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贫血与资本意识尤其是金融意识缺位有关

　　原创 黄晓阳 黄晓阳 2024-05-16

　　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讨匈奴，通西域，军费浩繁，大司农的钱用完了，连他父亲（景帝），祖父（文帝）几辈子积蓄下来的财富都花光了。

　　政府支出庞大，陷入窘地，这又怎样办呢？农民的田租，三十分之一的定额，制度定了，又不便轻易再变更，再增加。

　　汉武帝就只有自己慷慨，把少府的经济拿出来，这等于是把皇室的私款来捐献给政府。

　　所以武帝同时也命令地方上有钱的人，最主要的如盐铁商人等，也能如他般大家自由乐捐。

　　结果社会响应不佳，拥有大资产的，不理会政府之号召。

　　汉武帝不禁要想：你们的钱究竟由哪里来的呢？岂不是都由我把山海池泽让给你们经营，你们才能煮盐冶铁，发财赚钱。现在我把少府收入都捐献给国家，而你们不响应，那么我只有把全国的山海池泽一切非耕地收还，由我让给政府来经营吧！

　　这便是汉武帝时代有名的所谓盐铁政策。

　　盐铁商是当时最大最易发财的两种商业。盐没有一人不吃的，铁也没有一家不用，而煮海成盐，开山出铁，这山与海的主权，却在皇帝手里。

　　现在汉武帝再不让商人们擅自经营了，把其所有权收回，让政府派官吏去自己烧盐，自己冶铁，其利息收入则全部归给政府，于是盐铁就变成国营与官卖。

　　这个制度，很像近代西方德国人所首先创始的所谓国家主义的政策。

　　可是我们远在汉代已经发明了这样的制度，直到清代，小节上的变化虽然有，而大体上总还遵循这一政策，总还不离于近代之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路线。

　　——摘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汉代》

　　钱先生写这部书，题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着眼点是经济，而不是金融。钱穆先生还有一本书，题为《中国经济史》，谈的也是经济，而不是金融。

　　中国政治家或者史学家，历来忽视经济，更不懂金融。中国历史上产生过各种各类的伟大人物，伟大科学家，但我确实不记得有谁被冠以伟大的经济学家，尤其不见金融学家。

　　我通过百度查了一下，还真有人列出中国历代经济学家名录，排名第一的，正是管仲，排名第二是商鞅。汉武帝的大司农桑弘羊位列第三。其后有唐朝宰相刘晏，宋朝平章事（位同宰相）王安石，明朝首辅张居正。

　　这些人，确实在经济改革中大有建树，但他们首先是政治家，而不是经济学家，更不是金融学家。

　　如清朝名臣张之洞，堪称中国现代工业之父，但若称经济学家，恐怕还差得远，金融家的边都挨不上。

　　有人或许会说，经济包括了金融。

　　如果站在政治发展的立场看经济发展，这一观测纬度，就根本不会有金融的地位。相反，如果站在金融规律的立场看经济看政治，金融就是经济发展的一大驱动。

　　由政治而经济，再由经济而金融。政治更加宏观，而金融更加微观。金融虽然微观，却能撬动甚至颠覆政治，正如马克思所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中国历史上，官员的薪酬为什么以米计，而不是钱计？

　　形而下的原因，这一制度，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天下至少有几百个诸侯国，每个国，都发行自己的货币。有些诸侯国，才刚刚发行货币，就被别的国灭了，货币成了废纸。也有的诸侯国，原本很弱小，却莫名其妙在某一场战争中，因为对方的失误，取得大胜，国力大增。

　　国小嘛，今天在天堂，明天就堕入地狱，稀松平常的事。

　　这种变化，直接导致了其货币的信用值坐过山车。以至于无论是老百姓还是官员，都不愿持有货币，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硬通货，就那么几种。其一，是土地，但土地也不安全，一场战争下来，土地就成了别人的。二嘛，马匹。战争频频，最值钱的是马。

　　有一个极其著名的例子。有一天，孔子家失火。孔子回家听说此事，便问家人，伤人乎，不问马。原因是其时马是硬通货，是财富象征。孔子视钱财如粪土，只有人文情怀。

　　当然，这是后来的人为孔子脸上贴金的解释。当时马价奇高是事实，马的多少，是家庭财富的象征，也是事实。但孔子不问马，只问人，是人文情怀，我以为不是事实，根本在于，孔子家并不是富裕之家，恐怕只有驴子没有马。

　　除了土地和马，再一个硬通货，就是粮食。

　　土地和马，是大富人家所有，普通人家，更为实在的，是粮食。

　　这才是春秋时以粮食计量的原因。这本身就有金融学意义，只不过，后世并没有人研究这种金融学意义，而是思维定式地沿用了。

　　就算到了全国统一，货币统一，金融意识，仍然没有产生。对于所有人而言，货币也就是钱而已。

　　汉唐以后，金融实际已经在中国出现。尤其丝绸和陶瓷交易的极度繁荣，丝绸和陶瓷的对外贸易，促进了中国外贸的强大，而茶叶的以内贸易，促进了内贸的强大，直接使得中国成为一个金融帝国。

　　可非常遗憾，统治集团，从未意识到，这是金融的作用。

　　金融属性没有被认知，却实际存在着。

　　金融属性有一个重要媒介，即对应实体。比如世界货币，曾经以黄金为对应，中国早期，以粮食为对应一样。

　　这种货币对应物的存在，就是本币，即定量物。

　　直到战国时，山林池泽的出产，大量用于战争以及日常生活时，货币的使用，才开始普及。这种普及，可以说是战争的产物。战国时，一场战争中，一天弓箭的使用量，就是几十万支。如此战争消耗，若仍然以米谷之类作为计量，那是不可想象的。战争武器的建造过程中，物料的采买，制造、运输、使用过程，就是金融的流动过程，只能靠货币来完成。

　　也因此，货币在城市中的使用，开始普及。

　　不仅如此，随着政府用度的扩大，此前以石为计量的府库，也不得不改以货币单位来计量，比如黄金和库银。

　　货币的铸造量开始大幅度增加，货币已经不再是一种交易辅助工具，其金融属性开始显现。

　　早在战国时，就已经有了金融战争，比如始于齐国的盐铁专卖，产铁国韩国和楚国对铁的控制，战国时，秦国和齐国订立盟约，贸易互通，甚至包括秦国给予流民国民待遇，为其分配田地，都是在利用金融属性，制造有利于自己的战机，属于典型金融战争的体现。

　　只是非常可惜，中国历史上，使用甚至普及货币虽早，却对货币的金融属性，却从未系统研究，更远没有科学理解和应用。

　　钱穆先生此处所谈，少府因山林池泽收入增加，就是金融规律的结果，是货币大量使用的必然产物。汉武帝之所以能降低田税，甚至一再征战，就在于金融属性令文景二世，积下了大量财货。而汉武帝的战争，将这些财货的政府所属部分用完，不得不拿出少府所属部分予以补充，同样属于金融性行为。有点类似于当今的赤字性经济。

　　山林池泽所产的流动，是金融的流动。金融的活性，恰在于流动。流动速度越快，说明需求越盛，整个过程，属于全民得利过程，即生产者得利，运输者得利，贸易者得利，政府自然也得利。

　　此时，汉武帝要求商人富户自由乐捐，人家自然不干。

　　不干并非没有理由。盐铁等商人经营时，国家已经抽了税，而且是重税。田租是十五抽一甚至三十抽一，盐税木料等山林出产，却是十抽一，甚至还有附加税。

　　但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并不这样看问题。

　　盐铁商人富可敌国，却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不肯施予援手，统治者会认定，这是私权对公权的最大挑战，是潜在的巨大危机，一定要想办法抑制。

　　汉武帝的抑制办法，就是将盐铁收为国营。

　　盐的专卖制度采取在官府的监督下由盐民生产，官府定价收购，并由官府运输和销售。铁的专卖采取官府统管铁矿采掘、钢铁冶炼、铁器铸造和销售等一切环节，严禁私人铸造铁煮盐。

　　钱穆先生说，“这个制度，很像近代西方德国人所首先创始的所谓国家主义的政策。可是我们远在汉代已经发明了这样的制度，直到清代，小节上的变化虽然有，而大体上总还遵循这一政策，总还不离于近代之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路线。”

　　对于德国人首先创始提出的国家主义，钱先生并没有做出评价，但他特别强调，中国在汉代已经发明了这样的制度，由此判断，他是主张并且认同这一制度的，不知我的理解是否确实。

　　德国的国家主义，与美国式资本主义，显然是完全相向的。而中国，早在秦汉时，就已经建立国家，并且开始走上国家主义之路，至今已经两千年。

　　有了这两千年的历史积淀，再让中国回过头去走美国式资本主义，显然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