上不成课。认识到斗争不是万能的，对于处理国际关系尤为重要。

还要注意的是：一个人有没有斗争精神，和他是不是在搞斗争哲学，这是两件不同的事，不能混为一谈。有斗争精神不等于非要搞斗争哲学不可。一些左派就是在混淆这两个概念，说你否定斗争哲学就是否定斗争精神，就是胆小怕事，处处跟坏人坏事妥协。这样说如果不是有意污蔑，就是太无知。

还要注意：矛盾双方是对立的，但对立不等于斗争。上和下是对立概念，明和暗是对立概念，它们怎么斗争？阴阳就是对立双方，但它们不是斗争的，而是互补的。按照中华传统文化，据易经哲学看，互补才是辩证法的核心。

古代中国人讲阴阳，讲五行，这实际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互补方式。

阴阳互补的观念，首先来自家庭的组织。男女互补才能构成家庭，才能有生殖力，人类才能繁衍。中国传统文化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非常重视传宗接代。这叫二元互补。五行相生相克是多元互补。什么叫互补？严格的科学定义，是讲互补双方为对方提供生存的必要条件。比如买卖互补：离开卖者，你需要的商品买不到；离开买者，你拥有的商品卖给谁呀？对于自己一方的存在，对方的存在是绝对性条件。多元互补是指它们俩俩互成互补关系，一个总体表现就是：个体和整体形成互补关系。没有军队就没有士兵，没有士兵就没有军队，这两种说法都对。金木水火土实际就是这样。火是氧化现象，古人不懂，以为是物质；如果改成气，那就更准确了，比较完全地概括了地球上的物质。

把互补看成辩证法的核心，才能合理解释另外两个规律。质量互变就是质变和量变互补，互相为对方提供条件。比如减少外层电子数，原子就变成正离子，是量变让原子变成离子，产生质变。否定与肯定的辩证关系也是这样：不否定纯粹单一的计划经济就肯定不了市场经济，二者互为条件。

用对立统一解释不了另外两个规律：质变和量变同时进行，根本不对立，又何必求统一？否定的是A，肯定的是B，两者根本不对立，也没必要求统一。

习近平外交政策，是在世界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11月8至10号，特朗普访华，中美双方在在强调两国经济、文化的互补性。所以，互补哲学并不是像哥本哈根学派所理解的那样，把它看成一种策略，而是深刻地揭示了客观事物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本质。《易经》对于互补的推崇，显示了中华民族世界一家，全球一体的博大胸怀，也形成了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诚实愿景。今天，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带领我们实践《易经》所体现的天下一家精神。

如果有谁还对《易经》体现互补精神有什么怀疑的话，请看一下八卦图像。后人对于《易经》的学习和解释形成《易传》，很多研究者的书中都刊有这种神奇的图像。前引余敦康的著作56、57页就有三幅此类图像。57页乾为上，坤为下，上下图像互补，非常典型。一和八互补，六和三互补，……加起来是九就互补。洛书是“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这张图里的空圈上九下一，左三右七，加起来都是十；实心圈左上是四，右下是六；右上是二，左下是八，加起来都是十，现代概率论与此完全一致。而河图的数字互补是另一种方式。比《概率论》对互补的理解要复杂得多。哲学命题是从具体科学中抽象出来的，所以互补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互补的哲学本质不变。比如在数学上，2进制和10进制是互补的，而现代数学中还有更复杂的进制形式，如微分和积分中的“阶”。微分和积分这两种运算方式也是互补的：没有微分就没有积分，反过来也一样。让它们分离开，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五、共性与个性的区分，是哲学的中心问题

《易经》的全部奥妙，在于处理好整体和局部的关系。而对于一般哲学而言，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是哲学的中心问题。研究中心问题在实践和理论方面的意义，要比所谓哲学基本问题重要得多，实用得多。列宁自己认为，物质和精神谁先谁后的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但并没有多大意义。今天宇宙学的发展更证实了这一点，史前文明在宇宙另外一个地方如果被发现，那就全宇宙范围讲，物质与精神谁先谁后还真说不清楚。毛泽东同志强调要研究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非常重视。这在《矛盾论》里面说得很清楚。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在对问题的本质认识中，往往会犯混淆共性与个性的毛病：例如以偏概全，用个别否定一般；用共性代替个性，遇事不作具体分析等等。

这里，汉语“是”字所具有的三种含义一定要分清楚。否则，难免在哲学上出错。古人公孙龙子，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榜样，就是“白马非马”命题。把“白马非马”说成诡辩，实际上是不懂哲学中心问题。作为“是”的对立词，“非”也有三种含义：

1，是就是“属于”，非就是“不属于”。

2，是就是“等于”，非就是“不等于”。

3，是就是“正确”，非就是“错误”。

分清三者之后，我们可以明确地说：按“非”的第二种含义，公孙龙子是对的。只有按第一种含义他才错误。可是谁都知道：既然叫白马（不叫白驴），就不是指第一种含义。所以，不应该批评公孙龙子。

许多极端观念的产生，都和混淆共性与个性有关。比如政治是极其庞大的概念，它与经济、社会、文化相对应；而阶级斗争，则是相对较小的概念，是政治的组成部分，即政治包括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属于政治，而不等同于政治。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一切都成了阶级斗争，甚至溢出了政治之外。比如：穿漂亮衣服、好梳妆打扮是“资产阶级思想”；米丘林学说是无产阶级的，摩尔根学说是资产阶级的；如此等等。如果认真研究词语的涵义及范围，我们就不应该会犯此类错误。

古祖雪老师，对于区分共性与个性的重要性，有个十分形象的说法：某某哇，你爸爸是男人，决不等于男人都是你爸爸呀！你连这个都不懂还搞什么哲学！

六、《易经》演绎的变幻莫测，反映真实世界和人生

要回答人生为什么变幻莫测，首先就要破除对“真理必胜论”的迷信。

中国长期盛行“以成败论英雄”的思维方式，不承认失败的英雄。但历史事实早就打破了这种迷信。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把他的全部同情都放在李岩一个人身上。在李自成起义军的领导班子里，只有李岩掌握真理：如果李自成能够采纳李岩的建议，大顺王朝肯定能坐稳，清兵入不了关，还可能被制将军李岩所征服。但事实是李岩死于非命，李自成起义也就归于失败。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大的错误意识之一。我们不像西方人那样相信逻辑。这是我们的弱点。后来，以胜败论英雄的错误观念，又借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进行宣传，就更难改变了。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政治从来不科学。以往的政治，无非是强权政治和阴谋政治，“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说强权就是真理，没有实力一切免谈。在这种情况下，孤立无援的李岩只有被杀。以往，政治是社会各种力量的搏斗，为了以弱胜强，只有动脑筋搞搞阴谋诡计。自己即使能战胜对手，使用阴谋手段也可以减少自己方面的损失。政治还远远没有科学化，或者说：政治科学化还有待将来的努力。真理如果没有掌握足够实力，是不会胜利的。“实力不够不会胜利”这也是真理。

其次，习惯思维有顽强的稳定性。但习惯思维决不等于正确思维。当正确的认识（真理）与习惯思维发生矛盾的时候，人们往往为习惯思维所束缚，不支持真理，从而造成真理的失败。地球中心论之所以能统治人类数百年之久，就是与习惯认识一致。你说地球自己在旋转，他说你疯了：地球自己在转为什么不把你甩出去？

所以，相信“真理必胜”只能从无限远未来的意义上，从信仰的意义上讲，不能认为在现实生活中“赢了就是真理”。

可见，即使是真理，它的胜利也必须具备特定的条件。当使真理胜利的条件不具备，或者不完全具备的时候，真理完全有可能失败。

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也说明这一点：出现那么多冤假错案，就说明你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不一定被人理解，不一定取得成功。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很复杂：一方面科学还非常幼稚，也就是许多以科学名义提出的观点和认识未必真的够科学；另一方面，人类对客观世界，包括对人自身还缺乏科学认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思想回归古代更抽象的科学，即对易经哲学和思维有比较高的评价，是必然的。

对于未来的难以预测，是因为相关变化因素太多。我们暂时无法掌握全部相关条件。但这也未必都是坏事。从创新的角度讲，从试错的必要性看，这正是我们常常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理由。理论的预见性和行动的探索性是互补的双方，是我们前进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

这也是我们研究和对待历史人物的正确态度。成功者不一定一切都正确，失败者不一定没有怀抱真理。承认这一历史事实，我们更要对历史上的李岩类人物加强研究，避免“一俊遮百丑，以胜败论英雄”之类的片面性。

（陈建国联系电话：13177830392）

【人民评论】

“试问禅关，参求无数，往往到头虚老。磨砖作镜，积雪为粮，迷了几多年少？”国学大师南怀瑾劝年轻人，不要学《佛经》、《易经》。原因是进不去、出不了。朱老师加一条，不学《资本论》。当然，五十岁后闲坐无聊时，看看《易经》、《佛经》、《资本论》也是可以的，反正都是混日子。钱旭红院士推荐大学生要读“四书”，包括《共产党宣言》、《道德经》、《几何原本》、《量子史话》。朱老师则提倡“老马识途”，包括《道德经》（老）、《共产党宣言》（马）、朱云川《文明自信》（识）、《西游记》（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