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在党内遭到批判。许多不真懂党史的人，大都是根据传统教科书同情彭德怀的吧？但是，朱老师不认同彭德怀受冤屈，因为彭德怀坚持用中派社会主义（封建主义）反对正派共产主义，属于国民党左派的新三民主义立场。

　　一

　　在这次庐山会议上，为什么要批判彭德怀，有如下三点要注意：

　　一是毛主席在1958年11月，就提出1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目标。正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不好，毛主席才要用共产主义去代替社会主义，包括后来的文革，也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起码在方向上，毛主席是正确的。

　　二是彭德怀还为落后的社会主义制度唱赞歌。彭德怀把大跃进、浮夸风，当成是反对共产主义的理由，而大跃进、浮夸风其实是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发作，是共产主义的敌人。不是共产主义要搞大跃进、浮夸风，而是习惯于弄虚作假、欺下瞒上的儒家文化毒祸的大爆发。

　　三是毛主席说与彭德怀历来都合不来，这是正派的共产主义与中派的封建主义的路线区别。就是说，彭德怀更迷信中央，迷信上级权力，属于封建儒家的造反思想，毛更注重事业成败、人民利益和独立思考，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简言之，同样面对社会主义制度灾难，毛反对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认为社会主义犯错误），彭反对的是共产主义革命（认为共产主义犯错误）。

　　而彭德怀用中庸的封建主义假话，去反对共产主义继续革命——今天的社会主义自我革命，这就是以错误为错误辩护的错上加错，实际上反对正确的共产主义继续革命，彭被定性为右倾反共，无疑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实际上，不搞共产主义，姓资姓社都是错误的！

　　正如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指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世界，也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在斯大林国家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即传统社会主义CB制度出现大灾难的时候，自由资本主义BC制度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主义ABC制度才能解决现实问题。

　　总之，彭德怀相信社会主义正确，毛主席相信共产主义正确，彭错毛对！当然，彭并不反党，但思想比较落后，实际上反共。

　　当然，毛主席只是坚持共产主义方向正确，并无实现共产主义的科学方法，这才是后来文革天下大乱、人亡政息的根本原因。毛主席文革批儒对，但找的是杂家和法家大错。正确答案应该找道家和墨家，道本墨用，天下大吉。　　

　　二

　　有人持保留意见？按传统教科书的说法，搞共产主义就是空想、妄想、好高骛远了？

　　——当然不是！慢慢消化吧，对这段历史，朱老师认真思考过的，三十年不变。

　　历史上，国民党孙中山、蒋介石也不绝对反共。比如，孙中山说过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高境界；蒋介石当黄埔军校校长前，也高喊要为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死。事实上，他们都主张先搞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时间成熟了再搞共产主义。

　　问题是，搞共产主义就是改邪归正，越早越好！反之，搞社会主义就是走错路了，就是犯错误，怎么可能搞得好。错路永远走不完，错误永远犯不完。

　　有人问：为什么后来要为彭德怀平反？如果彭德怀错了，为什么要平反？

　　——当然不对。平反，是因为改革开放也反共，蜕变到国民党左派的旧三民主义水平。

　　孙中山有两个理论，新旧三民主义。旧三民主义是社+资，新三民主义是社+共。孙中山这个政治转变，不是真正的思想转变，而是想抱苏联的大腿，是政治投机。

　　因此，蒋介石背叛新三民主义，回到旧三民主义。宋庆龄和国民党左派坚持新三民主义。毛主席三湾改编就抛弃了新三民主义，而选择了军事共产主义。这就是解放前搞了二十二年军事共产主义的由来。

　　毛主席并不赞成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见新民主主义论，这就是毛主席与党内其他领导人的思想区别。要说实现共产主义需要条件，那就是有共产主义现实可行的文化共识即可。共产主义 ABC，就是最终答案。

　　当然，毛主席也不是没犯错误。错在大搞政治运动、经济跃进，而对文化、哲学是杂家思维，其实是哲学没文化。矛盾论，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都是错误藏在正确里，让人走了错路而无法反省！

　　朱云川

　　20250114

　　附录：庐山会议前夕，1958年底的历史背景

　　为了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毛泽东需要的不仅是生产力的提高，更要加快改变生产关系。

　　1958年年初，毛泽东就开始构想未来中国的理想蓝图，3-4月间，先后同刘少奇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陈伯达谈过“乡社合一”和公社的问题，并由中央正式提出“小社变大社”的意见。7月1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作《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讲演，首次公开了毛泽东对未来中国社会的总体方案，即把公社作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个讲演随即发表在《红旗》杂志上。

　　在8月初参观河南、山东的人民公社时，毛泽东向记者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之后，转眼间全国就开始公社化了。当时全党从实践到理论都这样认为：只要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公有化程度，便可以不断加快速度，大大提高生产力。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同时又可以进一步推动更大的跃进，一直把中国推向共产主义。

　　北戴河会议正是这样把人民公社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联系起来的。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450页。

　　此后，毛泽东非常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11月在郑州一次讲话中说：“苦战3年，再搞12年，1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而苏联只是吹牛，“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苏联的集体农庄，不搞工业，只搞农业，农业又广种薄收，所以过渡不了”。中国的人民公社就不一样了，“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产物。……是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最好的基层单位。”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宗71，第6-11、25-28张。

　　因此，毛泽东断定中国开辟了走向共产主义的新途径：“如何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如何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斯大林没有找到适当的形式，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有了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66页。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恐怕中国要抢先苏联一步了。1958年9月，中共徐水县委会发表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以后又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修改和充实，于11月提交中共中央，其具体要求是：到1960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从1961年到1963年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

　　总之，到1958年底，毛泽东不仅坚信中共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正确途径，而且感觉到，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将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社会。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将在经济建设速度上超过苏联，同时又为人类指出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只要这一切得到各同盟国，特别是来自莫斯科的认可和支持，也就等于承认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

　　以上节选自《沈志华:“大跃进”、人民公社与中苏同盟的破裂》（爱思想  2008-0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