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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智者和理论家
朱与非的思想工具箱 2024-02-08
古希腊思想昌明时代智者频出,他们收钱来教育学生,让学生们在辩论中胜出,所以他们能制造很多对立双方都能获胜的论点;今天的各种理论家担任的就是智者的角色。他们被主要由纳税人供养的大学和机构们安置起来,制造各种对立双方都能获胜的论点。
当然,像柏拉图那样宣称自己洞察理念因而超出所有智者,在今天已经不能取得一呼百应的效果。一个把自己的观点视为洞穴外真理的人,总有一种独断论的危险。今天的问题是什么?今天的问题是,很少有人从自己自身和人类自身的设身处地的情境出发来规定实事的走向。
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让观点从自己的生存中生长出来,那么那些旁逸斜出的、仅仅是展现头脑中的聪明的理论就会像小鬼见到魔王一样自动退散。如果从设身处地的实事出发,就根本不会有势均力敌的理论对立。
当我们说程序正义的时候,有人说结果正义也重要,当我们说制度决定人性的时候,有人说人性决定制度,当我们说首先改变环境然后才能改变人的时候,有人说人先要自己改变然后才能改变环境……
世界的意向性仿佛已经在这种理论的充分对立中僵住了。但这不是真的。理论的小聪明只会在这些矫饰的诡辩术(今天已经被称为“辩证法”了)中得意一时。
什么是设身处地的思想?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就是找不到合适的词汇和思想。那时候,我与那些争辩的人说,要从人们的“存在状态”来思考人性和制度。但什么是存在状态,我再无往前寸进一步的可能。存在状态是status quo(现状)吗?显然不是。那时候,海德格尔在我的知识库中只是一个名字。我对他的哲学一无所知。
直到我读起了海德格尔,并且向上追寻到胡塞尔,向下追寻到伽达默尔,当我了解他们所谈论的理解、意义和解释的含义,我才逐渐开始明白,这不就是我要找的哲学吗?他们不是在替我往我所不能前进分毫的地方开疆辟土么?
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里,我笨拙地称之为“存在状态”的东西,他称之为“存在方式”。然而,单凭这存在方式以及海德格尔对于此在的生存论分析,还并不让人直接联想到这便是欲以解答我们日常生活之困惑的一枚钥匙。只有进一步追溯到海德格尔更早期的论述中,才能发现更为直接的困惑和解答之间的关联。在前期海德格尔哲学中,他表明自己正在做的就是对“实际生活经验”的发现,他将之称为“此在的诠释学”。在这里,人的本己的生活处境(或者也就是视域),第一次成为了被专注研究的对象。
此在分析学,就是对生活本身的分析。这个哲学家,实际上就是在设身处地地分析自己。设身处地的处境是他关于存在所想要讲述的一切。
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也有相同的指向。现象学将我们的视线投向了一个以世界为视域的实际性生活中。同时,也像我很早以前在争论中被呛住,因而想要对理论本身做一番反思一样,现象学开始了一场对于理论行为的反动。现象学唯一反对的“现实性”就是那种因理论态度而固定、僵化下来的存在者,现象学术语上称为“现成在手之物”。现成在手的东西,就是人们奉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人们视之为前提的东西。现象学要首先通过“悬搁”和还原架空其有效性,然后才能去触及实事本身。实事就是源初的、切身的体验。
在理论家的时代,人们以说出理论来解释事物为最高的修养,因而人们忘了自己。人们已经到了不说出一个理论就无法说出自己的想法的地步。倘若人们有一个想法,却找不到理论家为之背书,他们就觉得仿佛缺少了什么。这真是荒谬。
理论来源于生活,并始终以生活经验本身所提供的实事为标准。在人们被理论(比如说环保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等)封住了嘴巴的地方,生活的岩浆才会暗潮汹涌。
理论在相对化生活,使得生活本身仿佛不认识自己。说出一个理论的同时,我们总是能找到另一个与之相对、与之相反或与之递进的理论。这一直以来被视为理论家的能事。然而这恰恰就是智者们的活计。
智者时代的柏拉图,夺回了哲学的名誉;而理论家时代的现象学家们,正艰难地重启思想之路。这一次,我感受到了海德格尔哲学中所具有的柏拉图哲学那样的胸襟。就像柏拉图宣称,只有对于真理之光下的理念的洞见,才能消除漂浮在智者云端的虚假意见,海德格尔宣称,恰恰在每一个人自身的实际生活体验中,才能找到理论家的狡黠所刻意回避的坚定无疑的东西。理论家们看似聪明善辩,实则在回避真理。
然而,所有人的言说终究会形成理论。那么,“现象学家”们该如何做理论呢?
当现象学家关注生活,并且从中演绎出某种理论的话,他必然是朝向(wenden)生活的“急迫”(Not)的,这种对急迫的朝向就是生活的“必然性”(Notwendigkeit)。这里面尽管包含了“文字游戏”,但事情就是这样。
像米塞斯一样,从“人的行为”出发,以交易中的意向性目的和预期为关照来构筑人类经济生活的基本结构及其变动规则吧。当我们明白了,人性对于制度的需求乃是从人之行为结构中所产生的必然,就不会再有人“聪明地”指出,还有一种“凭空的”人性,可以保障制度的运行。制度的运行本身就在人性之人的行为及其结构之中。我并不是在阐述任何“制度主义”,而就是在阐述人性本身。人性本身就是在制度的结构化运作中被定义的。
朱与非 2024.0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