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9 10:51点击:517
社会病了,谁来医?谁能医?
原创 明海 明海先生 2024-05-28
【导读】人会生病,社会也会生病,这是铁律。可悲多少风流人物看出病因也无能为力。以史为鉴,可知兴替。
壹.
柳宗元看出秦亡:“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唐乱:“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洞察出唐的军队制度出现弊端,却无能阻止唐亡于藩镇割据;
王安石看出内忧外患的原因是:“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根源在于法度的缺失,没有效法先王的治国方针)。用人制度也出现弊端,导致人才稀缺,人浮于事。可他搞变法最终也没能改善,反而更加恶化;
苏洵看出文人的软弱,看出投降派带来的危害。“六国破灭,非兵不利 ,战不善,弊在赂秦。”他借古讽今,六国破灭,弊在赂秦,而大宋王朝,更不能为了一朝安寝而与契丹西夏签订各种妥协的城下之盟。六国尚且有机会跟秦一搏,更何况如今的大宋,为什么反而不如当初的六国?他很明白“以退让求和平则和平亡”,如果屡次对外敌妥协,则朝廷危矣!然而北宋最后还是亡于对外敌不断地妥协。
时间来到毛主席时代,他带着战友们“进京赶考”,告诫大家别做李自成。
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毛主席却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很多人都不理解毛主席当时说的话,毕竟苏联曾经是自己的老大哥,实力非常强大。但毛主席看出苏联当时已出现特权阶级,看出赫鲁晓夫的短视,根本不懂马列主义。三十多年后,1991年苏联解体,证实了毛主席的预言。
毛主席退居二线后,慢慢发现我们也出现特权阶级,发现很多战友也不懂真正的马列主义,他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社会病因。
作为世界伟人,一向一心为国为民,他如圣医般开出药方,于是舍弃一生的荣誉,搞了场大实验,大到足以让上下有烙印。
从短期来看,毛主席早就跟大家说:“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既然预料到美国将来会和我们交往,又预料到苏联会“红旗落地”,而且信奉独立自主,要对苏联去依附性,要从棋子变为真正的棋手,所以他自己甘愿做“恶人”,做了场大实验,好让后人在转变的时候更容易。而且让美国主动来访,争取主动权,争取更多利益,也为后人定调一些原则。
从中期来看,搞了场大实验,让上下都有深刻的印象,尽量避免出现赫鲁晓夫,出现苏联那般的“红旗落地”。大家想一想,毛主席晚年完全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没经历这场大实验,像宋江这样的人会更多更肆无惧惮,后果会比苏联好多少?
从长远来看,人会生病,社会也是如此,可社会病了会牵扯到利益集团,他们不会轻易放弃利益的,所以需要继续革命理论,给大家做了场实验,提供各种经验。
可惜的是当时毛主席年龄大了,有些人拿着鸡毛当令箭,有些人被欺骗。
但毛主席看出社会病因,开出了药方,依然比历史上的无数风流人物更胜一筹。
贰.
社会病了毛主席开过药方,民族病了也开过药方。清末,内忧外患,天灾人祸,当时上下开出过药方,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等,均都失败,最后毛主席与他的战友团结起如一盘散沙的底层,焕起精神,最后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推翻“三座大山”,重塑华夏民族魂。
认为毛主席是“大救星”最开始并不是底层老百姓,而是跟他接触过的精英人士。
杨昌济在临终前给章士钊写信,评价毛主席和蔡和森是:“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重二人。”
可惜蔡和森牺牲得太早了,他是大才,而且是最支持毛主席也是最好的战友。
诗人柳亚子在民国时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他跟毛主席交流后发现毛主席的雄才大略,预言毛主席以后会成为领袖。
抗日战争时期,一位南洋华侨见了毛主席后对大家说:“中国有了救星,胜利有了保障,大家要更加努力!”
这故事比较少了了解,我就多说几句!
1939年,国民政府军费为18亿元,而南洋华侨捐款就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南洋华侨陈嘉庚在1940年3月下旬,以南桥总会主席的身份,回国考察抗战情况。
为了招待陈嘉庚带来的团队,蒋介石仅仅在重庆就决定花8万元的经费。
3月25日,陈嘉庚团队乘飞机抵达重庆。蒋介石派出200多个单位,千余人在机场热烈欢迎。到了重庆后有着没完没了的宴会,陈嘉庚副手就收到一千多张名片,各种奢华的排场,觉得国民党拿着捐款的钱享受生活,大失所望。
他考察了一圈不得不感叹:“中国的救星不知在哪里?即使出世了,或者还在学校读书,恐怕也要三几十年后才能出来担当国家大事吧,国家前途深可忧虑!”
于是决定去延安看看!
当时困难,毛主席宴请陈嘉庚,菜肴很简单,只有是白菜、咸饭、辣椒,外加一大钵子鸡汤。毛主席解释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专门送给我的。”
他在《南侨回忆录》写到这情况:“其住居与办事所亦是山洞,大小与余寓略同。屋内十余只木椅,大小高下不一,写字木桌比学生桌较大,系旧式乡村民用家私,盖甚简单也。”
陈嘉庚在延安调研和考察了九天,他开心地说:“余观感之下,衷心无限兴奋,喜慰莫可言喻,认为别有天地,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前忧虑建国未有其人,兹始觉悟其人乃素蒙恶名之共产党人物。”
同年12月21日,陈嘉庚在华侨会议上讲话:“去年新加坡各社团联合欢迎我,我的演讲措词是相当悲观的。我曾说,中国要转弱为强,必须再等半个世纪才有希望。经过这次回国实地考察,才知道我的话说错了,原来拯救中国的人不但早已诞生,并且已经在那里做出许多大事了。”
回到新加坡在一次演讲中还说:我在延安看到了不同的情形,在那里人人平等,所有人都在为革命做出自己的贡献。毛主席的办公处设在一个窑洞内,布置很简单。
在《南侨回忆录》中也出了这一笔:“其领袖及一般公务员,勤俭诚朴,公忠耐苦,以身作则,纪律严明,秩序整然。”
当时延安经过整风运动,成为革命的圣地,有理想的青年都向往,所以毛主席跟大家很自豪地说延安——“十个没有”。
而如今社会病了,出现的是“十个如果”!
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大家需要警惕呀。
叁.
社会病了,病在精英们,他们集体地堕落,不要把责任推给底层人民。
作为“人口红利”,让我们在与外国的博弈中有了些话语权,还在于工厂的廉价劳动力,在于消化房地产的房子,在于降低互联网的推广成本,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而精英堕落后,还占据话语权,他们傲慢,高高在上,很自负,以所谓成功和学历来定性和评价一个人乃至一个群体。他们瞧不起底层,嘲讽底层,有时候虽然在聚光灯下谦谦君子,但仍如野兽般在张牙舞爪,满嘴的血腥味。
无私的阳光暂时被乌云遮挡,魑魅魍魉松了口气,脱笼而出,开怀大笑。
从此精致利己大行其道,然后正义化。
投降军人变为英雄,还搬上了荧幕。
曾经东莞的文明人们津津乐道。
富豪成了“爸爸”,富二代成了“国民老公”,潘金莲、西门庆、和珅,他们放到现在,好像也并没有多大的轰动性。
作为老实人,作为善良的底层人,有时候显得那么地格格不入。
学校教育了你二十年做个好人,毕业到社会拼搏,却以血淋淋的事实教育你要精致利己,想要傲骨,好像全世界都是敌人!
辛辛苦苦读书20载,毕业后出来工业,你了解到银行、烟草和电力里的所谓一家三代传承与守望,你了解再怎么努力也比不过别人在直播间卖弄风骚,一些人慢慢成了穿着长衫站着喝酒的孔乙己。
当今社会病了,病在出现“新三座大山”:新殖民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新封建主义。资本异化,权力异化,封建惯性。
新三座大山下出现了新四害:
公蜘(文化买办,坚决地站西方立场);
苍蝇(流氓地痞,网络水军,黑社会);
恶虎(贪官污吏,官僚主义,保护伞);
老鼠(买办商人,让公变私,转财产)。
公知看到我批判外国,以为拿国内一些丑陋的现象来恶心我,其实他们不知道我批判的是西方主导的新殖民主义,同时也会批判国内的公蜘、苍蝇、恶虎、老鼠,我不会被这些人恶心,我担心的是整体。
这病的药方何在?
毛主席曾写:“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如今应往事越几十年,井冈山、延安,“进京赶考”有遗篇。看看当年社会与民族病了伟人如何做的,正如毛主席所说:“如果要看前途,一定得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