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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领袖王莽书生意气的施政手段害死人
原创 黄晓阳 黄晓阳 2024-05-18
我们此刻要讨论历史制度,全该注意当时的历史传统与当时人的历史意见,作为主要之参考。不该把我们的时代意见来抹杀当时的历史意见,这才是正办呀!
我们概括上述汉代的经济政策,对工商业是近于主张如近人所谓的节制资本的一面,而在对农民田租方面,则也已做到了轻徭薄赋,但并未能平均地权。
在汉武帝时,董仲舒曾主张限田政策,纵不能将全国田亩平均分派,也须有一最高限度,使每一地主不能超过若干亩之限制,惜乎连这个政策也并未能推行。
于是王莽起来,就激起了一项大改革,把一切田亩尽归国有,称为皇田,重行分配。
当时的意想,实在要恢复封建时代之井田制,而结果则引生一次大变乱。
王莽失败了,从此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也不再有彻底的改革了。
——摘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汉代》
钱穆先生进一步提到,“我们概括上述汉代的经济政策,对工商业是近于主张如近人所谓的节制资本的一面,而在对农民田租方面,则也已做到了轻徭薄赋,但并未能平均地权。在汉武帝时,董仲舒曾主张限田政策,纵不能将全国田亩平均分派,也须有一最高限度,使每一地主不能超过若干亩之限制,惜乎连这个政策也并未能推行。”
土地问题其实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土地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土地的形而上公有和形而下私有特质。无论是封君所拥有的封地,还是民所拥有的土地,都属私有性质。而国家层面,这些土地又都是国土,是公有的。
尤其在封君的封国中,其公有属性甚至有了两重。在最高一级,所有土地国有,正因为国有,君王才有权将这些土地当奖品,奖给功臣。而功臣成为封君,在形而上,封君之地,仍然国有,是国家的领土,同时也为封君私有。
而封君只是一个人,加上家人以及下人,也不过几百,最多上千人,不可能耕种一县甚至数县的所有土地,一方面,他还要进行封赏,另一方面,需要采取分配、租佃等方式,将土地交给农人耕种。
除此之外,历朝历代,还有一个给新儿子分配土地的政策,每增一丁,分地百亩,这些地,形而上是公有,形而下是私有。
所以,全国的土地,便是层层的形而上公权而形而下私有。
正因为这一缘故,使得土地问题复杂无比。
秦朝推行郡县制,差不多将分封制革除。看起来,这是土地公有迈出的一大步。
可哪怕是秦朝,做到了土地国有,却不能做到土地国营,还得由农民私营。所以,必然给农民分地。也就是所谓的耕者有其田。其实还是土地的形而上公有形而下私有,根本问题仍然在那里,没有解决。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针对土地兼并,大地主集中拥有土地而广大农民却没有尺寸土地的情形,提出一个解决方法,就像现在股市的涨停板制度,对私有土地设置一个上限。
这确实是一个较为有效的解决办法,但不是彻底的解决办法。
即使是这样一个改良之法,也难以实施。汉武帝听取了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却没有接受这一建议。他为什么不接受这一建议,原因我们不知道。或许,当时的土地兼并,还没有严重到西汉末年的程度吧。
钱先生用了惜乎两个字,显然对此感到十分遗憾。
钱先生是个文人,文人嘛,心里总是驻着人耕者有其田的乌托邦。
耕者如何有其田?通过阅读我的点录,大家应该已经清楚两个事实。历史上,所有能够站稳的朝代,开国之初,都完成了深刻的土地改革,而土地改革的办法,自商鞅时起,至汉代、唐代乃至以后,是每丁百亩。
很多历史文献、史料上都是这么写的,我起初对这个数字非常怀疑。不是怀疑统治者竟然如此慷慨,而是怀疑,别说一丁,就是一家,都耕不完百亩地。既然明知耕不完,又为何要强行分配一百亩?后来我想明白了,历史上,人口太少而土地太多,不这样硬性摊派,土地分不下去。
可见,朝代伊始,确实是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
既然如此,问题来了。天下为什么有那么多穷人?耕者有其田,为什么是几千年来文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乌托邦之梦?
要说,道理其实简单,穷人为了度过艰难岁月,不得不把土地卖了。而富人包括一般性富裕的人,拥有了土地,哪怕大量的土地并没有得到耕种,荒在那里,那也是私人土地,别人无权耕种。
仅仅用分地的方式,根本无法保障耕者有其田,其中的原因很多,下一次再分析。
我想说的是,土地兼并的结果,令大量的农民失去了土地,从而不再存在耕者有其田的大和谐局面。钱先生为此大为惋惜。而实际上,这事还真说不清是遗憾还是正确。原因在于此事太过形而上,凡是形而上,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相对的平衡。
如果早在汉代便已经出现了美国式大地主,而政府又有足够的能力和办法,抑制这些大地主用经济侵犯政治,而是引导他们向农业经济方向发展,可能中国的农耕社会,早在千年前,就已经进入了一个现代化。
由铁专卖和土地控制两项进行政治控制,好处显而易见,盐专卖,大大地增加了政府经济实力,从而稳定了政治也稳定了社会。铁专卖,同样大大增加了政府经济实力,同时,阻碍或者迟滞了几部的武力斗争,同样是维护了社会稳定。
土地控制,同样有经济和政治的大利。土地如果大量集中于个人之手,容易形成独立王国,从而产生与政府对抗的力量,直接影响社会稳定。
另一方面,政治控制显然对时代进步产生了巨大阻碍。铁专卖,实际给科学技术发展以及工业发展,戴上了枷锁。冶铁技术已经成熟,政府对铁器的控制,使得社会失去了对技术更新升级的需求,包括冶铁、铸造等技术的进步,由此而停滞。在铁器的应用方面,同样如此。
所有的铁器,除了军事用途就是民用,民用所需要的技术,早已经俱备,至于军用,冷兵器时代所需要的技术,同样已经完备,社会已经没有了技术上革新和进步的需求。
相反,如果没有控制铁器的使用,必然有人会研制更多的钢铁制器,比如机械等。
土地控制同样是双刃剑。
如果出现了大量的农场主,这些农场主就必然要解决生产力的矛盾。他们无法得到更多的人力资源参加土地耕种,就必然要想办法改进生产工具。一两千年努力的结果,就算不能全面进入农业现代化,至少不会是清朝末年一般,仍然停留在最为原始的农耕时代。
这是政治阻碍社会进步的两大例证。
钱先生说,“于是王莽起来,就激起了一项大改革,把一切田亩尽归国有,称为皇田,重行分配。当时的意想,实在要恢复封建时代之井田制,而结果则引生一次大变乱。王莽失败了,从此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也不再有彻底的改革了。”
王莽自然是看到了土地存在的大问题,所以立志要解决这一历史大难题,他解决此一问题的思路,也不是一时拍脑袋,更多还是参考了周朝的井田制和秦朝废分封的思路,即完全废除封地,强调土地的公有属性。
说到底,王莽还是摆脱不了那个深入人心的文人乌托邦思维定式,他所进行的土地改革,全部基于一种理念,耕者有其田。
所以,王莽做了两件事,第一,将所有土地尽收归国有,称为王田。第二,按丁分配土地,还是新朝初建时的规矩,每丁百亩。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王莽终于耕者有其田了,钱穆先生心中,是不是还会大大地异乎一声?
表面上看,王莽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这一人类最为原始的理想,或者说文人们追求数千年的理想,实在可算是伟大之举。
其次,王莽也彻底地解决了自商鞅搞郡县制以来,土地二重属性纠缠不清的难题,应该算是大大的好事吧,或许也能盖棺定论个伟大创举?
而我个人,却是大大地惜乎了。
原因在于,王莽搞的公田,其实是原已存在的土地属性中公权属性的确认。这就等于说,你已经当了四十年某人的儿子,突然有一天,某人突发奇想,搞了一次亲子鉴定,以此确认了你们的父子关系。
有意义吗?确实有意义,但现实意义到底有多大?我还真说不清。
至于另一方面,每丁百亩,并不是王莽的创举,难道真就可以完成耕者有其田的伟大梦想?未必。
王莽的土地改革,实际存在一个核心问题,他可以把土地收归国有,却无法实现国营。
在土地经营上,他还只能私营,将土地分给农民,限制个人占有数量,禁止买卖,各家超出土地规定的,要把地分给九族或者邻里。无田的人家按照一夫百亩的标准受田。次年,王莽又下诏推行五均六筦,以控制和垄断工商业,增加国家税收,并由国家经营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等五业,不许私人经营。
历史遗留并且由来已久的土地问题解决了吗?
给大地主设置上线,看起来,确实起到了一个作用,抑制了土地的过度兼并。如果这一制度执行,也就不会出现汉末以及魏晋时代的大家族专权。失去了土地,家族大不起来。
但另一方面,全国的土地散布于民,而民懒,一夫百亩,别说懒惰农民,就算勤快的农民,恐怕也无法全部耕种。遇到那种男劳力少或者孩子年幼的人家,土地虽广,却缺乏人手,不得不令土地抛荒。
王莽此举,虽然做到了耕者有其田,却无法完成实际耕种,反而因为大量土地抛荒而减产。如此一来,农村没有富户,贫者愈贫。所以,钱穆先生说,“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种书生政治”。
这次,钱穆先生显然没有惜乎,并且直指了问题的症结,即王莽太过文人气,理想确实非常丰满,却忘了现实的骨感。
我注意到诸多谈到中国历史上土地问题的论文,尤其重点谈到王莽的土地改革,颇有争异。
历史上,出于政治正确或者皇权正确思维,对王莽的评价大多是负面的。而近代,对王莽的评价开始出现另一种声音。
首先是胡适,认定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改革者”,翦伯赞认为,“王莽不失为中国史上最有胆识的最聪明的一位政治家。”
剑桥大学史学家崔瑞德及鲁惟一在《剑桥中国秦汉史》一书中表示,王莽如果没有真才实学,他不能升为摄皇帝。
范文澜评价说,“王莽是企图解决问题的一人。”
我不是要评价王莽,自然没有必要细说是非。我想说的,仅仅只是土地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形而上公有属性和形而下私有属性的矛盾,这对矛盾由来已久,历史上许多人都曾试图解决而最终未能得到妥善。
直到今天,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