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老调子已经唱完——二月十九日在香港青年会讲》原文与赏析

今天我所讲的题目是“老调子已经唱完”：初看似乎有些离奇，其实是并不奇怪的。

凡老的，旧的，都已经完了!这也应该如此。虽然这一句话实在对不起一般老前辈，可是我也没有别的法子。

中国人有一种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孙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很长久，永远不死;及至知道没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却希望自己的尸身永远不腐烂。但是，想一想罢，如果从有人类以来的人们都不死，地面上早已挤得密密的，现在的我们早已无地可容了;如果从有人类以来的人们的尸身都不烂，岂不是地面上的死尸早已堆得比鱼店里的鱼还要多，连掘井，造房子的空地都没有了么?所以，我想，凡是老的，旧的，实在倒不如高高兴兴的死去的好。

在文学上，也一样，凡是老的和旧的，都已经唱完，或将要唱完。举一个最近的例来说，就是俄国。他们当俄皇专制的时代，有许多作家很同情于民众，叫出许多惨痛的声音，后来他们又看见民众有缺点，便失望起来，不很能怎样歌唱，待到革命以后，文学上便没有什么大作品了。只有几个旧文学家跑到外国去，作了几篇作品，但也不见得出色，因为他们已经失掉了先前的环境了，不再能照先前似的开口。

在这时候，他们的本国是应该有新的声音出现的，但是我们还没有很听到。我想，他们将来是一定要有声音的。因为俄国是活的，虽然暂时没有声音，但他究竟有改造环境的能力，所以将来一定也会有新的声音出现。

再说欧美的几个国度罢。他们的文艺是早有些老旧了，待到世界大战时候，才发生了一种战争文学。战争一完结，环境也改变了，老调子无从再唱，所以现在文学上也有些寂寞。将来的情形如何，我们实在不能豫测。但我相信，他们是一定也会有新的声音的。

现在来想一想我们中国是怎样。中国的文章是最没有变化的，调子是最老的，里面的思想是最旧的。但是，很奇怪，却和别国不一样。那些老调子，还是没有唱完。

这是什么缘故呢?有人说，我们中国是有一种“特别国情”。——中国人是否真是这样“特别”，我是不知道，不过我听得有人说，中国人是这样。——倘使这话是真的，那么，据我看来，这所以特别的原因，大概有两样。

第一，是因为中国人没记性，因为没记性，所以昨天听过的话，今天忘记了，明天再听到，还是觉得很新鲜。做事也是如此，昨天做坏了的事，今天忘记了，明天做起来，也还是“仍旧贯”的老调子。

第二，是个人的老调子还未唱完，国家却已经灭亡了好几次了。何以呢?我想，凡有老旧的调子，一到有一个时候，是都应该唱完的，凡是有良心，有觉悟的人，到一个时候，自然知道老调子不该再唱，将它抛弃。但是，一般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们，却决不肯以民众为主体，而专图自己的便利，总是三翻四复的唱不完。于是，自己的老调子固然唱不完，而国家却已被唱完了。

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着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

宋朝唱完了，进来做皇帝的是蒙古人——元朝。那么，宋朝的老调子也该随着宋朝完结了罢，不，元朝人起初虽然看不起中国人，后来却觉得我们的老调子，倒也新奇，渐渐生了羡慕，因此元人也跟着唱起我们的调子来了，一直到灭亡。

这个时候，起来的是明太祖。元朝的老调子，到此应该唱完了罢，可是也还没有唱完。明太祖又觉得还有些意趣，就又教大家接着唱下去。什么八股咧，道学咧，和社会，百姓都不相干，就只向着那条过去的旧路走，一直到明亡。

清朝又是外国人。中国的老调子，在新来的外国主人的眼里又见得新鲜了，于是又唱下去。还是八股，考试，做古文，看古书。但是清朝完结，已经有十六年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们到后来，倒也略略有些觉悟，曾经想从外国学一点新法来补救，然而已经太迟，来不及了。

老调子将中国唱完，完了好几次，而它却仍然可以唱下去。因此就发生一点小议论。有人说：“可见中国的老调子实在好，正不妨唱下去。试看元朝的蒙古人，清朝的满洲人，不是都被我们同化了么?照此看来，则将来无论何国，中国都会这样地将他们同化的。”原来我们中国就如生着传染病的病人一般，自己生了病，还会将病传到别人身上去，这倒是一种特别的本领。

殊不知这种意见，在现在是非常错误的。我们为甚么能够同化蒙古人和满洲人呢?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比我们的低得多。倘使别人的文化和我们的相敌或更进步，那结果便要大不相同了。他们倘比我们更聪明，这时候，我们不但不能同化他们，反要被他们利用了我们的腐败文化，来治理我们这腐败民族。他们对于中国人，是毫不爱惜的，当然任凭你腐败下去。现在听说又很有别国人在尊重中国的旧文化了，那里是真在尊重呢，不过是利用!

从前西洋有一个国度，国名忘记了，要在非洲造一条铁路。顽固的非洲土人很反对，他们便利用了他们的神话来哄骗他们道：“你们古代有一个神仙，曾从地面造一道桥到天上。现在我们所造的铁路，简直就和你们的古圣人的用意一样。”非洲人不胜佩服，高兴，铁路就造起来。——中国人是向来排斥外人的，然而现在却渐渐有人跑到他那里去唱老调子了，还说道：“孔夫子也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所以外人倒是好的。” 外国人也说道： “你家圣人的话实在不错。”

倘照这样下去，中国的前途怎样呢?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只好用上海来类推。上海是：最有权势的是一群外国人，接近他们的是一圈中国的商人和所谓读书的人，圈子外面是许多中国的苦人，就是下等奴才。将来呢，倘使还要唱老着调子，那么，上海的情状会扩大到全国，苦人会多起来。因为现在是不像元朝清朝时候，我们可以靠着老调子将他们唱完，只好反而唱完自己了。这就因为，现在的外国人，不比蒙古人和满洲人一样，他们的文化并不在我们之下。

那么，怎么好呢?我想，唯一的方法，首先是抛弃了老调子。旧文章，旧思想，都已经和现社会毫无关系了，从前孔子周游列国的时代，所坐的是牛车。现在我们还坐牛车么?从前尧舜的时候，吃东西用泥碗，现在我们所用的是甚么?所以，生在现今的时代，捧着古书是完全没有用处的了。

但是，有些读书人说，我们看这些古东西，倒并不觉得于中国怎样有害，又何必这样决绝地抛弃呢? 是的。然而古老东西的可怕就正在这里。倘使我们觉得有害，我们便能警戒了，正因为并不觉得怎样有害，我们这才总是觉不出这致死的毛病来。因为这是“软刀子”。这“软刀子”的名目，也不是我发明的，明朝有一个读书人，叫做贾凫西的，鼓词里曾经说起纣王，道：“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只等得太白旗悬才知道命有差。”我们的老调子，也就是一把软刀子。

中国人倘被别人用钢刀来割，是觉得痛的，还有法子想;倘是软刀子，那可真是“割头不觉死”，一定要完。

我们中国被别人用兵器来打，早有过好多次了。例如，蒙古人满洲人用弓箭，还有别国人用枪炮。用枪炮来打的后几次，我已经出了世了，但是年纪青。我仿佛记得那时大家倒还觉得一点苦痛的，也曾经想有些抵抗，有些改革。用枪炮来打我们的时候，听说是因为我们野蛮;现在，倒不大遇见有枪炮来打我们了，大约是因为我们文明了罢。现在也的确常常有人说，中国的文化好得很，应该保存。那证据，是外国人也常在赞美。这就是软刀子。用钢刀，我们也许还会觉得的，于是就改用软刀子。我想：叫我们用自己的老调子唱完我们自己的时候，是已经要到了。

中国的文化，我可是实在不知道在那里。所谓文化之类，和现在的民众有甚么关系，甚么益处呢?近来外国人也时常说，中国人礼仪好，中国人肴馔好。中国人也附和着。但这些事和民众有甚么关系?车夫先就没有钱来做礼服，南北的大多数的农民最好的食物是杂粮。有什么关系?

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

以前，外国人所作的书籍，多是嘲骂中国的腐败;到了现在，不大嘲骂了，或者反而称赞中国的文化了。常听到他们说：“我在中国住得很舒服呵!”这就是中国人已经渐渐把自己的幸福送给外国人享受的证据。所以他们愈赞美，我们中国将来的苦痛要愈深的!

这就是说：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虽是现在的阔人富翁，他们的子孙也不能逃。我曾经做过一篇杂感，大意是说：“凡称赞中国旧文化的，多是住在租界或安稳地方的富人，因为他们有钱，没有受到国内战争的痛苦，所以发出这样的赞赏来。殊不知将来他们的子孙，营业要比现在的苦人更其贱，去开的矿洞，也要比现在的苦人更其深。”这就是说，将来还是要穷的，不过迟一点。但是先穷的苦人，开了较浅的矿，他们的后人，却须开更深的矿了。我的话并没有人注意。他们还是唱着老调子，唱到租界去，唱到外国去。但从此以后，不能像元朝清朝一样，唱完别人了，他们是要唱完了自己。

这怎么办呢?我想，第一，是先请他们从洋楼，卧室，书房里踱出来，看一看身边怎么样，再看一看社会怎么样，世界怎么样。然后自己想一想，想得了方法，就做一点。“跨出房门，是危险的。”自然，唱老调子的先生们又要说。然而，做人是总有些危险的，如果躲在房里，就一定长寿，白胡子的老先生应该非常多;但是我们所见的有多少呢?他们也还是常常早死，虽然不危险，他们也胡涂死了。

要不危险，我倒曾经发见了一个很合式的地方。这地方，就是： 牢狱。人坐在监牢里，便不至于再捣乱，犯罪了;救火机关也完全，不怕失火;也不怕盗劫，到牢狱里去抢东西的强盗是从来没有的。坐监是实在最安稳。

但是，坐监却独独缺少一件事，这就是： 自由。所以，贪安稳就没有自由，要自由就总要历些危险。只有这两条路。那一条好，是明明白白的，不必待我来说了。

现在我还要谢诸位今天到来的盛意。

【析】 本文是1927年2月19日鲁迅在香港青年会的演讲词。

这篇讲演直接针对的是当时香港的情况。当时英帝国主义为维护其在香港的统治，大肆提倡尊孔读经。香港总督、英国人金文泰鼓吹“中国人应该整理国故”，说什么“华人子弟”“徒然侧重外国科学文学，对于中国历代相传的大道宏经，反转当作等闲，视为无足轻重的学业，岂不是一件大憾事”。他们利用孔子的生日，由香港总督亲自督促，大搞尊孔活动。一些反动分子公然宣称，他们这样搞，就是为了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所谓“免于赤化宣传”，反对青年参加革命。可见，当时香港的尊孔读经是为英帝国主义者统治香港、镇压革命服务的，是英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一部分。

然而，这一讲演还有其更为深刻的历史背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复辟倒退逆流，以章士钊为代表的“甲寅”派，以吴宓、梅光迪为代表的“学衡”派，就是这股逆流在文化上的代表。“现代评论”派的胡适、陈西滢等买办文人，大肆提倡整理国故，妄图引导青年钻入故纸堆。这两股势力的合流，反映了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互相勾结，利用老调子反对革命。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鲁迅在香港作了这篇著名的讲演。

这篇讲演一气呵成，有力地抨击了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内反动派，南北呼应，华洋合流，利用封建文化，借以达到维护其反动统治的罪恶目的。为了揭露帝国主义提倡尊孔读经的用心，鲁迅对老调子——孔孟之道，进行了深刻分析，把它比作杀人不见血的 “软刀子”。鲁迅追溯历史，总结出 “老调子将中国唱完，完了好几次”。宋元明清一代一代就是这样灭亡的。“软刀子” 的比喻，形象地揭露了老调子的反动作用。

进而，鲁迅通过与 “钢刀” 的对比说明 “软刀子”的危害。老调子这把“软刀子”和刀枪等“钢刀”不同。“软刀子” 割头不觉死，而 “用钢刀来割，是觉得痛的”。历代统治者之所以崇奉孔孟之道，不仅由于看中了它的反动性，而且也由于看中了它的欺骗性。

讲演的重点既在揭露帝国主义唱老调子的罪恶目的，文章发展下去，就必然要追溯到帝国主义侵略者在对待中国的态度的转变上。鲁迅说，过去“外国人所作的书籍，多是嘲骂中国的腐败，用枪炮来打我们的时候，听说是因为我们野蛮”，后来“反而称赞中国的文化了”，说什么“中国的文化好得很，应该保存”，这就是“改用软刀子”。透过这种策略的变化，鲁迅识破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反革命两手。从武装侵略到利用中国自己的文化来收买和麻痹人民，这表明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不断加深，“这就是中国人已经渐渐把自己的幸福送给外国人享受的证据”。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帝国主义称赞中国旧文化，是“利用了我们的腐败文化“来治理中国人民，让你腐败下去”。这“那里是真在尊重呢，不过是利用!”“他们愈赞美，我们中国将来的苦难要愈深的!”这是多么深刻的揭露，多么愤怒的控诉啊!所以保存中国的旧文化，就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

讲演通篇是用具体事例和历史事实来说明问题的，没有从概念到概念的文字游戏，没有空洞抽象的大道理，而是具体生动、深入浅出，很有说服力。如第3段说明凡是老的、旧的事物都应该死亡。这个道理比较抽象，论证起来不容易，可是鲁迅只举了一个例子就把它说明白了。鲁迅说，中国人要子孙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很长久，永远不死;及至知道没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却希望自己的尸身永远不腐烂。如果真的永远不死，则地面上早就挤满了人，后人无法容身了;如果真的尸体不烂，则地面上早已堆满了尸体，连掘井、造房子的空地都没有了。这就从反面证明了上述道理。又如第11——14段，分别举出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的历史事实，证明反动统治者唱老调子是只顾自己便利，不管人民的死活，其结果是唱完了国家，唱完了民族。这样就把深刻的道理寓于历史事实之中，使听众或读者感到实在、生动。

这篇讲演注意用辩论的方法来论证说理。抓住错误论调的要害给以反驳，在反驳中说明道理，战斗性强，有说服力。如当有人说： “我们看这些古东西，倒并不觉得于中国怎样有害，又何必这样决绝地抛弃呢?”鲁迅反驳说：“是的。然而古老东西的可怕就正在这里。倘使我们觉得有害，我们便能警戒了，正因为并不觉得怎样有害，我们这才总是觉不出这致死的毛病来。因为这是‘软刀子’。”不觉得有害，恰恰说明有害。鲁迅紧紧抓住关键性的一点，进行反驳，说明当本来是借口中国人 “野蛮” 而来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改用“软刀子”，赞美中国古代文化，那就是“叫我们用自己的老调子唱完我们自己的时候，是已经到了”。这样，寥寥数语，斩钉截铁，把对错误观点的驳斥和对帝国主义的揭露，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不容对方置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