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历史进程及主要理论成果概述

洛阳理工学院社科系 贾金玲

　　国外毛泽东研究，最早始自20世纪20年代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及其文章的译介，30年代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引发了美国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极大兴趣，而后研究扩展到西欧和加拿大，80年代后扩展至澳大利亚。根据研究的深入程度、研究的规模，大体以三大事件(1949年新中国成立、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20世纪80年代初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为标志分为四个研究阶段，各自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

　　一、20世纪2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前：研究前奏或理论准备阶段

　　国外最早介绍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应是总部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出于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在向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宣传和介绍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对毛泽东及其思想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介绍。1927年5月号的俄文版《共产国际》杂志刊登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随后又在该杂志6月12日的英文版将该文刊发了出来[1]，并评论说：“在迄今为止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出版物中，这篇报告是最为清晰的。”[2]1936年第18期刊登了由毛泽东执笔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1937年第9期刊登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9年第4期刊登了《论新阶段》等。l934年8月前后，共产国际翻译出版了第一本毛泽东文集，取名《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公开出版毛泽东文集，这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3]这些宣传报道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域内扩大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成为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前奏。

　　在西方，以美国的埃德加·斯诺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为代表的进步记者和作家，在20世纪20、30年代先后来到中国，向世界报道中国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和业绩，开了西方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先河。1929年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来到中国，在江西苏区的初创时期，她冲破了国民党对新闻的封锁，撰写了《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这是西方记者向世界介绍井冈山时期红军战斗情况最早的作品。

　　1936年斯诺来到陕甘宁边区并生活三个多月，他把在根据地的所见所闻所记写成通讯、报道等，刊发在当时美国纽约的《美亚》、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密勒氏评论报》等杂志上，在西方引起轰动。1937年10月斯诺将他在陕北的访问记等汇编成《红星照耀中国》出版，之后被译成20余种文字，向外界真实地介绍中国革命及其领袖毛泽东，彻底批驳了中国共产党人是土匪的谣言，成为世界了解、认识毛泽东及其思想最具影响的窗口。1939年斯诺再次访问延安之后，于1940年1月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刊登了《1939年同毛泽东的谈话》，介绍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和政策问题”、“国际问题”等思想。

　　“《红星照耀中国》的确使毛泽东在1937年成了举世皆知的人物。”[4]它吸引西方许多新闻记者前来中国采访报道，写下了《续西行漫记》(尼姆·韦尔斯)、《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爱波斯坦)、《红色中国的挑战》(根瑟·斯坦因)、《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福尔曼)、《早晨的洪流》(韩素音)等著作。

　　1944年6月中外记者参观团到陕甘宁边区参观访问，毛泽东同他们进行了会谈。随后，美国记者爱波斯坦写成《这就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发表在1945年9月2日的《纽约下午报》，时值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此文在西方引起很大影响；另外根瑟·斯坦因写成《毛泽东会见记》两篇、斯特朗写成《毛泽东访问记》，三人的文章都编入《毛泽东印象记》[5]在西方发表，扩大了毛泽东在美国和世界的影响。

　　1946年8月，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通过斯特朗的报道，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很快传到西方。1947年斯特朗根据她和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的谈话写成《毛泽东的思想》[6]，发表在纽约的《美亚》杂志上，由此诞生了世界上第一篇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文章。[7]

　　1948年，美国“中国学”专家费正清出版《美国与中国》一书，用一定篇幅论述了“毛泽东的兴起”，他注意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似乎是很特殊的”，初步涉及了毛泽东思想研究。这些报道和著作，扩大了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在国统区以至国外的影响，同时为西方50年代后逐渐兴起的毛泽东研究提供了许多真实可信的原始资料，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二、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50年代末：研究展开阶段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成功访问苏联，中苏关系进入蜜月期。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高度赞扬中国革命的胜利并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的国际作用。20世纪50年代初苏共就开始翻译出版《毛泽东选集》，介绍和宣传毛泽东思想。1950年12月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先于中国的《人民日报》译载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并于12月18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编辑部文章《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对《实践论》进行全面介绍和评价。毛泽东的《矛盾论》在国内公开发表后，得到苏联理论界普遍的肯定性评论。l957年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后，当时的苏联学者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1952年苏联开始陆续翻译出版俄文版《毛泽东选集》第1-4卷。

　　美国在1950-1954年间掀起反共逆流，推行麦卡锡主义，同时驻新中国的外交官或受到清洗、或遭解雇或被指控为间谍；文化界人士费正清、史沫特莱、斯诺等因同情中国共产党或客观评价中国问题而受到麦卡锡的迫害。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及毛泽东研究一度陷入低迷状态。1958年以后，官方逐渐转为鼓励开展海外问题研究，并且为研究机构提供专项基金，美国的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才出现了迅速发展的势头。

　　此时期欧美毛泽东研究较有影响的著作有：弗罗芒坦于1949年出版的《毛泽东：红色的龙》、罗伯特·佩恩1950年出版的《毛泽东：红色中国的统治者》、史华慈195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费正清、K.布兰特、史华兹195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史华兹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提出了“Maoism”(毛主义)这一专有名词，《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一书利用中共历史文献来阐明“毛主义”的形成过程和理论特点，这两本书被公认为西方开始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标志性著作。

　　毛泽东著作的传播情况：1949年10月法国的彼埃·西盖尔出版公司出版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法译本。1950年美英差不多同时出版了《讲话》英译本。中国出版和学习《毛泽东选集》的热潮影响了欧美国家。1954年英国翻译出版英文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1959年冰岛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出版了两种英文版本的《毛泽东选集》。1951年12月，美国的鲍德·考普顿编译了《毛的中国：1942年至1944年整风文件汇编》，收入毛泽东著作6篇，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三、20世纪60、70年代：热潮形成阶段

　　前苏联东欧国家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深受中苏两国、两党关系的影响。由于当年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尖锐化，中苏关系破裂，前苏联东欧国家由20世纪50年代肯定和颂扬毛泽东转为批判“毛主义”。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主要有：1968年V.G.格尔布拉斯的《毛的假社会主义》、1970年康斯坦丁诺夫和斯拉德科夫斯基等人编写的《对毛泽东思想理论的批判》、1971年科尔巴什写的《毛泽东主义的经济理论》、1972年鲁缅采夫写的《毛泽东思想的起源和发展》、1974年苏联、保、匈、波、东德、蒙古等国学者合写的《毛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政治上的敌人》、1975年G.吉尔金诺夫的《毛主义的思想体系和政策》、1977年斯拉德科夫斯基等人的论文集《毛主义思想政治本质》以及1979年由苏联、东欧和古巴等共同参与出版的论文集《没有毛的毛主义》，等等。他们全面地歪曲和攻击毛泽东思想，内容充斥着强烈的政治偏见和反华宣传。

　　攻击和丑化毛泽东的传记性著作有：1962年匈牙利的乔治·帕洛克兹·哈尔瓦思写的《毛泽东：蓝蚁国王》、1971年匈牙利的乔治·厄本的《毛主席的奇迹》、1976年弗拉基米洛夫的《毛泽东的政治传记》等，由于缺乏客观性而没有多少学术价值。

　　原南斯拉夫学者德鲁罗维奇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一书中肯定中国武装革命胜利的经验，肯定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他在书的序言中指出，与马克思预见的不同，中国革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毛泽东的功绩在于从中国实际出发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矛盾，毛泽东的著作反映了中国革命实践的策略思想。南斯拉夫哲学家普雷德腊格·弗兰尼茨基所著《马克思主义史》从1961年到1978年先后出版五版，“中国和马克思主义”一章系统地介绍和评价了毛泽东思想。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挫败了美国对华“遏制”和“封锁”的反华政策，同时中苏意识形态领域的论战以及“文化大革命”运动，都引起西方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欧美有识之士认识到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性，提出要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变为新时代的东西，为与中国和平相处而斗争等。20世纪70年代中美邦交逐步正常化，欧美学术界更是把中国问题研究作为全国性事业，进一步促进了毛泽东及其思想等的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开始获得长足的发展，形成了国外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高潮时期。美国很多大学设有中国研究机构，学术界荟萃了诸如费正清、卡尔·魏特夫、斯图尔特·施拉姆、罗斯·特里尔、史华慈、陈志让、A.科恩、F.韦克曼等一大批学者。他们借助于1960年创刊的《中国季刊》杂志为阵地，就“毛主义”的本质有没有独创性的问题，在20世纪60-70年代展开了两次大的论战，形成了可喜的理论成果。

　　第一次论战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右派”学者卡尔·魏特夫首先挑起，他针对史华慈1951年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提出的“毛主义”概念，及认为毛泽东的思想是有别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异端，或者说具有“独创性”的观点，在《“毛主义”的传说》中，提出了毛泽东的革命战略都是从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那里搬来的，中国革命是莫斯科阴谋的产物，没有什么独创性，从而形成了“莫斯科中心论”或“阴谋论”的观点。史华慈发表了《“毛主义”传说的传说》进行反击，指出他使用“毛主义”这一概念，强调了毛泽东的独创性，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毛泽东与独创性的革命战略的胜利。此后双方为驳倒对方又进行了几个回合的论战，形成了以下理论成果：《“毛主义”的“传说”或“传说的传说”》——魏特夫复本杰明·史华慈教授的评述，《“毛主义”的实质》(亨里克·夏德马的评论)和《魏特夫教授的评述》。

　　1976年在《近代中国》杂志上，欧美学者中爆发了“左翼”和“自由派”之间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第二次论战。“左翼”的主要代表是理查德·佩弗和安德鲁·沃尔德等，“自由派”的主要代表是费正清、布兰特、史华慈以及施拉姆等。论战主题是：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问题。“左翼”不同意“自由派”的“异端论”。佩弗等人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不是对马列主义的背离，而是在中国实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目标的一种革命发展战略。“自由派”学者施瓦茨、施拉姆、迈斯纳等更强调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异端性(区别)，比如认为马克思更带有“经济决定论”的倾向，而毛泽东则更接近“唯意志论”[8]。

　　通过论辩产生了以下主要理论成果：佩弗：《马列主义传统中的毛泽东和马克思》、安德鲁·沃尔德：《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社会变革》、史华慈：《再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一个答复》、施拉姆：《对佩弗—沃尔德在中国研究中的“革命”的一些看法》、金思恺：《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与形式》等。

　　这一时期欧美学者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其他著作和论文主要有：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62年)、《毛泽东》(1966年)，麦克法夸尔：《毛统治下的中国》(1966年)，陈志让：《毛泽东》(1969年)，迪克·威尔逊：《毛泽东思想在历史上的地位》(1977年)，J.B.斯塔尔：《继续革命：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79年)，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1979年)。其中施拉姆的《毛泽东》在出版后10年间再版8次。

　　60年代到70年代，欧美各国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理论成果日趋增多，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成果包括：美国的阿瑟·科恩1964年出版的《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格拉伯曼1968年出版的《毛泽东——辩证法大师》，法国米歇尔·卢瓦1971年发表的《〈实践论〉法文版前言》，美国弗赖伯格1977年发表的《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美国霍勒布尼奇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等。这些作品，主要从毛泽东哲学的辩证的方法、认识论、军事哲学的价值和贡献方面比较公正地、客观地评价了毛泽东哲学思想。

　　在文献资料整理方面的毛泽东研究的成果有：1973年施拉姆编译的《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书中收入了毛泽东在1956年到1971年的谈话与书信。1974年施拉姆编纂的《未发表的毛泽东讲话》由美国企鹅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美国布朗大学翻译了一套英文毛泽东著作的多卷本。1979年3月在德国出版了毛泽东著作的七卷本。其中第1卷包括1949-1955年间的文章，第2卷包括1956-1957年间的文章，第3-6卷是1958-1976年间的文章，第7卷是评论文章汇编。

　　四、20世纪80年代至今：反思转折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改善后，苏东的毛泽东研究愈来愈尊重事实，客观公正，对毛泽东及其哲学思想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前苏联的米哈尔·格鲁贝1981年出版的《毛泽东的遗产》、原南斯拉夫的M.彼得洛维奇1982年撰写的《从马克思到毛泽东》比较详细地分析了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肯定了它们对于中国革命进程的重要意义和价值。P.西米奇1986年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则比较系统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1992年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1、2、3期合刊上刊登了科瓦廖夫所写《斯大林同毛泽东的对话》，1993年《新时代》杂志发表瓦西里·西季赫梅诺夫的《毛泽东同斯大林、赫鲁晓夫的关系》等。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全面总结和评价。加之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公开了更多的史料，新出版了毛泽东的各种著作，西方学者据此开始反思过去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的研究更加客观、更加公正、更加深入了。

　　这一时期主要理论成果有特里尔的《毛泽东传》(1980年)、弗朗西斯·苏的《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1981年)、沃马克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年》(1982年)、施拉姆的《毛泽东：一个初步的再评价》(1984年)及《毛泽东的思想》(1989年)、迈斯纳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1982年)及《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1986年)、麦克法夸尔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5-1965)、(1966-1982)等，澳大利亚的格雷姆·扬尼克·奈特的《毛泽东的〈矛盾论〉——对解放前的版本的注释》(1981年)和《毛泽东论辩证唯物主义》(1990年)、雷蒙德·F.怀利所著《毛主义的出现：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求(1935-1945)》(1980年)、S.利斯所著《毛主席的新衣：毛和文化大革命》(1981年)、施拉姆所著《毛泽东研究：回顾和展望》(1984年)、泰维斯所著《中国的领袖、合法性与冲突：从超凡魅力的毛泽东到继承政治》(1984年)，施拉姆所著《毛泽东的思想》(1989年)、K.盖公尔所著《毛主义的形成》(1990年)、H.齐克所著《毛主义的兴与衰》(1990年)。

　　90年代以后，麦克法夸尔相继出版了《中国政治：毛泽东与邓小平时代》(1997年)、《中国后毛泽东时代改革的悖论》(1999年)。另外他所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是国外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发生原因的一部颇有代表性和影响广泛的专著，全书共分三卷，一百多万字，其中第一卷、第二卷分别于1979年和1983年由牛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并于1988年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第三卷已于1997年出版，但尚未出现中文译本。2006年8月，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合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本书中，他与沈迈克教授(瑞典隆德大学)以近800页的篇幅，再度深入探讨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问题及其详细过程。耶鲁大学历史系史景迁教授写的英文版《毛泽东传》，目前尚无中文版译出。

　　综观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与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成熟程度关系极为密切。正是随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研究的多方面展开，毛泽东的国际威望提高，毛泽东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广泛传播，才促成了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热潮。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理论成果，为我们开阔视野，活跃思想提供了平台。

　　注释：

　　[1][2][5] 陈葆华：《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评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第15页、第26页。

　　[3] 韩荣璋、肖德才等：《毛泽东思想研究五十年》，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14页。

　　[4] 费正清语。转引自韩荣璋、肖德才等：《毛泽东思想研究五十年》，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18页。

　　[6] 斯特朗：《毛泽东的思想》，孟展译，光华书屋印行，1947年4月。

　　[7] 陈裕平译：《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录》，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9-10页。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编辑组：《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四次大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1-82页。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4期)