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发声是霍光玩弄中央政权的工具

　　原创 黄晓阳 黄晓阳 2024-05-17

　　这一制度，也不专限于盐铁两项。

　　又如酒，这是消耗着人生日用必需的米麦来做成的一种奢侈品，因此也归入官卖，不许民间自由酿造。

　　这些制度的后面，自然必有其理论的根据。

　　我们要讲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必须注意到历史上种种实际制度之措施。而讲中国经济制度，却又该注意此项制度之所由演变完成的一种历史真相。

　　所以我讲汉武帝时代的盐铁政策，却远远从古代井田制度与山泽禁地之在法理上所有权之区分，直讲到少府与大司农的税收之分配于政府与皇室之由来，而由此再引申出盐铁官卖来。

　　这并不专是一个思想与理论的问题，而实际上则有极占重要的历史传统之现实情况来决定。

　　为了这一问题，在当时也争辩得很久，到汉昭帝时还有一番热烈的讨论，全国各地民众代表和政府的财政主管大臣在特别召集的会议席上往返辩论，互相诘难。

　　有当时一位民众代表事后留下一份记录，就是有名的盐铁论。

　　当然民间主张开放，政府主张国营。

　　而当时实际上的利弊得失，则非熟究当时人的意见，是无法悬揣的。

　　——摘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汉代》

　　中国历史上没有伟大的经济学家，但是，很早便已经有了实用经济学。中国历史上没有金融学，却很早已经开始利用金融学原理。

　　这是一大矛盾。比如此前，钱先生和我都谈到周厉王专利，管仲搞盐铁专卖，商鞅搞郡县制以及给游民分土地，都是在搞经济。战国时期，秦国和相邻的国家打得不亦乐乎，却和远处的齐国订立贸易协定，也是搞经济。

　　但非常奇怪，中国古代搞的这些经济，没有人认为是经济，大家都认为是在搞政治。事实也是如此，他们所搞的经济，都只有一个终极目的，那就是为政治服务。

　　经济为政治服务，至少在一种政治理念中，是没有错的。不仅中国秉持这样的政治理念，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之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理解，同样是在强调经济对政治的支撑扶持作用。在政治中，经济始终是着极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席。

　　可经济毕竟是经济，有其独特的运行规律和规则，尤其是金融学，更是驱动经济乃至驱动社会的杠杆。任何政治体系，不仅应该全面深刻地研究经济，而且要遵循经济规律，遵守经济规则。

　　中国古代政治，恰恰是轻视经济学的，几乎从来都不认为，经济学是支撑政治大厦的重要支柱。

　　这恐怕是中国历朝历代，所犯的最大政治错误之一。

　　钱穆先生谈到了汉代专卖的三项物品，即盐铁和酒，原本是一项极其重要的经济政策，但汉朝统治者，并不是以经济思维采取这一政策，而是以政治思维采取这一政策，甚至是军事思维采取这一政策，从而造成了经济政策失去经济的本质特性。

　　盐铁和酒这三类东西，前两项，是人们日常生活必需品，最大的需求是盐，人人每餐都要食用，没有盐，便食不知味，一日不能或缺。

　　盐不像土地作物，只要有土地有种子，便能出产。全国产盐地并不多，绝大多数非产盐地，都需要通过盐商贩运到当地销售。物资的流动，因而产生巨大的利润。

　　食盐、陶瓷、丝绸，成为中国最早期的物流基础。虽然其时没有人研究物流的经济学意义，可中国人通过实践，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享受了物流生利之惠。

　　而食盐、陶瓷、丝绸三大项，陶瓷尤其是陶，处处可以烧制，除了向海外流出的瓷器，在国内虽然贸易意义很大，可控性却不强。而丝绸并非普通人所用得起，同样主要用于出口。对于国家经济的意义，并没有爱到政府的重视。

　　陶瓷和丝绸两大生意，也能充分说明，中国古代政治体制对于经济的无知。在统治者心目中，并没有外贸概念，而是一种等同于其他国内贸易的物品。事实上，这两项贸易，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资金流，从而稳定了汉唐以来的经济活性。如果统治者对于经济学有更加清晰的认知，对这两项物品收取更高的关税，汉唐时期，中国经济的繁荣程度，将会高得多。

　　直到宋朝，统治者开始以茶引的方式，实际收取茶叶贸易税，对外贸易对国家财政的支撑作用，才异常地突显。

　　相反，食盐、铁和酒的贸易，在国家层面，更容易控制。

　　比如食盐，人人需要，因而具有极大的消费量，一旦受国家控制，就成了国民经济的最主要支柱。

　　第二项，铁，也是因为这一时期，铁器在日常生活中起了核心作用。此前的陶器时代，人们蒸煮食物主要用陶器，而现在广泛用上了铁器，所以铁的需求量非常之大。

　　如果两千年前，所有人能如今天一般使用铁器，一方面，国民经济能获得巨大增量，另一方面，中国的冶铁工业，将会有极大发展，从而推动社会的巨大进步。

　　但在当时，更多的铁被用来制造武器，用于战争。

　　大约在封建时期，中国就已经有了熟练的冶铁技术以及铸剑等武器制造技术。当时，无论是冶铁技术，还是制造武器技术，都掌握在工匠手里。

　　统治集团出于控制武器考虑，不仅控制了民间铸造，甚至直接控制铁器的销售，从源头上堵塞民间造反的可能。

　　此举对于统治集团，有两大利。其一，铁器专售，使得国家财政大量获利。其二，实现对兵器的控制，从而影响政治稳定。

　　另一方面，却也阻止了冶炼工业以及铸造工业进一步发展，从而使得中国错过了一个工业发展时代。

　　有关第二点，大可值得深入探讨。

　　历史上，很多政策，短时有大利，时间一长，却成了积弊。

　　正因为统治集团实行铁器专营制度，无法形成资本集团，无法完成产品升级，无法进行科学研究。所以，中国一直停留在手工业，而无法进入工业时代。

　　汉代实行的盐铁尤其是铁器专卖，既有经济上的考虑，更有政治上的考虑，还有军事上的考虑，唯独没有科学的考虑，因而导致中国的科学发展失去了两三千年。

　　至于对酒的控制，更多还是为了控制粮食。如果不控酒，农耕文化的养懒劣根，就会让一些人失度，有一点粮食就用来酿酒，喝醉了酒不仅惹事生非，更关键在于，整天醉醺醺，不事劳动，更容易生事。

　　所以，政府对这三项物资采取专卖政策，既扩大了财源，又进行了社会调节。如果没有其他周边国家，在其他科学以及经济领域的突破，中国的这项专卖制度，始终都不会落后。可事实非常残酷，经济和科学在欧洲突围了，中国便在一夜之间，被世界抛弃了。

　　到了宋代以后，三项专卖之外，又增加了一项专卖，即茶叶专卖。

　　虽说是国营，毕竟，政府不可能养那么多公务员去干专卖的事，所以，这项专卖制度，其实是政府授权，官商经营，政府通过发放茶引，收取税费。

　　今天很多中国人，不知听信了什么人的宣传，认定宋代是整个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的朝代，也是政治上最强盛的时代。其实，这实在有些胡说，宋代恐怕相当于元代而言，是一个更有成就的朝代，但与汉唐以及明清相比，宋代实在是一个无论政治还是经济，乏善可陈的时代。宋代最大的经济成就，来源于陶瓷、丝绸和茶叶三大贸易。

　　这扯得有点远了，相关话题，等到了点录宋代时再聊。

　　再多说一点的是，有关茶叶贸易，在授权和经营两个环节，便有了大利。

　　可能有人认为这种说法过余夸张。大家不知道的是，我曾看过两个数据。

　　其一，清朝初期，茶叶价格是每担23.8两，到了清朝末年，也有每担15.1两。一担茶叶卖15两白银，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其二，我读美国历史的时候，看到一种说法。未独立之前，北美殖民地销售的茶叶，由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购买，运回英国，批发给英属各殖民地的茶叶商人，也就是说，东印度公司控制着英属殖民地的主要茶叶生意。

　　于是，有些大胆的美国人开始到中国走私茶叶。他们调集资金，派出三艘轮船来到中国购买茶叶，这三艘船如果在海上被巨浪掀翻一艘，被英国东印度公司查处或者被海盗抢动损失一艘，只要有一艘船成功到达美国，就大赚了。

　　可见，当年的茶叶之利，绝对是暴利。

　　获取暴利的茶引，被政府官员控制着，商人要想经营茶叶获利，就得贿赂官员，并且不是小贿赂。因为一张茶引，就是一万担。小商人根本做不了这样的生意。宋朝和明朝最终的灭亡，与这个茶引制度引起的腐败，有着非常特殊的关系。

　　这些专卖制度使得社会财富大量专于盐商铁商茶商的同时，也直接推动了吏治的腐败，导致了政治的崩溃。

　　钱先生说，“我们要讲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必须注意到历史上种种实际制度之措施。而讲中国经济制度，却又该注意此项制度之所由演变完成的一种历史真相。”

　　在此，钱先生特别谈到此项制度之所由演变完成的过程。

　　毕竟，钱先生此书是演讲稿，哪怕讲演变完成过程，也非常简略，但至少我们可以看清一个实情，这种提纲似的说明，往往只能谈到历史演进过程的粗概，甚至只能算是一个标题，而远不能说得更细。

　　而我写这些文章，恰恰就在弥补这一点，希望将历史演进过程整理得更清楚明晰。

　　另外，由钱先生这句话，我们还应该明白一点，任何制度，都是历史演变过程中渐变的结果，不可能是骤变，必然有其历史原因，有其演进过程中的逐步变化。

　　社会进步，需要不断改革。任何寄希望于骤变的想法，都是幼稚的，危险的甚至有害的。

　　骤变的结果，如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跳级，其后果一是必然的缺失，其二是必须回头去补课。有的课补得上，有的课，可能永远补不上。

　　盐铁政策的改变，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在形而上，就是公权和私权的争夺，在形而下，表现形式就多样化了，政府需要生利，以增强国库，是最大的方面，此外包括控制武器，保障社会稳定，约束懒惰，防止奢糜，等等。

　　钱先生提到汉昭帝时的一场盐铁大争论，简单地说，这场争论发生在全国各地民众代表和政府的财政主管大臣之间，这种事实是非常表面的。

　　看起来，汉昭帝是就此事搞了一次民主会商。

　　很多人认为，君主时代，就是一个集权时代，就是皇帝高度专权。但由此事，我们可以看出，哪怕是君主时代，民主仍然是存在的，执政必然要平衡，而不是向君主一方失衡，更不是君主想怎样就怎样，遇到关键，还是要考虑民主，要集思广益。

　　但另一方面，民主是不是真的包医百病，恐怕难说。就以这次盐铁大争论为例，争论在民间，决策却在庙堂。这样一次盐铁争论，真的就体现了民主？未必。

　　参与争论的是什么人？钱先生说，是全国各地民众代表和政府的财政主管大臣。给人的感觉，全国各地民众代表，所代表的正是民意，而出席的财政主管大臣，只是召集人而已。

　　事实并非如此。这些全国各地代表，若真是普通民众，于他们而言，盐铁是否专卖，对他们其实没有影响。甚至可以说，由于政府控制专卖，统一限价，避免了奸商哄抬物价，反倒对他们有利，他们自然是赞同。

　　更多的民众，恐怕是没有利弊概念，原因是利益与他们无关。

　　必然反对的，是盐商铁商，因为利益相关。而这个利，是他们的私利，是私权体现。对立方，是政府，因为政府得利，也就是公权得利。

　　可见，将这样一件事，诉诸于民主讨论，本身就存在利益关联。

　　事实也正是如此，真正的争论不在民间而在庙堂。

　　朝廷形成了两派，一派以桑弘羊为首，是坚定的盐铁专卖支持者，另一派以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为首，主张免除田租，与民生息，也就是放开盐铁专卖。

　　盐铁专卖，本就是桑弘羊向汉武帝献出的振兴经济之策，符合汉武帝聚敛之需，因而被采用。霍光是否支持这一经济政策倒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同为辅政大臣，他要将另外两个辅政大臣削弱，让自己独大，于是搞了这次大争论。最终结果，桑弘羊不仅输了这场大争论，而且输掉了整个人生。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搞所谓的民主发声，其实就是两派斗法，将庙堂之争引向民间，借民间之声打击政敌。所谓的民众声音，只不过是朝堂两派捉弄的工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