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老师称研究中共成国际显学，但有成果反映西方普世价值观

路克利/人民日报 2015-05-04

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由来已久。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日益崛起，中国共产党也令世界刮目相看，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日益增多，在国际学界逐步形成了一门新兴学科——海外中共学。海外中共学起初是区域研究、政治学研究、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方向，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综合交叉学科，成为海外中国学的重要内容，也成为国际社会了解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

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由来已久。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就逐渐引起海外关注。早在1926年，苏联人葛萨廖夫就撰写了《中国共产党简史》，介绍了中共早期情况。1932年，美国外交官柯乐博给美国国务院报送了《共产主义在中国——1932年来自汉口的报告》，向美国政府介绍中共领导的红色政权的发展情况。1937年，美国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在英国伦敦公开出版，让西方社会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形象。1947年，美国记者白修德、贾安娜撰写出版《中国的惊雷》一书，介绍了中共情况。这些研究当然还比较初步，可以视为海外中共学的萌芽。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全国执政，国际学界关于中共的研究开始蓬勃兴起，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初步形成规模。新世纪以来，海外中共学则日益成为国际学界的热点。在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等高等院校是海外中共学研究的主力军，像哈佛大学就设立了十几个研究中共的教授岗位。

海外中共学这一新兴学科具有相对明确的研究对象，包括对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党的地位、党的历史、党的建设、党的思想理论、党的国际形象、党际交往等有关问题的研究，以费正清、麦克法夸尔等著名学者为主要代表，形成了比较独立的研究和教学群体。从研究内容上看，海外中共学涉及内容比较广泛。

一是关于党的性质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史华慈和魏特夫就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是否是列宁主义政党论争过。新世纪以来，狄忠蒲、贝淡宁等探讨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民族性，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性；约瑟夫·奈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从领导人民的“致富党”转为更加注重发展民主的“民主党”。

二是关于党的历史的研究。上世纪末，《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剑桥中国史》第14、15卷）成为海外中共党史研究的名著。近年来，麦克法夸尔等撰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等著作在国际学界产生较大影响。

三是关于党的建设的研究。近年来，狄忠蒲等对新世纪以来中共党的建设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共是更具适应性和坚韧性的党。为了加强对党的理论建设的研究，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施拉姆主持了英文版毛泽东文集编辑项目，已经出版了8卷。

四是关于党的执政方式与执政能力的研究。一些学者对中共的执政方式、中共执政能力的构成要素等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共已经具有强大的韧性，能够长期执政。赛奇撰著的《中国政治与治理》、李侃如撰著的《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等，都认为中共具有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

五是关于党的主要人物的研究。在这方面，对毛泽东的研究比较多，一些国际著名哲学家如齐泽克还发表了研究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专著，认为毛泽东是“哲学王”。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以国外学者视角叙述邓小平的丰功伟绩，肯定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

六是关于党的软实力的研究。约瑟夫·奈认为中共在国内外都已经有了强大的软实力。中共的软实力是这个政党本身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吸引党员和群众自愿跟随的能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共带领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在经济管理上取得巨大成功，这是中共软实力的重要来源。

海外中共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和学术影响。例如，美国研究中共的学者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从研究情况看，绝大多数海外学者认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但也有不少海外学者的中共研究往往从西方中心论出发，抱着冷战思维，存在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一些研究成果仍然较强地反映着“西方普世价值观”。面对海外中共学的发展，国内学界应当积极回应国际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的关切，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提升有关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国际话语权，为中国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