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以正治国，“王教授”们为啥说不能用来治国

　　朱云川

　　以老子道德经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以道莅天下，以正治国，无为而治，向来都是治国之至宝——帝王术。然而，某大学退休鼓吹儒佛而弃道家的"哲学王子"——王教授却说，道家思想不能用来治国。他的理由是:道家思想讲无为而治，不能为农耕文明提供一个伦理体系。

　　中国历史上，汉唐明清早期几代皇帝，均以黄老治国，国运日盛，老百姓日子好过，全都迅速迎来了太平盛世。

　　中后期的皇帝大都不明黄老，精神上以道教神仙为尊，庙堂上则以儒为师，以法治国，宗教愚民，导致人心混乱，国运日衰，终至国破家亡，改朝换代！

　　可以说，正因为中后期皇帝有不用道家思想以正治国，国家才会失去长治久安的基因，社会上才会出现庸劣塞道，人心混乱，贪腐高发，政权灭亡。

　　事实上，不仅农耕文明需要道家思想，包括军事、商业、工业、生态等其他文明要想长久正常发展，同样离不开以老子道德经为真理代言的道家思想。

　　对于哪家思想更适合治国，历代学者、明君、政治家都有自己的总结，今略举几例。

　　比如，汉初的”文景之治”算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好时期，文帝、景帝奉行黄老之道，讲究无为而治，即政府不过多干预经济，让老百姓自由发展，所以大家觉得负担轻、框框少、日子好过。

　　西汉司马谈（司马迁之父）在《论六家要旨》中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记•太史公自序》）

　　晋代葛洪：“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抱朴子内篇•明目》）

　　唐太宗李世民：“在诸子百家中，堪称老子天下第一！”“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他还下诏令说：“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改张，阐兹玄化。”百官“各当其任，则无为而治矣”。

　　宋太宗赵光义：“伯阳（老子道德经）五千言，读之甚有益，治身治国，并在其中。”（《宋朝事实》卷三《圣学》）宋真宗赵恒：“《老子道德经》治世之要。”

　　宋真宗时期，尽管宋朝的面积、人口、资源都比前朝李唐差得多，但是，宋朝的经济，在风调雨顺的好年景时，岁入是唐朝的七倍；即便灾害频仍，岁入也是大唐的三倍左右。经济繁荣，边贸红火，贡赋通达，税收富足，北宋的统治日益巩固，国家管理日益完善，史称咸平之治。

　　明朝朱元璋亲自给《道德经》作注，“朕虽菲材，惟知斯经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御注道德经》）明成祖朱棣自称“真武大帝”，开创了以黄老学说为主导的“永乐之治”的太平盛世。

　　康熙本人亲自注释过道德经，康乾盛世与道家思想有密切关系。“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到乱是儒家”。从事功方面来讲，受到老子思想的影响，建立一代事功的帝王，严格说来，只有汉文帝和清初的康熙。尤其康熙善于运用黄老之道的成就，更有过于汉文帝的作为。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老子的著作，尤其是他的《道德经》，最受世人崇仰。"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曾在电视上呼吁：每个德国家庭买一本中国的《道德经》，以帮助解决人们思想上的困惑。

　　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西方要学习中国的道德哲学。”

　　英国学者哈耶克指出，市场经济思想的真正鼻祖不应是英国人亚当.斯密，而是提出“无为而治”思想的中国老子，比如“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等等。

　　古今中外皆如此。只有重用道家思想，人民才有真正的文化自信、文明自信，谁说道家思想不能用来治国？

　　政治家周恩来说：“我认为《道德经》里最精彩的一句话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文学家郭沫若说：“道家思想可以说垄断了二千年来的中国学术界，墨家店早已被吞并了，孔家店仅存了一个招牌”。(内服黄老，外示儒术的历史证明)

　　早在主政浙江期间，习近平同志就引用《道德经》中的名句“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又如“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智慧，并把其推陈出新，形成新的治国理政的中国智慧，这正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超的政治智慧。

　　正如美国明道大学校长、当代新道家张绪通研究指出：

　　“整个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朝代，即汉代与唐代奉行道的哲学。这两个帝国是当时全部地球文明中最健康、最幸运、最先进的国度。监狱是空的，遗落在街道上的贵重东西没有人捡，所有国民充满自信。这是因为这两个朝代的政府达到了礼制与正义政府的水准。历史学家把这两个朝代称为中国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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