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自然从二周始，反智慧从孔儒始

黎鸣  2023-10-28

老子《道德经》中最重要的三句话，总结了《道德经》中全部最重要的精神内涵，它们是：一，“道法自然”；二，“我有三宝”；三，“三生万物”。它们分别出自《道德经》中的一，第25章；二，第67章；三，第42章。大家会注意到，第一和第三加起来，刚好等于第二。人们可以认为这只是巧合，我则认为，很可能并不只是巧合。

因为事实上老子通过全部《道德经》的五千言，始终都在告诫人们，《道德经》中的三个最基本的概念：一，道；二，宝；三，德，一是二的必要条件；三是二的充要条件，换言之，二的此在，始终都在一的存在和三的它在的帮助之下，取得了一步步前进的最关键的动力，要不然，二的此在，将必然处于严重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最严重的是，将不会有三的它在到来。而没有了三，一切问题都将是半途而废的“短命鬼”。

老子思想的源头，来自伏羲的自然“符号”，伏羲用这些符号来思考自然，这表明，伏羲确实认为，自然才是万事万物的总源头，只有发现了自然总源头的本体的奥秘，才可能会有方法、工具的发明，才可能会有认识论逻辑，以及最终三生万物的智慧的创造。后面所述，虽然只是我作为后学者的猜想，但我确实认为伏羲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的确开启了一个好头，并且我认为，老子《道德经》思想的宗旨，正是为了继承伏羲的这个重视发现自然本体的好开头。顺便指出，西方人的“二希文明”，关键也在针对自然本体的发现。

令人遗憾的是，周文王把伏羲的“符号”当作了占卜、算命的“八卦”符号，更同时把对于“符号”的解释转向了自身生活的经验，并更使得这些经验变成了用“卦辞”、“爻辞”所表述的永恒不变的“现实”（知识）；这等于事实上是把现实知识奠基在了完全主观认识的现象上，而不是奠基在自然真理的抽象的表述上。说白了，周文王无视了自然真理，却把现实中的某些（社会）经验当作了真理。失去了自然同一律的真理，便实际上丧失了判断相对律的社会规律的可能，更丧失了最后建立逻辑认识论的可能。

正是因此，我判定，中国人的反自然（真理、规律）的错误，最早始于周文王，更加深于周公，竟然推出了事实上反社会的《周礼》。为什么说《周礼》反社会？因为《周礼》的本质，即社会中人人永远的不平等，换言之，等级制度成为了中国社会永远不可能改变的历史必然。完全可以认为，“二周”是对伏羲重视自然本体思想的重要叛逆，而老子的《道德经》则是对于“二周”的叛逆的叛逆，用今天的话来说，即老子的思想是对“二周”思想否定（伏羲）的否定。

应该看到，老子不是一般地继承了伏羲重视自然本体的思想，而是具有了巨大发明、创造的更加深地继承了伏羲的重视自然本体的思想。老子的发明和创造表现在了哪里？在老子提出了“我有三宝”的至善的发明，更提出了“三生万物”的至美的创造。老子的发明和创造，实际上是为人类的追求开发人类自身自然天赋智慧的潜能，做出了最伟大的贡献。人类应该如何具体地追求自身自然天赋智慧潜能的开发？

在老子看来，即必须做到拥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伪天下先”，说白了，即一，必须拥有爱人之心；二，必须生活尽量俭朴，遵守从简到繁的自然基本规律；三，必须永远不把谎话说在了前头，换言之，除了不得已说谎之外，做人必须应该尽量不说谎，或至少应该懂得如何保持沉默。事实证明，老子“爱智慧”的“宝”——方法，才是最全面、最彻底、最深刻的。

为何说中国历史中的“反智慧”从孔儒始？孔丘讲“仁”、“义”，均以服从“礼乐”为准：“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义（助人）者，礼之宜也”，“而“礼”是什么？是永远的等级主义制度。换言之，孔丘要求人们首先应“爱”、“助”的人是“亲、尊、长”，而不应是所有的“人”。更坏的是，孔丘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更有君子“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以及“三讳”：“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更甚至有“子为父隐，臣为君隐”，明确教导国人应为了“亲、尊、长”而必须懂得说谎。所以显然，孔儒是“反智慧”的头号坏蛋。

孔儒该死！

（黎鸣2023,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