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不应称为《哲学史》

　　黎鸣

　　通读过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之后，深感有鲠在喉，不吐不快。冯先生全书以孔丘的儒学为宗，偏偏我认为，儒学根本无哲学。为什么儒学不是哲学？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逻辑。什么是逻辑？逻辑是：一，概念分析定义；二，范畴归纳判断；三，结论综合推理。最起码，作为一门哲学，必须应有自己概念的真理（假设）系统，必须有自己范畴判断的规律系统，更必须有推理出新的逻辑功能系统。纵观全部儒学，从孔丘及其弟子的《论语》，到孔丘及其儒家的《六经》、《四书五经》，更到后来历代大儒的所谓著作，其中根本就看不到任何有关逻辑结构、程序、功能的痕迹。如此儒学，怎么有可能称其为“哲学”？仅凭这一点，我即可以认定，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不应称为《哲学史》！

　　返观《西方哲学史》，我们能非常清晰地看到，西方人称其为“爱智慧”的学说，其中有一套大家公认的唯心、唯物、客观、主观、必然、自由等等的一套系统性的概念术语，虽然各家各派观点迥异，但大家皆可能仅凭这套术语即能相互讲道理，各述己怀，彼此平等地论辩；然而中国古代诸子百家，却是瞎子与聋子的集合，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彼此无法讲理，而只能独断地讲礼，即最终也只能看谁，可能获得统治者有力的支持，以便使用权力进行压服。问题的根本还在，西方哲学家，均以真、善、美作为自身研讨追求的总目标，而中国学问家，则均以亲、尊、长作为自身直观追求的总目标。如此中国诸子百家的学问家们，能有形成“哲学史”的任何可能吗？再说，西方哲学史最终能推演并助产出自然科学来，尤其伟大的物理学。然而“中国哲学史”能够推演并助产出任何科学来吗？根本没有可能。就凭这一点，我也能判定，以孔丘儒家儒学为宗的《中国哲学史》，根本就是冒名顶替的假《哲学史》，正是因此，我认为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不应该继续被称为《中国哲学史》，而应该改称《中国儒学史》，或最多称其为《中国学问史》。

　　我今天所说，并非否定中国古代有哲学，很显然，老子的《道德经》就是中国历史中最伟大的哲学，何止是《哲学》，更应是独一无二的《人学》。我认为全人类从古到今，共有三种学问有资格称为“爱智慧”的学说，它们是希伯来人信仰惟一神上帝的宗教《神学》，希腊人追求自然理念知识的《哲学》，再就是我们中国人老子所独创的全面追求真、善、美人类智慧的《人学》。原因很简单，西方《神学》、《哲学》与中国《人学》均具有内在贯通的逻辑，《神学》的逻辑是上帝创造一切的一元论逻辑；《哲学》的逻辑是以真、假二元组合一切的二元论逻辑；《人学》的逻辑则是以真、善、美三者共同创造一切的三元论逻辑。

　　正因上面所述，我深感到，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确实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研究和教学中起到了很坏的影响。可以说，在他以后所有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著作，也均把儒学视为中国哲学来宣讲，这实际上大大愚弄了所有的中国人。把儒学当作中国哲学来宣讲的恶果，是非常严重的，这直接败坏了所有大专院校的哲学教育，且更为周孔儒学的复辟打开了新历史时代的大口子。由此而培养出来的中国哲学系的学生，事实上成为了复辟周孔儒腐败意识的后备军。怪不得中国的大学已经很难培养出自己真正文化、思想的大师。

　　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虽事实上获得了取代胡适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成功，尽管胡适先生著作的出版（1919年）比冯友兰先生之著（2029年）还早了十年，且胡著以老子为首篇，比冯先生的以孔丘为首篇更有眼力，然而胡适先生也很可能早已发现儒学难称哲学，致其（卷下）著作终于难产，或许胡适先生已不再愿意错误下去，而自觉放弃了写作。但不管怎么说，胡适先生能直觉老子之著是真正的哲学，所以才把老子放在全书的最前面；而冯先生却有意把老子放在了孔丘的很后面，这其实已能看出，他确实匮乏真哲学的直觉，比胡适先生还更缺少对哲学真正的理解。鉴于上面所述，我希望不要再在中国的大专院校讲授类似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了。它们对中国年轻人的哲学教育，有百害而无一利，只会给中国大学思维方法的教育带来极坏影响，甚至恶果。（黎鸣202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