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哲学的缺陷与国人的思想分歧

陈建国（江西社科院）

    旧唯物主义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这在本质上没有错，它之所以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批评，是因为它忘记了还有另一面：人同时也在改造环境和教育。然而在今天的中国，人们的思想分歧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除了明显的左、右两大派，还有多达数十个形形色色的派别；有时，甚至同一位“学者”自己的观点前后矛盾。这当然说明中国的舆论环境宽松，因言获罪机会大大减少。同时也说明：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教育出了大问题。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思想基本上不统一，要想“众志成城”就非常困难。这不利于我们发挥 “全国一盘棋”的政治优势；一旦国际、国内形势动荡或发生巨变，人们难免惊慌失措。那么除了环境和教育以外，造成人们思想分歧还有别的原因吗？

    传统哲学中存在的缺陷，是造成中国人思想分歧的深层次原因，它既是环境也是教育。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传统哲学，是指中国各大学哲学教材普遍采用的说法，一些属于共性的观念。不包括个别学者或教师提出的特殊观点。

    一、真理都是有条件的，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

    传统哲学，以“真理的普遍性”为名，承认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然而科学史到今天的事实是：凡事实真理都是有条件的，牛顿力学和相对论各有自己的适用范围。量子力学也一样。狭义相对论在哲学上的意义就是：测量坐标系决定测量结果。这是“条件决定规律”的特殊形式。连1+1=2这样的数学规律也严格受条件限制：异名数不能相加。在人类社会领域，真理所受条件的限制就更明显。例如，世界上根本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前苏联革命的城市中心暴动在中国行不通，而要改用“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时代限制更严格，武松打虎是英雄，今天谁随便打死老虎就犯法了。从表面看，不受条件限制的是抽象真理，例如：世界是物质的，事物是发展变化的，等等。但抽象本身就是一个条件。一旦具体化就很不好办，必须先讲好条件，然后才能有结论。

    但在许多中国人的脑子里，真理的正确性是不变的，在什么条件下都一样。可是时过境迁以后，原来的真理不成立了，有的人思想跟着变了，有的人坚持不变，这就造成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和对立。用彼时彼地的真理，否定此时此地的做法，是一些人常用的方法。这个问题在批评“两个凡是”的时候实际上遇到了，却回避了。原因很简单：不敢承认领袖会犯错误。“皆准论”是“凡是论”的立论基础，既然真理不随时间、地点、条件而变化，就必须坚持“两个凡是”。不否定“皆准论”，“凡是论”就根本不可能被否定。批判了“两个凡是”，会冒出更多“凡是”。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条件到底变了没有？变了多少？是本质变化还是程度变化？把条件变化分析清楚了，该不该坚持这个道理也就弄清楚了。盲目地讲坚持，就是“凡是论”。

    真理的普遍性只能理解为：只要有相同的条件，一定有相同的真理。或者说：在相同的条件下，一定有相同的事情发生。真理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细节方面。

    二、真理必胜论与事实不符

    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的确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一些教条主义的东西受到应有的冲击。然而很遗憾，由此造成的副作用也相当严重。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成王败寇”是不成文的规矩，因为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史官都是皇上封的，他们只有把战败者说成十恶不赦的大坏蛋，才能突显自己的正义性、合法性，才能在圣上面前通得过。

    真理标准的讨论，让人们觉得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胜利的一方就是站在了真理一边。“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这种心态造成一个结果：党的领导人，那怕他曾经提出过非常正确的意见，只是因为没有被采纳，没有获得成功，就很容易被大家忽视和遗忘。只要是成功者，那怕有些做法很不妥当，也是正确的，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掌握真理的一方，不一定就是胜利的一方。因为真理的胜利需要条件，当条件不具备时，真理所在的一方很可能是失败者。简单地以成败论英雄并不可取，也不符合毛主席所说的革命人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成功”的规律。

    李自成起义队伍的领导层中有很多派别，当时唯一认识真理的就是李岩。如果李自成能采纳李岩的意见，大顺王朝一定坐稳天下，满清大军入不了关，制将军还可能率兵统一关外。中国可能很早就进入资本主义。但是，持正确意见的李岩最后掉了脑袋，大顺王朝终成泡影。而且这个结果是必然的，没有偶然性，因为中国民众的觉悟，包括李自成本人，都不可能认识到李岩意见的正确性。郭老写《甲申三百年祭》纪念其事，却并没有挑明：真理如果不掌握群众，则不可能成功。在战争中，比一般情况更复杂，有可能胜败双方都犯错误。

    对于社会科学而言，真理的最终胜利，必是经过无数曲折，不是直线型的。有些真理，在今天还没有被人们认识，或者只有极少数人认识。当真理没有变成多数人的共同认识的时候，它的胜利极其困难，有时甚至不可能胜利。

    三、单一、直线因果观不成立

    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因果直线链接的因果观，实际不能成立。而我们很多人的思维方式就是：因火而红，因墨而黑。简单直线的因果观，使我们的认识分歧无法解决。

    恩格斯提出社会发展的“合力论”，就是社会运动的最终方向，是由各个方向的合力决定的，不是单一作用力决定的。条件分析的研究结果是：任何目标成败都是由条件组合决定的，不是由单一条件决定的。比如我们要乘坐汽车去某景区旅游，至少需要以下条件：一部完好的汽车，充足的汽油，畅通的道路，有经验的司机。当然，景区要开放，路上不要堵车，我们身体健康，……如此等等，缺一不可。我们决不会说：这次能顺利地去旅游，多亏有位好司机。但是在认识社会问题时，我们往往就会说：中国革命成功，多亏有了某某！这种想法就是单一因果观。这也是人们产生认识分歧的重大原因。你强调这个条件，我强调那个条件，双方的思想冲突无法避免。如果用我们刚才举的例子，就如同张三说：没有好司机我们根本无法去旅游；李四却说：汽车不能开了，司机再好也没用！王五站起来说：就算是有好司机好汽车，道路不通你去个鬼呀！三个人吵得不可开交，其实他们的认识都正确而片面。用数学概念说：任何必要条件都对目标行使否决权，在否决权问题上它们是平权的。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都有否决权，有一个国家投反对票，方案即不能通过，这种规定符合数学上对否决权的认识。懂得数学上这个道理，就知道单一直线因果观有多么错误！

    朱、毛会师，决定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兴旺发达。但这决不是仅指这两个人的会师，而是指两支队伍的会师。当然更离不开井冈山的地形地理条件、周边县、地区、省的革命形势，……。把革命成功仅仅归功于某一个人的观点，是唯心史观，而不管你归功的这个人是谁。

    四、把“白马非马”说成诡辩，是不懂哲学

    古人公孙龙子提出“白马非马”命题，被很多人说成是诡辩，其实是不懂哲学的表现。中国字“是”与“非”是一对相反概念，它们有三种含义：

    第一，是就是正确，非就是错误；

    第二，是就是等于，非就是不等于；

    第三，是就是属于，非就是不属于；

    “白马非马”的命题与第一种含义无关。从第二种含义看，命题显然成立。只有在第三种含义情况下，命题才不成立。可是从用词规则看，说白马而不说白驴，就已经承认它属于马了。由此可以断定：公孙龙子所说的不是指第三种含义。它只能是指第二种含义。结论：命题正确。

    “白马非马”命题的完整含义是说：白马虽然属于马，却不等于马。因为白马是个性，马是共性，是黑马、黄马等各种颜色的马总和之后的抽象。

    正确区分共性与个性，是哲学研究的基本功。湖南一位学者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针对某学者说：“你爸爸是男人，不等于男人都是你爸爸。连这点道理都不懂，你还搞什么哲学!”可是这样一个简单道理，很多人就是不懂。更多的可能是：不是不懂，而是有意为之，好为自己并不正确的说法，制造哲学支持。

    比如说，政治的范围非常广泛。说阶级斗争属于政治当然不错，但说阶级斗争等于政治就错了。因为阶级合作，阶级内部的团结，统一战线都是政治。国家的管理及管理理论也是政治。政治是共性，阶级斗争只是个性。二者不能划等号。将二者划等号的结果是：既然政治挂帅，就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因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由此可见，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在哲学上混淆了共性与个性。

    混淆共性与个性的现象，在今天依然严重。对文革的看法，对反右、反右倾的看法，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改革开放的看法，都存在混淆共性与个性的情况。举一些典型事例，没有逻辑分析，只有感情宣泄，得出惊人结论，试图推翻人民的共识和党中央的会议结论。希望这些人是真的不懂哲学，那么我们对此作些普及宣传，也许有效。如果是别有用心，说得再多也没用。

    事例宣传的办法，不是不可以用，而要看你怎么用。关键要看该事例与事件整体的大方向是否吻合。比如对国民党政权总体评价是反动的，但决不等于它没有干过任何好事。如果否认国民党政权干过好事，而且是很大的好事，你就无法解释国共深层次合作的历史事实。把它干过的好事一一罗列起来，而根本不考虑“四、一二大屠杀”、“五次围剿”、“皖南事变”等等，那国民党丢失国家政权就是“天理不公”，中国现代史就要彻底翻过来——这当然很荒谬。

    五、“一分为二”是对辩证法的简单化

    我们想宣传辩证法，这种愿望很好。但是把辩证法就看成“一分为二”，则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由此带来一系列认识误区。例如，“一分为三”学派的产生，就是对于这种简单化做法的“纠偏”。毛主席说过，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这不就是“一分为三”吗？三个世界的划分、三段论等等，都是对一分为二的突破。这就把辩证法看成了数学游戏。其实辩证法的本质，是要求我们学会从动态的、变化的观点看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多重视角。党中央提出“五位一体”战略布局，这里就充满辩证法，你难道还要搞个“一分为五”吗？可见，采用简单的几分法，没有抓住辩证法的本质。

    我们把市场就看成市场，它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这样看问题就是形而上学。市场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因为市场混乱、充斥假货、欺行霸市、……都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市场更是政治问题，是把方便人民生活放在首位，还是谋利第一？市场的管理布局需要精美设计，让人民赏心悦目，又成了文化问题，而且很多市场本身就是文化市场；它同时反映一种社会生态。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问题与市场的自然生态有关。这样多重视角、尽可能相互联系地、全面地、有机地看问题，是辩证法的基本要求。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说：“不同的音调构成最美的和谐”，这是辩证法思想，你说他“一分为几”？

    把辩证法说成“一分为二”带来的另一弊端是，错误地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既然万事万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那么分与合也是一对矛盾，有分就有合，否则就违背了“一分为二”。可是“一分为二”用在它自己身上就不灵了，成了只许分不许合了。对杨献珍的批判是中国哲学界蛮不讲理的典型事件。

    学习辩证法，还要跟形而上学联系起来学习。在对立中辨别事物，在比较中认识事物，是基本方法。形而上学思维是反辩证法的，掌握形而上学的思维特点，反其道而行之，我们才知道什么是辩证法。可以说，不懂形而上学，就弄不懂辩证法。2016年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上，年轻的博士指责我说：陈老师，你错了！形而上学是多么好的东西呀，你为什么要反对形而上学？太不懂道理了！他把我批判得傻愣愣地站在那儿了。高等学校的高材生，居然不知道形而上学是反辩证法的!我真的无话可说！（他只知道《形而上学》就是哲学）。社会教育到了这种地步，大众对于辩证法的理解非常肤浅、可怜，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

    六、对立统一不是辩证法的核心

    辩证法观念实际产生于中国的老子、孙子、晏婴等先贤。中国的阴阳互补就是辩证法！即使你“言必称希腊”，硬要把辩证法之源说成古希腊，也找不到“对立统一”的原话。正如江正杰先生所说，这是一个翻译问题。但是，既然翻译成了汉语，就要用汉语本身的字义来解释，看它符合不符合辩证法的原意。

    用纯粹汉语的意思来分析“对立统一”，它是存在逻辑矛盾的词语，因为对立就不统一，统一就不对立。

    除了逻辑不通、不准确之外，“对立统一”还被解释为一定要“通过斗争，矛盾一方消灭另一方，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统一”。果真这样，斗争哲学就不可避免，所以“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这就给党内一切左的做法，一部分同志对另一部分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治运动”找到了哲学依据。

    人们头脑中的矛盾观念，是对现实的反映。上下、正反、高低、前后、快慢、轻重、……这些互相矛盾的方面，它们有那一对儿是互相斗争的呢？根本就没有！它们互相间有的只是相互依存，没有上就无所谓下，没有前就无所谓后，一张纸没有正面就没有反面，如此等等。1959年我在学校学习哲学的时候，朱耀鑫老师对我们说：同学们，你们不要说唯心主义不好，唯心主义还会万岁呢，因为没有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它们是互相矛盾的两方面哪！

    “对立统一”没有资格充当辩证法的核心，还因为它解释不了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肯定规律。

    原子丢失一个外层电子，变成一价离子。量变和质变同时发生，二者互为因果。它们根本不对立又何必求统一？丢失电子是原子变离子的条件，原子变离子一定会改变电子数，反过来说也行。这说明质变和量变是互补的。

    不否定“计划经济”，一切由政府严控，市场不起作用，也就没有市场经济。所以改革否定的是计划经济，肯定的是市场经济，肯定与否定的不是同一对象，它们根本“对立”不起来。你要肯定市场经济，我要否定市场经济，我们俩这才闹对立，但事实并不是这样！肯定与否定互为前提，二者互补。深入分析下去：计划和市场，作为两种调节经济的手段，其关系应该是互补的。可惜我们的经济理论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你到全世界找一找，那有搞市场经济政府就可以根本不管事的道理呢？那有政府对于国民经济没有任何宏观管理的道理呢？

    对质变量变规律和否定肯定规律的分析说明：互补才是辩证法的核心。这与古人对于阴阳互补就是辩证法的认识一致。

    自然界的事实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哲学家说：差异就是矛盾，所以矛盾双方互相吸引，而不是斗争。另一事实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这两种情况出现，是因为条件不同。所以归根到底起作用的是条件。在不同条件下有不同规律。

    老子的祸福论是辩证法的经典论述。塞翁失的是家马，却引来一匹野马；儿子骑野马正高兴呢，没想到摔断了腿；还没来得及伤心，就碰到抓壮丁，儿子因为断腿不能去。你说这些事儿对塞翁是祸还是福？所以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里的福与祸不是“斗争”的结果，而是条件变化的结果。随时掌握条件变化的规律，我们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祸趋福。

    所以说：辩证法的核心是互补。决定互补成败的是条件，条件才有最终决定权。

    七、矛盾的斗争性不是绝对的

    说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是《矛盾论》的重大失误。

    矛盾的同一性，对应的反意词是差异性，不是斗争性。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只能说差异性是绝对的，不能说斗争性是绝对的。斗争与合作是一对反意词。很多矛盾的双方就是既合作又斗争，依据条件不同而让合作或者斗争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情况，跟矛盾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根本不同。这一事实足以说明，矛盾的斗争性不是绝对的，因为它也有不占主导地位的时候。

    对抗与斗争原则上没有区别。有不对抗的斗争，或者不斗争的对抗吗？实际上没有。所以承认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就等于承认斗争性不是绝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这一过激判断，是形成斗争哲学思想体系的理论根源。

    对于矛盾斗争性的理解不同，造成人们在思想上的重大分歧。因为现实社会矛盾的双方都具有互补性，例如干群矛盾、工农矛盾、城乡矛盾、夫妻矛盾、师生矛盾、……一旦双方互补关系遭到破坏，矛盾就会激化，即让斗争性占据主导地位，这样引起的社会问题很多。该怎么解决？夫妻能斗争吗？斗争的结果是离婚，做不成夫妻。师生能斗争吗？斗争的结果是课堂秩序混乱，上不了课。凡人民内部矛盾，都不能主要依靠斗争来解决。我们有时会轻易地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敌我矛盾处理，思想上坚持斗争性是绝对的，是一个重要原因。

    斗争性不是绝对的，而且要讲究方法跟技巧。常常要化解一些矛盾，让它由斗争转化为合作。我们在对敌斗争中常常采用各种方法化敌为友，在人民内部难道还非要树立斗争对象，化友为敌不可吗？

    革命成功是多一些朋友好？还是多一些敌人好？任何会思考的人，都会给出正确的判断。

    还有一点很重要：千万不要将斗争精神和斗争哲学混为一谈。我们一批评斗争哲学，有些人就说：不讲斗争，难道讲妥协更好吗？难道你要当叛徒吗？这就是将两者混淆起来的说法。反对斗争哲学，这本身也是一场艰苦的斗争，容不得丝毫的退缩和犹疑。坚持清除斗争哲学的影响，才能逐步建立和谐社会。一面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一面要求建立和谐社会，这是南辕北辙，自相矛盾。

    八、传统哲学没有数学基础，不理会系统论的新成果。

    把哲学看成是对科学的总结，只要不作为哲学观，而只是说明哲学必须与科学发展相适应，则是对的。但令人遗憾的是：除了极少数人（如乌杰）以外，绝大多数哲学工作者，并没有在哲学工作中运用数学工具，没有吸收先进的系统论思维方式进入哲学基本理论。用旧哲学理论解释新事实，不可能不发生分歧。有时候分歧双方的意见都是错误的。

    现代社会调查，已经离不开概率论。不懂概率论，即使只研究社会哲学也不够格。而概率理论关于元素互补与互斥的分别，对于哲学有重大启发意义。当然，数学与哲学两种互补的基本概念有区别，例如阴阳互补就无法量化。根据笔者的研究，互补度的计算，互补已实现程度与理论上需要的互补度的计算，都离不开数学。这点很重要，因为二者的比值决定系统的稳定程度。哲学研究再也不能“大而划之”了，不懂数学者只能啃故纸堆，难有创新。

    尼尔斯•玻尔极力推崇中国古代文化的整体论和互补论。他自己虽然不研究系统论，却对此有启发。系统论实际是将中国古代的“整体观”进一步科学化。这是一种精细化地整体论，说明了为什么全人类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怎样的整体。钱学森力主用系统论管理国家，管理社会，这就是政治。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呼唤着系统哲学站出来，为此做出理论性的说明。

    人类社会既然是一个大系统，各个国家、民族、阶级、阶层就是其子系统。如果子系统之间经常不断地发生战争，系统还能稳定吗？人类必然面临灾难。承认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大系统，那么制止战争，保卫和平就是最神圣的事业!止戈为武，中国的军力发展就是为了保卫世界和平，压制战争狂人。

    这种新的国际国内环境，呼唤着彻底的哲学创新。

作者地址：330006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649号，省社会科学院

    联系方式：电话：13177830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